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不语怪力乱神：当共产党化身为驱魔人，中共如何在乡间改造社会？

【编者按】在农历七月十五的鬼节（也称中元节、盂兰盆节），特约撰稿人小田给我们带来一篇关于中共与鬼神最新研究著作的书评。这本有趣且重要的著作从中共的反迷信运动和政治宣传的鬼故事切入，探问中共和宗教的复杂关系——此处的宗教并非指具体明确、有组织有教义的建制性宗教（如佛教和道教），而是指涉普罗大众根深蒂固的信仰世界。与此同时，本书介入更宏大的“中共和（汉人）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讨论，个中的思考同样启发我们理解中共的革命历史和政党特质。

在人鬼相杂的乡村发动革命、改造社会，无神论的中共如何处理群众的鬼神世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党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和摒弃鬼神观念，并竭力打压宗教信仰，但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

让我们先说一个陕北的鬼故事。

“革命圣地”闹鬼

话说在1944年春天的延安县聚财山，本来乡民已翻身享太平，正热火朝天开荒种地，谁料这“革命圣地”的外围竟夜黑鬼叫，闹起鬼来。据说这鬼无下巴，舌头长伸，脸上血淋淋的，一到晚上便撩土块打门窗。如此闹鬼实在吓人，政府遂派员入乡调查。但这鬼倒也不怕，当日晚上先撩土块，后放火烧草，更将一只毛绒绒的死山鸡丢在乡长和助理员床上。

“说有鬼真有鬼鬼真厉害。这一只死山鸡那达飞来；我只说公家人不讲迷信，谁知道他胆子小怕鬼怕神。”公家人败走离场，有人更丢家产搬走。

翌日，当地巫神程项路见瞎子说书人，便请他说个太平书敬神，而程项的“二流子”（指游手好闲的人）助手鲁四则聚集乡民齐来听书。只见鲁四抱方斗于窑外，瞎子摸出红布神牌，上写玉皇大帝之神位，其余人等则一一下跪。当琵琶弹起，瞎子甫安神说唱，程项惊呼神牌坐著一小人，那人正是红鞋女妖精！

Enchanted Revolution: Ghosts, Shamans, and Gender Politics in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1942-1953

作者：Xiaofei Kang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版日期：2023年6月

众人惊恐失色，但程项却手舞足蹈，跳上桌位。“可怜可怜真可怜，你们大祸在眼前；白天吃的阳间饭，晚上走得鬼门关。不怪天来不怪地，只怪你们不信神。”原来是玉皇神附身程项传话，他指示众人要找程项捉妖精，更要乡民交三十万元建庙谢神恩。一时之间，乡民没有共识，拿不定主意是否集资，正讨价还价之际，玉皇神生气离去，而红鞋女妖精则留两千元给瞎子说书人。经此一事，乡民更加人心惶惶。

公家干部初次调查不果，再派高级的区长和保安员入村。一别三日，鬼更显凶恶，有人说自家的牲口解脱，有人说自家的水缸打烂，还有人说门窗喷上血块，又腥又臭。程项更言，自己曾在夜黑时亲眼目睹，脑畔站著三人说话。区长不信邪，和乡长、保安员继续调查。是夜三人来到鲁四院子，上半夜还无事发生，下半夜却风到鬼到，狼叫、鬼哭、女人的阴惨哭声声声入耳，三人吓得呆立，区长连开两枪打鬼，却一枪不响。那边厢，程项家也有血腥鬼来袭，程项老婆的炕上和脚板上全是血，吓得半死。此时程项光著上身，念念有词，原来他又被神附身，问乡长是否救人，乡长回话，“能治就治吧！”不一会，程妻得救，鸡也鸣叫，而政府人终于相信有鬼，再次灰溜溜的回去。

