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叙利亚游记：我看到了一群渴望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的年轻人

时隔三年，再次站在中国边检的出境柜台前，陌生感让我的手心微微冒汗。

左手抓着刚刚补发的白本护照，里面夹着一张北京往返土耳其的特价机票，这是我在国门重新开放后立刻在网上抢购的。3300元人民币，足以带我短暂离开一座已经禁足三年的围城，去呼吸一口远方世界的空气。

边检工作人员循例问要去哪里，我如实告知了第一站目的地：土耳其，并递上了土耳其电子签文件。没有继续展开讲述的内容是：我将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停留三个小时，然后飞往第二个目的地，黎巴嫩贝鲁特机场，再进入第三个目的地，叙利亚。

毕竟，我没有信心能够在几十秒内说服工作人员，一个中国女性游客在疫情开放后的最想做的事，是去叙利亚和战后成长的年轻人聊聊天。

自2011年突尼斯大学毕业生布瓦吉吉在广场自焚身亡引发的阿拉伯之春以来，叙利亚已经陷入旷日持久的内战十二年。近几年频繁出现在国际新闻的画面，主要来自罗贾瓦地区、伊德利卜省、土耳其叙利亚第二缓冲区：流离失所的家园、营养不良的儿童、被炮轰致伤致残的老人……由于巴沙尔·阿萨德总统一直实施严格的信息管控制度，2018年以后叙利亚的报道大多只能聚焦在土叙边境以南大约30%国土面积的“叛军”区域；其余近2000万人口生活在70%国土面积的阿萨德政府控制区，外媒记者越来越难以进行在地报道。

尽管疫情以后当地已无实际战火，但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强制兵役、能源危机、国际制裁，和来自以色列的导弹空袭——只是，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在复杂的国际政治叙事下似乎是隐形的。

有没有可能，亲自去看一眼呢？身边没有多少攻略可以参考，我在谷歌搜索里傻瓜般敲下：Travel to Syria,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in 2023，逐步在一些海外先行者的旅游博客里找到了方向：

首先，阿萨德政府已在疫情第二年重新开放国家边境，但官方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意味着我要提前把贴有以色列十年签证的护照进行挂失处理，重新办理护照。一旦在边境被叙利亚官员看到我的护照上有希伯来语，将有大麻烦。

其次，叙利亚的机场的安全性也不太稳定。北面阿勒颇国际机场在年初的大地震中受到损毁，南部的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则刚刚遭遇了以色列的又一次空袭，“定点清除”（以色列军事术语）了机场附近的两位公民。在名为大马士革机场的网站上，最近一条新闻发布于2019年，内容是“俄罗斯将投资重建大马士革机场”，此后再无更新。

在当下，对游客而言最稳妥的方式，还是先从第三国飞到黎巴嫩，再从黎巴嫩包车陆路进入叙利亚境内。

11美元签证费，与被伪造的邀请函

坐上叙利亚本地旅行社提供的接送专车，一台韩国现代七座商务车，经过两个小时穿梭于黎巴嫩连绵的山地间，终于来到黎叙边境。这里除了高压电线塔，没有其他建筑物，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社会的痕迹，直到一个高高耸立的巨幅广告牌，夺取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双面印刷的广告牌安装在黎巴嫩的国土上，但是驻守在两国的士兵都能看清，上面只用英阿双语写了一句大标语：“10万美元，立刻移民美国。”

叙利亚在过去十二年内战流失了超过680万公民，超过战前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不清楚其中有多少人能够支付得起10万美元的现金投奔“敌国”，但我在黎巴嫩、土耳其、阿联酋，都遇到过以各种签证居住在海外的叙利亚群体。邻国黎巴嫩收容了超过100万叙利亚难民，在2019年国家银行陷入破产危机后，难民问题成为了引起社会撕裂的显著因素；另一邻国土耳其则收容了超过300万叙利亚难民，有关难民的政纲，甚至左右了2023年的土耳其总统大选结果——在国际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伊斯坦布尔男人随口向我抱怨，埃尔多安今年大幅增加了位于德国的土裔投票站，因为这些人群大多有难民亲戚，更倾向投票给相对其他（极右翼）政党对难民更友好一些的执政党AK党，稳住埃尔多安基本盘。

