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语和有声语言一样美丽，香港手语服务却供不应求

【编按】：2020年5月，患有抑郁症的聋人钟志强，在留院香港葵涌医院 15 日出院16小时后，跳楼身亡。今年7月，死因庭召开研讯，庭上揭示自杀风险评估表出错、死者住院未获安排手语传译员、只用纸笔沟通。事件引起香港社会对听障人士的关注。
院方未能及时提供手语协助，显然在沟通不畅一环产生了障碍，然而对于手语这门语言及服务，社会大众也知之甚少，若想当然认为社会对聋人有足够支持、只是个别机构疏失导致悲剧，则遮蔽了这一行服务不足、良莠不齐的问题，也可能简化了手语的语言复杂性。

为此，端传媒邀请手语研究者施婉萍教授撰文，希望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先对手语及其行业的基本知识有相关了解。

（施婉萍，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副教授，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副主任；本文的手语示范为余安琳）

手语是怎么样的语言？

手语的语法不必然跟从有声语言的语序。

手语是聋人常用的沟通工具，属人类自然语言的一种。半世纪以来的科研证明了手语跟健听人使用的有声语言一样，有著复杂的语言结构和充分的表达能力，并且拥有同等的语言地位。虽然中文名称“手语”用了“手”这个字，但聋人除了手部动作之外，也会利用身体摆动、头部动作、面部表情等各方面传递重要的语言讯息。举例说，聋人问问题时（例如是非疑问句）需要定睛看着对方双眼，头向前微倾，眼睛略为睁大，扬起眉毛，让对方知道聋人是在发问，而不是一般陈述:

香港手语例子（1）
他 钱 有 （广东话翻译：佢有钱。）（陈述句）

有 他 钱

香港手语例子（2）
他 钱 有？ （广东话翻译：佢有钱吗？）（是非疑问句）

有？ 他 钱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香港手语的陈述句和疑问句语序相同，唯一的分别在于面部表情和头部的移动。广东话的问句则需要加上句末疑问助词“吗”。

香港手语跟广东话的另一个分别，在于动词和宾语的排序。一句含有及物动词（transitive verb）的简单句子（simple clause），其动词（verb，V）、主语（subject，S）和宾语（object，O）的次序可以有6种可能性: SVO, SOV, OSV, OVS, VSO, VOS，其中以SVO和SOV最广为全世界的语言所使用。

广东话基本上使用SVO，英文亦如是，日语和韩语采用了SOV，也有一些语言会容许多过一种语序，例如俄语。香港手语大致上是SVO，也有部分情况容许SOV。笔者不时遇见有健听人批评香港手语的语序有别于广东话，是逻辑欠奉、语法混乱，这些批评往往建基于对语言现象狭隘的见解，以为手语必须跟从广东话的语序才算符合语法，实属无稽。

聋人听不到声音，主要依赖视觉去理解、感受身边的事物，加上双手是在身前的空间摆动，因此手语自不然会包含大量视觉和三维空间的元素，表达方式跟有声语言有相当大的差异，尤其以位置、空间关系的表达最为明显。例如想说桌子上有两个皮球，广东话是“台上面有两个波”，英语是 There are two balls on the table。“上面”和 ‘on’ 这类词语属位置标记，显示了桌子与两个皮球的空间关系，反观聋人手语利用两只手分别代表桌子和两个皮球，直接用三维空间表达了三者的空间关系，比有声语言更直截了当，也更清晰，连两个皮球的距离，也可以显示得一清二楚:

香港手语例子（3）
台 台在此 球 二 球在此 球在此
（广东话翻译：台上面有两个波）（两个皮球距离较近）

香港手语例子（4）
台 台在此 球 二 球 在此 球 在此
（广东话翻译：台上面有两个波）（两个皮球距离较远）

手语有语言变体（linguistic variation）吗？

香港过往不少聋校强调口语教学，打压手语的使用，聋童为了应付沟通的需要，惟有按自己所看到的影像，自创手语，久而久之，不同聋校毕业的聋人，形成了不同的手语流派。

笔者不时会听到有人评论香港手语打法众多，引起混乱，必须统一云云。要回应这个论调，首先要明白甚么是语言变体。

举凡自然语言，都会有语言变体的存在。所谓变体，是指同一个意思，有多于一个表达方法。变体可以出现于不同的语法层面，例如读音、词汇、语意、甚至在句法的层面。就以英语为例，不少香港人以为英语是一个统一的语言，有清晰的语法标准，事实上即使身处同一个国家，英语的母语使用者也会出现不少变体。一位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曾对美国的英语变体作出了大规模的调查，有不少有趣的发现。例如一条面包两端最尾的部分，英语叫甚么呢（调查中第111项）？调查访问了超过1万名美国人，结果包括 heel（59.15%），end（17.29%），crust（15.21%），butt（3.53%），nose（0.17%），shpitzel（0.05%），其他（2.63%），没有特定词汇（1.97%），使用不同词汇的受访者，散居在美国全境，跟地理位置没有多大关系。

