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退稿，新聞是如何沒有做成的

【編者按】「不重磅記者自留地」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由來自不同地區的記者輪值書寫。這些故事也許並不重磅、也非必要，卻是記者生涯中，讓我們心癢難耐、不吐不快的片刻。親愛的讀者們，你們可以看到自己訂閱的媒體上刊登出的內容，但其實還有很多新聞和故事，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根本沒有機會問世，只能胎死腹中。今日這篇文章，是記者Eric Leung回顧職業生涯中，那些未能誕生的選題與稿件。

當我收到今年第四張電話卡時，送卡的快遞員終於問：「你怎麼又申請手機號啦？」

這句無心的問話，在我腦裡亂震——我想到目前大陸「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的「捉間諜」運動。我已經多次刷到這樣的帖子：故事主人公與舊同學相聚，觥籌交錯間發現，對方盡然忘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歌詞。這種行跡實在可疑，於是他/她在網絡上咨詢廣大網友，自己的同學是不是境外間諜，當不當被揭發出來。

舉報之風氾濫的當下，一年申請多張電話卡，看起來的確有些奇怪吧。面前這位小哥為我派送了兩年的快遞，我們每次見面都會親切問好，但他會不會也擔負著「監督」的使命或自覺呢？

我故作鎮定，把提前備好的說辭從喉嚨排出，聲音卻被緊張的情緒擠得皺巴巴：「我是做電商的，多些電話帳號可以給自己的店刷數據。」快遞員「哦」了一聲，遞過電話卡，又善意提醒我：「通信公司有規定，實名制下每個人的號卡不能超過五張。」我點頭感謝他的關照，表忠心：「之前的號碼我都註銷啦，以後應該不會再申請新卡了。」話一出口，又有些懊悔，像是欲蓋彌彰。

我當然不是間諜，也不是詐騙犯——後者手段高明，根本無須申請多個電話號卡。我，只是一位給牆內外媒體供稿的撰稿人。在中國獨特的審查環境下，連結著現實社會與網路世界的電話卡號，儼然已是我們的「生存許可證」。

多一張卡 多一條命

2022年4月，上海實施「全域靜態管理」。人們被囚禁家中，上海同學私信我吐槽：「想買到吃喝用品，只能集體拼團、高價購買，還要防備居委會——他們認為買食物有感染新冠的風險。」

「餓死事小，感染事大」，帶著憤懣，我找編輯報了選題。我知道過不了多久，有關部門就會秉持「喪事喜辦」的從政原理，命官媒複製粘貼「中國人民莊志成城度過難關」的話術，掩蓋這場降臨在內地最大城市的慘劇。我想趕在這之前，給未來的「太平盛世」留下一份備忘錄。

但2022年，健康碼、行程碼、「層層加碼」限制了人們的地域流通。記者要去上海實地訪問，想都別想。但這也不全賴新冠。我在編輯部微信群組裡，經常看到某某記者去現場調查，結果被警察架去拷問的消息。

在這樣沒有現場的採訪環境中，「微博」成為內地記者最偏愛的約採平台。微博上入駐了官方機構與個人用戶，每人都能在公開「廣場」裡發些聲音。我打開微博，搜索「上海封城」等關鍵詞，尋找過程出奇順利，封控家中苦等食材和藥物的案例輪番登上熱搜話題。我趕在這些帖子被刪除前，一一截圖，再挨個私信這些控訴的上海居民，發送採訪邀請。

半天過去，沒有收到一條回覆訊息。我再次登陸微博，想多發送些約採邀請，登陸頁面卻彈出紅色警告：「您已被禁言」。我錯愕在原地，思來想去，參不透到底觸及哪些敏感話題。我私信微博客服，詢問封禁緣由和解封時間，可「人工客服」只來回循環一句話：請您規範使用帳號。