经过移民美国的中介广告，不到3分钟车程，又出现了另外两块更高耸的广告牌，上面分布着六个不同表情状态、不同年龄阶段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头像。在接下来数天的行程中，阿萨德总统的画像将持续出现在所有平整的路边建筑外立面上，目视远方，眼神坚定。

“欢迎来到叙利亚。”顶着花白头发的司机把车停在边检签证办公室门口，这几乎是他全程唯一一次主动说话。和土耳其的60美元电子签、黎巴嫩的免费落地签相比，叙利亚的签证体系略微复杂。

阿萨德政府对不同国家公民的签证要求差异很大，例如，许多阿拉伯国家公民只需填写入境卡；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公民可以在边境获得落地签；部分被认定为“反对俄罗斯”的国家公民还需要额外的签证，例如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和美国；而部分因为内战而分裂的新生国家，则不被承认，例如科索沃、北奥塞梯，和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颇为有趣的是，不同国籍的公民，向叙利亚边境支付的签证费用差异也很大，中国护照只需11美元，中国香港护照却需要75美元，欧盟护照交60美元，加拿大护照交90美元，美国护照交150美元。

阿萨德政府在2021年重新开放国境后，对旅游落地签有一个附加条件：必须由官方注册的旅行社，在国家移民与签证部进行全程报备后，持有官方发放的邀请函才能申请落地签。这也就意味着，合法的叙利亚旅游，需要和当地旅行社深度绑定，不能自由行。与之对应的是，旅行社需要非常小心，为外国游客的一切行为负责，如果游客发生任何越轨行为，旅行社将受重罚。

一个小插曲是，当我在国内与大马士革旅行社远程沟通行程报备的时候，移民与签证部突然收紧了邀请函审批流程。据说，原因是有几个中国揹包客想进入叙利亚玩，又不愿意花钱找旅行社，于是在网上搜索了一张邀请函照片，通过修图软件替换成自己的信息，企图蒙混入境，结果被官员当场识破。其中一人甚至在小红书发帖求助，数小时后，留言表示“花钱摆平了”。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冒险？如果被认为是间谍或者外国雇佣兵可怎么办？在叙利亚，违法是很严重的事情。”大马士革旅行社的导游Ali对我说。

警察局，是一个让他极其痛苦的地方。2012年，叙利亚战事正酣，民众之间的举报和揭发行为屡见不鲜，Ali的一名至亲被人举报有违法行为，到警局配合调查，随即音讯全无，生死不明。十年时间，Ali顶着巨大的悲伤与压力读完了高中、本科、硕士，兢兢业业工作，绝不允许自己触碰任何敏感红线——年迈的双亲、年幼的弟妹，都得依靠28岁的他每月80美元的导游工资养活。

大马士革女学生，人均说“中文”

Ali的学历背景，与我以前在外媒报道看到的叙利亚失学青年画像不太一样，我曾以为叙利亚的连年战火造成了普遍的教育停滞。Ali则颇为自豪地告诉我，尽管有几年许多学校需要临时迁移校区和校舍，但免费公立学校的教育几乎从未终止。

在2011年内战前，叙利亚曾经拥有非常成熟的国际化教学资源，从小学到大学，免费的公立学校和昂贵的私立学校数量相当，是中东周边地区的留学目的地之一。叙利亚的父母重视子女教育，Ali和他的弟弟、妹妹尽管一直生活在南部农村，也都在内战期间考上了公立大学。