又例如笔者中小学于香港学英文，老师会教lunch是午餐，dinner是晚餐，supper 指一顿饭，没有指明时间（不肯定大家是否有同样理解，反正以前学校老师是这样教我）。哈佛大学英语变体调查有一项（第96项）是问dinner 和supper 的分别，同样访问了超过一万名美国人，结果是: (a): supper 是黄昏吃的，dinner 是早一点吃的，跟lunch差不多 (7.79%)，(b) supper 是黄昏的一餐，dinner 是主餐 (7.76%)；(c) dinner 比supper 的用餐场合更正规和庄重 (12. 12%)；(d) 两者没有分别 (34.56%)；(e) 我从来不会说supper (33.14%)；(f) 我从来不会说dinner (0.82%)；(g) 其他答案 (3.83%)。单从以上的英语例子，可以看出语言变体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同样，广东话也有语言变体，例如“有趣”这个意思，笔者父母会说“go4zai3”和“得意”，笔者知道“go4zai3”的意思，但只会说“得意”，笔者的子女呢？听不明“go4zai3”，知道“得意”的意思，但只会说“搅笑”，这类变体，存在于同一个时空，同一个地域，也侧面反映了广东话逐步的变迁。

香港手语作为自然语言，当然也有变体的存在。在词汇的层面，变体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完全独立的变体，意思是变体与变体之间没有任何演变上的关连，手语的打法完全不同。例如香港手语有至少三个“监禁”的打法，分别是 (a) 双手紧扼监仓的铁栏（例5）, (b) 描述监仓铁栏的模样（例6）, 和 (c) 双手被锁上手扣（例7）。

香港手语例子（5）“监禁”

香港手语例子（6） “监禁”

香港手语例子（7） “监禁”

三种打法都非常形象化，都是一提起“监禁”时人们脑海会自自然然浮起的画面。独立变体的出现，往往跟聋童教育政策，以及手语在社会上是否有足够的流通性息息相关。香港过往不少聋校强调口语教学，打压手语的使用，聋童为了应付沟通的需要，惟有按自己所看到的影像，自创手语，久而久之，不同聋校毕业的聋人，形成了不同的手语流派，长大后透过聋人社群的接触互动，学习对方的手语，慢慢磨合、融和。再加上大部分的手语词汇都是非常形象化，所以即使有不同的打法，聋人间沟通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第二类的变体是从既有的词汇演化出来的，例如“相机”原来的打法是双手拿著相机，右手食指作出按下按钮的动作（例8），其后有一些聋人，左手食指也跟右手食指做出相同的动作，形成另一个新的变体（例9），这种演变在语言学称之为“同化现象”。

香港手语例子（8） “相机”

香港手语例子（9） “相机”

在有声语言中，“同化现象”非常普遍。例如英文字 ‘input’，/n/ 和 /p/ 的发音位置原本是不同的: /n/ 是齿龈脊音（发音时舌尖贴近上排牙齿后面接连牙龈的位置），/p/是双唇音，由于两个声音紧接在一起，读起来是会自然变成[imput], 即是/n/ 被 /p/的位置同化了，变成[m]。香港手语的同化现象可以影响动作、位置、手型、掌向等不同方面，演变出不同的变体。

另外一种常见的演变是“删减”。例如香港手语的“牛”，可以是双手的 （例10），也可以删掉其中一只手，变成单手的 （例11）。

香港手语例子（10） “牛”

香港手语例子（11） “牛”

同样地，“删减”在有声语言中也甚为普遍。不少人读英语的 ‘handbag’时会把d删去，广东话的“冚唪唥”（全部），读音是ham6baang6laang6，不过更常听到的是ham6blaang6，即中间音节的元音(vowel)删掉了。

我们有必要统一手语吗？要知道，将语言标准化基本上是一个由上以下的高压操作，实际执行上，我们要选哪一个变体作为标准呢？如何鼓励聋人放弃自己多年来的语言习惯，只跟从标准打法呢？