自2015年中國施行「網路實名制」規定後，大多數網絡平台的帳號都與實名電話牢牢綁定。那張在每個社交平台只能註冊一個帳號的電話號卡，不但維繫我們在現實世界的聯絡，也是在賽博世界的唯一通行證。

別無他法，我決定註銷這個用了多年的微博帳號， 再重新申請一個新的帳號。但點進註銷頁面，又看到頁面提示：「您的帳號存在異常，暫時無法註銷。」——這竟然是個連環死局。我不再相信客服，自己去尋找原因。網路上類似的咨詢帖並不少，有位行業內部人士猜測：「帳號無法註銷，是怕你犯事之後捲土重來，徹底斷絕這個手機號碼在平台上重生的可能。」我未來得及翻白眼，又被他寫下的下一行字震倒：「封禁帳號同時也是為了保留證據，以備不時之需。」

⋯⋯做得真絕。

我申請了一張新電話號卡，用來註冊新微博帳號。在發送約採邀請前，我把「上海封城」與「購買不到食物」這些潛在敏感詞刪除，終於順利聯繫到了受訪人。稿件刊出一個月後，我偶然發現，之前被禁言的微博帳號又能正常發言了。解封和封禁一樣，來得悄無聲息、全無提示，就好像從未發生過。

之後半年，我又解鎖了一些和微博帳號管控有關的新花樣。

某次，我的微博帳號轉發了某些敏感內容，遭到封禁。我又買來一張新的號卡，很不巧，這張卡是回收的，之前的數據未清除乾淨，還能登入上一位號主的微博帳號，那個帳號也被封禁，無法正常應用，不能註銷。

登陸微博後，原號主發布的微博、私信都直白鋪陳在主頁上。這些賽博數據催生出我的無限顧慮：當我註銷了自己的電話卡，下一位號主是不是也可以看到我的約採邀請？順藤摸瓜知道我給「境外媒體工作」，我會不會被檢舉為間諜？

於是，我試著刪除自己微博上的聊天私信紀錄，卻被系統提示：您的帳號異常。也就是說，一旦微博帳號被封禁，不但無法註銷重來，以往留下的私信、帖子、按讚也都抹不去。我只好前往電話公司，為這張流入我手中的二手號卡辦理停用。至於此前我被封禁的號卡，我每月按時充值話費，保證它不被停用，也就不會再次流入市場。之後，我聯繫了壟斷通訊市場的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運營平台，詢問怎樣才能申請到還未使用的新號，官方的回答使我明白，平台銷售的新號碼都綁定根本用不到的促銷活動，要照例全收，全部買下。

我每次透過微博約採，都會咒罵平台毫無邊界的審查。可我離不開它，出於「帖子發布後都會被推送到公開廣場」的算法設定，這個山寨 Twitter 的社交媒體在新聞議題上引起的網民討論度，是其他平台比不了的。

不過，隨著選題的推進以及和同行的交流，我發現，單單警惕「微博」是遠遠不夠的——作惡的不只是「平台」，還有系統中被培植的「環節」。

政治立場 重要過新聞性

2022年年底，中國政府發布「新十條」政策，為高壓的疫情管控鬆綁，可後續治療措施卻未跟進，感染新冠後買不到藥物的人們遍「網」哀嚎。

我的一位記者朋友接過這個選題，很快聯繫到一位願意接受訪問的人。對方二十出頭， 雖然自己得病後很快轉陰，家裡有基礎病的老人卻挨不過新冠猛擊，於是她發動全家高價購買「瑞輝」藥。這是很「合適」的受訪者，她的經歷可以展現出藥物供需失衡導致的買賣亂象。初始溝通也很順利，直到記者自報家門。對方一改話風，斬釘截鐵道：「我愛中國，就算特殊時期買不到藥，我也是中國人，不能讓你們這些境外媒體抹黑我的祖國。」接著她把記者拉黑，並截圖公佈聊天記錄，提醒關注她社交網絡的粉絲「避雷」，小心「間諜」。這件事提醒了我，或許之前我的微博被封禁，不是因為平台的自查，而是其中一個或多個收到我採訪邀約之人的檢舉。

