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退稿，新闻是如何没有做成的

【编者按】“不重磅记者自留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由来自不同地区的记者轮值书写。这些故事也许并不重磅、也非必要，却是记者生涯中，让我们心痒难耐、不吐不快的片刻。亲爱的读者们，你们可以看到自己订阅的媒体上刊登出的内容，但其实还有很多新闻和故事，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根本没有机会问世，只能胎死腹中。今日这篇文章，是记者Eric Leung回顾职业生涯中，那些未能诞生的选题与稿件。

当我收到今年第四张电话卡时，送卡的快递员终于问：“你怎么又申请手机号啦？”

这句无心的问话，在我脑里乱震——我想到目前大陆“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的“捉间谍”运动。我已经多次刷到这样的帖子：故事主人公与旧同学相聚，觥筹交错间发现，对方尽然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歌词。这种行迹实在可疑，于是他/她在网络上咨询广大网友，自己的同学是不是境外间谍，当不当被揭发出来。

举报之风泛滥的当下，一年申请多张电话卡，看起来的确有些奇怪吧。面前这位小哥为我派送了两年的快递，我们每次见面都会亲切问好，但他会不会也担负著“监督”的使命或自觉呢？

我故作镇定，把提前备好的说辞从喉咙排出，声音却被紧张的情绪挤得皱巴巴：“我是做电商的，多些电话帐号可以给自己的店刷数据。”快递员“哦”了一声，递过电话卡，又善意提醒我：“通信公司有规定，实名制下每个人的号卡不能超过五张。”我点头感谢他的关照，表忠心：“之前的号码我都注销啦，以后应该不会再申请新卡了。”话一出口，又有些懊悔，像是欲盖弥彰。

我当然不是间谍，也不是诈骗犯——后者手段高明，根本无须申请多个电话号卡。我，只是一位给墙内外媒体供稿的撰稿人。在中国独特的审查环境下，连结著现实社会与网路世界的电话卡号，俨然已是我们的“生存许可证”。

多一张卡 多一条命

2022年4月，上海实施“全域静态管理”。人们被囚禁家中，上海同学私信我吐槽：“想买到吃喝用品，只能集体拼团、高价购买，还要防备居委会——他们认为买食物有感染新冠的风险。”

“饿死事小，感染事大”，带著愤懑，我找编辑报了选题。我知道过不了多久，有关部门就会秉持“丧事喜办”的从政原理，命官媒复制粘贴“中国人民庄志成城度过难关”的话术，掩盖这场降临在内地最大城市的惨剧。我想赶在这之前，给未来的“太平盛世”留下一份备忘录。

但2022年，健康码、行程码、“层层加码”限制了人们的地域流通。记者要去上海实地访问，想都别想。但这也不全赖新冠。我在编辑部微信群组里，经常看到某某记者去现场调查，结果被警察架去拷问的消息。

在这样没有现场的采访环境中，“微博”成为内地记者最偏爱的约采平台。微博上入驻了官方机构与个人用户，每人都能在公开“广场”里发些声音。我打开微博，搜索“上海封城”等关键词，寻找过程出奇顺利，封控家中苦等食材和药物的案例轮番登上热搜话题。我赶在这些帖子被删除前，一一截图，再挨个私信这些控诉的上海居民，发送采访邀请。

半天过去，没有收到一条回复讯息。我再次登陆微博，想多发送些约采邀请，登陆页面却弹出红色警告：“您已被禁言”。我错愕在原地，思来想去，参不透到底触及哪些敏感话题。我私信微博客服，询问封禁缘由和解封时间，可“人工客服”只来回循环一句话：请您规范使用帐号。

自2015年中国施行“网路实名制”规定后，大多数网络平台的帐号都与实名电话牢牢绑定。那张在每个社交平台只能注册一个帐号的电话号卡，不但维系我们在现实世界的联络，也是在赛博世界的唯一通行证。

别无他法，我决定注销这个用了多年的微博帐号， 再重新申请一个新的帐号。但点进注销页面，又看到页面提示：“您的帐号存在异常，暂时无法注销。”——这竟然是个连环死局。我不再相信客服，自己去寻找原因。网路上类似的咨询帖并不少，有位行业内部人士猜测：“帐号无法注销，是怕你犯事之后卷土重来，彻底断绝这个手机号码在平台上重生的可能。”我未来得及翻白眼，又被他写下的下一行字震倒：“封禁帐号同时也是为了保留证据，以备不时之需。”