目前，叙利亚国内仍有超过16所公立大学、若干军事学院，以及25所私立大学。然而战争对教育的打击，更多体现在教育质量上，而非学校数量上：叙利亚建校历史超过100年、美誉度全国最高的大马士革大学，战前是阿拉伯国家名校，战后世界高校排名垂直滑落至3000名以后，学校官网对海外用户访问设有IP封锁，大学论文几乎没有被欧美学者引用过，学校的国际交流对象主要面向俄罗斯高校。可以想象，涉外科研工作很难真正开展，而这已经是全国最好的大学了。

到达叙利亚的第二天，Ali带我驱车前往南部历史古城布斯拉（Bosra），那里曾是古罗马帝国阿拉伯省的首府，通往麦加的沙漠商队路线和连接中国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中途站，拥有一座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址的大型古罗马剧场。在高速公路上，Ali突然用手指着窗外一群白色建筑说，这是一所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我可上不起。我追问，大学能参观吗？Ali一下愣住，大概没有想过会遇到这样的游客需求，但他还是愿意帮我和同行的朋友碰碰运气。

私立大学的校保卫队负责人得知游客来自中国后，马上热情地接见了我们几个不速之客。负责人反复念叨：可惜你们来太晚了，学生都放学回家了，要是上午来，所有学生都能看到你们！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学术建树的过路游客，被管理员期望要跟几千名大学生见面，我心生惭愧，同时也暗暗惊讶于叙利亚的教学时间，下午2点就属于“来太晚了，都放学了”。

负责人安排了3个表情兴奋的男大学生，临时组成一支保卫小队，专门带领我们参观整个学校（其实学校非常安全，不稳定因素就是我们几个）。校园建设颇为现代化，和国内一线城市的大专院校无异，2点放学的年轻人们一脸轻松地玩着羽毛球、乒乓球。Ali远远看着他们，不以为然，后来他小声和我说：“成绩好的孩子，会去大马士革大学。”这所私立大学每学期的学费在2000美元至6000美元间，相当于Ali月收入的25-75倍。

尽管许多学生已经离校，目之所及，学生的性别比例并没有显著差异，许多女生也没有戴头巾，外露迷人秀发，穿着时髦裙衫，也见到有使用苹果最新版AirPods Pro。Ali看出我对女学生装扮的兴趣，特意解释，叙利亚除了70%的人口为穆斯林，还有上百万的基督徒、东正教徒、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人、德鲁兹人，甚至是犹太人。“我们不是一个人人穿黑袍的国家。大叙利亚地区有4000年的历史，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发源地。我们的耶稣和欧洲国家的不一样，我们的耶稣是真的。”

我还在琢磨着Ali说的最后一句话，一个面容稚嫩的长卷发女生突然靠近，她用阿拉伯语对Ali说，自己很喜欢中国文化，还通过YouTube自学了一些中文，希望和我们进行对话。

我们立刻点头，满心期待地望着她。女学生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张嘴说了一句话。我和朋友面面相觑，都没听懂。

女学生瞬间脸红，想想又说了一句，这回我们听清楚了，她说的是：Annyong Haseyo （안녕하세요/你好吗）。

我脱口而出：“对不起，你学的是韩语呀，不是中文呀。”她眨眨眼睛，一脸茫然：“韩语和中文，难道不一样吗？”

我被逗笑了，用仅会的半句韩语回复：“Mi A Ne Yo（미안해요/对不起）. 完全不同呢。”

这段经典的对话，伴随着我们随后的叙利亚之旅，每天都会发生。走在大马士革的巴扎市场里，每隔5米就会被人拦下来要求合影，每隔50米就有女生想要和我们进行“中文交流”。韩国K-POP文化对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影响之深，是生活在持续七年“限韩令”的中国普通人难以想象到的。叙利亚的年轻一代尽管无法通过官方电视了解非阿拉伯世界的流行文化，却十分流行通过Youtube观看韩国男团女团的演出视频，其中，Blackpink最受少女欢迎，BTS则最受小学女孩喜爱。东亚人常见的丹凤眼在她们眼中也成了特别可爱的符号——不知“政治正确”为何物，她们常常笑着用双手扯起眼角，把正在美国蓝州留学的朋友吓一大跳。也许是东亚国家对她们过于遥远，又或者由于是阿拉伯不同国家都使用同一门语言，使得她们一致认为自己追星学的韩语，等同于中文。

