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完整性平教育的一代：台湾大学生怎样应对性骚扰？

【编者按】5月21日，台湾大学经济系学会会长选举公告公布，其中一组候选人因其提交的政见条条带著歧视，引起与论哗然。网路世代年轻人以极端言论博取眼球，不算什么大事，然而，这组参选学生自治组织干部的学生，之所以会踩到舆论巅峰，是因为这已是台湾在一个月内，第三起菁英学生以歧视言论作为活动宣传的事件。

相较于台中一中与台大言论月风波是针对原住民族群加分制度的攻击，这组候选人的政见是针对性别、族群、阶级、身分的“无差别扫射”。其恶意，激怒更多人，纷纷提到以美国顶尖大学的标准，这些学生应该被撤销学籍。目前该组学生已送性平会调查。

在上一篇报导，我们提到了性平三法与校园性平机制建置的脉络及其不足，彰显学生与被行为人以行动推动性别友善环境以及法制建立的勇气，这篇则聚焦在性平三法即将满20年的今天，这些已接受过完整性平教育的世代，所面对的性平环境为何，他们对于性平机制是否有足够的认知，是否能思考自己该采取什么样的防备武器，以保护自己？

端传媒透过三位分别遭受言语性骚扰、肢体性骚扰与性侵害之当事人自述，呈现这个世代学生的思考与行动。

清华大学四年级学生Lunn（化名）曾在一次活动中，关心一位腿部不适的男同学。这位男同学在活动空档一边道谢，一边将手放在她的腿上，毫无离开的意思。她眼睛看向四方，始终无人伸出援手。她感觉，旁人的眼神似乎下意识避开，装作没事发生。

“我是不是太敏感了？”

“当下没有反抗，是不是我也有问题？”

Lunn最后什么都没有说，但记忆里的拷问未停。

经过教育部统计，2022年各级学校疑似校园性侵害、性骚扰及性霸凌通报件数统计超过万件，其中大专院校比例最少，不论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约占一成，且性骚扰申报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但像Lunn这类这些“不知所措”，而未申报的案例，自然不算在内。

校园性骚扰的程度与样态不一，从言语性骚扰、肢体性骚扰到性侵害与性霸凌，面对这些伤害，当事人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有人困惑隐忍、有人沉默后诉诸性平程序，也有人采司法告诉。

在台湾，性平三法（编按：系指《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防治法》）自21世纪初开始施行，至今已有20年。换句话说，如今这一代台湾大学生，正是活在性平教育法实施的时代，也是受到完整性平教育的一代。然而，从校园歧视性言论，至校园里倍数增加的性平申诉案量，乃至学生在性别互动上“不舒服”的感受，一方面显示了性平教育与法制或仍有不足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同时证明相较过去，当代青年更能够意识到性平问题，更愿意说出来，甚至有所行动。

清华大学性别平等委员会副主委林文兰表示，这与校园性平宣导密度有关，当校方越积极进行性平教育宣导，学生的性别敏感度就会提高，也越会倾向相信性平机制，申报数也越多。

端传媒尝试透过三位大学生的自述，呈现校园里“生对生”的性别歧视与骚扰如何发生。受到性骚扰的时候，这些年轻学子是否知道如何反应？能否找到性平申诉管道，而她们又是如何面对、思考这段经验？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决定行动？

个案一：C同学，言语性骚扰，无申诉

“我不需要他的道歉，也不想要。但如果他未曾觉得这样讲话是有问题的，又该如何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

我的不舒服是真实的，只是我不确定，这样的经验算不算是性骚扰？但是，不论性骚扰的定义是什么，都不影响我的感受，我确实感到恶心。

这个人是同校学长。我们透过朋友介绍认识，也曾一起看电影吃饭。他不是坏人，尽管他明显对我保有好感，但我并没有交往的意思，只能逐渐拉开距离。

郑家纯主持事件

最后一次见面，我们聊到了郑家纯在主持尾牙遭到性骚扰的话题，他说：“当下不舒服就要反应啊，事后才来指控的话，不就随便都可以喊性骚扰吗？”

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反驳他，不料，不久之后，被性骚扰的是我，而我依然无法应对。

