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文書和情感勞動：一位事務律師的職場浮生記

【编者按】“其实你返工有咩做㗎？”——这个问题，你有问过别人或被人问起吗？

这个来自日常的问题，启发我们开启“返工这回事”这个新栏目。在当代社会，工作主宰我们的生活，既定义个人的身份，亦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在“隔行如隔山”的区隔中，我们并不容易看见彼此——从恒常的工作劳动，到行业内的语言词汇、职场文化、人际关系、性别分工、权力层级以至价值体系。借此栏目，我们希望打破边界，深入聆听多位“打工仔”的行业见闻，不但走进社会各行业的“贴地”日常，亦从职业的视角观照当代社会的切面和现象。

在港人的印象中，律师风光富裕，受人尊敬，但现实又是怎样？本文访问了事务律师棉先生（化名），诉说真实的律师职场见闻。起初任职于本地商业律师楼，后来转到关注弱势群体的律师行，棉先生在这两份迥然不同的法律工作中，奔波在当事人、律师行和法庭之间。权力、文书和情感劳动三重漩涡如何拉扯他的肉身和灵魂？

“我坐在一条破洞的船，只有我一个人把水拨出去，其他同船的人依靠我拨水出去。我一边拨水，一边担心船将沉没，同时还要安慰船上面的人。”

事务律师的起点

当十七岁的棉先生面对大学选科的抉择，他首先获录取的是大学的服装设计系，但考虑到未来职涯的不确定性，棉先生最后选择了法律系，因为法律学位似乎能带来更稳定的工作机会。

“法律系有它的fixed certainty。在我衡量职涯的时候，我评估自己能完成法律学位的可能性比完成设计学位更大。”

在香港，律师分为大律师（Barrister）和事务律师（Solicitor），两者最主要的分别在于代表当事人出庭陈述的权利。一般而言，需要经过审讯的案件以及司法覆核案件，只能由大律师代表当事人上庭，而事务律师在区域法院或高等法院则多数负责处理程序事宜，如申请延期等。只要需时较短或不涉及复杂程序，一般事务律师亦能在区域法院以及高等法院代表当事人处理程序以及案件事务。

“我很清楚我无法胜任大律师这份工作，但我知道以我的能力和技能，我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事务律师。”在取得法律学位后，棉先生必须在律师楼实习满两年，才满足执业课程的职训要求。

这是一场残酷的磨练。

实习两年：食物链底层的生活

棉先生在一家香港本地的小型商业事务律师楼开展实习生涯。在这类型的小律师楼中，通常由数名事务律师和合伙人组成，当然，也包括像棉先生一样的实习律师。
职训和实习目标是确保法律系学生掌握足够的执业知识和经验，但对棉先生来说，他迎来了“食物链底层”的常态压榨、排山倒海的工作量以及疲于奔命的无尽加班。
因为职级低微和人手不足，棉先生的日常充满了各种文书工作，小至文件列印和钉装，大至草拟合约初稿、撰写案件备忘、撰写递交予法庭的文件初稿。身为律师楼中资历最浅的员工，棉先生笑言自己就是“做妹仔”，很多文件本来不是由实习律师负责，但由于不想“惊动”执业律师，浪费他们的宝贵时间，便交给实习律师首先起草。

除了堆积如山的文书工作，对客人有求必应、回复客人重复又重复发来的催促进度电邮也是棉先生实习期间的重要事项。“一家律师楼的客户群很影响律师要如何对待客户，当时聘用我的律师楼只接受特定的客户委托，这变相意味着这些客户对于律师楼有更高的要求。”所谓特定客户并非普罗大众客户，而是一些商业公司和机构，他们是购买法律的尊贵客户，权力位置更高，要求也更高。

“因为他是你的客人，你不能拒绝他的任何要求，客人要求多少你便要处理多少的工作。”棉先生要时刻照顾客户情绪，确保客户有良好体验。

“行外人可能忘记，虽然律师是专业，但本质上都是服务业（service industry），只不过我们提供的是法律有关的专业服务而已。”

进入律师楼后，作为实习律师的棉先生慢慢成为万用的廉价劳动力。然而这些简单重复又琐碎的工作，不过是棉先生工作的冰山一角，更消耗心力的是职场上的权力层级以及工作压力。

