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化殖民到國王道歉，荷蘭的歷史正義如何不止步於「反思」

7月1日，是前荷蘭殖民地蘇里南（Suriname）和荷屬安的列斯群島（Nederlandse Antillen）的廢除奴隸制150週年紀念日。在今年的這一天，國王威廉-亞歷山大（Willem-Alexander）第一次面向公衆為荷蘭王室在歷史中縱容奴隸貿易和奴隸制而公開道歉。在這之後，阿姆斯特丹的蘇里南裔社群舉行了比往年紀念日更隆重的慶祝。在這名為「砸碎鎖鏈」（Ketikoti）的日子裏，許多蘇里南裔出門時會穿上染得鮮豔的傳統服裝「Koto」和頭巾「Angisa」。不過人們也並沒有忘記它們曾經是種植園裏方便強迫勞動的工作服和象徵奴隸身份的囚服。

直到2024年7月前的一整年，都被荷蘭官方指定為了 「奴隸制反思年」（Herdenkingsjaar Slavernijverleden）。為此，內閣通過了兩百萬歐元的撥款，用於紀念、學術和藝術活動。

不久前，荷蘭首相馬克呂特（Mark Rutte）已就荷蘭另一項歷史債務——1945-1949年印尼獨立戰爭發表了聲明，承認印尼自1945年起就應為主權國家。此前，荷蘭因不承認印尼在1945年時是主權國家，而一直在官方層面上稱印尼獨立戰爭為荷蘭的「警察行動」。再一年前，同樣在蘇里南社群的紀念活動上，阿姆斯特丹市長芬姆克·哈爾色瑪（Femke Halsema）也就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在販奴與奴隸制中的角色道過歉。此外，教育與文化部長英格麗·範英爾斯霍芬（Ingrid van Engelshoven）在2020年也表示「荷蘭國家財產中不應保留任何歷史贓物」。

當然，這些相對正面的官方認罪表態在西方國家中已不少見，如比利時國王在2020年也曾就其當年在剛果的殘酷統治和屠殺間接致歉。對於這類道歉，因為其形式主義問題和對受害群體無實惠，從來也都有各類批判的聲音。

但荷蘭「去殖民化」的特別之處在於，這是一個直到最近依然將殖民擴張歷史內化為民族精神的國家。在疫情前來過荷蘭旅遊或生活的外國人不會對「黃金時代」（Dutch Golden Age）或「黃金世紀」（De Gouden Eeuw）這些詞感到陌生。17世紀是倫勃朗、斯賓諾莎、德魯伊特、格勞修斯的時代，是荷蘭的「憶昔開元全盛日」。立國於16世紀宗教改革中、在獨立戰爭還沒打完時便帶着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殺入世界舞台的荷蘭，以自己最初的輝煌為 「黃金時代」，並把荷蘭逐漸跌下神壇的18世紀視作「白銀時代」 。此類 「失樂園」的故事再配合上一些歐洲內部霸權受害者的敘述，諸如被拿破崙和納粹德國入侵，就變成了荷蘭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最佳幫手。兩百年來荷蘭上到國家博物館的華麗展廳下到農村小學生的課本，無一不奉行着這一套敘事，被總結為「荷蘭史課綱」（Canon van Nederland）。

然而從2019年9月開始，一座接一座博物館開始撤掉 「黃金時代」 展牌。2020年教育部的課改裏也幾乎刪除了課綱裏關於「黃金時代」的所有褒揚驕傲文字，代之以關於殖民掠奪奴隸貿易的教育內容，僅有 「惠更斯——科學的黃金時代」 這一個主題還保留了 「黃金」 二字。在毛裏茨宮博物館，最有名的 「戴珍珠項鍊的女孩」 旁邊展廳現在展出的是創建者毛裏茨親王對巴西的殖民歷史。老一輩荷蘭人、甚至學者們都紛紛搖頭，抱怨審美價值的墮落和幾百年傳承的終止。筆者一位教授曾列出荷蘭 「還沒但就快要被去殖民化」 的若干博物館，勸說 「趕緊去看」 。