那时，我要去商店购物，他也随之而来。看到我买了生理用品，他还高兴地说，这是第一次跟女生一起买卫生棉，又因为我拿的是卫生棉条，引他好奇发问：“为什么要用卫生棉条啊？”

“比较不会闷热不舒服。”

他的回应让我想立刻离开现场：“如果棉条没有放对位置，那走路一直摩擦的话，就会很爽啰？”

就算这是一个玩笑话，但那个当下，我极度不适，只觉自己被侵犯了：所以他是好奇我私密处的身体感吗？怎么有办法讲出这种“玩笑”？

“并不会，会很不舒服。”

戴著口罩的我一点都不想假装迎合，上楼继续采买生活用品，但他仍然继续著自己的“玩笑”：“欸！那如果男生下面跟棉条一样长的话，女生就不会破处啰？”

我再无法忍受这样的言论，却也没有严厉制止，只能暗示他这个话题不受欢迎：“我不知道，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而他似乎没发现不当，继续自以为幽默的笑说：“不是啊你想想，很有道理吧？那不然你去问别人，再来告诉我。”

当下我只想赶快离开这个人，切断与他的往来。而后，他意识到我明显的抽离、并为此感到难过，也在事发一个多月后私讯想和我“讲开”──只是在他的认知里，只存在著我的“突然不理”，对于自己的言语冒犯，丝毫不觉。

我担心自己的反应会不会是一种“小题大作”？但我又要怎么跟他坦白这些对话，让我完全不想与他往来？

基于对他的认识，我明白他认为我们是可以“开玩笑”的交情（即便我觉得再好的朋友都不该这样开玩笑），他或许不认为那些话有什么错。

但正是因为这种玩笑式的骚扰情境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也是很难指认或直接提出控诉的。基于与当事人的交情、事发情境，以及对话语的认知，有太多考量点让骚扰被包装在玩笑的外壳中，“无恶意”的侵犯到他人。

即使事后，朋友建议我直接通报性平会处理，我也无意指控他是性骚扰。我知道他没有恶意，而我也自始至终都没有跟他表明自己的不舒服。

我不需要他的道歉，也不想要。但如果他未曾觉得这样讲话是有问题的，又该如何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

这样的经验一度让我拒绝跟异性有过多的交流，因为我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会突然冒出一句让人无法招架的，无恶意的玩笑。

我想，最可怕的，恐怕是对自己的言行毫不自知。

个案二：王圣华，肢体性骚扰，向性平会提出申诉

“‘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早点说’、‘你又没有证据，是不是在血口喷人’，受害者永远都在沙盘推演可能受到的攻击，而因此却步太多、太多次了。”

“书院”是清大的特色之一，各系所的学生一起居住在同一宿舍空间，经常举办讲座、各类活动，鼓励所有同学多加互动；空间上则是以楼层区分性别，男性不可进入女性楼层，唯独公共空间无分性别的。在清大主打“跨领域”的目标下，书院的成立可说是这项政策的具体呈现，然而，在这样美好的愿景之下，却藏著晦暗的性平事件。

像是在日常互动中，学长或男性同学时常乱开性相关的玩笑，在场的学妹们只能默默隐忍。我清楚记得，有人在群组内传讯息问大家是否要去夜唱，一名男同学却是回复：“有妹吗？”

这些话语让我不适。当时我才刚上大学，还一度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刚从女校毕业，又读人文社会学系，对于社会意识敏锐，才会感到如此不舒服？或许，其他女同学并不觉得那是冒犯，而是我太过敏感？于是只能想办法忽略这些不适，继续住在书院──直到我被肢体性骚扰的那一天。

那天是2020年6月4日，星期四，我穿著长度快要及膝的新竹女中体育裤，下楼到公共空间准备领取宿舍发放的食粮。正准备要加入队伍时，前面两位正在聊天的男同学突然分开，其中一位离开队伍，我虽一度困惑，还是不疑有他，入列排队。此时，那位刚刚离开的男同学竟又回到队伍，把我夹在他们两人中间。

