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与荷里活编剧大罢工：他们真的在害怕AI吗？｜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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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上旬，一幅写着“Pay the writers. You AI-holes!”的横额在美国加州荷里活上空飞过。这架由编剧兼导演Jacob Reed租来的飞机，正式掀起美国编剧工会（Writers Guild of America，WGA）史上第八次罢工的序幕，同时亦点出了这次罢工的其中一个重点：荷里活编剧对人工智能的忧虑。现时荷里活制片商计划于未来使用ChatGPT输出剧本初稿，再聘用人类编剧对剧本进行修改，从而节省人力开支。故此，WGA希望对荷里活制片厂使用人工智能进行限制：要求他们的合约规定每个署名的编剧必须是人类，不得使用AI生成原始材料，也不能以编剧工会成员的作品为对AI进行训练。

这次聚焦于AI和串流技术的大罢工，令人联想到工业革命的卢德主义份子（Luddites）：在工业革命后，家庭作业开始被工厂取代的年代，一些面对经济衰退和失业问题部份英国纺织工人（卢德分子）常以破坏自动化纺织机作为抗议。自此“卢德主义”就多用来形容害怕技术变革的人。到了今天，荷里活的编剧看起来就像电影《The Matrix》的Neo一样，害怕被人工智能支配，于是团结起来反抗。但事实上，编剧们真正反抗的却未必是科技。

在美国荷里活，影视行业行工会制，劳方由各种类型的工会或协会等行业性组织代表，例如代表导演的美国导演工会（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DGA)；而资方则由电影和电视制片商联盟（Alliance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Producers，简称AMPTP）代表，包括如迪士尼（Walt Disney Studios）、环球影业（Universal Studios）等大型电影制片商、CBS、FOX等主要电视网络，以及Netflix和Apple TV+等串流播放平台等超过350家公司。两大阵营分别代表其会员或成员，就工资福利及雇佣标准等事宜进行磋商谈判，并签署类似于集体性劳资合同的基础协议。

而这次罢工的编剧行业也不例外，美国编剧工会由其东部分会和西部分会，合共11,500名成员组成，代表美国的电影和电视编剧。每三年，美国编剧工会会与AMPTP进行一次新的合同谈判。由于现阶段的合约于5月1日到期，而双方经过六星期谈判后，仍未能就编剧改善薪酬和待遇的要求达成共识，美国编剧工会的成员便以压倒性的票数投票，授权今年5月2日起展开罢工。

这场罢工除了导致节目停播，也延迟了串流媒体和电视节目的制作，例如Netflix《怪奇物语（Stranger Things）》的创作人发表声明表示，将在工会和联盟达成协议之前暂停制作。这次的罢工是WGA历史上的第八次罢工，在15年前的上一次编剧罢工中，洛杉矶经济损失估计达到21亿美元。而过去的罢工行动，争论也围绕在编剧的薪酬和权益问题上，而今次罢工的讨论重点，则落在重播费（residual）的讨论上。记者访问了参与这次大罢工的编剧，发现他们忧虑的，并不是“被AI取代”－－AI不过将荷里活早就碎片化的编剧工作，变得更碎片而已。

“AI在淘汰一整个时代的编剧”

“AI在变相阻断年轻编剧上游的机会。”

讨论在编剧室采用AI的前提是，AI真的可以取代人类担任编剧吗？

记者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职写手Ida Yazdi讨论了这个问题。Yazdi是二代移民，父母来自伊朗。她目前是一部处于制作阶段的全新情景喜剧的剧作家之一。她向记者明言：“AI绝不能取代编剧。”

“因为人工智能没有童年创伤。”今次编剧罢工的其中一句口号就是“ChatGPT Doesn’t Have Childhood Trauma”。

她指出人工智能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编剧拥有的创意和情感。“我的家庭经历、居住的地方以及我的文化背景，都是我对编剧组的贡献，让我能为剧本带来新颖和原创的想法。相反，人工智能的产出完全基于现有的训练资料。因此，它给我提供的只是已经在过去100年来早已被反复提及的想法。你要我修改由AI产出的剧本，是对我的专业的一种侮辱。”