参观私立大学的最重要一站，我们特意嘱咐保卫小队一定要带到的地方：校图书馆。但是，图书馆锁着门，既没有学生也没有老师。管理员大叔在我们的请求下找出了钥匙，才把图书馆门打开——里面放着三面墙的工具书，规模略小于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街道社区阅读角。工具书分为农业、医学、信息工程和艺术类，没有人文社科类。我随手抽出一本信息技术类的书，显示出版于2007年。朋友问管理员，学生们怎么查询国外的最新论文资料呢？管理员回答，因为网络封锁，很多海外网站无法登陆，不过学校有自己的电子书和电子文库，学生们可以拿U盘来拷贝带走。

朋友又问，像JSTOR、SpringerLink、Taylor这样重要的论文网站，也打不开吗？

管理员没有听懂她的问题，不再作答。

三个叙利亚青年，不一样的美国梦

首都大马士革往北走，是最受瞩目的全国第三大城市，内战前的工业中心，内战后的军事绞肉机，所有国际军事报道的头条主角——霍姆斯（Homs）。十年前激烈的空袭和巷战过后，市中心整个街区几乎没剩一栋完好的建筑，由于经济困难，市中心大部分建筑至今仍然处于触目惊心的战损状态，连片的高楼均被掀去了四面墙壁和天花板，孔洞的楼体只剩下承重柱和层板，无声控诉着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争夺之战对居民生活的摧残。

然而，中东国家此类“保存完好”的战争场景，近年也成为一些国际猎奇爱好者的取景地。有些视频博主专门来拍摄冒险类视频，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常常能获得超高流量。2022年，由成龙投资、刘烨主演的也门撤侨主旋律电影《家园行动》，进入叙利亚的战争废墟进行取景，影片预计将在今年上映。流亡在英国的叙利亚女作家Leila Al-Shami在她的专栏里不留情面地批评了来自中国的电影剧组，在叙利亚人民的伤口上粉饰太平。

叙利亚的680万海外离散群体，有680万个不同版本的离家故事，但都同样充满苦涩、愤怒、哀愁。我在中转国曾经遇到两个持有留学签证的叙利亚年轻男生，他们出生自体面的中产家庭，分别在2015年和2017年离开父母，赶在被强制入伍年限的18岁时出国，此后多年，从未动过回家的念头。Peter和Alexander，是他们为自己起的新名字，以掩盖原本由父母取自古兰经的圣人名字。由于出国前他们都就读于私立高中，英语流利，他们还为自己虚构了美国移民第二代的人设背景。

美国，是我与许多叙利亚人的交流时注定会被提及的地方。国内的叙利亚人谴责它是祖国沦为代理人战争的元凶，海外的叙利亚人向往它是实现命运逆转翻盘的船票。

“如果我说自己是叙利亚人，我将要浪费所有的时间在回答陌生人的政治问题上，也不可能找到兼职工作。所以，我就干脆说自己是美国人了，意大利南部移民第二代。”叙利亚人种构成多元，Peter的白皙皮肤和浅棕毛发，成为了他天然的保护色。他向我当场演示了几句意大利语，见我啧啧称奇，他很开心，又主动演示了几段东北话和俄语。Peter主动拥抱不同的身份与文化，唯独远离阿拉伯文化，在不得不使用阿拉伯语的场合，他的口音会刻意变得非常温柔，仿佛这才是他的“第二外语”。

靠着美国人的名字拼命打黑工，Peter一边读书，一边攒够了足以回国后免除兵役义务的“罚金”，8000美元。Alexander则没那么幸运，积蓄不多，学生签证又即将到期，一旦回国将大概率被军队发配到前线服役，以惩罚这些曾经“试图叛离祖国”的年轻人。Alexander不知道下一站该去哪里，他最大的梦想是生活在纽约，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不再只是打黑工时的虚拟人设。在百老汇知名音乐剧《汉密尔顿》里，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孤儿Alexander Hamilton，在踏上新大陆时唱出了经典台词：In New York, you can be a new man. 最终成为美利坚的开国元勋、第一任财政部长。不知道叙利亚男孩在给自己取名Alexander时，是否了解这段故事。