⋯⋯做得真绝。

我申请了一张新电话号卡，用来注册新微博帐号。在发送约采邀请前，我把“上海封城”与“购买不到食物”这些潜在敏感词删除，终于顺利联系到了受访人。稿件刊出一个月后，我偶然发现，之前被禁言的微博帐号又能正常发言了。解封和封禁一样，来得悄无声息、全无提示，就好像从未发生过。

之后半年，我又解锁了一些和微博帐号管控有关的新花样。

某次，我的微博帐号转发了某些敏感内容，遭到封禁。我又买来一张新的号卡，很不巧，这张卡是回收的，之前的数据未清除干净，还能登入上一位号主的微博帐号，那个帐号也被封禁，无法正常应用，不能注销。

登陆微博后，原号主发布的微博、私信都直白铺陈在主页上。这些赛博数据催生出我的无限顾虑：当我注销了自己的电话卡，下一位号主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我的约采邀请？顺藤摸瓜知道我给“境外媒体工作”，我会不会被检举为间谍？

于是，我试著删除自己微博上的聊天私信纪录，却被系统提示：您的帐号异常。也就是说，一旦微博帐号被封禁，不但无法注销重来，以往留下的私信、帖子、按赞也都抹不去。我只好前往电话公司，为这张流入我手中的二手号卡办理停用。至于此前我被封禁的号卡，我每月按时充值话费，保证它不被停用，也就不会再次流入市场。之后，我联系了垄断通讯市场的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平台，询问怎样才能申请到还未使用的新号，官方的回答使我明白，平台销售的新号码都绑定根本用不到的促销活动，要照例全收，全部买下。

我每次透过微博约采，都会咒骂平台毫无边界的审查。可我离不开它，出于“帖子发布后都会被推送到公开广场”的算法设定，这个山寨 Twitter 的社交媒体在新闻议题上引起的网民讨论度，是其他平台比不了的。

不过，随著选题的推进以及和同行的交流，我发现，单单警惕“微博”是远远不够的——作恶的不只是“平台”，还有系统中被培植的“环节”。

政治立场 重要过新闻性

2022年年底，中国政府发布“新十条”政策，为高压的疫情管控松绑，可后续治疗措施却未跟进，感染新冠后买不到药物的人们遍“网”哀嚎。

我的一位记者朋友接过这个选题，很快联系到一位愿意接受访问的人。对方二十出头， 虽然自己得病后很快转阴，家里有基础病的老人却挨不过新冠猛击，于是她发动全家高价购买“瑞辉”药。这是很“合适”的受访者，她的经历可以展现出药物供需失衡导致的买卖乱象。初始沟通也很顺利，直到记者自报家门。对方一改话风，斩钉截铁道：“我爱中国，就算特殊时期买不到药，我也是中国人，不能让你们这些境外媒体抹黑我的祖国。”接著她把记者拉黑，并截图公布聊天记录，提醒关注她社交网络的粉丝“避雷”，小心“间谍”。这件事提醒了我，或许之前我的微博被封禁，不是因为平台的自查，而是其中一个或多个收到我采访邀约之人的检举。

那是在2022年，从贵州大巴车坠亡到新疆高层住宅失火，过度防疫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迭出。网民总结：“时代的一粒尘，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有位微博博主提及闺蜜在贵州大巴车上遇难，众人纷纷安慰她。可没多久，积累了许多粉丝后，她又发布一张聊天截图：一位外国记者发起约采，被她破口大骂，称中国的事不让“美国狗”操心。评论区为她鼓掌欢呼的不在少数。我本以为，感受到那座“山”的压迫后，人们会舍弃空头支票一样的“爱国不需要理智”的理念，可未曾想依然满地粉红。外国媒体不报导，难道还要靠被勒住脖子的中国媒体去质询？

我的记者朋友只是被骂，没有被封禁，很快她就申请注销了帐号，从头来过。但我们都心有余悸，怕被秋后算账。我们不怕平台，而是怕凌驾于平台之上的那道隐形大掌。秋后算账的例子我也见过，一位朋友提起，白纸运动中，有人只是去北京亮马桥凑热闹，并未真正参与行动，依然在数月后被带走问话。同一时间，北京各地出现许多警察，拦路检查行人的手机上是否安装了境外软件。