无限多的工作，层级分明的权力

在事务律师楼的世界，有明确的权力分层。“实务上层级结构确保工作出错有人负责，假若我作为一个实习律师所草拟的文件出现错误，负责认可我草拟文件的律师在上面签名，便代表他要负起全责。”棉先生同意这种层级操作非常重要，也是一种保护，“然而在我身处的职场中，层级文化却是有毒的存在。”

“我的老板是一个非常着重权力结构（power dynamics）的人，而层级和权力是渗透在我同老板的所有互动里面。”棉先生叹气，“上司着重层级至病态的地步，你明知道上司的决定是错误的，但你不能挑战他，因为他才是有final say（最终决定权）的人。”

面对无法反抗的层级关系，棉先生没有任何反对的余地。“作为一个律师，我要对自己的案件负责人，我不能任由事情fuck up（搞砸）”，但死死摆在眼前的，却是上司压下来的权威。“即使我相信案件不应如此处理，但我还是要加班至凌晨两点把文件写好。”

一个初出茅庐的实习律师，就这样迎头撞上法律工作的高墙。“当你是一个实习律师，对这个世界（法律界职场）不熟悉，很多事情都令你质疑自己：是否不应该坚持？是否自己太幼稚？”

大量的自我质疑、挫折，伴随无法排解的压力和无限量的工作劳动，构成棉先生实习的日常。几乎没有脱离工作的时间，棉先每天工作到晚上十点多十一点才下班乘计程车回家，隔天早上八点又准时回到办公室。在实习生涯的最后几个月，棉先生甚至开始惯性跳过晚餐，不断机械地重复工作。

“昨天已经加班工作，但今天回到办公室又要继续处理昨天未完成的事项，还有各种恒常要处理的工作。”作为食物链底层，棉先生手头上负责的工作无法指派给其他人，“问题丢到你眼前你就必须要处理”，“令我状态更差的是，我知道自己不能不回去上班。”

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抽烟成为棉先生急救工作压力的方式：“救命我真的是受不了，我要先去抽三根烟喘一口气。”而线上游戏则是棉先生在长工时后唯一的活动。“即使我下班到家已经十一点多十二点，我还是会先打两个小时电动才去睡觉。”这成为了他的依赖，他的救生圈。

经过两年的实习生涯，棉先生算是看透了事务律师的辛酸。“作为一个即将要进入行头的应届毕业生，其实对做社畜是有心理准备的，但即使你很有心理准备，原来做社畜的程度是完全没办法想像的”。

对棉先生来说，律师也就是社畜一种，不过这种社畜确实比较身光颈靓。

“物质上我确实比中学同侪过得更好，我亦习惯看着我的上司手戴陀飞轮手表、开着宾利房车上班。”然而，再多的物质也无法弥补职场上的劳累，“这一份工作剥夺了我的一切。我每天工作朝八点晚十一，只剩下周末休息。这份工作为我带来的收入，根本不值得我牺牲这么多。”

“这份工作给我再多的prestige（体面），我也不过一个奴隶。”

最后，棉先生完成实习后，并没有像同期的实习律师般无缝交接到新的事务律师工作，而是休息了一段长时间。

事务律师的法庭修养

像闭气了很久，现在终于可以呼吸到一口新鲜空气，棉先生重新思考什么才值得他重投律师行业。“现实而言我需要收入，但同时我想做回脚踏实地的事情。”既然商业律师楼比想象中更沮丧，既然律师工作必然是工作量和压力俱大，自己何不投身真正想做的律师楼？

休养生息过后，棉先生选择在一家专注于弱势社群个案的律师楼工作，正式受聘为事务律师。尽管不需要时常上庭，棉先生比实习时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法庭和法官打交道。

一般而言，事务律师在处理向法庭申请延期等事项、或在允许事务律师代表当事人出庭陈述的法庭（如家事法庭，裁判法院等较基层的法庭）审讯时才会在法庭面对法官。而坊间对于法官的印象，不外乎说法官是法庭中的最高权威，媒体则不乏法官就控辩双方事项表达不耐烦、愤怒等情绪的报导。

上庭面对法官，就是一个小心翼翼、避免惹怒法官的过程吗？棉先生解释，法律专业对于律师的工作有明确要求，“死线就是死线，要延期就必须向法庭申请。”棉先生叹气，“有时失去了补救机会就是失去了”。

而棉先生努力做的，正是尽力在法官绝对的权力面前争取认可。

“不想被骂，你必须熟悉自己的案件，法官向你提问的事情你必须已经准备好答案。”对法官而言，律师准确回答案件问题是基本要求，确保所有文件没有遗漏递至法庭也是基本要求，“法官透过问答便会知道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如果无法回答便不要浪费时间；法官如果看得出你没有做好准备便上庭，多数是会生气的。”