那是在2022年，從貴州大巴車墜亡到新疆高層住宅失火，過度防疫導致人員傷亡的案例迭出。網民總結：「時代的一粒塵，落到每個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有位微博博主提及閨蜜在貴州大巴車上遇難，眾人紛紛安慰她。可沒多久，積累了許多粉絲後，她又發布一張聊天截圖：一位外國記者發起約採，被她破口大罵，稱中國的事不讓「美國狗」操心。評論區為她鼓掌歡呼的不在少數。我本以為，感受到那座「山」的壓迫後，人們會捨棄空頭支票一樣的「愛國不需要理智」的理念，可未曾想依然滿地粉紅。外國媒體不報導，難道還要靠被勒住脖子的中國媒體去質詢？

我的記者朋友只是被罵，沒有被封禁，很快她就申請註銷了帳號，從頭來過。但我們都心有餘悸，怕被秋後算賬。我們不怕平台，而是怕凌駕於平台之上的那道隱形大掌。秋後算賬的例子我也見過，一位朋友提起，白紙運動中，有人只是去北京亮馬橋湊熱鬧，並未真正參與行動，依然在數月後被帶走問話。同一時間，北京各地出現許多警察，攔路檢查行人的手機上是否安裝了境外軟件。

最關鍵的是，平台註銷頁面的須知明確提到，註銷帳號，並不意味著能逃避此前在該平台的言行觸發的法律責任，相關部門索要信息時，平台會配合給予。以前，我或許以為這只是虛張聲勢。但有了這兩年的經歷，我卻不得不被震攝到。內地的社交平台有摸不清路數的審查機制，我們只能含糊地以「他們」來指代網警或是再高層次的部門。也有人開玩笑調侃：「他們的報復只會遲到，從不缺席。」

言語嘲諷掩蓋不了大家的絕望共識：個體層面的主動舉報與社交平台的嚴苛審查，一脈相承、環環緊扣。這一切，都來自於官方的規訓。

我們只能足夠小心。除了頻繁申請電話卡，意識到苗頭不對就及時註銷帳號，還要悉心觀察受訪者在社交媒體上的動態，判斷他們的立場。我自嘲，尋找受訪者的重要決定因素原本是和真相、證據高度相關，現在卻要為受訪者的「政治立場」讓位。但這種小心翼翼，的確是必要的。

2022年初，我在微博刷到一則熱搜：手遊《王者榮耀》合作畫師涉嫌「侮辱女性」，女性玩家們聯合抵制。我簡單了解後，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女性玩家為了維權，找到騰訊客服與遊戲所在地的消費者協會舉報、投訴遊戲廠家.但結果是，涉嫌侮辱女性的畫師的作品，自始至終未受到影響，同時期的另一款皮膚道具卻因為「遊戲角色駕車時未戴安全帽，會誤導未成年人」被緊急下架。

我不認同「舉報」，但在女性呼聲得不到重視的中國，批評她們維權的方式不夠精準，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道德綁架，同時也是在模糊重點，就好比19年的香港抗議潮，內地媒體拿著孤例批評香港青年太偏激，卻絲毫看不到他們的政治訴求。

選題通過後，我在微博上聯繫到參與抵制行動的女性玩家。申請添加好友之前，我鬼使神差地點進了對方的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主頁。後來很長時間裡，我都很慶幸這個「下意識」的舉動。

每滑動一欄，我就心驚一下：這位女性轉發了許多和大陸藝人張藝興有關的動態。張藝興是靠「愛國」人設吃飯的歌手，他曾在電視台公開問主持人：國家能不能多收他的稅，這樣國家就有錢了。甚至他的微博頭像貼圖，都是呼籲台灣回歸的宣傳圖。

