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化殖民到国王道歉，荷兰的历史正义如何不止步于“反思”

7月1日，是前荷兰殖民地苏里南（Suriname）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Nederlandse Antillen）的废除奴隶制150周年纪念日。在今年的这一天，国王威廉-亚历山大（Willem-Alexander）第一次面向公众为荷兰王室在历史中纵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而公开道歉。在这之后，阿姆斯特丹的苏里南裔社群举行了比往年纪念日更隆重的庆祝。在这名为“砸碎锁链”（Ketikoti）的日子里，许多苏里南裔出门时会穿上染得鲜艳的传统服装“Koto”和头巾“Angisa”。不过人们也并没有忘记它们曾经是种植园里方便强迫劳动的工作服和象征奴隶身份的囚服。

直到2024年7月前的一整年，都被荷兰官方指定为了 “奴隶制反思年”（Herdenkingsjaar Slavernijverleden）。为此，内阁通过了两百万欧元的拨款，用于纪念、学术和艺术活动。

不久前，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已就荷兰另一项历史债务——1945-1949年印尼独立战争发表了声明，承认印尼自1945年起就应为主权国家。此前，荷兰因不承认印尼在1945年时是主权国家，而一直在官方层面上称印尼独立战争为荷兰的“警察行动”。再一年前，同样在苏里南社群的纪念活动上，阿姆斯特丹市长芬姆克·哈尔色玛（Femke Halsema）也就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在贩奴与奴隶制中的角色道过歉。此外，教育与文化部长英格丽·范英尔斯霍芬（Ingrid van Engelshoven）在2020年也表示“荷兰国家财产中不应保留任何历史赃物”。

当然，这些相对正面的官方认罪表态在西方国家中已不少见，如比利时国王在2020年也曾就其当年在刚果的残酷统治和屠杀间接致歉。对于这类道歉，因为其形式主义问题和对受害群体无实惠，从来也都有各类批判的声音。

但荷兰“去殖民化”的特别之处在于，这是一个直到最近依然将殖民扩张历史内化为民族精神的国家。在疫情前来过荷兰旅游或生活的外国人不会对“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或“黄金世纪”（De Gouden Eeuw）这些词感到陌生。17世纪是伦勃朗、斯宾诺莎、德鲁伊特、格劳修斯的时代，是荷兰的“忆昔开元全盛日”。立国于16世纪宗教改革中、在独立战争还没打完时便带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杀入世界舞台的荷兰，以自己最初的辉煌为 “黄金时代”，并把荷兰逐渐跌下神坛的18世纪视作“白银时代” 。此类 “失乐园”的故事再配合上一些欧洲内部霸权受害者的叙述，诸如被拿破仑和纳粹德国入侵，就变成了荷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最佳帮手。两百年来荷兰上到国家博物馆的华丽展厅下到农村小学生的课本，无一不奉行着这一套叙事，被总结为“荷兰史课纲”（Canon van Nederland）。

然而从2019年9月开始，一座接一座博物馆开始撤掉 “黄金时代” 展牌。2020年教育部的课改里也几乎删除了课纲里关于“黄金时代”的所有褒扬骄傲文字，代之以关于殖民掠夺奴隶贸易的教育内容，仅有 “惠更斯——科学的黄金时代” 这一个主题还保留了 “黄金” 二字。在毛里茨宫博物馆，最有名的 “戴珍珠项链的女孩” 旁边展厅现在展出的是创建者毛里茨亲王对巴西的殖民历史。老一辈荷兰人、甚至学者们都纷纷摇头，抱怨审美价值的堕落和几百年传承的终止。笔者一位教授曾列出荷兰 “还没但就快要被去殖民化” 的若干博物馆，劝说 “赶紧去看” 。

能够在不过七八年内从文过饰非到走向全国上下积极推行反思与转型正义，这些成果不仅得来不易，而且绝非偶然。转变虽来自荷兰高层的拨款政策，但本质上是：已经几代居住在荷兰的大量前殖民受害者以公民参与长期向荷兰官方施压，最终得以参与和主导前宗主国的文化、教育乃至经济决策，改写民族集体记忆。

去中心化的去殖民运动

今年早些时候，一位在莱顿大学做教授的朋友告诉笔者，荷兰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一枚70克拉的“马辰钻石”（Banjarmasin Diamond）距离“回家”不远了。马辰苏丹国位于大河纵横的婆罗洲，河中出产钻石。然而从1826年起，荷属东印度开始以其政治保护来胁迫马辰交出其钻石矿盈利的十分之一，1859年更在侵略马辰国的战争中直接逼迫当时的傀儡苏丹交出其项上这颗70克拉的“马辰钻石”，是为荷属东印度在当地搜刮剽掠的一个缩影。

此后一百年里，荷兰官方试图将此钻卖给各种博物馆、收藏家、乃至王室，但仿佛中咒一般一直失败，最后只好免费捐给国家博物馆，却从未想到归还产出它的那片土地和人民。直到2020年，马辰苏丹国的在世后代要求归还这枚钻石，荷兰官方才开始做出反应。2022年，荷兰“战争、犹太屠杀、种族屠杀研究机构”（NIOD）刊出了一篇关于这枚钻石归还问题的小的报告，开启了归还程序的第一步。