这两位男同学一前一后包夹我，不断聊天，且越靠越近──我发觉自己的屁股、大腿不断被轻微地触碰。当下我吓坏了，不断想著“我要离开”、“我要请他停止”，但又害怕这是误会一场：“说不定他是不小心的？”“如果我误会他了，那要怎么办？”

我一边思考该如何反应，一边下意识的闪躲，而那只手则继续摸近我的臀部。

书院的厨房空间不大，队伍也不长，当我还在思考该采取什么行动时，已经轮到我领食粮了。我在桌前略微弯腰前倾，以便签名领取，但可能是臀部随著我的动作自然向后，又或是线条变得明显之类的，后面的同学更是变本加厉摸碰我的身体。

我不得不仓皇而逃。

回房后，我打开聊天视窗，想要对朋友哭诉，但打了又删、删了又打，始终无法开口，只好点开清大与书院的网站，试图在网站中搜寻“被性骚扰了应该怎么办”的资讯。但怎么也找不到，我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尽快退出书院。

至今仍然记得，当夜，我躺在床上拿著手机，看见女性受侵害的事件遭到舆论注意。于是，我发了一则公开的限时动态，尝试找到有受过性骚扰经验的人，好让我能够求得帮助、找出应对方式。但可能当时讯息不清不楚，而未能得到回复；只好在挚友群发了一则限时动态，黑底，灰色小字写著“半夜觉得自己要吐了”。

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它变成我心中的一片阴影，一直在某些细微的方面影响著我。此后三年，我只踏入书院一次；听见有人说他多么喜欢书院时，我总是在心里质疑“怎么会有人喜欢书院”；我甚至去选修性别相关课程，尝试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当时的我绝对受到了伤害；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这三年来的每一天，我仍是持续受到伤害。就连“至今没有公开说出这件事”，都让我责怪自己：没说出这件事，是否可能让更多学妹受害？我是不是放任他们继续做这样的事？如果我不说出来，他们就会继续让自己的嘴吐出羞辱的话语、向他人的屁股伸出手，而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感到人生被裹上了一层阴影。

在书院的脸书社团公开说出当时的经验、呼吁书院更重视性平问题，这件事一直排在我的毕业清单里。但想到可能会收到的留言（例如：@XXX 为什么要偷摸别人屁股），我就不断拖延这件事。

“战力很强”、“敢于说真话”与“讲话很呛”，这是许多高中、大学朋友对我的评价。拥有诉说的能力、空间，甚至知道身边有许多可以接住自己的人，我还是却步了。

“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早点说”、“你又没有证据，是不是在血口喷人”，受害者永远都在沙盘推演可能受到的攻击，而因此却步太多、太多次了。现在，我们了解，永远不会有准备好的一天，只会有愤怒无法抑制的一天，对我来说，那就是台大经济系事件持续延烧，越来越多人站出来谴责顶大男性的那一天。

5月21日的半夜，我发了一篇性骚扰经验的公开揭露文，此后陆续收到其他受害同学的联系。当我们聚在一起、互相分享经验，才发现，我们都不打算让这件事就这样算了。有一位同学说，我们好像一座座孤岛，明明大家都感到痛苦，却从没有机会团结起来，一起为自己发声。

谁才是应该为这件事负责的人？谁才是应该要离开书院、离开清大的人？无庸置疑，一定是加害者。但是，被迫离开、持续痛苦、走不出来的人却总是我们。我无法想像，有多少人因为害怕再度看到加害者、对这个环境失去信任，而选择放弃自己应得的权利与机会？甚至，那些幽微而细碎，充斥在整座校园的厌女气氛，都成为我们一再渴望离开的原因。

受害同学说：“我可以自己面对，但无法看到别人受害。”考上清大、收到新生包的那天，我看到载物书院的招生，就决定一定要投。用尽全力写完入院申请，抱持著期待的心情加入书院，面对到的却是这样的苦难。一想到即将入学的新生，抱持著期待与希望来到这里，却需要承担这些或许无知，或许饱含恶意与轻蔑的伤害，我们就无法保持安静、无法把这件事放回心底。