我安慰自己，追星會令人蒙蔽雙眼，但很快我刷到她去年4月的一條微博：「我們是封在家裡買不到飯了，但有些人也沒必要攻擊我們的防疫政策。」網路平台發帖會顯示當前所在地，她的IP顯示，當時，她正在上海。看到這裡，我不再猶豫，立刻表示選題已結束。「舉報」是粉紅們慣用的伎倆，若她查到我供稿的媒體，還不一網打盡？

我聯繫到的另一位受訪者小A則是「政治審查」必要性的正面案例。2021年，《王者榮耀》曾與奢飾品公司博柏利（Burberry，內地多譯為「巴寶莉」）合作，推出一款皮膚道具。小A對這次的聯名皮膚格外期待，但當時正值「新疆人權問題」發酵，內地網友找出了曾簽名抵制新疆棉的國外公司名單，博柏利赫然在列。小A在《王者榮耀》官方微博下呼籲與博柏利終止合作。

沒過多久，熱點淡去，那些曾被視為抵制新疆棉的國外品牌依然在中國銷售得紅火，告吹的只有那款皮膚道具。但小A毫不在意，覺得「皮膚沒了就沒了」，自己堅守本心，做的是正確的事。兩個月後，官媒「共青團中央」發布「極端女權已成網路毒瘤」的微博，十分關注女性議題的小A大失所望，她說：「以前看到這些辱華品牌，我都會抵制，現在覺得，和我有什麼關係呢。」聽到這裡，我知道，這個採訪是可以正常進行了。至少，我不會被舉報。從她這裡，我聯繫到了多位受訪者，選題也就順利完成了。

「潤」學報導 也潤不出去

如果用一個字為2022年做總結，我覺得是「潤」。這是英文單詞 run 用漢語拼音改讀後對應的字。這一年，許多人打算移民；有些人雖然還在「牆」內，思想早已出走。

編輯找我商量，做一期「年輕一代的潤學」報導。相比中產階級為了下一代的教育或者自身工作而移民，年輕一代的功利性並不太明顯，他們或許是為了「政治立場」等精神層面的因素而潤。

我當時被封家中兩月，心裡也隱約有「潤」的計畫，於是和編輯一拍即合。除了向同齡人取經，我也想透過和他們的交流，來「發現」自己。

我聯繫到的受訪者，有些天生敏感，捕捉到一些「先兆」。有人說：前些年，自己喜歡的歌手因為政治立場被封禁，她覺得，一個連歌都不讓聽的地方，是沒有未來的。還有些讓是在這些年的信息衝浪中，動搖了原本「堅不可摧」的「粉紅」理念。

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媒體同行，讀大四時，她到北京一家媒體實習，偶然聽到同事聊起「六四」。在內地嚴格的信息防守下，她此前並不清楚這個詞的具體含義，跟不上討論。回到辦公室，她立刻打開VPN搜索關鍵詞，帶著點心虛——擔心被同事看到，也擔心被數據檢測到。其實她一直知道「牆」的存在，但她從未真切感受到打破這堵牆的必要。

就在那之前半年，她還參與過「帝吧出征」：有位台灣藝人在錄製韓國節目時舉起中華民國國旗，稱自己來自台灣。這段視頻被發到內地互聯網後，引起了網友的口誅筆伐。2016年1月20日，百度貼吧中關注人數最多的「李毅吧」發起了「聖戰」，集體翻牆來到Facebook刷屏留言。她為這種「正義出征」感到莫名激動，此前的二十年裡，她接受的是一種「統一」教育，祖國是「統一」的，思想也是「統一」的。她無法忍受「台獨」，更無法忍受「不認同一個中國」的理念被帶到國際視野中。但從那天首次在「牆外」軟件搜索「六四」開始，她意識到，主流敘事也許不等同真實，它掩蓋了每個個體或群體的思考與遭遇。