我与两位“意裔美国移民二代”在海外道别后不久，却在叙利亚霍姆斯市中心的一片废墟中，遇到了一个主动结束美国梦，回到霍姆斯家乡开展动物福利运动的男人，Josef。

Josef外形看着实在不像一个“阿拉伯人”。他身高1米85，金发碧眼，穿着深蓝色的T恤和同色棒球帽，揹着磨损严重的廉价双肩包，昂首走在霍姆斯的断壁残垣之间，俨如一个正在探索gap year意义的美国游客。在内战刚刚爆发的2011年，Josef远嫁美国的姐姐为他申请了探亲签证，尽管当时Yousef已经拿到霍姆斯大学软件工程师的学位，由于局势不明朗，他听从建议飞到姐姐位于美国费城的家，一住就是八年。

“我讨厌美国，到处是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没有一点文化底蕴。” 难以想象Josef在美国的具体生活，即便他常年居住的费城是签署了《独立宣言》，标志着美国建国的第一个首都，也是全美唯一一座世界遗产城市。

2019年，父亲因疾病失明，他决定逆流从美国回到叙利亚照顾家人。霍姆斯城尚未从战火中恢复，就业机会很少。Josef的多年留美经历却为他吸引来了一些中学生，学生家长因为不言而喻的理由，雇Josef做私人英语补习老师。不过，当英语补习老师并非他的真正志向。

“我想带你去见一下我的朋友，Simba和Mario。”Josef说的朋友，是他收养的橘毛猫和金毛狗，还有另外20只流浪猫狗。

Josef在美国接触到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概念——动物福利，他希望叙利亚也能够像美国一样，建立完善的动物救助站，重视动物生命权。回国后他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兽医诊所，愿意收治受伤的流浪动物，随后五年，他陆续在霍姆斯破败的街头寻找和喂养流浪猫狗。上英语课挣到的钱，除了照顾父母，其余都花在了宠物粮食和兽药上。Josef有更大的计划，希望动物福利的科普教育可以被加入到本地学校的课程中，他还希望在霍姆斯成立一个动物福利NGO，通过创作动画片故事吸引更多的志愿者和运营资金。

我和同伴商量，一个放弃美国生活回到战后故乡救助小动物的故事，美国媒体会不会感兴趣报道？如果真能引起外界关注，也许Josef的NGO梦就能实现？我们尝试用谷歌搜索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在战火更严重的阿勒颇市，曾经有一个叫AL Jaleel的男人，也致力于救助流浪猫，他的救助站最高峰时收留了180只猫咪。当阿勒颇市被政府军重新控制后，AL Jaleel又把救助站转移到了伊德利卜省。由于常年身处“叛军活跃地区”，他的事迹一直被BBC、VICE、英国卫报等媒体持续关注。

“好可惜，有个和你差不多故事背景的阿勒颇人，几年前已经被主流外媒报道过了，还出版了儿童绘本《阿勒颇的猫人》，获得好几个图书奖。”我拍拍Josef的肩膀，他只能靠自己了。

我让阿勒颇私立高中女生伤了心

这里是牛奶站，这里是糖果店，这里是理发店……那边是一排服装店。30岁的话剧女演员Fatimah用手指着前方，我用手机的照明灯顺着她的手势打光，灯光所照之处，全是碎石，没有任何商铺建筑的痕迹。

今年2月土叙大地震后，中国蓝天救援队和负责翻译的中国学生进入阿勒颇进行救援，我认识的中国学生由此与当地人Fatimah结缘。几个月后，我受她委托，从中国背了云南白药送给Fatimah的老父亲。