只要制度、社会，乃至于受害者自身，都把事件视为个案，无法理解到这是结构性问题，那就永远无法真正改变。依然会有人受害，带著困惑、痛苦与屈辱离开那里，被迫选择放弃。所以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产生改变。我们之所以集结、之所以讨论、之所以决定采取行动，都不是为了讨回公道，而是为了其他潜在受害者，为了一切不再重演。

“想到他们可能连这件事都忘了，快快乐乐的读书或工作，我就觉得，他们到底凭什么？到底，凭什么，这些人可以继续这样伤害别人？”

在这群集结起来的受害者之中，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最适合站出来，向大众传递想法的人。因为在我的案子绝对找不到加害者，所以不会被质疑公开揭露的企图心，也不需要担忧被加害者的亲友团挟怨报复；并且，受害情境相对单纯，可说是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因此不会被恶意攻击“你是不是在勾引人家”、“穿这么露，活该”；最后，我仅是遭受性骚扰而非性侵害，不须考量“贞洁受损”的道德评断。因此，我决定要站出来。

如何让大家匿名投稿、相互串联、具体时程应该怎么安排、如何趁热打铁，都在一个晚上快速决定。结果，连hashtag都想好了，一切却因为我而临时喊停。

就在我们决定采取行动的那一天，有一名自称是清大毕业生的男性来加我好友，并且在贴文留下牛头不对马嘴的留言，且恶意揣测女性揭露受害经验的原因。来不及截图，我便冲动之下删除留言，之后这位男性来私讯我，他说：“我觉得妳长得漂亮，所以想认识妳⋯⋯（略）⋯⋯目前觉得妳的个性很没礼貌，让人不太喜欢，所以不想认识妳了。”

我的长相并不是主流审美观下的“漂亮”，他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加我好友？是因为他看到我那篇公开贴文吗？是因为他觉得被性骚扰的女生，就值得遭到他更多骚扰吗？他轻率的一则留言、一则讯息，轻易浇熄了我站出来、现身诉说的冲动。想到这只是开端，如果我们真的发起串联，身为站在风口浪尖的人，势必要承担更多更多的恶意，我就忍不住想要放弃。

那天晚上11点，我们开启通话，我哭著向大家道歉，我不知道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允许、是否有能力独自承担那么多无知与恶意。我说：“我一直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但至今才发现，在揭露这件事之后，我每一天、每一天都在哭。”

不管是揭露还是隐瞒，为什么不管选择哪一条路，我们都势必会受到伤害？为什么受到伤害的不是加害者？想到他们可能连这件事都忘了，快快乐乐的读书或工作，我就觉得，他们到底凭什么？到底，凭什么，这些人可以继续这样伤害别人？

担任性平会副主委的林文兰老师向我承诺，一定会介入书院，至少要确保书院有足够的性平宣讲，让他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另一位在书院受害的同学与书院导师约了一个时间，集结三位书院导师与两位受害同学一起讨论可能的改变方式。我得说，在我至今的经验里，清大的师长都以开放的态度，支持我们的想法与行动，或许双方的想法并不完全重合，但我依然十分感谢他们。

与老师们谈论这件事时，我们不断提到“风气”。我们只是想好好读书，为什么需要牺牲这么多、容忍这么多？为什么我们要一辈子带著这个疮疤？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件事没什么”。这样的整体风气，让他们相信自己就算开玩笑羞辱女性，也不会有人对他破口大骂；就算他性骚扰别人，也不会失去学习资源、失去人脉与信任；就算他性侵别人，也不会被退学。当社会产生“性骚扰、性侵害零容忍”的共识，才能遏止这些事情再度发生。

但是，改变一间学校的风气是何其困难的一件事？做为一间理工大学，男女比非常悬殊，再加上近年日益严重的厌女风气，实在很难想像清大要如何走向性别平等，打造让女性能安全生活、求学的环境。我与其他受害同学们，也都不知道这样的行动到底会不会有用、不知道究竟怎么做才是对的。我们只能相信自己、相信彼此、互相支持，继续相信这里有可能改变、相信这个社会有可能改变。最重要的是，要在照顾好自己的前提下，试图采取行动。