在媒體實習，透過記者的文字，更多豐富的人生傳遞到她的視線中。當視角從「國家、大局」轉移到具體的「人」時，一切都變了，尤其是思想：「自己是納稅人，政府是服務於我們的。」她開始主動去獲取一些信息，翻牆查閱那些在內地社交平台上消失的議題。但與此同時，外部環境卻在不斷收縮。2017年後，她敏銳感覺到，媒體以前常報導的「性少數」話題被嚴格限制了，一篇都不能再發，隨後五年，消失的話題越來越多，她也記不大清楚，它們具體是在哪個時間節點、因為什麼原因消失的了。她下定決心「潤」的那天，在地鐵上，她看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的消息，刷到「取消連任制」那一行，突然淚流滿面。

那個選題裡我採訪的大多受訪者都是如此，她們或許多年前都是矇昧的，可一旦開眼看世界，就回不到過去那種狀態中了。看不到在此地堅持的希望，才會背井離鄉，追求新的烏托邦。而所謂希望，也不只是經濟層面的「生存」，更是精神層面的「活著」。

我為這些經歷而感慨與感動，個人遭遇折射出我們所處時代的變遷。初稿洋洋灑灑寫了一萬字，正要進入審稿階段，卻得知，給我介紹了多位受訪者的朋友，因為某些事情被請去警局問話。進了警察局，我們過往的聊天記錄一定會被嚴格審查，他為我介紹的許多受訪者也都是各自的微信聯繫人，若是稿件刊出，他們勢必會受到影響。

我猶豫良久，還是和編輯申請稿件停發，她知道我為此付出許多心血：受訪者分布在世界各地，今天我要凌晨三點起床，明天也許會是早上八點，休息不到兩小時，又要接著採訪。生物鐘適應不過來，就只能躺在床上乾瞪眼，挨到下一個時間。現在要撤稿，編輯安慰我，以後也許還可以找個時機刊出，我謝過她的好意：新聞熱點就在一陣，過去了就過去了。

記載「潤」的報導，本身卻「潤」不出去，黑色幽默。那之後的兩週，我魂不守舍。不只是因為丟失了一篇可以寫在簡歷裡的作品，也不只是為一筆稿費，而是對未來的希望蕩然無存了。為這家媒體寫稿後，我以為真的可以享受到「新聞自由」的樂趣，可體驗時效不過月餘。

希望覆滅的無助感，讓我陷入了「悲劇重演」的怪圈。幾年前，我還在一所高校的校媒做學生記者，或許是因為學生媒體的社會影響力有限，學生媒體在報導議題上的自由度，反而要高過社會媒體。當時中國大陸正掀起一陣ME TOO浪潮，從北京電影學院的阿廖沙開始，許多學生陸續在社交平台說出在校期間受到性騷擾的案例，這也引起了學生間的抱團取暖，紛紛建言要求建立高校反性騷擾機制。學生們一呼百應，將建言行動從北京一隅推到全國各地高校。與此同時，建言者卻被學校與警方聯合打壓，有些被勒令退學回家，無法完成學業，有些甚至被拘禁。

我和同伴聯繫到多位當事人，記錄下她們如何遭到打壓又堅持建言的全過程。雖然還是學生記者，但那是我已學會「自我審查」，這是從其他同行那裡學來的。2017年年底，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許多校媒同行前去報導，其中一家的報導很快被刪除，另一家卻留存了下來。我們仔細對比，發現留存下來的那篇寫得比較克制。這引起了我們的思考：雖然自我閹割會失去很多重要信息，但「活下來」，才能保證信息的流通。

就這樣，一萬字的初稿硬生生砍到了五千字——但即使已經刪掉了重要信息，這篇稿依然命運多舛。

改稿階段，我將稿子發送到了編輯部的微信群組中，半天未得到回應，我私訊編輯，怎麼還不審稿，可對方卻說根本就沒收到稿件。我以為是網路信號不好或者帳號出了問題，實驗多次才明白，是文件名中「性騷擾機制」這個詞被微信識別，文件被屏蔽，沒有發送出去。我於是修改文件名，改用郵箱發送，這才送達編輯那邊。