最关键的是，平台注销页面的须知明确提到，注销帐号，并不意味著能逃避此前在该平台的言行触发的法律责任，相关部门索要信息时，平台会配合给予。以前，我或许以为这只是虚张声势。但有了这两年的经历，我却不得不被震摄到。内地的社交平台有摸不清路数的审查机制，我们只能含糊地以“他们”来指代网警或是再高层次的部门。也有人开玩笑调侃：“他们的报复只会迟到，从不缺席。”

言语嘲讽掩盖不了大家的绝望共识：个体层面的主动举报与社交平台的严苛审查，一脉相承、环环紧扣。这一切，都来自于官方的规训。

我们只能足够小心。除了频繁申请电话卡，意识到苗头不对就及时注销帐号，还要悉心观察受访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判断他们的立场。我自嘲，寻找受访者的重要决定因素原本是和真相、证据高度相关，现在却要为受访者的“政治立场”让位。但这种小心翼翼，的确是必要的。

2022年初，我在微博刷到一则热搜：手游《王者荣耀》合作画师涉嫌“侮辱女性”，女性玩家们联合抵制。我简单了解后，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女性玩家为了维权，找到腾讯客服与游戏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举报、投诉游戏厂家.但结果是，涉嫌侮辱女性的画师的作品，自始至终未受到影响，同时期的另一款皮肤道具却因为“游戏角色驾车时未戴安全帽，会误导未成年人”被紧急下架。

我不认同“举报”，但在女性呼声得不到重视的中国，批评她们维权的方式不够精准，是站著说话不腰疼的道德绑架，同时也是在模糊重点，就好比19年的香港抗议潮，内地媒体拿著孤例批评香港青年太偏激，却丝毫看不到他们的政治诉求。

选题通过后，我在微博上联系到参与抵制行动的女性玩家。申请添加好友之前，我鬼使神差地点进了对方的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主页。后来很长时间里，我都很庆幸这个“下意识”的举动。

每滑动一栏，我就心惊一下：这位女性转发了许多和大陆艺人张艺兴有关的动态。张艺兴是靠“爱国”人设吃饭的歌手，他曾在电视台公开问主持人：国家能不能多收他的税，这样国家就有钱了。甚至他的微博头像贴图，都是呼吁台湾回归的宣传图。

我安慰自己，追星会令人蒙蔽双眼，但很快我刷到她去年4月的一条微博：“我们是封在家里买不到饭了，但有些人也没必要攻击我们的防疫政策。”网路平台发帖会显示当前所在地，她的IP显示，当时，她正在上海。看到这里，我不再犹豫，立刻表示选题已结束。“举报”是粉红们惯用的伎俩，若她查到我供稿的媒体，还不一网打尽？

我联系到的另一位受访者小A则是“政治审查”必要性的正面案例。2021年，《王者荣耀》曾与奢饰品公司博柏利（Burberry，内地多译为“巴宝莉”）合作，推出一款皮肤道具。小A对这次的联名皮肤格外期待，但当时正值“新疆人权问题”发酵，内地网友找出了曾签名抵制新疆棉的国外公司名单，博柏利赫然在列。小A在《王者荣耀》官方微博下呼吁与博柏利终止合作。

没过多久，热点淡去，那些曾被视为抵制新疆棉的国外品牌依然在中国销售得红火，告吹的只有那款皮肤道具。但小A毫不在意，觉得“皮肤没了就没了”，自己坚守本心，做的是正确的事。两个月后，官媒“共青团中央”发布“极端女权已成网路毒瘤”的微博，十分关注女性议题的小A大失所望，她说：“以前看到这些辱华品牌，我都会抵制，现在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听到这里，我知道，这个采访是可以正常进行了。至少，我不会被举报。从她这里，我联系到了多位受访者，选题也就顺利完成了。

“润”学报导 也润不出去

如果用一个字为2022年做总结，我觉得是“润”。这是英文单词 run 用汉语拼音改读后对应的字。这一年，许多人打算移民；有些人虽然还在“墙”内，思想早已出走。

编辑找我商量，做一期“年轻一代的润学”报导。相比中产阶级为了下一代的教育或者自身工作而移民，年轻一代的功利性并不太明显，他们或许是为了“政治立场”等精神层面的因素而润。