深夜走在人类最古老的定居点——阿勒颇古城中心，在一所五星级酒店、百年清真寺与希腊化的基督教堂之间，是一大片被俄罗斯空军在2016年炸毁的全国最大商业区域。Fatimah自小在这里长大，家门口就是最繁华的街市，她在阿勒颇结婚生女，拥有自己的演艺事业。随后，战争带走了平静的生活，带走了稳定的电力和水源，也带走了她的丈夫和弟弟。晚上11点，我打着照明灯在废墟深处找到了她的家，一座百年前由石头砌城的小房子。迎接我的是Fatimah的女儿、侄女和80多岁的老父亲，家里已经没有壮年男性，也没有一件多余的家具。

Fatimah的侄女正在读公立高中，不太会说英语，只能一直在对我友好地微笑。我自然知道说什么能够引起她的兴趣：“Do you like BTS?”“YES!”女孩的眼里立刻露出来闪光，她翻出Fatimah的手机相册，找到了一张少年素描写生，那是她亲手画下的爱豆，BTS队长金南俊。

我用翻译软件告诉她，我可以拍一张她和爱豆的合影，发到中国的BTS粉丝后援会群里，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卖给我一张签名照，以后再托中国游客带到阿勒颇送给她。见女孩兴奋地点头，我随即打开微博，输入BTS，只见微博跳出的一个联想词是：BTS 辱华。

拖着疲惫的心情回到阿勒颇的酒店，已经是凌晨1点半，我简单洗漱了一下，倒头睡下。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手机塞了6条信息。其中4条是国内朋友发来的：“在？还活着吗？以色列刚刚炸了阿勒颇机场！在？！”另外2条是旅行社负责人发给我的：昨晚去了哪里？1点还没回酒店？

我花了两个小时才弄清楚状况。昨天凌晨时分，以色列向阿勒颇以东9公里远的国际机场发射了炮弹，“定点清除”了几个人。阿勒颇的市民却习以为常，“这就是作秀，一场战争表演。以色列象征性地炸一下郊区，然后我们才有理由继续对抗敌人。”后来某个当地人对我说，阿勒颇人自己就是BTS，“防弹的。”

比起以色列，来自旅行社的信息更让我担忧。原来，作为国际游客，我们每天的行程都在政府的密切关注之下。不过昨天我们在前空袭区域待得实在太晚，引起了有关部门的警觉，直接打电话到旅行社询问情况。

“他们只是关心国际游客的安全，例如，如果阿勒颇又有地震，至少知道要赶去哪里挖你们出来吧？”旅行社负责人半开玩笑的说。我和同伴识趣地没有反驳，不想给他带来任何麻烦。

我试着和对方商量，能否把今天上午的行程取消，开车去酒店西面的一所私立高中，有几个女学生在等我一起吃午饭。旅行社负责人又被吓得瞪大了眼睛：昨天是女演员，今天是高中生？你第一次来叙利亚，哪儿冒出这么多本地朋友？

认识这群高中生，全靠算法。由于我在国内出发前频繁用Instagram关注有关叙利亚的本地账号，在某个阿勒颇网红餐厅下的打卡帖子里给人点了赞，于是算法把另一个打卡女生的帖子也推给了我，经过一连串算法推荐的点赞和互关，我的好友列表里新增了七、八个高中生。

我终于忍不住向其中一人发私信：“你好，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下周要来阿勒颇玩吗？”

女生秒回：“我不认识你，因为我朋友关注了你，所以我就关注了……等等，你真的要来阿勒颇？我喜欢中国！我们的书上有介绍中国。”

女生发来了学校的名字，是一所全英文的私立精英学校；随后又发来一张课本的照片，上面用铅笔抄录了一句英文，意思是中国的长城很伟大。

我们很快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就在我到达阿勒颇的第二天中午12点，学校放学的时间。原来私立大学保安队长没有夸张，叙利亚的学生真的每天只上半天学。