但接下來的發布又是難題。起初，我們想透過微信公眾平台刊出，但剛發出，就被提示：「經過投訴，此文不符合相關法律條款，暫時無法查看。」我和編輯團隊從微信後台打開「草稿箱」，想重新修改刊出，但發現這篇文章在微信後台直接被刪除了，根本無法再查閱。

事情在這裡還不算完，半年之後的一次參評，才將它推到了「黑色幽默」的高度。內地高校不會給學生媒體資金支持，想印張報紙，都要靠編輯部自掏腰包，更別提外出採訪的經費了。為此，前輩們也琢磨出許多搞錢的方法，比如參加一些比賽。而香港的比賽獎金最高，能拿到上千元。

我們把那篇關於高校反性騷擾機制的報導也投了出去，但不報什麼希望，畢竟它被閹割了太多信息。可沒多久，我們就從主辦方那裏收到一封郵件：這篇報導入圍最佳報導獎。根據這個獎項規則，入圍即獲獎，頒獎現場揭曉冠亞季軍。

我心裡五味雜陳：一篇在內地屢屢封禁的報導，卻在香港得到了重視。不愧是香港。也許是受到TVB劇和粵語歌曲的影響，我自小對香港有著天然好感。那不只是繁華大都市，而是代表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透過夾帶TVB配音腔的「女兒當自強」和「你有權保持沈默」，我得到了關於獨立、平等與民主的一點點微弱的文明啟蒙。

我滿心期待，連著幾天都幻想著頒獎現場的場景，猜測會不會是冠軍。還提前做好旅遊攻略，計畫要打卡旺角油麻地，在「重慶大廈」拍下王家衛同款劇照。但現實給我一個猛擊——校方得知報導獲獎，要求我們退出評選，不然就考慮關停我們的校媒。為了維持校媒正常運作，我們只能發送郵件，含糊其詞：此篇報導與內地主流報導方向有異，故退出評選。

頒獎那天，我盯著屏幕裡的現場直播，心中無限遺憾，明明這份榮譽也該屬於我們。此後我不斷迴想，若是那次不聽學校的，私自前往領獎會怎樣？隔年，另一家校媒同行給出了答案，他們前往領獎後，那家曾獲得無數榮譽的學生媒體被他們的學校關停了。

內地作為一種處境

「潤」學事件後，我緩了兩個月，攢回一些鬥志。我想做些此前在校媒很想報導卻無法報導的議題，比如跨性別女性。內地對性少數者向來排斥，跨性別女性更是處處碰壁：她們的需求被排除在醫療系統外，買不到含有雌性激素的藥物；一旦進行性別置換手術，此前取得的學歷都會通通作廢。最絕望的是得不到認可，被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中國父母，根本無法接受一個本應「傳宗接代」的兒子突然變成女兒。大環境與小氣候的共同打壓下，跨性別女性的自殺比例高得出奇。

選題磨了半年，期間，每次編輯詢問進度，我都心有不安，但我的確有苦衷。很多跨性別女性仍在國內，有的讀大學，在學校住宿，有的年紀小，還在家中。她們能翻牆使用Twitter等平台，但不太願意接受語音連線，怕被家人和同學發現。有些跨性別女性走得遠些，已經到了世界各地，但她們為移民身分往往學業、工作連軸轉，採訪時間只能靠擠。若是語音通話，兩個小時就能搞定一個採訪，但改以有一搭沒一搭的文字對話，時間就被無限拉長。

其實在有些內地媒體做報導，也可以容易得多，由於嚴格的審查制度，有些問題根本就不必向受訪者提起，更不用寫出來。媒體懂得自我審查，有些稿子在選題階段就及時斃掉了。可為何還要在外媒寫這種不討好的選題？大概是一種不甘心。蒼茫大地從來不缺新聞，但缺少「看見」與「說出」的管道。一個能說能寫的空間，對於創作者來說，無異於救命稻草。