一般来说，这些语言的演变都是朝着令沟通更便捷的方向推进，是人类语言自然演化的大趋势。那么我们有必要统一手语吗？要知道，将语言标准化基本上是一个由上以下的高压操作，实际执行上，我们要选哪一个变体作为标准呢？如何鼓励聋人放弃自己多年来的语言习惯，只跟从标准打法呢？笔者估计，要将手语在短时间内标准化必定耗费大量资源，而且成效存疑，亦可能在聋人社群内挑起不必要的矛盾（例如争论谁的手语最正确最值得保留）。另外，如果只用新定立的标准训练手语翻译，将来翻译员遇上了不懂得标准手语的聋人时又如何沟通呢？

现时手语翻译员都会抱有要“周身刀、张张利”的态度，努力学习手语的不同打法，进行个别翻译前会先了解聋人的语言习惯，适切配合对方需要，从事面向公众的翻译工作时，会选用较为通用的打法。事实上，香港手语的词汇变体并不如坊间想像般严重，常用的词语都有稳定通用的打法，也涵盖不同语意范畴，例如“香港”、“中国大陆”、“政府”、“经济”、“教育”、“房屋”、“特首”、“法例”、“交通”、“巴士”、“地铁”、“的士”、“单车”、“货车”、“饮水”、“进食”、“坐”、“企”、“有”、“不”、“没有”等等等等。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沟通工具，越常用的词语，变体会越少。所以，只要将手语的能见度和流通度提高，例如增加手语相关的节目，扩大手语在社会上使用的层面，这些变体自然能逐步汰弱留强，稳定下来。

香港手语的源流

南京/上海一带通行的手语，再加上香港本土聋校发展出来的手语，慢慢在香港聋人社群汇聚、融合，形成今天的香港手语。

手语是聋人自然发展出来的视觉空间语言，不过需要有一些先决条件，才能缔造适合手语诞生的环境。一般而言，当相当数量的聋人有机会频繁接触见面，便能自然发展出手语来。然而，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婴儿天生听障的比例全球平均为一千分之一，这些个别聋人若果散居各地，多数只能各自发展岀简单的手势 （学术界称之为 home signs）跟自己的健听亲友沟通。那么，在甚么情况下，才会出现“相当数量的聋人有机会频繁接触见面”呢？

按研究所知，主要有三个情况：(a) 社会的外在因素，例如城市化和工业化，引致大量乡镇人口集中聚居少数的城市; (b) 聋人学校的建立，把各处的聋童集中起来；(c) 某些城乡因盛行家族内部通婚，导致比例较高的先天性失聪。香港手语的源流，跟头两个情况有关 (Sze et al. 2013)。

上世纪40、50年代，国内政局动荡，大批国民移居香港，当中不乏接受过教育的聋人，其中有一对上海的聋人夫妇，来港后成立了第一所使用手语教学的聋校，名叫华侨聋哑学校，并引入了南京/上海一带通行的手语。当时香港已经有一所强调口语教学的聋校，名为真铎启喑学校。上文提及过，即使学校没有手语教学，聋童也会自创手语，因此真铎的学生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手语系统。除了这两所聋校以外，其后也有数所使用口语或手语的聋校成立，不过华侨和真铎学生人数较多，历史也最悠久，对香港手语的发展影响最大。

南京/上海一带通行的手语，再加上香港本土聋校发展出来的手语，慢慢在香港聋人社群汇聚、融合，形成今天的香港手语。因此，香港手语带有不少中国南方手语的影子。笔者以前参与过一些国内的手语研究论坛，需要为同行的香港聋人用香港手语翻译演讲内容，曾经多次有国内的聋人主动表示大致明白我翻译的内容，可见香港手语跟国内南方手语一脉相承。

读者们可能会好奇，澳门手语和台湾手语，跟内地手语也有关连吗？澳门最初为聋童成立特殊学校时，是聘请了懂得香港手语的老师前往任教，所以现在年长一辈的聋人，他们的手语较为近似香港手语，后来越来越多内地人移居澳门，也引入了国内的手语。至于台湾，最早的聋校是在日治时期建立的，教学语言为日本手语，可以说，今天的台湾手语是从日本手语演化出来的。

香港手语翻译服务的状况

香港政府202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在香港的听觉困难人士约有24.62万人。而《香港手语翻译员名单》上的人员，大概为50人。