能夠在不過七八年內從文過飾非到走向全國上下積極推行反思與轉型正義，這些成果不僅得來不易，而且絕非偶然。轉變雖來自荷蘭高層的撥款政策，但本質上是：已經幾代居住在荷蘭的大量前殖民受害者以公民參與長期向荷蘭官方施壓，最終得以參與和主導前宗主國的文化、教育乃至經濟決策，改寫民族集體記憶。

去中心化的去殖民運動

今年早些時候，一位在萊頓大學做教授的朋友告訴筆者，荷蘭國家博物館展出的一枚70克拉的「馬辰鑽石」（Banjarmasin Diamond）距離「回家」不遠了。馬辰蘇丹國位於大河縱橫的婆羅洲，河中出產鑽石。然而從1826年起，荷屬東印度開始以其政治保護來脅迫馬辰交出其鑽石礦盈利的十分之一，1859年更在侵略馬辰國的戰爭中直接逼迫當時的傀儡蘇丹交出其項上這顆70克拉的「馬辰鑽石」，是為荷屬東印度在當地搜刮剽掠的一個縮影。

此後一百年裏，荷蘭官方試圖將此鑽賣給各種博物館、收藏家、乃至王室，但彷彿中咒一般一直失敗，最後只好免費捐給國家博物館，卻從未想到歸還產出它的那片土地和人民。直到2020年，馬辰蘇丹國的在世後代要求歸還這枚鑽石，荷蘭官方才開始做出反應。2022年，荷蘭「戰爭、猶太屠殺、種族屠殺研究機構」（NIOD）刊出了一篇關於這枚鑽石歸還問題的小的報告，開啓了歸還程序的第一步。

即將回家的鑽石是荷蘭政府目前積極推行的歸還殖民賊贓的項目中的一例，這篇報告也只是近年來荷蘭雨後春筍般重新評估殖民遺產的報告的冰山一角。在歸還文物、官方道歉等表面事務背後，是大量類似機構在工作着：不僅要發掘和公開過去埋沒的殖民遺存，更要打破很多已經深入人心的知識結構。只有對知識進行瓦解，才能對不平等的權力釜底抽薪。近年來，荷蘭政府大量資助了類似的項目。鹿特丹的「熱帶博物館」早在2016年就舉辦了邀請外界學者獻策的「博物館去殖民化」（Decolonize the Museum）論壇。半國有的「蒙德里安基金」（Mondriaan Fonds）則資助各博物館反思自身的策展敘事。鹿特丹市政府今年2月公開的撥款法則也明確了其殖民與奴隸制項目經費（每個項目25000歐元），任何個人和組織只要不為政府工作都可以申請。

乍看起來，這些委員會、研究機構臃腫繁雜不堪，但某種程度上正是荷蘭各決策層的去中心化傳統使得多元化的去殖民成為可能。這樣的工作在荷蘭由各地政府分配給了許多彼此獨立、不存在利益衝突的評估委員會，委員會通常由學者和社會活動家參與，並由他們決定政府撥款花落誰家。這意味着荷蘭去殖民工作的「去中心化」結構。其中有許多前殖民地裔的荷蘭人參與，比如，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全國奴隸制遺產研究所」（NiNsee）就由前蘇里南難民諾伊特梅爾（Linda Nooitmeer）指導。負責審批歸還殖民贓物的國家機構 「文化議會」（Raad voor Cultuur）由前蘇里南客家裔民主活動家莉莉安·何（Lilian Goncalves – Ho Kang You）主持。

正如四百年前的「聯合東印度公司」是荷蘭七省的多支貿易艦隊合股而成，如今荷蘭的去殖民工作也依同樣的結構分攤到各省各市。阿姆斯特丹、米德爾堡、海牙、代爾夫特等當年衝在販奴、侵略、傾銷、海盜最先鋒的城市，如今在殖民遺產反省方面也起帶頭作用。例如阿姆斯特丹市的殖民反思任務就交給了位於該城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ISG），而該所在2019年又成立了獨立委員會。後者2021年出版了小書「向東向西的奴隸制——阿姆斯特丹研究」，並向市民免費派發。同年，他們促成了前文提到的市長道歉演說。在阿姆斯特丹，一座「荷蘭國家奴隸制博物館」也在籌備之中，並且得到了國王的支持。