与书院导师谈完的晚上，妈妈来接我回家。我说：“就是要踩著前人的尸体才能往前、才能改变。我们再也不想要有学妹被这样对待了。”妈妈回我：“我知道，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女儿成为那具尸体。”我得不断眨眼，才能不让泪水落下。

我清楚知道我一生都不可能忘记被性骚扰这件事。但是，我很高兴自己在毕业前有机会开始处理这件事，让心中化脓腐烂的伤口重见天日，相信终有一天，它会留疤，它会痊愈。

那些曾经开过性玩笑的男性同学，我宁愿相信你无恶意攻击他人，在强调男子气概的环境中，你也身不由己。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意识到，这些无心的玩笑确实会造成伤害。旁观者们，你要知道，只要你出声袒护他们，就等于二次伤害无辜的受害者；同时，也让加害者知道这件事是不痛不痒、可被饶恕的，那么，类似的伤害就会不断发生。至于当初加害于我的那两位男同学，你们或许已经把这件事抛在脑后，快快乐乐地读书、工作。不用担心你们的生活被破坏，因为我无意开启注定没有结果的调查。但是，我衷心祈求你们某一天会真心感到后悔与羞愧。

个案三：L同学，性侵害，司法告诉

“我整个人就像被火吻过的皮肤，就算长出了新皮，也不再是过去完整的自己。在被性侵的当下，我这个人就已经破碎了，而我只能让破碎的自己，长出新的模样。”

对我来说，过去不曾过去，而且可能永远过不去。

当我尝试向他人解释自己过往那段“空白的日子”，才发现当伤痛大到一个极致时，就算是时间也无法拯救谁。伤痛铺天盖地地存在著，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跟随日常生活切实地存在著。

就在我遭到性侵之后。

加害者是我在升上大学后首先认识的男性之一。

因为住宿地缘靠近的关系，我们这群人经常聚在交谊厅，嘻嘻哈哈地用漫谈与模糊的自我意识聚会，一切的一切就如同普通的大学生活一般，毫无破绽。

他对我很好。在我被期末报告淹没，难以参加聚会时，他会为我送上消夜；在分工讨论团体事务时，也会跟我一组。我们不曾私下相约吃饭、看电影，但旁人会隐微地将我们两人圈在一起。

我们两个并不是一对，而那些绘声绘影的恶意传言，总令我错愕不已。事后回想，这样的不成熟或许是孕育罪恶的养分，而大学校园内对于性别的戏谑与轻浮，至今仍令我心寒。

我的疑虑，因他想要追求另个女孩而消散。当他提出需要我的建议时，我立刻爽快答应，却没有想到之后会受到“侵犯”。

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性侵害中，加害人有七成比率为熟人，具朋友身分者占8%，同学身分占11%，近六成发生地点为私人场所，其中四成四比率系在被害人、加害人或其他亲友住所发生。

统计是统计，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性侵害”会发生在我身上──两天一夜团体出游的凌晨，已经快要破晓的天空，被压在地上的我却觉得，永远都不会天明了。

原先在众人面前总是能言善道、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我，绝不会想到在侵害发生的当下居然是失语、无能地卷曲，像是一只破败的布娃娃。事后求助于心理咨商，才明白那是“性侵引发的瘫痪（rape induced paralysis）”。

最大的疼痛早已过了，但我却不只一次在搓澡时大力泛红地压迫自己的身体，痛苦地想著：“为什么不大喊？为什么要顺从⋯⋯？”

我失去正常行走的能力，走在路上若被人从后背轻拍，会认为是加害人的追击而转身对对方大吼；晚上入眠前总是反复地确认是否已锁好门，甚至焦虑到把室友误锁门外。

事发之后，我陷入睡眠障碍，即使睡去，也反复被相同情况的梦境吞噬折磨；我连带厌恶起这处令我身陷不义的校园，甚至产生想要抛弃一切、抛弃学生身份而休学。

我只觉得好累，好疲惫。身心俱疲的我，在苦痛中挣扎，原本以为法律可以帮助我，但司法官却在我面前以一种扭曲的善意询问：“是否要协助安排进行精神鉴定？我们有专业的精神鉴定专家与心理医生⋯⋯。”