想不到，旅行社负责人却一口回绝了我。这所私立高中在阿勒颇的西面，虽然离市中心只有15分钟车程，但是会经过2个军事检查站。直到此时我才知道，国际游客每天的行程会途径哪些军事检查站，都是提前报备过的；一旦出现在未报备的路线上，就有可能面临不必要的盘问和检查。叙利亚的“旅行安全指数”，大概可以和土库曼斯坦与北朝鲜并肩。

负责人态度坚决，不好再让他为难。可是，学校在上课期间禁止使用手机，离约定时间只剩2个小时了，该怎么告诉女生，我要放她鸽子了呢？

我打开Facebook，先找到了私立高中的官方页面，翻出行政处的联系电话，然后请导游Ali帮我致电学校，请行政处找到教务处，转达给高一年级的负责老师，去寻找一个叫Lara的女生，当面对她说，“你要等到那个中国人来不了啦！”

一场惊天动地的放鸽子，对于女高中生来说实在有点残忍。当时我还不知道，Lara已经提前和全校女生宣告了我们的约定：可能是自内战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人到访学校，是她邀请来的。

下午1点，我的Instagram蹦出来Lara的信息：你！居！然！不！来！了！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她的伤心，和被学校同学嘲笑的尴尬。在第五次向她道歉以后，Lara似乎是做好了无论如何也要和我们见面的决定。“干脆把你的地址给我吧，既然你来不了，我去找你也行呀。”

下午5点，Lara的妈妈开着一辆起亚轿车，带着Lara，Lara两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妹妹，和她的同学Sama，还有Sama的妈妈，齐刷刷出现在了我们入住的酒店门口。

今年16岁的少女Lara，身上有一股志在必得的自信感。她和哥哥一直在私立学校读书，也如Ali所说，过去十二年从未因战火而停课。Lara和哥哥都能说流利的英语，在同一所高中，但是男女学生必须分开两栋教学楼，彼此不能说话。“你不能和同校的男生说话？”我感到不可思议，Lara哈哈大笑，“可以等回家后，在Instagram上悄悄说。不过，我才不理他们呢，我又不考虑结婚的事情。”Instagram和YouTube，是叙利亚年轻人接触世界的窗口，Z时代最流行的TikTok在叙利亚却被禁止访问。Lara说，她们也用翻墙软件，跟拍TikTok时下热门的短视频，不过每次视频还要拍两个版本：戴头巾的才能发上网，不戴头巾的只能在闺蜜的手机之间传阅。

Lara和Sama的妈妈都没有读过高中，听不懂我们的英语对话。她早婚早育，与我同龄，却已经生育了四个孩子。Lara看了看妈妈，说：“我一定要读大学，最好读完研究生，我要考阿勒颇大学医学院，做优秀的女医生。如果我结婚，这些事情可都别想了。”

阿勒颇大学，全国排名第二的高等学府，在十年前因为一场超过80人死亡的恐怖袭击而被世界所知。这所标志性的学校，自内战爆发以来，先后出现了参与抗议的大学生、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军队，无数年轻的生命在这里草草结束。现在，它又将迎来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有新的人生理想，或许将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改变国家。

在北京，叙利亚人遥望一个新的世界

汽车走在叙利亚的街道上，经常会看到一排小孩子，双手举着黄艳艳的喇叭，冲着车窗拼命挥手，像是为我们的到来而打气加油的迎宾队，十分滑稽。

没过两天，我才发现小孩子们真的是想给我们加油，加汽油。

叙利亚内战前每天生产40万桶石油，每月带来7300万美元的收入。如今，90%的油田被美国和库尔德人军事同盟“叙利亚民主力量”所控制，导致阿萨德政府控制区面临长期的能源危机。在加油站，有两套油价标准，政府干预控价的汽油，必须每月限额限量排队供应，容量只够跑一趟跨城出行；政府不控价的石油，也需要大排长队才能买得到。由此催生出一个汽油黑市，不少人通过邻国黎巴嫩和伊拉克，走私汽油，再放在高速公路的两边沿街叫卖，尽管价格比加油站的略贵，但是油质稍好，至少也不用排队了。小孩子手上拿的不是塑料喇叭，而是塑料漏斗，是用来手工灌装汽油的容器。