政府捉鬼连番受挫，鲁四多次向乡民讨三十万盖庙经费不果，此间鬼事不绝。又过一段时间，这次轮到级别更高的张科长和三位警卫员调研，他笃信“聚财山不是鬼一定是人”。调研期间，除了上述鬼事，张科长还听到有人说这鬼留下脚踪，有人说见一人穿白褂进牛棚，又一人穿绿红裤挂于水沟边。张科长拒信，称满足三大条件他才信有鬼。一是鬼喷血到他脸上，二是鬼撩土打到他院子，三是鬼和他直接谈话。只要符合三个条件，张科长更答应动用公权力，写手续给鬼盖庙。

在张科长心中，他对乡间鬼事已了然于胸：是谁传闹鬼？是谁说亲眼见过鬼？又是谁请说书人过来？经过一轮侦查，张科长果然搜到留脚印的女红鞋、听书的小人人，还有装血的洋铁桶。当鬼再次丢土过来，警卫员先捉到鲁四，后在众人协力下捉到程项及其老婆。起初程项还死口不认，但老婆化身污点证人：“程项他是个畜牲，他常打我，他教我做小红鞋，那一天区长来，他叫我装血迷，把羊血倒在我的腿板上，我不要他这男人，科长替我伸冤！”

盘问之下，原来一切源于政府没收程项的三山刀（巫师的道具），他心有不甘便装鬼吓人，骗人钱财。

“这件案子总算破了，大家看这鬼还有没有？”“没有，政府说啥就是啥。”故事的最后，张科长教育众人破除迷信，号召众人开“反巫神”群众大会，一同听巫神现身说法如何装神弄鬼。

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政治信息明确——以上鬼故事名为《红鞋女妖精》，其原形首先在1944年的《解放日报》以新闻报道发表，其后被延安文艺工作者改编成秧歌剧和说书，广为流传。这个故事，也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宗教学系副教授康笑菲在其新著Enchanted Revolution: Ghosts, Shamans, and Gender Politics in Chinese Communist Propaganda, 1942-1953（拙译：《魅惑的革命：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里的鬼魂、巫觋与性别政治，1942-53年》）研究的一个案例。透过渲染怪力乱神来反怪力乱神，传统女鬼与驱鬼的旧故事被重新包装，康笑菲借此告诉我们，宗教的鬼神世界和中共不只是敌对的关系，其语言、修辞和世界观同样支撑中共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合法性。

在这本有趣且重要的研究著作中，康笑菲从中共的反迷信运动和政治宣传的鬼故事切入，带我们探问中共和宗教的复杂关系——此处的宗教并非指具体明确、有组织有教义的建制性宗教（如佛教和道教），而是指涉普罗大众根深蒂固的信仰世界。与此同时，本书介入更宏大的“中共和（汉人）中国文化传统”关系的讨论，个中的思考同样启发我们理解中共的革命历史和政党特质。

党成驱魔人

从《魅惑的革命》可见，无论是《红鞋女妖精》还是其诞生的“反巫神”运动（1944-1945），当中的政治意涵和话语结构并不简单，背后牵涉中共如何调和有内在张力的两种宗教态度。

一边厢，中共承继五四高举的科学民主、革命启蒙话语，将鬼神世界打成封建迷信，主张用“科学”取代传统的宇宙观。同时，中共信奉的马克思唯物史观则认为宗教是阶级压逼下的精神鸦片，只存在于人类进化较落后的阶段，在科学、理性和民主取得胜利并实现无阶级社会后，宗教将走向消亡。而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中，神权，即“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更连同政权、族权、夫权，视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另一边厢，战时延安采用实用导向的统一战线策略，不主张疾风暴雨式消灭宗教，而是对宗教既联合，又斗争。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指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据此精神，文艺作品和政治宣传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认真学习他们的语言，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符合他们的审美趣味。

因此，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鬼神故事和迷信元素在中共的政治宣传中并非消声匿迹，而是改头换面。根据康的研究，《红鞋女妖精》植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民间传说。在北方和西北许多地方，都有“毛鬼神”（“猫鬼神”）的民间传说，她们出没于房屋，伤害家畜，附身男女使其生病和疯癫，更变成异性迷惑众人。在陕北地区，像程项妻子一样的血腥场景，通常被归咎于“血臭鬼”，人们相信这种鬼从坟墓中出来缠扰人们。由此可见，《红鞋女妖精》中的妖精其来有自，表现的是活在民众世界的真实恐惧。