这些事前功夫属律师最能控制的环节，至于案件交由哪一个法官审讯、法官如何进行审讯，就并非律师能控制的范围。棉先生解释，“律师在庭上做的所有事情都在确保法庭不会对律师以及当事人留下坏印象。然而更重要的是你要尽力说服法官为甚么他要采纳你的理由或理据。”这种印象管理和说服的工作，很多时候并非熟读程序和条文可以处理，而要看律师与法官之间的实际互动。

“你要知道负责你案件的法官对于特定理据的喜恶，你也要熟悉不同法官如何处理一单案件的进度、以及法官会如何向律师提问。”

这个过程，既依赖律师的经验，亦取决于不同法官的取态。在法律条文面前，律师或许游刃有余，然而面对法官这个法庭上绝对权威、最后下裁决的人员，对律师而言则是无法控制的人为因素。棉先生强调，“（法律）程序正确并不代表制度中的判决不会出错或出现灰色地带，否则也不会出现上诉案件。”

当律师成为另类照顾者

除了有更多机会和法庭直接打交道，正式成为关注弱势社群律师所的事务律师后，棉先生的工作内容也有很大差别。

与过往非富则贵的商业客户不同，这所律师楼的客户群多是社会中相对弱势的人，他们可能因居留权利、家庭纠纷等问题前来寻求协助。“因为客户问题多元，变相个案更新也随着增多、需要处理的突发问题增加。只要委托人致电向你询问，你就需要翻查资料然后给予答案。”新律师楼的工作量与之前商业律师楼有过之而无不及，棉先生需要做很多“接线生工作”，每天花大量时间与客户在电话沟通。

尽管再也不用面对高要求的商业客人，但需投放更多情感劳动回应基层客人的需求。

终于不用面对有毒的层级文化，但棉先生也面对另一种权力情境：在“委托人-受委托者”的工作关系中，棉先生在社会弱势或少数社群前成有权力的一方。

“你是他们生命中当刻最有权威的存在，他们绝对信任你所说的一切。”棉先生如此描述委托人和律师的关系。“我的委托人可能真的不了解（法律条文），他不会站在一个律师的角度思考。对于可以如何处理事情，他们很多时候都手足无措。”自己已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事务律师，而是委托人眼中一名拥有知识以及经验的“专业人士”，甚至是救命稻草。

梳理委托人的情绪健康和人生难题，理论上不属于事务律师的工作范畴，但却慢慢成为棉先生的日常工作：委托人需要的安抚与保证，远超于普通委托者对律师的期望。“委托人当刻对于事情所有徬徨的情绪都要由律师处理，他们的需要远比法律意见来得多；他们需要有人安抚、保证事情会好起来。”

“我可以狠心地说，抱歉我们不会协助你处理情绪，但一般而言我们都带着同理心面对委托人，所以我依然会尝试解决委托人个案连带的其他疑虑。”棉先生说。

然而，正是这种委托个案中拥有的权威，或被“想像”拥有的权威，令棉先生的工作更加复杂，亦常常令他感到困惑不安。无形之中，委托人有一种“万事有律师”的依赖心态。“我不希望我的委托人认为我是救世主，一旦我无法协助他便是我无法拯救他。”

“我比他（委托人）拥有更多专业知识，但我会确保委托人尽量参与全程，让委托人知道事情进度以及细节。”棉先生不想被当作救世主，而是尽力协助委托人共同面对案件，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向委托人解释个案相关状态及知识。

这个解释与沟通的过程却并不容易，需要不断调整对话方向及用字，“这是一个互动和双向的过程，我需要不断评估他（委托人）是否明白、又或者为甚么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棉先生渐渐发现，自己不单是纯粹提供法律服务的事务律师，还成为弱势群体在庞大繁复的法律系统前的另类的照顾者，需要同时照顾委托人的个案以及情绪。

直面他人的痛苦

对棉先生来说，如何直面委托人的失落与痛苦，是工作上的重大难题。

委托人寻求棉先生的协助，一般而言都希望个案能成功透过法律途径解决：顺利申请居留权签证、就抚养权等问题在家事法庭审讯前达成共识等。然而当法律无法协助委托人时，棉先生要怎么处理呢？