我当时被封家中两月，心里也隐约有“润”的计划，于是和编辑一拍即合。除了向同龄人取经，我也想透过和他们的交流，来“发现”自己。

我联系到的受访者，有些天生敏感，捕捉到一些“先兆”。有人说：前些年，自己喜欢的歌手因为政治立场被封禁，她觉得，一个连歌都不让听的地方，是没有未来的。还有些让是在这些年的信息冲浪中，动摇了原本“坚不可摧”的“粉红”理念。

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媒体同行，读大四时，她到北京一家媒体实习，偶然听到同事聊起“六四”。在内地严格的信息防守下，她此前并不清楚这个词的具体含义，跟不上讨论。回到办公室，她立刻打开VPN搜索关键词，带著点心虚——担心被同事看到，也担心被数据检测到。其实她一直知道“墙”的存在，但她从未真切感受到打破这堵墙的必要。

就在那之前半年，她还参与过“帝吧出征”：有位台湾艺人在录制韩国节目时举起中华民国国旗，称自己来自台湾。这段视频被发到内地互联网后，引起了网友的口诛笔伐。2016年1月20日，百度贴吧中关注人数最多的“李毅吧”发起了“圣战”，集体翻墙来到Facebook刷屏留言。她为这种“正义出征”感到莫名激动，此前的二十年里，她接受的是一种“统一”教育，祖国是“统一”的，思想也是“统一”的。她无法忍受“台独”，更无法忍受“不认同一个中国”的理念被带到国际视野中。但从那天首次在“墙外”软件搜索“六四”开始，她意识到，主流叙事也许不等同真实，它掩盖了每个个体或群体的思考与遭遇。

在媒体实习，透过记者的文字，更多丰富的人生传递到她的视线中。当视角从“国家、大局”转移到具体的“人”时，一切都变了，尤其是思想：“自己是纳税人，政府是服务于我们的。”她开始主动去获取一些信息，翻墙查阅那些在内地社交平台上消失的议题。但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却在不断收缩。2017年后，她敏锐感觉到，媒体以前常报导的“性少数”话题被严格限制了，一篇都不能再发，随后五年，消失的话题越来越多，她也记不大清楚，它们具体是在哪个时间节点、因为什么原因消失的了。她下定决心“润”的那天，在地铁上，她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的消息，刷到“取消连任制”那一行，突然泪流满面。

那个选题里我采访的大多受访者都是如此，她们或许多年前都是蒙昧的，可一旦开眼看世界，就回不到过去那种状态中了。看不到在此地坚持的希望，才会背井离乡，追求新的乌托邦。而所谓希望，也不只是经济层面的“生存”，更是精神层面的“活著”。

我为这些经历而感慨与感动，个人遭遇折射出我们所处时代的变迁。初稿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字，正要进入审稿阶段，却得知，给我介绍了多位受访者的朋友，因为某些事情被请去警局问话。进了警察局，我们过往的聊天记录一定会被严格审查，他为我介绍的许多受访者也都是各自的微信联系人，若是稿件刊出，他们势必会受到影响。

我犹豫良久，还是和编辑申请稿件停发，她知道我为此付出许多心血：受访者分布在世界各地，今天我要凌晨三点起床，明天也许会是早上八点，休息不到两小时，又要接著采访。生物钟适应不过来，就只能躺在床上干瞪眼，挨到下一个时间。现在要撤稿，编辑安慰我，以后也许还可以找个时机刊出，我谢过她的好意：新闻热点就在一阵，过去了就过去了。

记载“润”的报导，本身却“润”不出去，黑色幽默。那之后的两周，我魂不守舍。不只是因为丢失了一篇可以写在简历里的作品，也不只是为一笔稿费，而是对未来的希望荡然无存了。为这家媒体写稿后，我以为真的可以享受到“新闻自由”的乐趣，可体验时效不过月余。

希望覆灭的无助感，让我陷入了“悲剧重演”的怪圈。几年前，我还在一所高校的校媒做学生记者，或许是因为学生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有限，学生媒体在报导议题上的自由度，反而要高过社会媒体。当时中国大陆正掀起一阵ME TOO浪潮，从北京电影学院的阿廖沙开始，许多学生陆续在社交平台说出在校期间受到性骚扰的案例，这也引起了学生间的抱团取暖，纷纷建言要求建立高校反性骚扰机制。学生们一呼百应，将建言行动从北京一隅推到全国各地高校。与此同时，建言者却被学校与警方联合打压，有些被勒令退学回家，无法完成学业，有些甚至被拘禁。