与此同时，《红鞋女妖精》如同很多中国传统故事一样，讲述的正是官家驱邪赶鬼的故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学再现中，地方官员和鬼神的斗争旷日持久，能否镇抚甚至驱除鬼魂直接影响管辖区域的秩序和安定。自宋代以来，官员便以各种驱魔手段来治理鬼神，从阳间官僚权力、军事武装到采纳道教仪式。在广为人知的包拯故事中，包青天就靠皇帝赐钦赐的青天三铡刀“日审人，夜审鬼”，为阳间和阴间世界伸张正义，驱逐邪恶势力。说书版本的《红鞋女妖精》名为《平妖记》，里面提到村民在张科长揭穿巫师把戏后称他为“张青天”，在在说明传统文化的痕迹渗透到革命的叙事——当邪恶势力破坏根据地的太平，党便化身驱魔人。

有趣的是，党敌视巫觋的态度和帝制晚期的王朝官员一脉相承，因为无论对王朝还是革命政府，巫觋都是意识形态的异端，只是王朝政府常联合“三教”（儒道佛）压制巫觋，而中共则借用科学的话语。

改造巫神

延安以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一场全党思想改造的“整风运动”著称。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红鞋女妖精》的背景“反巫神”运动（1944-1945）是整风运动延伸至党外人士的最先尝试之一，并为建国以后的群众运动设下重要的参考案例。在这场主张破除迷信的运动中，“封建文化”并非完全扞格不入，而是有意无意间占有一席之地。

整风运动从建构论述、听取和精读政治文件开始，继而待教育人士排队摸底和审查，向党交心交代个人历史，最后经过高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旧人得救，新人诞生。放在“反巫神”斗争的处境，建构政治论述的过程还和一场瞩目的命案审讯有关。在1944年4月16日，2000多名群众聚集延安的中心广场，他们参与巫神杨汉珠的公开审讯，他被指杀害居民常志胜的26岁儿媳白氏。两周后，《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一篇名为《本市杨家坪巫神杨汉珠伤害人命判处徒刑》的社会新闻报导，并配发社论《开展反对巫神的斗争》，奠定反封建迷信的论述基础，拉开反巫神的战幔。

在这篇报道中，杨汉珠指怀孕的白氏受到“鬼病”的困扰，于是进行了一系列驱鬼的仪式，包括在她的手和鼻孔下连扎了三根钢针、用桃树枝抽打她、用油浸扫帚在她的房子扫火，并在她面前点燃鞭炮。在狂风夜，杨更将白送到磨坊绕场一圈跪下，然后在她的头上放鞭炮，直到她昏倒送回家。后来白氏流产，杨汉珠继续他的驱鬼仪式，不但剥去她的衣物，用桃枝和驴蹄抽打，还用鞋带绑住白女士的中指，再用筷子夹紧，直到绳子压进她的肉里，大量流血。更可怕的是，杨强迫她吃驴和马的粪便，并烧红铁棍，烫她的鼻孔里匿藏的鬼，甚至在她的生殖器上燃烧黄纸。白氏求救无门，最后不堪虐待断气身亡，而家人因斥巨资驱鬼而破产。

借渲染怪力乱神来反怪力乱神，可以想像如此绘形绘色的报道引人注目，并在边区口耳相传。但康笑菲质疑了报道的可行性：农村地区多寻求女巫和产婆应对不适的孕妇，为何常家却雇用男巫师？何以家人任由自己家的媳妇在其眼皮下虐待而不置一词？巫师驱鬼仪式的暴力常常施加于自身（如吞剑）或者稻草人，杨巫神是否真的如此侵害白氏？

