西部计划的尴尬时刻：没有理想全为上岸，“去西部就像开盲盒”

今年是西部计划实施二十周年。2003年6月，中国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每年招录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截至2023年，已累计招募46.5万余名志愿者在2000多个县（市、区、旗）基层服务。

三年疫情结束，一切并没有好转。2023年高校毕业生1158万人，较2022年增加了191万。毕业之际，他们一脚踏进了中国经济下行的时代。为了延缓就业、增加竞争优势，西部计划成了他们考研、考编、考公的“歇脚计划”。

我们采访了11位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中有人荣获优秀志愿者称号，有人仅待满一周就申请离开，有人为了梦想，更多人臣服于现实。

大部分受访志愿者因为考试失利，将西部计划作为自己“上岸”前的缓冲台。等其他机会到来，他们将毫不犹豫地离开。也有极少部分理想主义者，满怀热情去往西部，但毫无意义的工作很快让他们心灰意冷。

不止一名志愿者提到，西部计划就像开盲盒，想像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取决于你去到了怎样的服务地，遇到了怎样的领导。“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是西部计划喊了二十年的口号。但在一位受访志愿者看来，这句口号，“换句话说，就是到吃苦的地方去。”

一场盲盒游戏

水从天上泼了下来，没有味道。衣服湿漉漉地裹在身上，邹正抬头向棚上望去，没有人。乡长坐在棚里的阴凉处，瞥了邹正一眼，没说话，回头继续着原来的交谈。

落汤鸡的滋味并不好受，但邹正不能走，他是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今天的任务是随乡长下村了解情况。这里离他工作的县政府办公室十几公里，没有公共交通，他回不去。他学聪明了，从之前被乡长独自落在村里的经历中明白：“志愿者的地位非常低，没有人会管，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他只能等待。

八月的贵州，太阳毒辣，邹正在太阳底下等了三个小时，衣服很快全干了。

下乡只是邹正的工作之一，乡长也不是邹正的直系领导。五个人的县政府办公室里，有两人是西部计划的志愿者，除开从湖北来的邹正，另一名志愿者是本县人，“每天都很清闲，领导叫他下乡，他也不用下”。

“下乡，就是给领导当挂件，什么都不用你做，跟着就行。”早上7点，食堂还未营业，他们一行人便准备出发。山路崎岖，连续四天一大早空腹坐车后，邹正身体开始不舒服。被泼水后的第二天，领导又来安排邹正下乡，邹正以身体不适为由推脱了。邹正事后听说，领导走后和其他人说他没有志愿服务精神，“是来偷懒的”。

那天是邹正连续下乡的第四天。他觉得不公平，自己不仅分担了办公室大部分杂活，还经常加班，而本县志愿者却可以安享清闲，“天天坐那玩手机，到下班时间直接走。”在不少志愿者眼中，西部计划中，本地志愿者好像拥有更多特权。

领导的非议浇灭了他最后一丝幻想。邹正回想起，刚到服务地时体会到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一个月前，邹正和另一名志愿者来到服务地后，被安排在一处廉租房里，没有窗，床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具。意识到条件简陋，负责接待他们的领导应承会提供被子和生活用品，几天后却又改口说安排不了。邹正后来再托这位领导向附近学校借几张空桌子放他们的行李，但直到离开，他也没见着桌子的影子。

失望的次数多了后，邹正对这里渐渐放弃了幻想。“第一次会有情绪，会向上级报告，会找书记解决。第二次可能还抱有希望。但如果没有一次被重视，还需要试第三次吗？你已经知道你的处境了，没必要再做多余的浪费时间的事情。”

说到义愤填膺处，他想起了团委的“空头支票”。在前往服务地之前，负责志愿者协调工作的团委召开过一次动员会议。团委领导在会上信誓旦旦，志愿者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团委报告商量，团委会站在志愿者的角度帮助解决。

泼水事件后的第三天，邹正向团委主任提出了调换服务地的申请。事情在主任这里有了新的解释——繁多的工作变成了领导重视和信任，差异化的待遇变成了职责不同。事情也有了新的意义——“乡镇的工作繁多且辛苦，也正是这样才需要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到一线服务，改变乡村现状，这也是西部计划的意义”。

西部计划就像开盲盒。不止一位志愿者提到，境遇好坏完全取决于直属领导。邹正也听说过好领导，每个月自掏腰包给志愿者几百元的补贴。他想，可能是他运气太差了。

可“运气差”的是大多数。打开了同样不合心意的盲盒，分配到新疆巴州的李亚菁决定离开。

李亚菁刚到服务地后的四天里，先后看了三套房子。从第一套“建筑垃圾房”到“原来新疆也有这么好的房子”。但这套设施齐全的精装修两居室，只能暂住。在她反复要求下，负责接待的一位局长带她去住建局申请一套比“建筑垃圾房”稍好的房间。三天后，李亚菁看到了审批下来的房子，崩溃也从这一天开始。