现时市面上有不少AI剧本生成工具，建基于ChatGPT-4的Pickaxe是其中之一，用家可以透过输入指令输出故事情节、场景、角色。记者跟Pickaxe的其中一名创办人Ian Eck讨论这次罢工，他同样认为AI距离完整地写一个成熟的剧本还很远。“打个比喻，AI就像一个实习生——你不会让实习生独担大旗写一个完整剧本，但你可能会让实习生帮你处理一些公式化的小任务，或是基于精确的指示填充对话。”Eck同时是一名影片制作人，而他制作影片时也只会用AI作脑暴（brainstorm）工具，剧本大部分仍是由人手写成。

但他同时认为，AI在短期内绝对会对传统的荷里活体系造成损害，并取代某些工种，例如是编剧助理或文书工作。“减少初级职位固然是不幸的，但同时，AI也能将电影制作普及化。”Eck指出，一直以来，要在荷里活体系成为成功编剧要讲求际遇，但随着电影制作的成本因AI大幅降低，有才华的人则能跳过这个过程，绕过办工室政治，成为自己的剧集创作者。“我们的愿景是，随著这些AI工具面向大众，以前只有大预算的荷里活工作室投放过千万美元才能实现的创作，现在可以由一小群精通AI工具的创意人员，以更低的成本实现。”

“AI不会取代编剧，但会取代不学习使用AI的编剧。”Eck指出，即使在AI普及前，市面本已充斥着大量快餐式的内容，但人类对高质素艺术的需求总是存在的。Eck认为制片商和编剧双方都需要更多的教育，探索AI工的潜能和限制，最终确定自己如何与这项技术建立关系。

然而Yazdi点出一个问题：要当一名成功编剧，出色的写作技巧只是其中一个条件。“AI不是淘汰某个职位，而是在淘汰一整个时代的编剧。”她指出，表面上AI可能只淘汰低级编剧，而保留有实力的编剧。但实际上，高级编剧之能够成为高级编剧，都是由低做起，逐步晋升。以AI取代初级编剧的话，经验不足的编剧只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变相是在阻断年轻编剧上游的机会。

她以自己为例：尽管她在常春藤大学的电影系毕业，在成为NBC受雇编剧之前，她已在这个行业的边缘待了几年，由节目助理慢慢晋升。她指出，除了努力，自己是很幸运才能被NBC选中。“当所有高级编剧二十年后都退休时，你将没有编剧可以提升，因为你已经淘汰了我们。”Yazdi说。

“人工智能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误称。”获奖科幻小说作家兼电影讲师Lavie Tidhar早前因出于好奇，与动画师Nir Yaniv合作，使用人工智能图像生成程序 Midjourney 创作了一条叫为《Welcome to Your AI Future!》的短片，内容是在末日后，一个人工智能机械人与一个幸存的人类的对话。他从科幻小说作家的角度来看，现时的生成式AI（generative AI）并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科幻作家所理解的人工智能，是指具有思想、智慧、意识的存在数位意识（digital consiousness）。而现时我们讨论的AI，只是大型数据集训练出来的神经网络，极其量是非常精密的工具，而且这工具的表现也取决于输入指令的人的技巧。”

“创造独创性是最难的事情。但与此同时，荷里活并不追求独创性。”Tidhar认为尽管AI在创意写作方面还不是很出色，然而荷里活追求的是成果和利益。“那些公司并不是为了保护人类文化而存在，它们是为了赚钱。而一旦你将人类的艺术或人类文化变成商业，它就和卖香蕉或其他任何大规模生产的商品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看到很多电影，特别是那些以一系列壮观的场景堆砌的电影，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世界各地尽可能多的观众，却缺乏独特的对话或独特的角色。因此，对制片商来说，如果可以使用机器人来大量生成剧本来更轻松地赚钱，那么为什么要浪费钱呢？”