更进一步，康笑菲指出这个反迷信的叙事是高度性别化的，形塑一个中共拯救女性的雄浑叙事。一个沉默的受害女性，一具被摧毁的生育女性身体，始终占据反巫神叙事的中心。在帝制中国，女性身体的纯洁、贞节和生育至关重要，中共的反巫神故事利用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构成牵动人心的叙事力量。这一叙事的深层结构是，当农村妇女受到神权摧残，传统家庭的父权无力抵抗，一个新的雄性形象带著科学的力量而来，那正是中国共产党：他不仅拯救女性于封建迷信之中，还重夺女性生育的话语权。

在乡村世界，巫神本是捉妖打鬼、救病医人的专业人士，如今在党的宣传上却被“妖魔化”成了假托鬼神、谋财害命的凶手。除此以外，党报还将巫神形容为“鸦片鬼”和不事生产的“二流子”。但是，党眼中的巫神虽有罪但罪不致死，在那个中共需要自力更生、生产自救的年代，巫神是不可放过的劳动力。于是党宽大处理，推动巫神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做一名投身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光荣劳动者。

具体而言，这场改造巫神的运动首先从党考察巫师群体开始，党会挑选最服从和老实的巫师作首批再教育目标，并促使表现良好的巫师坦白交代。接下来，政府人员带领悔过的巫师巡回，目的是教育其他巫师和村民。当足够多的巫师服从党的教育，为期三天反巫神大会召开，过程有领导讲话和巫神的坦白发言。此后，党的工作人员还与每位巫神单独会谈，安排他们进小组学习，并带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型会议中。最后，改造运动以巫神的立约结束：“我们约定，再不务神。遣送斩剁，都是骗人。讲求卫生，破除迷信。各种嗜好，都要改正。参加生产，闹好家务。互相监督，教育别人。违犯此约，甘受处分。”

教化和修身自省虽是儒家传统，但改造巫神运动显然也有类似的形式。在道教、佛教和民间宗教的仪式，于神灵面前悔罪思过、发誓改过是常见做法，改造巫神同样借鉴了这一种形式，只是新的权威是带著科学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明清时期，乡间流行乡约，由村中领袖订立邻里乡人共同遵守的的规约，维护“礼法统治”，巫神改过自身的立约也有乡约的影子。简言之，改造巫神的方式并非全然是中共的发明，个中有传统文化和宗教生活的印记，巫神和乡民是在熟悉的设定和仪式下行事。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边区的反巫神和卫生宣传同步进行，不但借鉴传统文化，还参与传统文化活动。陕北地区多庙会，这些庙会集酬神、娱乐和做买卖一身，是人民群众聚集的热闹节日。看准庙会的热闹，中共也参与庙会宣传反迷信和卫生知识，从筹办庙会、安排展览和文艺表演到派驻医生等等。从书中可见，庙会有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中共不一定能主导庙会的筹办和改造，就算改造也不容易成功，反而很多时是党融入庙会作政治宣传，成为庙会活动的一部份。由此看来，民间的习性和宗教的力量深入民心，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政府驯服。

新鬼旧恨

除了陕北的老人家，无论是反巫神运动还是《红鞋女妖精》，在今日中国的公共记忆中都未必留有印记。中共建国后，由于服务新的政治需要，新的政治敌人和鬼故事纷至沓来，覆盖了原来陕北的巫神和红鞋女妖精。