快要溺毙的我，却在某天，突生振作之意。我想要带著伤痛活下去，我知道不管我如何隐藏，如何过著日常，有些事情就是不会放过我自己。我整个人就像被火吻过的皮肤，就算长出了新皮，也不再是过去完整的自己。在被性侵的当下，我这个人就已经破碎了，而我只能让破碎的自己，长出新的模样。

我开始研究如何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我知道性侵害很容易因为缺乏证据而不被起诉，也知道性侵害难以被定罪，机率是百分之十四。这意味著，没有人能够认可你的痛苦，而没有罪罚更是性侵害案件中的常态。因此，受害者只能选择隐微而避谈。

没有怀孕、没有验伤单，我明显地成为了一个不适格的强暴／性侵害幸存者。

曾经在家中遭遇陌生人性侵的美国知名人类学家温格勒（Cathy Winkler）在描述自身受暴过程的文章〈强暴是社会性谋杀〉中写下，“唯有让他得逞，我才能逃脱，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我始终没有逃出来。

我在司法上的切身之痛，让我成为一只扑火的蛾，想要更靠近火源——“从哪里开始灼烧，就从那里开始。”我开始策划、近似于密谋，想要危险地靠近这个病态的司法体系，成为其中一员，尝试稍微松动这个体制。我确实成功了，案发两年后，我成了法律的学徒。

“我想要成为律师。”这句话可能是我人生中唯一最接近祷词的信念。

后记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最极致的恶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便知道自己的一时取乐是其他人如影随形的梦靥，但依然有人觉得没差，甚至为此沾沾自喜。”

5月21日，台湾大学经济系系学会长选举政见发布，其中一组候选人所列的竞选政见因为充斥歧视言论，被贴上网路后，引发热议。

这些引发争议的政见，略述如下：LGPTQ与狗不得在会办中打传说对决，A罩杯以下女生国防必修两学分、加设刷卡权限，BMI20以上禁止搭电梯⋯⋯其嘲弄的范围，从性别、族群、身材、贫富阶级、成绩表现等项目，每一条都带有十足的恶意。

而这并非单一事件，自5月起，从菁英高中园游会的文宣到台湾大学言论月的活动，都有歧视性言论出现，彷若一场串谋，没有间隙地一棒接著一棒传递，直到台大经济系系学会的政见风波，掀起舆论的高潮。只是，这些情绪与反应都落限在网路上：尽管赤裸裸的歧视反复发生、受到关注，却无法在现实世界得到进一步的处理。

即使知道网路世代的年轻人其吸引眼球的方式就是故意且恶意，作为成人的我们，大多无计可施，深怕自己变成年轻时自己也讨厌的爱说教的大人。但这样的“伤害”明明白白的存在，实在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于是，我向自己的学生发了讯息，请他们分享自己的感受或观点。

我想，比起社会人士，大学生更适合评论自己所在的群体。不料，我收到的回应既多且长，有的表露难受，有的充满痛苦，远远超过我原本预期的“歧视”与评论。学生们掀揭的“伤口”，让我发现自己无意踩进一个黑洞里，竟有些不知所措。

有学生提到校园里发生的针孔偷拍事件，让她们多害怕，但看到当事人与男同学毫无悔意且不在意地回应这些讨论，阻绝女同学的发言，也令她们绝望心寒。女学生不懂，为什么这些读到顶尖大学的男学生，可以这样子伤害他人？也有人分享自己的男性好友处在这种“好学生”群体里，被迫参与他们的歧视与霸凌，那种既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的痛苦。

“我一直相信世界上最极致的恶意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即便知道自己的一时取乐是其他人如影随形的梦靥，但依然有人觉得没差，甚至为此沾沾自喜。”一个才大学一年级的同学，早慧地跟我说：这类事件的共通性，并不在于受害群体为弱势或加害群体是顶大学生，而是“伤害别人的人始终觉得无所谓”，而真正把这当成一回事的，只有被伤害的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学士班四年级学生王圣华更是积极回应我的学生之一，而她的揭露，已经超越“性别歧视”，甚至到了“肢体性骚扰”的程度。她让我看了当日写在社群网站上的贴文，告诉我她的痛苦，也坦言收到很多私讯，甚至跟我分享她接下来的行动与计划。