我和同伴联系到多位当事人，记录下她们如何遭到打压又坚持建言的全过程。虽然还是学生记者，但那是我已学会“自我审查”，这是从其他同行那里学来的。2017年年底，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许多校媒同行前去报导，其中一家的报导很快被删除，另一家却留存了下来。我们仔细对比，发现留存下来的那篇写得比较克制。这引起了我们的思考：虽然自我阉割会失去很多重要信息，但“活下来”，才能保证信息的流通。

就这样，一万字的初稿硬生生砍到了五千字——但即使已经删掉了重要信息，这篇稿依然命运多舛。

改稿阶段，我将稿子发送到了编辑部的微信群组中，半天未得到回应，我私讯编辑，怎么还不审稿，可对方却说根本就没收到稿件。我以为是网路信号不好或者帐号出了问题，实验多次才明白，是文件名中“性骚扰机制”这个词被微信识别，文件被屏蔽，没有发送出去。我于是修改文件名，改用邮箱发送，这才送达编辑那边。

但接下来的发布又是难题。起初，我们想透过微信公众平台刊出，但刚发出，就被提示：“经过投诉，此文不符合相关法律条款，暂时无法查看。”我和编辑团队从微信后台打开“草稿箱”，想重新修改刊出，但发现这篇文章在微信后台直接被删除了，根本无法再查阅。

事情在这里还不算完，半年之后的一次参评，才将它推到了“黑色幽默”的高度。内地高校不会给学生媒体资金支持，想印张报纸，都要靠编辑部自掏腰包，更别提外出采访的经费了。为此，前辈们也琢磨出许多搞钱的方法，比如参加一些比赛。而香港的比赛奖金最高，能拿到上千元。

我们把那篇关于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的报导也投了出去，但不报什么希望，毕竟它被阉割了太多信息。可没多久，我们就从主办方那里收到一封邮件：这篇报导入围最佳报导奖。根据这个奖项规则，入围即获奖，颁奖现场揭晓冠亚季军。

我心里五味杂陈：一篇在内地屡屡封禁的报导，却在香港得到了重视。不愧是香港。也许是受到TVB剧和粤语歌曲的影响，我自小对香港有著天然好感。那不只是繁华大都市，而是代表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透过夹带TVB配音腔的“女儿当自强”和“你有权保持沉默”，我得到了关于独立、平等与民主的一点点微弱的文明启蒙。

我满心期待，连著几天都幻想著颁奖现场的场景，猜测会不会是冠军。还提前做好旅游攻略，计划要打卡旺角油麻地，在“重庆大厦”拍下王家卫同款剧照。但现实给我一个猛击——校方得知报导获奖，要求我们退出评选，不然就考虑关停我们的校媒。为了维持校媒正常运作，我们只能发送邮件，含糊其词：此篇报导与内地主流报导方向有异，故退出评选。

颁奖那天，我盯著屏幕里的现场直播，心中无限遗憾，明明这份荣誉也该属于我们。此后我不断回想，若是那次不听学校的，私自前往领奖会怎样？隔年，另一家校媒同行给出了答案，他们前往领奖后，那家曾获得无数荣誉的学生媒体被他们的学校关停了。

内地作为一种处境

“润”学事件后，我缓了两个月，攒回一些斗志。我想做些此前在校媒很想报导却无法报导的议题，比如跨性别女性。内地对性少数者向来排斥，跨性别女性更是处处碰壁：她们的需求被排除在医疗系统外，买不到含有雌性激素的药物；一旦进行性别置换手术，此前取得的学历都会通通作废。最绝望的是得不到认可，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中国父母，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本应“传宗接代”的儿子突然变成女儿。大环境与小气候的共同打压下，跨性别女性的自杀比例高得出奇。

选题磨了半年，期间，每次编辑询问进度，我都心有不安，但我的确有苦衷。很多跨性别女性仍在国内，有的读大学，在学校住宿，有的年纪小，还在家中。她们能翻墙使用Twitter等平台，但不太愿意接受语音连线，怕被家人和同学发现。有些跨性别女性走得远些，已经到了世界各地，但她们为移民身分往往学业、工作连轴转，采访时间只能靠挤。若是语音通话，两个小时就能搞定一个采访，但改以有一搭没一搭的文字对话，时间就被无限拉长。