在1949年后，中共进一步消灭被称为“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但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分子和右派这些阶级敌人，才是政治斗争的主角。因而反巫神的《红鞋女妖精》亦变得不合时宜，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讲述阶级矛盾和中共救世的《白毛女》。这个家喻户晓的政治鬼故事有多个版本，在1967年文革期间成为样板戏，其要旨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故事发生在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17岁的佃农姑娘喜儿本来和父亲杨白劳相依为命，并与邻居青年农民大春相爱。因生活所迫，杨家向地主黄世仁借了高利贷，后者看中喜儿，迫使杨白劳卖女还债。在农历新年前夕，杨内疚自杀，喜儿被迫与大春分离。在黄家，喜儿每日都受到地主的信佛母亲虐待，后来更被黄奸污。当黄及其母亲打算卖走怀孕的喜儿时，喜儿逃到山洞并诞下孩儿。在荒野和山洞生活三年，她衣衫褴褛，全身毛发变白，成为活生生的鬼魂；有次她在寺庙祭坛偷食物时，被村民发现，以为是“白毛仙女”降世。其后，曾经离村而加入八路军的大春随军回乡，带领新政府替喜儿申冤雪恨。故事的结尾，地主黄世仁受到群众批斗，地主和财产重新分配给农民，而喜儿和大春有情人终成眷属，和其他村民过上幸福美满的农耕生活。

康笑菲发现，这个原是口头故事、后来经党的文艺工作者改编成秧歌舞（1943年）和歌剧（1945年）的政治宣传，本来传递的是《红鞋女妖精》一样的反迷信叙事。然而，这个政治主旨不够宏大，于是改为突出旧社会和新社会的鲜明对比，并强调阶级仇恨和农民解放。在国共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中共的政治宣传不能再停留在延安时期的反迷信社会改革，而要凸显中共比政治对手国民党优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冤鬼复仇，重见天日。喜儿代表旧社会的鬼魂，大春体现新政府的光明；一个受害女鬼的救赎，正是中华民族的救赎。在这个故事中，中共驱邪除恶，批斗阶级敌人，带领苦难的中国人走向人民解放的理想世界（新中国）——党正是中华民族的驱鬼大师。

阴魂不散、阴差阳错

最后，让我们回答本书的标题：魅惑的革命（Enchanted Revolution）。这个概念来自韦伯的袪魅（disenchantment），指科学、理性和现代性将引致“世界的袪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而宗教将失去魅力。

中共应许一场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革命，建立一个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康笑菲却告诉我们，原来中共的政治话语和传统宗教有错综复杂且不无矛盾的联系：鬼神阴魂不散，阴阳观历久不衰，只是被革命叙述移形换位，新瓶装旧酒。事实上，革命恍如“旧中国”的“天命”，中共的革命恰恰生产新的魅惑覆盖旧的魅惑，令陌生的意识形态变得熟悉。在革命狂热的年代，我们还看到中共在文革用“牛鬼蛇神”指涉知识份子，而毛泽东被神化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就像“旧中国”拥有超凡力量的神灵。党并非不语怪力乱神，反而持续借鉴甚至生产“政治正确”的鬼神话语。

当然，政权从来不能垄断鬼故事的流通和意义变异。就如书中指出，《白毛女》的讨论竟然阴差阳错地在2022年的中国卷土重来。这年初，一条关于中国农村八孩母亲的短视频在微博上引起网友热议，视频中的女子穿着单薄，手中拽紧一把筷子，脖子上拴着铁链，被锁在一间老破土房里，脏乱的炕子上还有一碗冷掉的饭和馒头。这个视频旋即引起风波，被称为丰县锁链女事件。在舆论热议中，有人将丰县锁链女类比为现代版的白毛女，更改编《白毛女》的曲调，矛头直指不作为、怠政和包庇罪恶的政府，以及压迫妇女的社会制度和文化。

“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杂。”“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仅以《喻世明言》和《白毛女》的两句“鬼话”作结。

其他参考资料：

1. Jan Kiely, Vincent Goossaert, and John Lagerwey, Modern Chinese Religion II: 1850 – 2015 (Brill:Leiden, 2016)

2. 宗树人、夏龙、魏克利主编：《中国人的宗教生活》（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3. 林振源、潘君亮主编：《优游于历史与田野之道：劳格文教授荣休纪念译集》（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

4. 裴宜理 （ Elizabeth J. Perry）：《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

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6. 周锡瑞 （Joseph W. Esherick） ：《意外的圣地：陕甘革命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1年）

7. 彭丽君︰《复制的艺术：文革期间的文化生产及实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