有过“建筑垃圾房”的经历后，李亚菁做足了心理准备，但依然对未来一年的住所感到绝望。这是一栋廉租房，楼梯狭小逼仄，腥膻的气味撞进鼻腔。客厅没有家具，正对房门的，是一个洗手台。卧室的床只有床板，墙面很脏，紫色的，疙疙瘩瘩的触感。卫生间没有热水器，厨房空荡，唯一称得上是家电的是两个水龙头，其中一个是坏的。

李亚菁在心里盘算了一下需要添置的家具和日用品，是一笔不小的费用。7月到新疆，9月才发工资，她不想再跟父母要钱。等不及当地安排，李亚菁自己买了杯子、床垫、地垫、冰箱和空气炸锅……2000元，四分之三的工资。

像李亚菁这样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为自己打理服务地住所的志愿者并不是少数，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志愿者分享了自己改造房间的vlog。

团委得知情况后表示单位有义务给她解决生活困难，至少要配床、洗衣机和热水器。李亚菁不抱希望地给局长发信息。局长说书记不在家，等书记回来。好不容易书记回来了，书记说，单位已经很穷了，等其他工作人员回来一起解决吧。

事情就此搁置，再没有人提起帮她张罗生活必需品。

书记给出“解决方案”的第二天傍晚，李亚菁收到了局长叫她们搬离暂住“精装房”的要求，毫无余地的“必须马上搬走”。这是他嫂子单位的房，原本说借住两晚，到现在已经一个星期，局长也无能为力。

这在李亚菁看来是个信号。原本还在犹豫要不要离开，局长的“马上搬走”，在她听来就像是神灵在告诉她，别犹豫了，走吧。

李亚菁向朋友借了7000，买了第二天的回家机票。她觉得是新疆赶她走的。

脆弱的理想

李亚菁走了，与她同来的女孩还留在巴州，住进了“建筑垃圾房”，因为想考编。

西部计划有独特的加分政策（注：不同地区略有不同），志愿者服务满一定年限后，研究生初试加10分，事业编笔试加6分，同等成绩下优先录取。

这6分在李亚菁看来微不足道，“我学一年，怎么着不能学满六分？”她也不在乎西部计划的其他补助。她说，参与西部计划是为了理想。

报名西部计划前，李亚菁在网上查询过志愿者对西部计划的评价，唱衰者多。但这并没有打消她想去西部的想法，她当时觉得那些志愿者没有奉献精神，也不懂坚持。而她，比大家能吃苦。

面试时她对面试官说，我是生长在海边的孩子，想去看看远方的山、水，甚至是沙子。如果远方的人想来我生活的地方看看，也希望我能帮到他们。

为了西部计划，她辞掉了家里每个月6000多元的工作。一遍遍安慰父母，我还年轻，我能吃苦。在服务地待了仅仅一个星期，李亚菁就做了逃兵。“西部计划没有任何意义，现在看那些从西部计划跑了的人，我只觉得跑得好，给他们鼓掌！”

在最新发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补录计划中，2023-2024年需要补录1137位志愿者。也就是说，在近万人的志愿者中，有十分之一选择离开。

真正为了理想去西部的是极少数，在江苏苏州上大学的张心雨也是其中一位。

西部计划服务地不止西部，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河北、安徽、江西等省份也有地区包含在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待遇高、条件好，是绝大多数志愿者心中的第一志愿，也意味着竞争更大。

李亚菁的第一志愿是兵团，但学校只有两个兵团名额，排名第四的她选了新疆巴州。张心雨则很轻松地就成为了兵团的志愿者，因为学校报名人数极少。“江苏省报名的人蛮少的，相对其他省份竞争没那么大。”

张心雨去西部的原因很简单，她想当兵，这是她从小的梦想。看到兵团两个字，张心雨不假思索地报了名。在申请西部计划之前，张心雨只投过一份银行的工作。在去往新疆的路上，她收到了面试通知，但火车已经开了。

进兵团并不意味着当兵，张心雨到达兵团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天真。会计专业的她被分配到财政所工作，日常做账，工作没有很大难度，“也没有很大价值。”她话锋一转，“但团里会举行一些活动，我们会参与种树、摘棉花，感觉很有意思。”