其实在有些内地媒体做报导，也可以容易得多，由于严格的审查制度，有些问题根本就不必向受访者提起，更不用写出来。媒体懂得自我审查，有些稿子在选题阶段就及时毙掉了。可为何还要在外媒写这种不讨好的选题？大概是一种不甘心。苍茫大地从来不缺新闻，但缺少“看见”与“说出”的管道。一个能说能写的空间，对于创作者来说，无异于救命稻草。

事实上，内地仍有多家坚持的媒体，虽残喘，依然能发出些声音。但我接触了之后却感觉，它们面临的掣肘是难以忍受的。那不只是审查，而是审查引发的连环效应。

2021年7月，郑州突发暴雨，水流倒灌地铁，多位乘客不知所踪。一家媒体联系到我，想请我以此为题做篇报导，按字数计稿费。我对这种合作方式轻车熟路——经费不足，许多内地媒体其实都不再大量聘请记者，每当有能做的选题的时候，就联系特约作者去采访撰稿。

前两年，我写出了多篇报导，但在这次的选题上，却直观被这类合作方式的弊端打了措手不及。编辑联系我时，已经有其他媒体前往现场并刊出了报导。其实联系我的媒体也想第一时间刊登报导，但他们联系的上一位特约作者临时有事，无法继续这个选题，只能另找他人，一来二去消磨了许多时间。若是早些年，媒体有许多编制内的记者，是不会遭遇这一窘状的。

编辑建议我透过网路平台寻找受访者，他也会助我一臂，在郑州当地再联系一位媒体人，现场采访。以此，节省出行住宿的花销。但忙了半天，那位媒体人也临时有事，终止了合作——这种合作没有合同，只凭借人情合作，编辑连怨言也未发，只能把希望全寄托给了我。

可我无能为力。当时事情已经过去三天，大量媒体发回了一手报导，都是关于遇难者家属的访谈——别的方向，是做不出来的，外媒眼里司空见惯的对政府部门的质疑，对内地媒体而言是天方夜谭。我联系到的遇难者家属已经接收了上百个采访，相同的问题回答了一遍又一遍，我实在不忍心打电话再去问她那些会引起二次伤害的细节。

编辑催了我两次，我终于下定决心，说出难处，不想继续这个报导了。我始终认为报导的意义在于传递给大众有效信息，媒体们做了那么多相似报导，再做也是无用功。

我心中对这个未竟的选题没什么遗憾，只为内地媒体的处境感到悲怆。如果媒体有足够的收益聘请到专职记者，如果媒体能拨出经费在当天让记者赶往现场，如果媒体不会面临如此猛烈的新闻审查，找出其他报导角度，那这篇报导都有可能发出来。

这不仅是媒体的问题，而是媒体所在环境的问题。朋友圈里，总有人感叹：现在的媒体对某些选题的追逐总是高度重合，不做调查报导，反而还推崇起了动辄万字起步，像小说一样的“非虚构”。我还是没忍住，评论了句：其实都是迂回战术。我和编辑探讨过，香港媒体每篇报导字数远少于内地媒体，力度却不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2019年以前的香港媒体无需面临过多新闻审查，写作时能正中靶心，内地媒体想说出些东西，要把它夹在大段废话里，才可免除被封禁的命运。

那家邀请我写稿的媒体，专业水平过硬，我想，他们在任何一个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其实都能活得滋润。为此，我总是不忍心苛责内地媒体，他们做的太多，得到的太少，仍坚持报导，真的仅仅依靠那一份不值钱的新闻理想。

但有时，我也会怀疑在此地做新闻的价值。每当刷到微博上的所谓“反转”类热搜，评论区就多是对媒体的污名和对记者的咒骂，每当有一点信息失实，就有人在评论区@人民日报等官博，要求封杀那些走狗媒体——这或许是在言论审查严重的内地，人们唯一能肆意攻击的东西了。

真相如此昂贵。

我从前总觉得，真相是因为稀缺才显得昂贵，但是看看如此稀缺真相却依然轻视真相的此地，那句名言，好像又地域性地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