像阿姆斯特丹斥如此巨費反思殖民歷史雖難以效法，但荷蘭諸多其他城市間也漸漸引起競爭壓力。核心經濟區之外的小城瓦赫寧根有一所以農業研究而知名的大學，該城的殖民反思委員會決定出一本書專門記錄這裏研究的農業知識如何侵犯和取代殖民地的在地農業生態。類似地，貌似遠離殖民罪惡的南部天主教地區也從其傳教士歷史切入討論殖民記憶。相對慷慨的資金補助使得很多史學學者可以離開大學校園和大城市，去關注較受忽視的地區的歷史債務。

複雜的機構和制度固然讓整個殖民反思的任務越攤越大且耗時漫長，但也正是這些去中心與多元的過程才得以匹配現實中遠遠更為複雜、漫長、糾纏、多中心的殖民歷史記憶。這樣產生的去殖民化過程，也更不容易被諸如右翼政府一類的短期變化所逆轉。

殖民地移民的轉型正義

在筆者看來，荷蘭社會其實遠沒有一些地方的網民想象的那樣進步，而是既現實又保守。換言之，有限的「去殖民化」經費和學術化的審查也不允許空中樓閣式的、距離現實和歷史太遠的嘗試，荷蘭的公民社會對於其內部不關心、不同情殖民地遭遇的成員所做的說服工作，也是通過對方能理解和承認的角度切入，而非發明一套全新的敘事取而代之來刺激和離間。

這種現實、溫和、實用的策略，與近年來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家內部進步派與保守派別互相攻擊以至於老死不相往來的情況有着天壤之別。荷蘭自古以來的「抽水風車社會」（Poldermodel，即鄉親間哪怕互相敵視依然需要共用村裏風車）、現代的「柱狀社會」（Verzuiling，社會中意識形態相反的社群仍需和平共存）、以及殖民地獨立後互相有着現實矛盾和情感包袱的族群被迫大量混居的現實也都與此密不可分。

一切開始於六十年前的一次集體遷徙。太平洋戰爭期間，荷屬東印度的白人盡數被日軍關押，男性死亡率達到了40%，女性遭受了淪為慰安婦在內的諸多凌辱虐待。1945年，末路的日軍促成印尼獨立，大量荷蘭人開始歸國。隨後4年裏，剛剛從德國佔領中解放的荷蘭軍隊開進印尼，以受害者的姿態重新恢復鎮壓。此後長達十年混亂，一共三十萬生於斯長於斯的白人被迫回到他們未曾謀面的 「祖國」。到了1949年荷蘭承認印尼獨立後，幾萬當地忠於荷蘭的馬魯古（Maluku）軍人也被裹挾着來到荷蘭。從日佔時期便受盡磨難，在獨立戰爭、蘇加諾專政、到「新秩序」時期一直慘遭政治暴力的華人群體，以及1965年「930」政變後被屠殺幾盡的印尼共產黨，則以政治難民的身份斷續涌入荷蘭。此後的幾十年裏，荷屬蘇里南獨立後逃避戰亂的移民以及荷屬安的列斯群島的移民也加入了這支殖民地子弟大軍。

這些群體帶着多層次的殖民創傷，帶着對殖民母國和對印尼政府的雙重仇恨和雙重眷戀來到戰後的荷蘭。他們被告知：他們的感受相比於荷蘭人來說永遠都是次要的。這種矛盾的現實主義集中體現在馬魯古後裔群體上。他們是荷蘭殖民印尼初期最慘烈的受害者。因為生活在當時世界唯一齣產丁香的香料群島上，他們被試圖壟斷貿易的東印度公司整島整島屠殺。在之後三百年的殖民過程中，他們之中的倖存者又由於荷蘭的高壓同化政策大量皈依加爾文教會並加入殖民軍隊當兵，成為很多殖民罪行的幫兇。戰後來到荷蘭的他們則只有與其壓迫者（東印度白人）與受害者（其他印尼人）一起成為荷蘭本地人之下的二、三、四等公民。他們之後的兩到三代，都在荷蘭社會的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中生活和煎熬，在課堂中被迫以主流荷蘭敘事的視角去學習或忘記他們的殖民記憶。