这可能是她能想到的唯一价值。

大陆官媒曾报道过不少杰出西部志愿者的故事，2003年首批西部计划志愿者典型李学付就是其中之一。李亚菁和张心雨正是被这样的故事鼓舞，对西部心生向往。

有人逃离，也有人对西部仍抱有期待。专科学历的程笑奕，自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就立下了毕业时去西部的志向。后来她发现，自己连迈出第一步的资格都没有。

西部计划的宣传页跟着录取通知书一起送到她手里，点燃了她的理想主义。当过兵的父亲告诉她，奉献很好，人要实现个人价值。程笑奕家庭困难，求学阶段，因为她贫困生的身份接受过不少社会资助。被帮助后，她也渴望帮助别人。西部计划就是她理想中的奉献。

很多人说西部计划苦，但程笑奕觉得没什么。可能因为出生在农村，她习惯了艰苦的环境，工作中的辛苦反而令她向往。

接到西部计划招募通知时，读护理专业的程笑奕正在徐州实习。去年4月15日，程笑奕看到年级大群里老师转发的西部计划招募通知，激动地把手机举到妈妈面前：“你看！这个来了！我要报名了！”

妈妈支持她，过去三年她已经听女儿说过太多次要去西部的心愿了。还有一层更现实的原因，参加西部计划可以免除2.4万元的助学贷款。

整个下午，程笑奕蹲在沙发前，捧着大姨三年前送她的二手ThinkPad报名。电脑很慢，点江苏，点苏州，一长串学校名单缓慢加载出现在页面上，但唯独没有自己的学校。一开始，她以为是电脑原因，隔一会就刷新一次，期待学校名字突然蹦出来。直到腿蹲麻了，也没有看到自己学校的名字。

程笑奕从班主任那得到在答复是：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支持西部计划。

“只能说是遗憾。”程笑奕觉得，西部计划招募的是优秀大学的学生，补录才可能考虑专科生。但我们学校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它不属于我。”

“精英的反面”

对更多人来说，去西部是无奈之举。在山东青岛上大学的许一林，2020年毕业时遇上了疫情，没有毕业典礼，也没办法实习、找工作。“如果有份大厂实习，可能还比较好找工作。”但他们这届连出门参加面试都成了奢谈。

西部计划成了彼时他能抓住的唯一机会。小镇出生的许一林上大学后发现了世界的多彩。大学四年，许一林接触到了不同人群，参加各种音乐节，是迷笛的常驻志愿者。但他不喜欢同期的志愿者，因为他们，“一看就是精英的反面”。

“你更喜欢和精英待在一起还是更喜欢……如果觉得那些人都很反面的话，肯定很失望，对吧？他们说话做事都不太行。去西部计划的很多人都是因为走投无路。西部很缺人，只要人来了就可以，不用你有多优秀。”

一年期结束，许一林准备离开。离开前单位书记拉他喝酒，先夸了一番，又拍着他的手问，要不要考虑再留一留，好不容易来了个人才。许一林当没听见，酒一杯一杯下肚。马上能走了，他想。

比许一林晚三年毕业的韩雅茜是贵州人，在广州上学。毕业时疫情结束，她学着被称为“万金油”的汉语言专业，就业选择权极大。但疫情后遗症——就业难、失业潮和经济下行影响着她，她渴望稳定。

韩雅茜决定考编。在动荡中一切照常的国家编制是唯一能提供确定性的岗位。

考编竞争和三年前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韩雅茜决定先报名西部计划，满两年后有身份有加分，竞争压力会小很多。贵州很少有外省志愿者，韩雅茜学校一共4个名额，100多人报名，只有她报名了贵州的西部计划。学校团支书看到申请后，直接推荐到了地方。

韩雅茜的目标很明确，考取家乡的编制。每天五点下班后韩雅茜就在家学习两三个小时。在岗一个多月，韩雅茜已经参加了一次事业编考试。单位也很支持，请假就批。单位领导还跟韩雅茜说好好学，加油早点考走，好像已经习惯了志愿者把西部计划当作跳板的现实。

没有足够的学习时间也是促使邹正去西部的原因之一。报名西部计划前，他在武汉找到了一份短视频策划工作，月薪7000元左右。早八点到晚十点，周末单休，经常加班。工作太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与韩雅茜同样渴求稳定。“小公司流动性很大，很可能因为绩效不好辞退你。”他想考研，之后读博，进入高校做老师。

在上海就读于一所政法类大学的孟浩然，考研失败后，也选择了西部计划。

孟浩然的第一志愿同样是兵团。兵团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小红书上说兵团钱多，他也想走得更远一点，去最西部看看。