“我的法律意见背后承载了异常无助的重量。”棉先生深知其委托人“经济上就只能负担这一笔律师费”，亦明白现行法例的限制。“如果研究过后发现无法处理，我不会游说委托人进入法律程序。”棉先生坦言，坊间不乏明知成功率低但仍然怂恿委托人进入法律程序的律师，但自己不是这样的律师。

然而，拒绝承接个案对于棉先生而言同样困难，“我清楚知道我给予的法律意见对委托人的情绪有多大影响”。对于这些委托人而言，无法进入法律程序并不只是无法提告、无法追讨款项，而是可能“从此以后无法看见女儿、或从此以后只能与伴侣分隔两地”。面对如此沉重的生命经验，棉先生选择直面沟通，陪伴委托人。

“我理解他的痛苦之处，我清楚他想听到我说的是甚么，但最重要的是我不能也不会给予他虚假的希望。”“我知道我要说的事情会伤害到委托人，但我有责任把话说清楚。我不能隐瞒，因为当事人必须知道情况。”

当律师要向客户表达个案在法律上无任何前行的可能性，大可透过电话或电邮简单告知。随便打发委托人，既省却时间又免去面对客户失落的负担。但棉先生选择每一次都亲自面对委托人告知消息，不只处理委托人的个案，更面对委托人的痛苦与无助。
“我没有办法解决委托人带上来的所有人生难题，但起码我能缓解他的情绪。”这是棉先生的坚持，“我不希望他觉得被人放弃，我要确保我的当事人在情绪上对将要接受的消息有心里准备。”

“我清楚委托人为何会依赖我，而我明白在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或许不会再有其他人能用同样同理去为我的委托人指路”。

在棉先生的工作中，大量牵涉由入境处处理、签证审批相关的个案，这些工作往往带来巨大的挫败感。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一名在香港工作超过十年的印尼家务工Yuli在假期游走于不同示威现场，并透过照片和文字纪录现场情况，分享相关消息予在港同乡。同年9月，Yuli的家务工工作签证在其雇主再三表明愿意续聘的情况下被注销，香港入境处随即以未续工作签证为由，拘禁Yuli在香港青山湾羁留所28日。在拘禁期间，Yuli遭受各种无理对待（如生病得不到适切治疗，被男医生要求脱衣检查身体），尽管在外的支援组四处奔走，与入境处以及青山湾羁留所不断周旋，仍然无法确保Yuli获得合理对待。最后，香港入境处驱逐Yuli出境，却被指并未就驱逐的决定给予充分的解释。

以上案件，虽然并非棉先生处理的案件，却能反映入境处拥有难以限制的权力，即便当事人被认为有合理抗辩理由或申诉理据，入境处依然拥有决定个案处理的最终决定权。

“法律目前的立场与我抱持的价值相违背。”棉先生称，由于法律制度的种种局限，自己往往一边厢面对法律的死胡同，转身却要面对视法律和律师为救命草的委托人。“我坐在一条破洞的船，只有我一个人把水拨出去，其他同船的人依靠我拨水出去。我一边拨水，一边担心船将沉没，还要安慰船上面的人。”

学习下班

责任重大，伴随目睹苦难带来的罪咎感，以及害怕怠慢犯错的内疚感，病态地成为棉花先生卖力工作的原动力。他给自己订下的要求是，“尽力到即使个案在法律程序中失败，也不会是因为我做得不够。”

由此，棉先生常常内心交战，“我知道这个案件失败的后果很严重、我知道当事人只能够依赖我；有时我会想其实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我是不是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棉先生内心更有多个“如果”：“如果我多打一个电话、如果我多发一封信件，事情就可能会改变。如果我没有付出150%的努力，我会觉得其实是我做得不够好。”

然而，加班再多，总是有下班的时候。棉先生到底要如何下班？棉先生称，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界别工作久了，你便会习得下班时抽离的技能。”

“有很多对案件有帮助的事情由不得你决定，你不下班也没有办法协助到所有人，”棉先生说，“有时真的并非你不下班或努力工作就能获得你期望的结果”。

“有时始终需要放下。放下的意思并非不在乎，而是要明白你正在做的事情可以对委托人的个案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可以只是微不足道尘埃。”

说到底，法律的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多，对棉先生来说，最重要的是陪伴委托人走过生命重要的一段路程。

“至少我在这个位置能协助其他人。我或许无法每次都给予委托人希望达成的结果，但起码我能协助他们处理某部分的问题。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我问心无愧，我尽自己所能协助我的委托人，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