即将回家的钻石是荷兰政府目前积极推行的归还殖民贼赃的项目中的一例，这篇报告也只是近年来荷兰雨后春笋般重新评估殖民遗产的报告的冰山一角。在归还文物、官方道歉等表面事务背后，是大量类似机构在工作着：不仅要发掘和公开过去埋没的殖民遗存，更要打破很多已经深入人心的知识结构。只有对知识进行瓦解，才能对不平等的权力釜底抽薪。近年来，荷兰政府大量资助了类似的项目。鹿特丹的“热带博物馆”早在2016年就举办了邀请外界学者献策的“博物馆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论坛。半国有的“蒙德里安基金”（Mondriaan Fonds）则资助各博物馆反思自身的策展叙事。鹿特丹市政府今年2月公开的拨款法则也明确了其殖民与奴隶制项目经费（每个项目25000欧元），任何个人和组织只要不为政府工作都可以申请。

乍看起来，这些委员会、研究机构臃肿繁杂不堪，但某种程度上正是荷兰各决策层的去中心化传统使得多元化的去殖民成为可能。这样的工作在荷兰由各地政府分配给了许多彼此独立、不存在利益冲突的评估委员会，委员会通常由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参与，并由他们决定政府拨款花落谁家。这意味着荷兰去殖民工作的“去中心化”结构。其中有许多前殖民地裔的荷兰人参与，比如，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全国奴隶制遗产研究所”（NiNsee）就由前苏里南难民诺伊特梅尔（Linda Nooitmeer）指导。负责审批归还殖民赃物的国家机构 “文化议会”（Raad voor Cultuur）由前苏里南客家裔民主活动家莉莉安·何（Lilian Goncalves – Ho Kang You）主持。

正如四百年前的“联合东印度公司”是荷兰七省的多支贸易舰队合股而成，如今荷兰的去殖民工作也依同样的结构分摊到各省各市。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海牙、代尔夫特等当年冲在贩奴、侵略、倾销、海盗最先锋的城市，如今在殖民遗产反省方面也起带头作用。例如阿姆斯特丹市的殖民反思任务就交给了位于该城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而该所在2019年又成立了独立委员会。后者2021年出版了小书“向东向西的奴隶制——阿姆斯特丹研究”，并向市民免费派发。同年，他们促成了前文提到的市长道歉演说。在阿姆斯特丹，一座“荷兰国家奴隶制博物馆”也在筹备之中，并且得到了国王的支持。

像阿姆斯特丹斥如此巨费反思殖民历史虽难以效法，但荷兰诸多其他城市间也渐渐引起竞争压力。核心经济区之外的小城瓦赫宁根有一所以农业研究而知名的大学，该城的殖民反思委员会决定出一本书专门记录这里研究的农业知识如何侵犯和取代殖民地的在地农业生态。类似地，貌似远离殖民罪恶的南部天主教地区也从其传教士历史切入讨论殖民记忆。相对慷慨的资金补助使得很多史学学者可以离开大学校园和大城市，去关注较受忽视的地区的历史债务。

复杂的机构和制度固然让整个殖民反思的任务越摊越大且耗时漫长，但也正是这些去中心与多元的过程才得以匹配现实中远远更为复杂、漫长、纠缠、多中心的殖民历史记忆。这样产生的去殖民化过程，也更不容易被诸如右翼政府一类的短期变化所逆转。

殖民地移民的转型正义

在笔者看来，荷兰社会其实远没有一些地方的网民想象的那样进步，而是既现实又保守。换言之，有限的“去殖民化”经费和学术化的审查也不允许空中楼阁式的、距离现实和历史太远的尝试，荷兰的公民社会对于其内部不关心、不同情殖民地遭遇的成员所做的说服工作，也是通过对方能理解和承认的角度切入，而非发明一套全新的叙事取而代之来刺激和离间。

这种现实、温和、实用的策略，与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内部进步派与保守派别互相攻击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荷兰自古以来的“抽水风车社会”（Poldermodel，即乡亲间哪怕互相敌视依然需要共用村里风车）、现代的“柱状社会”（Verzuiling，社会中意识形态相反的社群仍需和平共存）、以及殖民地独立后互相有着现实矛盾和情感包袱的族群被迫大量混居的现实也都与此密不可分。

一切开始于六十年前的一次集体迁徙。太平洋战争期间，荷属东印度的白人尽数被日军关押，男性死亡率达到了40%，女性遭受了沦为慰安妇在内的诸多凌辱虐待。1945年，末路的日军促成印尼独立，大量荷兰人开始归国。随后4年里，刚刚从德国占领中解放的荷兰军队开进印尼，以受害者的姿态重新恢复镇压。此后长达十年混乱，一共三十万生于斯长于斯的白人被迫回到他们未曾谋面的 “祖国”。到了1949年荷兰承认印尼独立后，几万当地忠于荷兰的马鲁古（Maluku）军人也被裹挟着来到荷兰。从日占时期便受尽磨难，在独立战争、苏加诺专政、到“新秩序”时期一直惨遭政治暴力的华人群体，以及1965年“930”政变后被屠杀几尽的印尼共产党，则以政治难民的身份断续涌入荷兰。此后的几十年里，荷属苏里南独立后逃避战乱的移民以及荷属安的列斯群岛的移民也加入了这支殖民地子弟大军。