在新疆的第一年，孟浩然就评上了团委颁发的优秀志愿者称号。评选流程在孟浩然看来“没有很严格”。先是支部（大概20-30人）互相打分，再由团委根据志愿者这一年参加的志愿服务活动评分，活动包括彩排演出、下乡帮扶等。孟浩然去年一共有70多个志愿服务小时。“优秀志愿者挺多的，分差不大。”

2022年，上海市一共80名应届生报名兵团，只有20个名额。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23年上海共1262名应届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报名西部计划，最终确定148位志愿者入选。近3年上海西部计划项目报名人数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242%、160%和208%。

三年疫情后，应届生就业难早已是社会共识，大多数人在临毕业之际选择考编、考公、考研或是出国留学。2023年8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自当月起，暂停公布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

西部计划成为应届生延缓就业的“喘息计划”，这里提供岗位、食宿、补贴，给不能全职备考的应届生另一处歇脚地。

除了西部，还能去哪？

今年六月，石辣结束了自己为期三年的志愿者工作。她对每一个向她咨询的学弟学妹说，“廉价劳动力，别来。”

石辣也把西部计划当做过渡，想利用这段时间考编上岸。但正式工作后，被以“锻炼年轻人”的名义增加了太多工作，无法专心备考。石辣上一次考编以一名之差落选。她后悔参加西部计划，猜想假如一开始就专心备考，也许早就上岸了。

孟浩然也在今年结束了他的西部计划。9月份，他正式入职了北京一家公司。在兵团做志愿者时，孟浩然每个月到手7400元左右，但他觉得西部计划只能培养一个在政府里什么都能干，但什么都干不精的人。这也是他离开的原因。他现在的工作平台更高，内容专精，更适合年轻人发展。

刚到北京，孟浩然有一些“戒断反应”，尤其不习惯北京频繁的堵车。但也对“地铁站自动售花机”感到新奇。他用“大开眼界”调侃差异，在新疆，只能在为数不多的花店买花。

与孟浩然一同进兵团的20名上海应届生，有很多人中途离开。有人待了不到一个星期，有人熬了半年，有人艰难地做满一年才走。

仍未离开的志愿者，更多用“熬”来形容自己的状态。

今年是张乐乐在重庆两江新区做志愿者的第二年。张乐乐分配到的单位离家6公里，同事友善，岗位对应大学专业，空闲时间远大于工作时长。扣完五险每月工资3000多元，还有1400元的住房和餐补发放到超市卡里，张乐乐能存下些钱。最重要的是，“领导非常好，把你当孩子”。

有一个好领导不意味着没有烦恼。第一年让张乐乐烦恼的是团委时常下达的任务。活动很多，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并不轻松。每一次活动记一分，小组组长会核查出勤率。
一份工资，做着单位和团委两份工作，名义上的双休时常变成单休。几乎所有志愿者都收到过团委“这会关系到续约哦”的软威胁。而续约关系评优，也影响着服务期结束后能否增加考公的背景优势。

相对于第一年被团委管制，第二年的困难更多是精神内耗。去年的工作经历让她明白，在政府最重要的是写材料的能力。张乐乐也编写过一两段材料，但“写得并不好”。她想过向主任请教，但又觉得没必要在志愿者岗位上投入太多精力，“我迟早要走，不想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奉献很大价值。”

西部计划对张乐乐来说，收获的是“办事的智慧”和有利考公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决定，做完今年就离开。

一年过去，程笑奕在徐州已经是一名正式的护士，一个月工资3000多元，靠自己还完了助学贷款。

毕业前，程笑奕家已经脱贫，有一个小房子，爸爸买了一辆车，姐姐也已经工作。就在生活刚刚出现转机时，妈妈查出了乳腺癌。“这个时候又要感谢国家，国家的医疗报销让我们减轻了很多负担。”程笑奕说。

前不久，她报名了专升本考试，希望学历升值后能挣得多一点。

程笑奕还是会看微信公众号“西部志愿汇”的推文，在她眼里，志愿者都很优秀。程笑奕也理解西部计划的筛选，“毕竟高等大学的同学知识面更广，眼界更高。”

抖音已经不再给她推送之前常刷到的志愿者视频了，“可能它也知道了我没资格。”她希望西部计划能公平一点，普遍一点，谁都有机会，让她能有迈出第一步的资格。

最近，程笑奕在了解没有筛选机制的独立支教。她今年22岁，等再过三四年，她计划去山区支教，想告诉山区的孩子走出去很重要。

李亚菁没有告诉父母已经放弃西部计划，“当时满怀信心为了理想，待了几天就灰溜溜跑回来，脸上挂不住。”她把全部希望押注在今年的研究生考试，她必须上岸。

留下的人则和邹正一样，蛰伏。等无法忍受，等服务期满，等考试上岸。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