在叙利亚短短几天的行程，我总能被类似这样“不合常理”的细节突然击中。这里每天停电12小时，断电严重以至于大街上的红绿灯都被拆走了；这里最多的外国游客是俄罗斯人，和我们在餐厅里相遇后还一起合唱了双语《喀秋莎》；这里长达两年没有印刷报纸和图书，不是因为战乱，而是因为政府觉得纸张会传播Covid病毒；这里的晚餐时间常常在9点以后才开始，到凌晨1点进入交通晚高峰；这里有夜店，有酒吧，有露天电音节，有阿语脱口秀，有渴望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又尚未被外界真正看见的年轻人。

回到国内，我精神恍惚了几天，大脑还处在这趟旅行的余震之中，突然收到一条来自叙利亚朋友的信息：有几个叙利亚商人受邀到北京进行商务考察，希望我能帮忙当一天随行翻译。仿佛一段未尽的缘分，等来了更新。我立刻答应，为一名叫Hafez的30岁商人做落地对接。

没有想到的是，我在北京照顾Hafez的难度，丝毫不亚于旅行社在叙利亚照顾我。

Hafez在首都机场入境时，他的签证和邀请函被现场工作人员研究了足足4个小时才被允许入关；Hafez来到中国银行想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柜员操作了半个小时后，小声对我说：这位先生的国籍，我们实在是不方便操作业务；Hafez买了一张中国移动的电话卡，想要注册微信，却发现叙利亚的手机使用微信会受到某种神秘阻力：只能发消息，不能发定位，不能使用小程序；而用叙利亚本国的手机卡，则会直接被微信封号。

在北京出差的最后一天，Hafez已经疲惫不堪，还是提出想去故宫看看拥有600年历史的皇家博物馆。我们顶着烈日走到了故宫午门售票处，工作人员表示，外国人需要提前1到7天写邮件给故宫邮箱预约，在收到确认回复后，把来往邮件打印出来并带到售票处才有资格购票。

我们放弃挣扎，静静坐在午门前的一排大树下，看着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人，排着队兴高采烈地穿过午门走进紫禁城。Hafez疑惑地问：“他们都有票？”我安慰他：“别嫉妒他们，写邮件就能买到票是你们外国人的特权。我们中国人，都是靠手速和运气，在小程序里和几千人一起抢票的。”

即便不能进故宫，我还是尝试让Hafez侧面了解中国历史。来故宫参观的年轻人，有很多精心准备的装扮，我一边指着路过的人群，一边用手机翻着编年史向他介绍：穿旗袍的人，是100多年前的服饰，相当于奥斯曼帝国同期；穿满清长袍的人，模仿的是400年前的皇家少数民族；穿飞鱼服的人，相当于帖木儿帝国同期；穿唐朝仕女服的人，相当于1000年前的阿巴斯王朝；穿汉服的人，是2000年前的服饰，相当于塞琉古和安息帝国同期……

Hafez忍不住打断了我：“今天是有什么重要的庆典吗？这么多人来表演？”我摇摇头：“就是很普通的周三。他们的衣服都是自己买的，有些人会花很多钱去还原古人的穿着，我们是一个民族情感很强烈的国家。”

Hafez感叹：“这就是我喜欢中国的地方，你们的国家太有凝聚力了，想办什么大事都能办成，想想Covid疫情，中国死了多少人？几乎没有！这就是中国，所有人往一个方向努力。假设中国市场有1%的份额能给到叙利亚，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都能被激活。”

过去三年的许多记忆一下涌上心头，我不知道该如何向Hafez解释发生在中国的防疫政策和解封过程。他从7000公里外的战乱地区而来，站在紫禁城外往里张望，想象一个战后国家可以被重新建设得多么强大。不如就让他保留着这份浪漫的滤镜吧，我心想，可能回国的生活能更有动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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