前述三篇自述，都是在网路上看到王圣华的自我揭露后，向她分享自己的经验，并愿意与她一起承担痛苦、共同行动的大专院校学生。

当时，民进党前党工揭露性骚扰而生的MeToo运动，还未到来，王圣华与这些女同学们便已决定进行自己的MeToo：除了公开揭露外，她也会在校内发动倡议行动，此外，找性平会申诉，甚至要求发生性骚扰场域的负责老师改善环境，同样列在行动清单之内。而这些私讯她的同学，更是她行动的盟友及伙伴。

然而，在付诸行动之际，王圣华也受到私讯骚扰，让她几乎崩溃。只能停止在校内的公开倡议，转而与校方私下沟通。校方亦有回应。

当我就这些学生的经验，就教于在大学任教的朋友们，他们都说，校园性平申报，反映的是学生的性别敏感度与意识，而非性平问题的严重程度。越是有性别意识与敏感度的环境，学生们就更愿意说出来，甚至行动。

在清大，校园性骚扰的处理与讨论自1990年代就已经开启。副主委林文兰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像这样多年前的案例，当事人都会担心由于时间久远且缺乏证据而不愿挺身而出。甚至会认为在申请调查之后不易查证，因而选择不走入相关流程。

“很多当事人其实并不信任性平申诉机制，也害怕会造成二次伤害。”但她认为，这表示性平会的运作需要更积极的变革，无论是专业人力的甄补、处理流程的保护机制、或是持续提升性平案件调查委员的专业度。

至于学生提出的性别友善环境的改善建议，林文兰认为有几件事情可以做，例如：性平会与咨商中心合作规划师生的培力工作坊，或是在举办密集互动的营队活动前，进行性平宣导，甚至在新生入学或不同性质的学习场域也要有搭配的适性化教育，“学校应该做更积极的介入。”

“让性平不是一种口号，而是一种具体的行动。”林文兰表示，更重要的是，性别友善的价值和信念需要整体校园师生的力量和支持网络，才有可能往前迈进。

包含林文兰在内，诸多性别研究的学者专家都强调，比起职场，校园性平处理机制是最细腻且完整的，教育部更是积极推动性平教育的政府机关；只是，在机制健全的前提下，校园里的性别歧视、性别问题仍然存在。

林文兰坦承，仰赖在大学阶段几个小时的性平教育，就要让一个性平观念不足或性骚扰行为人改变想法，并不容易，尤其行为人长期受到扭曲观念的影响或是背后有更强烈的欲望动机，光靠几次性平宣传通常未必具有成效，也没有任何遏止的力量，至多是提升大家如何自我保护的意识，或是如何避免被偷拍、落入危险情境，甚至遭遇亲密关系的暴力要如何因应。

因此，她认为，不同教育阶段的性平教育如何接棒和延续，无论是在身体自主权、情感教育、身体界线、权势性骚……等议题，需要更完整的配套课程规划。

“如果这个社会或校园环境，能以正向友善的气氛或更直接的方式，让行为人知道自己的不当追求、言行举止或是互动态度，是会对人造成伤害的，才有可能改变。”林文兰指出，这需要一个更大的支持体系或保护之网，而不是大家都沦为沉默的共犯、不以为意、甚至落井下石，或是呼吁当事人要以大局为重和大事化小，这样反而会让当事人噤声与害怕，甚至承受更大的创伤。

比起依赖学校教育或法制规定，林文兰建议性平教育的视野或许应该更扩大，像是家长对于行为人的爱与教养、身体界线和情感教育、友伴团体的关心与支持，都是让这个行为人不再处于比较自我中心的思考和行为模式，唯有透过长期且集体的力量和教育的配套，才有机会翻转目前的现况。

从台大经济系学生的歧视性言论，到至今未休的性骚扰揭露，我们仍能看到系统里有诸多疏失与漏洞，而这些勇于发声的受害者，都是在提醒整个社会，要做到真正性别友善的环境，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清大人文社会学院学生王圣华、曾子薰对此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