目前为止，香港仍未有手语翻译员考核及发牌制度，相对于不少亚洲其他地区/国家，香港在这方面算是比较落后的 (Sze et al. 2022a, 2022b)。现时香港复康联会／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康复咨询委员会共同设立了一个网上的《香港手语翻译员名单》，属自愿登记性质，会列出翻译员的学历、经验及联络方法。翻译员申请登记前需要提交过往两年内合共至少200小时的手语翻译工作证明，并由受雇机构签字确认。名单会定期更新，按今年六月份最新的公布，名单上共有50位可供联络的手语翻译员。这个数字有机会低估了实际提供手语翻译的人数，因为有不少义工或亲友，未能提交受雇机构的证明，也有手语翻译员不希望向外公布自己的私人资料。

另外香港法庭有一个内部的手语翻译员名单，没有向外公布，人数估计在二十人以下，法庭在2021年曾经公开招聘手语翻译员，只有少数报考者通过考核。

而香港政府2020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在香港的听觉困难人士约有24.62万人。

至于手语翻译员培训方面，共有两个获得政府资历架构第3级的手语翻译证书课程，分别由社联及香港聋人福利促进会举办，中文大学的手语及聋人研究中心也有一个资历架构第4级的手语翻译课程，详情可参考网上资料。

聋人一般最关心的的，莫过于看医生及进修时能否得到翻译服务。聋人如果需要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覆诊，可以事先向医院提出帮忙联络翻译通的手语翻译。如果是其他医疗机构/诊所，聋人可向政府资助的聋人机构申请手语翻译服务。当遇上急病要到急症室，聋人可以要求医院即时帮忙联络翻译通的手语翻译员到场，但如果翻译通未能提供手语翻译员，聋人就要自行找懂得手语的义工、同事、亲戚朋友帮忙做即时的视像翻译。有个别聋人书写能力较佳，选择自己跟医生直接用书写沟通，不聘请翻译。也有聋人因为私隐或其他原因，情愿麻烦相熟的同事亲友帮忙，而不去申请翻译服务的。

至于教育方面，现时政府没有条例规定大专院校为有需要的聋生提供手语翻译。基本上如果聋生就读的是自资课程，院校是不会提供手语翻译服务的，至于资助课程，政府是有拨款给大专院校支援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学生 (SEN students)，包括聋生，可惜由于政府欠缺具约束力的条例，所以不少大专院校会以资源需要公平分配为理由拒绝提供翻译服务。笔者认识有聋生要安排自己的母亲帮忙上课时做手语翻译，也有聋生要透过众筹筹集资金，最后勉强以支付车马费的数额请相熟的翻译员仗义相助，甚至有聋生在没有翻译支援下应付不了学业，黯然退学。

笔者这些年来认识不少高学历又手语纯熟的健听人（例如是聋父母的健听儿女）都不愿意当全职的手语翻译，认为收入低，不稳定，没有晋升的路线图。

多年来香港的聋人一直抱怨翻译服务不足，翻译员良莠不齐。归根究底，是政府投放资源不足引起的。综观亚洲，手语翻译服务比较到位的地区/国家包括有日本、韩国、台湾和泰国(Sze et al. 2022a, 2022b)。这些政府都主动带头投放资源，开设手语翻译员的职位，提升他们的专业地位，吸引更多有心有力的年青人入行，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质素。笔者这些年来认识不少高学历又手语纯熟的健听人（例如是聋父母的健听儿女）都不愿意当全职的手语翻译，认为收入低，不稳定，没有晋升的路线图。要知道，要学好手语，跟学好一门外语一样困难，要流利到能担任翻译员的程度，非下多年苦工不可，如果社会大众继续视手语翻译员为义工服务的一种，不给予手语翻译员应得的专业地位和报酬，恐怕香港的手语翻译服务只能继续原地踏步。

参考文献

Sze, Felix, Fion Wong, Connie Lo, Samuel Chew, Sun Yao Rebecca & Yuya Yanai. 2022a. Provision of sig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in Asia (Chapter 29). In: Christopher Stone, Robert Adam, Christian Rathmann, and Ronice Müller de Quadros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Routledge.

Sze, Felix, Fion Wong, Connie Lo, Samuel Chew, Sun Yao Rebecca & Yuya Yanai. 2022b. Sign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training, testing and accreditation in Asia (Chapter 28).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Routledge. (Contribution: 75%).

Sze, Felix, Connie Lo, Lisa Lo & Kenny Chu. 2013.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Sign Language. Sign Language Studies, 13(2), 155-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