事實上，內地仍有多家堅持的媒體，雖殘喘，依然能發出些聲音。但我接觸了之後卻感覺，它們面臨的掣肘是難以忍受的。那不只是審查，而是審查引發的連環效應。

2021年7月，鄭州突發暴雨，水流倒灌地鐵，多位乘客不知所蹤。一家媒體聯繫到我，想請我以此為題做篇報導，按字數計稿費。我對這種合作方式輕車熟路——經費不足，許多內地媒體其實都不再大量聘請記者，每當有能做的選題的時候，就聯繫特約作者去採訪撰稿。

前兩年，我寫出了多篇報導，但在這次的選題上，卻直觀被這類合作方式的弊端打了措手不及。編輯聯繫我時，已經有其他媒體前往現場並刊出了報導。其實聯繫我的媒體也想第一時間刊登報導，但他們聯繫的上一位特約作者臨時有事，無法繼續這個選題，只能另找他人，一來二去消磨了許多時間。若是早些年，媒體有許多編制內的記者，是不會遭遇這一窘狀的。

編輯建議我透過網路平台尋找受訪者，他也會助我一臂，在鄭州當地再聯繫一位媒體人，現場採訪。以此，節省出行住宿的花銷。但忙了半天，那位媒體人也臨時有事，終止了合作——這種合作沒有合同，只憑藉人情合作，編輯連怨言也未發，只能把希望全寄託給了我。

可我無能為力。當時事情已經過去三天，大量媒體發回了一手報導，都是關於遇難者家屬的訪談——別的方向，是做不出來的，外媒眼裡司空見慣的對政府部門的質疑，對內地媒體而言是天方夜譚。我聯繫到的遇難者家屬已經接收了上百個採訪，相同的問題回答了一遍又一遍，我實在不忍心打電話再去問她那些會引起二次傷害的細節。

編輯催了我兩次，我終於下定決心，說出難處，不想繼續這個報導了。我始終認為報導的意義在於傳遞給大眾有效信息，媒體們做了那麼多相似報導，再做也是無用功。

我心中對這個未竟的選題沒什麼遺憾，只為內地媒體的處境感到悲愴。如果媒體有足夠的收益聘請到專職記者，如果媒體能撥出經費在當天讓記者趕往現場，如果媒體不會面臨如此猛烈的新聞審查，找出其他報導角度，那這篇報導都有可能發出來。

這不僅是媒體的問題，而是媒體所在環境的問題。朋友圈裡，總有人感嘆：現在的媒體對某些選題的追逐總是高度重合，不做調查報導，反而還推崇起了動輒萬字起步，像小說一樣的「非虛構」。我還是沒忍住，評論了句：其實都是迂迴戰術。我和編輯探討過，香港媒體每篇報導字數遠少於內地媒體，力度卻不減，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2019年以前的香港媒體無需面臨過多新聞審查，寫作時能正中靶心，內地媒體想說出些東西，要把它夾在大段廢話裡，才可免除被封禁的命運。

那家邀請我寫稿的媒體，專業水平過硬，我想，他們在任何一個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其實都能活得滋潤。為此，我總是不忍心苛責內地媒體，他們做的太多，得到的太少，仍堅持報導，真的僅僅依靠那一份不值錢的新聞理想。

但有時，我也會懷疑在此地做新聞的價值。每當刷到微博上的所謂「反轉」類熱搜，評論區就多是對媒體的污名和對記者的咒罵，每當有一點信息失實，就有人在評論區@人民日報等官博，要求封殺那些走狗媒體——這或許是在言論審查嚴重的內地，人們唯一能肆意攻擊的東西了。

真相如此昂貴。

我從前總覺得，真相是因為稀缺才顯得昂貴，但是看看如此稀缺真相卻依然輕視真相的此地，那句名言，好像又地域性地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