串流时代碎片化的编剧行业

Yazdi点出的问题，大概反映了大部份罢工编剧的忧虑：AI会令刚入行的初级编剧再也见不到一条明显的职业发展道路（career path）。而这种忧虑，其实在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行其道前已经出现。

以往电视台聘请编剧撰写剧本，编剧将获得一笔编剧费，而当该集剧集在在其他渠道、或是授权到其他国家重播时，公司必须支付相应的版税报酬，这就是在这次罢工经常被提及的“重播费”。同样地，除了一开始的编剧费，当电影在院线上映后，视乎编剧与公司的协议，编剧一般会分得票房收入的一部分。因为编剧一般靠接案维生，重播费在接案空白期，对许多编剧来说唯一的收入来源。

而随著影视录播技术的进展，重播费一次又一次成为荷里活资方和工会之间的谈判重点。

“重播费”实际上源于1930年代，即美国的广播时代。当时全国性的电台节目皆为现场直播，而因为美国东、西海岸的时差，表演人员都会在不同时区的同一时间重复表演。到了30年代末，转录盘（transcription discs）的发明，容许广播电台由转播现场表演，转为播放预先录制的声带，也消除了多次表演的需要。但电台管理层为求保险，坚持要求演员在节目在不同的时区播放时也在场待命。于是，即使演员只需演出一次，也能得到重播时的待命酬金，为重播费立下了先例。

而在影视行业的版税争议，则可以追溯到60年代。在二战后的50年代，四轨录像带（Quadruplex）的推出使得录制和复制电视节目变得更加容易，电影公司也开始在电视频道上转播电影，要看电影也不再需要出门到电影院。电视在一般家庭的普及，引起了重播节目和电影的编剧版权分红问题。在1959年秋天，前任美国总统列根（Ronald Reagan）在从政前曾担任美国萤幕演员工会（Screen Actors Guild，SAG）主席，领导劳方与制片人的谈判。然而制片人拒绝讨论版权分红，于是SAG和WGA在1960年初联合发起持续21周的罢工。最终，电视业借鉴了广播业的“重播费”概念，为编剧和演员提供重播的版税。到了70年代，VHS录影带的发明和兴起再次引起重播费的争议，最终WGA在17周罢工后，成功争取录影带销售重播费。

在90年代末，互联网开始普及，直到21世纪初通过网路频宽（network bandwidth）技术的提高，使越多的家庭拥有快速的互联网连接，实时传输内容的门槛大大降低。到了2007年，互联网电视服务公司Move Networks引入了基于HTTP的自适应串流媒体技术（HTTP-based adaptive streaming ），自此，微软、苹果和Netflix等公司相继开发了自己的串流媒体技术，电视台也开始在网上播放电视节目节目，对行业产生了重大变革。同时，这技术也促使了如iTunes商店和Amazon Video“自选影像”（Video On Demand，VoD）服务的兴起，消费者可以随时在网上购买并下载节目，而不再需要拥有电视。从此，电脑和电视界线变得模糊。节目发放渠道的改变，也引伸出报酬的问题。2007年，编剧行业就着这种“新兴媒体（new media）”的重播费问题发起罢工。

在上一次罢工时，Netflix才刚开始串流服务，业务仍然以DVD租借为重心；到了今天，Netflix已经成为最大规模的国际串流影片平台，除了播放不同制片公司的电影和电影，也持续制作自家影集和电影，同时亦成为了这次罢工的主要争议之一。

Netflix，以及其他大型串流平台对编剧模式带来的问题也跟之前的罢工大同小异——现有合约没有对新兴的串流科技作出规范，因而没有保障作品在串流平台播出后的重播费。串流平台的经营模式讲求独家内容，改变了传统的媒重播体模式，编剧费变相成一次性发放。风靡全球的《鱿鱼游戏（Squid Game）》创下了Netflix在首次发布的28天内1.65十亿观看时数的纪录，并为Netflix夺得六个艾美奖，以及约9亿美元的收益，但身兼制作人、编剧及导演的黄东赫所得到的重播费，是零。