到了1970年代，荷蘭馬魯古族群終於因極其不公的福利待遇和歧視性的政策而爆發。他們進行過數次恐怖襲擊，導致了多名人質和綁架者失去生命。當時，他們此舉意外地得到了許多其他少數族裔甚至其他歸國東印度荷蘭人的同情。從此開始，上一代的創傷和沉默逐漸被打破：從1990-2010年代間，荷蘭開始有越來越多要求當權者和教育者直視歷史債務的抗議。他們的訴求從簡單的要求取消不平等的福利制度，轉向努力把各弱勢方和受害方的歷史有機而深刻地書寫入荷蘭全民的記憶系統（memory complex）。

這一過程並不是一直前進的，其中不同的參與者的歷史記憶也不同。舉個例子：2020年荷蘭馬魯古裔導演吉姆·塔伊胡突拍了一部反思印尼獨立戰爭的商業片 「東方」 （De Oost），其中直接描述了荷蘭和馬魯古軍人暴行。這一直接揭露招來了很多馬魯古老兵組織的抗議抵制，並使得製作方被迫聲明很多電影內容為導演個人政治觀點而非嚴肅史實。這種受害者群體內部相反聲音的拉扯和制衡，也提醒着人們對於殖民反思需要謹慎地考量各方敏感點、通過一步一個腳印的紮實歷史研究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改變。

有趣的是，「東方」劇組中有兩名演員（丹·範西特爾Daan van Citters、尤努斯·波納亞Joenoes Ponaija）分別是當年荷蘭侵略軍軍官和馬魯古士兵的孫子，而他們在戲裏演的也是一名荷蘭和馬魯古士兵。在印尼拍攝結束後他們決定一起走上一條反思與贖罪之旅，並拍成了另一部紀錄片「東方的子孫」（Kleinkinderen van de Oost）。範西特爾帶波納亞去憑弔了當年他祖父犯下屠殺罪行的馬都拉海灘，而波納亞帶範西特爾去看了他祖父和外祖父被迫拋卻的馬魯古家鄉。範西特爾的祖父在1950年代飲彈自殺。波納亞的父親成了後來馬魯古人質危機中的綁匪。2022年，他們的子孫一起向印尼受害者的後代道歉，聽後者訴說當年家人被荷蘭兵和馬魯古兵殺戮的記憶。直到這一步，歷史記憶才向着解脫邁出了關鍵一步。

一個新的荷蘭？

「去殖民（Decolonization）」、「去殖民性（Decoloniality）」、「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等學術概念有着複雜糾纏的各種解釋，但其重疊之處都是要打破曾經的西方中心主義，讓被壓迫的殖民受害者成為和西方對等的知識生產和使用者。只有當加害者與被害者在認知層面上達成平等，彼此承認對方曾經有過的經驗和感受，在經濟、政治、權力上的平等才有可能。此類批判在學界已經汗牛充棟，但要在社會內形成全民的反思風氣還是需要遠遠更多的努力，而事實證明荷蘭正走在這一條艱難道路上。

現實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當殖民加害者作「去殖民」反思時，是不是等同於為自己卸去了本應一直套着的道德與法律枷鎖呢？2022年底荷蘭首相呂特就荷蘭在蘇里南和安的列斯群島的奴隸制道歉時，意外地遭到了當事國家政府的一再拒絕。大意多為他們期待的是更加鄭重，更加雙邊、更加具有現實幫助的道歉，而不是在國會上草草幾句作秀般的聲明，並且，這些話一定要國王來講。

如果了解荷蘭國內對於殖民反思的決策流程，就會明白，不管是首相、國王的致歉，還是受害群體的反對，都是複雜、緩慢、保守、但頗有決心的去殖民過程中正常的互動步驟。這是個加害者、受害者、和裹夾在其中其他一切位置的歷史參與者共同自願打碎記憶再重構的艱難過程，也是一個新的、多元的荷蘭民族精神形成的過程。唯獨可以期待的是，當新的知識和權力關係建立起來後，更早就該發生的賠償受害者、歸還贓物等債務和責任也就會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