这些群体带着多层次的殖民创伤，带着对殖民母国和对印尼政府的双重仇恨和双重眷恋来到战后的荷兰。他们被告知：他们的感受相比于荷兰人来说永远都是次要的。这种矛盾的现实主义集中体现在马鲁古后裔群体上。他们是荷兰殖民印尼初期最惨烈的受害者。因为生活在当时世界唯一出产丁香的香料群岛上，他们被试图垄断贸易的东印度公司整岛整岛屠杀。在之后三百年的殖民过程中，他们之中的幸存者又由于荷兰的高压同化政策大量皈依加尔文教会并加入殖民军队当兵，成为很多殖民罪行的帮凶。战后来到荷兰的他们则只有与其压迫者（东印度白人）与受害者（其他印尼人）一起成为荷兰本地人之下的二、三、四等公民。他们之后的两到三代，都在荷兰社会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中生活和煎熬，在课堂中被迫以主流荷兰叙事的视角去学习或忘记他们的殖民记忆。

到了1970年代，荷兰马鲁古族群终于因极其不公的福利待遇和歧视性的政策而爆发。他们进行过数次恐怖袭击，导致了多名人质和绑架者失去生命。当时，他们此举意外地得到了许多其他少数族裔甚至其他归国东印度荷兰人的同情。从此开始，上一代的创伤和沉默逐渐被打破：从1990-2010年代间，荷兰开始有越来越多要求当权者和教育者直视历史债务的抗议。他们的诉求从简单的要求取消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转向努力把各弱势方和受害方的历史有机而深刻地书写入荷兰全民的记忆系统（memory complex）。

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直前进的，其中不同的参与者的历史记忆也不同。举个例子：2020年荷兰马鲁古裔导演吉姆·塔伊胡突拍了一部反思印尼独立战争的商业片 “东方” （De Oost），其中直接描述了荷兰和马鲁古军人暴行。这一直接揭露招来了很多马鲁古老兵组织的抗议抵制，并使得制作方被迫声明很多电影内容为导演个人政治观点而非严肃史实。这种受害者群体内部相反声音的拉扯和制衡，也提醒着人们对于殖民反思需要谨慎地考量各方敏感点、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历史研究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改变。

有趣的是，“东方”剧组中有两名演员（丹·范西特尔Daan van Citters、尤努斯·波纳亚Joenoes Ponaija）分别是当年荷兰侵略军军官和马鲁古士兵的孙子，而他们在戏里演的也是一名荷兰和马鲁古士兵。在印尼拍摄结束后他们决定一起走上一条反思与赎罪之旅，并拍成了另一部纪录片“东方的子孙”（Kleinkinderen van de Oost）。范西特尔带波纳亚去凭吊了当年他祖父犯下屠杀罪行的马都拉海滩，而波纳亚带范西特尔去看了他祖父和外祖父被迫抛却的马鲁古家乡。范西特尔的祖父在1950年代饮弹自杀。波纳亚的父亲成了后来马鲁古人质危机中的绑匪。2022年，他们的子孙一起向印尼受害者的后代道歉，听后者诉说当年家人被荷兰兵和马鲁古兵杀戮的记忆。直到这一步，历史记忆才向着解脱迈出了关键一步。

一个新的荷兰？

“去殖民（Decolonization）”、“去殖民性（Decoloniality）”、“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学术概念有着复杂纠缠的各种解释，但其重叠之处都是要打破曾经的西方中心主义，让被压迫的殖民受害者成为和西方对等的知识生产和使用者。只有当加害者与被害者在认知层面上达成平等，彼此承认对方曾经有过的经验和感受，在经济、政治、权力上的平等才有可能。此类批判在学界已经汗牛充栋，但要在社会内形成全民的反思风气还是需要远远更多的努力，而事实证明荷兰正走在这一条艰难道路上。

现实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当殖民加害者作“去殖民”反思时，是不是等同于为自己卸去了本应一直套着的道德与法律枷锁呢？2022年底荷兰首相吕特就荷兰在苏里南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奴隶制道歉时，意外地遭到了当事国家政府的一再拒绝。大意多为他们期待的是更加郑重，更加双边、更加具有现实帮助的道歉，而不是在国会上草草几句作秀般的声明，并且，这些话一定要国王来讲。

如果了解荷兰国内对于殖民反思的决策流程，就会明白，不管是首相、国王的致歉，还是受害群体的反对，都是复杂、缓慢、保守、但颇有决心的去殖民过程中正常的互动步骤。这是个加害者、受害者、和裹夹在其中其他一切位置的历史参与者共同自愿打碎记忆再重构的艰难过程，也是一个新的、多元的荷兰民族精神形成的过程。唯独可以期待的是，当新的知识和权力关系建立起来后，更早就该发生的赔偿受害者、归还赃物等债务和责任也就会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