除了重播费问题，Netflix等串流平台的兴起，也促使了迷你编剧室（mini room）的流行。传媒电视台制作节目，多会在决定开拍前拍摄一集试播集（pilot），先给电视台高层观看再决定是否订购一整季剧集。但现在Netflix等新型流媒体平台因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制作独家节目以吸引新的订阅者，一般不再拍摄试播集，也将每季集数由过去几十年中的22或24集，缩短至少于十集左右。同时，传统电视台也开始仿效这种做法。因此，剧组开始采用迷你编剧室制度。传统编剧室通常有十多名编剧，但迷你编剧室一般只雇用两至三名编剧。

除了人数减少外，相比传统编剧室让编剧们到片场跟拍整季节目的做法，迷你编剧室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整季的故事情节概要或剧本后便旋即解散，不再参与后续节目制作。这样的编制不但使编剧因工作时间减少而薪酬下降，更重要的是剥夺了年经编剧到片场学习的机会。如Yadzi所说：“当编剧并不仅仅关于写作，特别是电视领域：要成为一个制作人（showrunner），写作只占工作的大约40％，同时你要清楚剧本由初稿到定稿，就电视台意见作修改的重重过程，也要管理整个团队并负责每一个细节。这些实战经验都是学校不会教的。”

编剧工作的零散化﹑碎片化，以至职业道路的阻断－－这些全部跟AI都未必有关。《Welcome to Your AI Future!》创作者Tidhar点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编剧们反抗的并非AI科技。

事实上，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派也只是反对资方以科技作为压榨劳工利益，罔顾工人安全的手段，并希望资方制造高质量的机器，由经过学徒培训并获得合理工资的工人操作。而《The Matrix》的其中一名编导，华卓斯基姊弟中的Lilly Wachowski在一直高调支持罢工的同时，也表示自己也不是一名卢德派。她在Twitter发文指：“我并不是反对AI作为一种工具的卢德老派，但我强烈反对将AI用作创造财富的工具。这就是问题所在。为了企业利润而裁减工作岗位。科技应该用于造福人类，而不是为了超级富豪继续剥削工人。”

“说到底，这也只是对劳动者的尊重。”Yadzi说。同样地，对Yadzi来说，不论是针对串流平台，或是有关AI的诉求，问题的核心是资方有否对编剧工作作出合理回报。根据WGA的数据，十年前获得WGA 公会最低工资标准（Minimum Basic Agreement，MBA）的电视编剧有33％，现在比例已增加至49％。除了薪酬下降，制片商对于迷你编剧室（mini room）的滥用也导致编剧工作周期缩短，变相降低收入。相反，荷里活制片厂和串流平台则持续可观收益。据《The Hollywood Reporter》报道，在2022年和2021年，虽然全球不同产业受COVID-19的影响，荷里活制片商仍持续录得营利。当中，Netflix在持续的罢工和媒体市场整体放缓的影响下，仍然展现稳定的财务增长。Netflix在七月中公布的第二季度财务报告显示，其股价在市场关闭后达477.59美元，比一年前大致翻了一倍，收入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达到82亿美元，季度利润则跟去年一样，维持在15亿美元。

AI只是一面镜子

而对于资方使用生成式AI剥削艺术工作者的争议，也不止于针对薪酬的指控。除了编剧以外，现时有不少创意行业引入AI，例如绘画、动画等。而市面上广被运用的AI工具的开发模式皆大同小异，都是由程式开发向程式输入大量的训练材料，从而训练程式根据指令，输出用户需求的内容。而荷里活制片商则计划使用WGA成员的作品，以为作ChatGPT的训练材料。这也引伸到AI训练材料的版权问题——不同行业的工作者相继表示，AI开发公司取用其有版权的材料以训练AI，却没有为创作者提供合理回报。

“如此说你们用我的作品来训练你们的人工智能，然后你们随之以该人工智能来取代我。这些CEO和工作室通过我们的作品赚取了数百万甚至数亿美元，高管们越来越富有，而创造这一切收入的编剧们则越来越穷？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只是要求老板们对我们的创作，给予应得而公平的报酬，在我而言这是合理不过的要求。”Yadzi如此说。

现时已经有数宗与生成式AI相关的诉讼。2022年，三位插画师Sarah Andersen、Kelly McKernan及 Karla Ortiz 发起了集体诉讼，控告Midjourney、Stability AI以及Deviant Art三间AI制图公司违反著作权法（ Andersen v. Stability AI et al.: DOE 1 et al v. GitHub, Inc. et al: ），在未经原创艺术家同意、授权及没有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从网上收集50亿张受版权保护的图片以训练其AI工具。而代表插画师的律师兼程式编写员Matthew Butterick亦与Joseph Saveri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团队于去年联手提出一项集体诉讼，起诉微软、GitHub和OpenAI（DOE 1 et al v. GitHub, Inc. et al: ）。起源是GitHub和OpenAI合作开发了一个人工智慧工具“GitHub Copilot”，让使用者在使用如Vim、Visual Studio Code等编程工具时，可以通过Copilot自动补全代码。诉讼团队指Copilot从github中的公共代码库（public repository）抽取代码为AI工具进行培训，但问题是其中很多代码的发布者都有要求任何重新使用这些代码的人都要注明其创作者，指控这些公司大规模违反版权法。

同时，世界各地某些政府也开始为广泛运用AI的情况提出咨询。ChatGPT因嫌违反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曾在年初在义大利暂时被禁用，在其后宣布一系列隐私控制措施后，才再次对意大利用户开放。而欧盟的主要立法机构“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在6月通过了名为“人工智能法案（A.I. Act）”的法案草案，除了严格限制使用人脸识别软件，同时亦要求包括ChatGPT的生成性人工系统制造商发布用于训练系统的受版权保护材料的摘要，以及制定措施防止旗下AI工具生成非法内容。英国政府亦在今年3月发布白皮书，阐述适应性监管人工智能的方法。

说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材料的问题，Tidhar说，训练人工智能的材料，其实也是人类所创造的。所以这些由互联网作训练材料的大型语言模型就像是人类文明的缩影（snapshot），“我们看见科技的公司不得不对ChatGPT等对话内容筛检，正因为人工智能反映出我们最坏的一面，例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才可以防止人工智能用5秒钟的时间制造阴谋论。可见，他们知道AI不是人类，而是一面镜子。它是以我们为模型，我们才是问题所在。”

Tidhar重申，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在于人们将如何使用这些技术。“这便是编剧作家们在集体谈判上要针对的地方——这不是机器在做决策，而是人类在做决策：企业高层、甚至政府监管人工智能的使用，决定如何使用某样东西。这个说法，放在其他科技也是如此。”

目前WGA与AMPTP的谈判停滞不前，停播的节目复播无日。自编剧罢工从5月份开始以来，迪士尼（The Walt Disney Company）的股价下跌了13%，派拉蒙影业（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则下跌了30%以上。在演员们加入罢工前，荷里活已经有80%的工作室关闭。这将对洛杉矶等拍摄地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对罢工的编剧来说，经济影响则更大。Yazdi表示，从5月2号罢工开始起，工会成员便处于停薪状态，不少人需要寻找副业来维持生计。但Yazdi表示她会坚持罢工，直至要求被正视。

“这只是一场等待的游戏。我们暂停了我们的工作，而制片产和电视台则等着我们破产。但我们正在为我们的未来而战斗——罢工可能会带来短期经济困难，但我热爱写作，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5到10年后，我将无法继续以编剧作为职业。”Yazdi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