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巨浪中，范云赢得性骚官司：“性平是台湾未完成的进步运动”

6月6日，距离民进党前党工揭露性骚扰申诉遭主管压下、掀起台湾MeToo运动序幕整整一周，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范云控告国民党籍立委陈雪生涉嫌性骚扰案，也迎来最终判决。

这起性骚扰案发生在2020年7月的一场议事攻防战中——陈雪生以肢体（肚子）碰触范云（背），经抗议，再行言语嘲讽。事发当日，范云于社群网站上揭示过程，而陈雪生在回应媒体时又做羞辱式反击，让她决意提告。

范云的这场“战役”，从行政申诉到民事求偿，再遭陈雪生反控毁谤的刑事告诉，一路走了三年；台北地方法院于2021年12月一审判陈雪生赔偿新台币8万元，陈雪生不服上诉，今年6月，上诉被驳回且不得再上诉，至此陈雪生判赔确定。

过程中，陈雪生再三强调无性骚扰意图，至于言语攻击，是对范云指控感到愤怒，为了捍卫个人清誉，一时情急才爆粗口。然就范云而言，这是不折不扣的性骚扰，就算行政、民事、刑事三起官司她都胜诉，但三年来历经的辛苦与承受的攻击羞辱，让她无法笑看结果，尤其陈雪生仍然被国民党提名为2024年立委参选人。

“陈雪生不是推挤！没有推挤！”

“如果连受害者是国会议员，都可以被国民党用不符法律认定的说词，企图淡化、护航加害者，说要保护性骚扰受害者的小市民，应该是宇宙级笑话了。”

虽是2020年的旧案，但此案判决结果出炉于MeToo潮爆发之际，国民党只得连同他案一并受理，并于6月21日公布该党性骚扰申诉委员会调查结果。

就陈雪生性骚扰一事，国民党表示，此案虽经民事判决定谳，但并不涉及党纪，也未触犯该党提名规定的“排黑”条款，因此没有“撤销提名”的理由。

换句话说，即使司法认定陈雪生有性骚扰之事实，国民党也不会因此排除他参选的资格。这也与该党对此案自始至终的认知有关：仅是朝野在议事激烈攻防时的肢体碰触。至于言语骚扰，陈雪生既已坦言不讳，国民党只能建议：“请立院党团加强沟通性平观念，并请陈雪生委员接受性平课程。”

国民党调查公布后，范云办公室旋即发出声明，指责国民党再次将陈雪生性骚扰一事，扭曲成“议事攻防的肢体碰撞”，但事实并非如此。

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范云沿著过往民主运动参与经验，强调自己从事过街头运动，也被警察抬过，很清楚“推挤”是什么，陈雪生的碰触她之时，实属“静态”，“不是推挤，没有推挤！”

“如果连受害者是国会议员，都可以被国民党用不符法律认定的说词，企图淡化、护航加害者，那国民党说要保护性骚扰受害者的小市民，应该是宇宙级笑话了。”范云办公室的声明措辞强烈，甚至直言国民党“恶心”，以显愤怒。

判决定谳当日，范云便不断主张陈雪生的候选人资格应该被撤销，否则只要对方倚靠其政治实力当上立委，就得继续跟性骚扰行为人在国会共事、见面。这让她感到不舒服。

由此可知，虽然范云在司法上得到胜利，但她的感受仍无法被处理——即使她长年为此奋斗。

在担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前，范云就投入深化民主与性别平权运动多年，也以学者身份在校教授“性别政治”等课程；踏进国会殿堂后，在妇女权益与平权法案上，更是著力不少。

身兼研究者、倡议者、立法者于一身的她，对于“性骚扰”自是了解，也具备相当的意识与处理能力。但无论如何在社群媒体或大众媒体上，讲述自身经验、重建现场情况，仍会被政敌界定为“政治操作”。每每讲起，范云总是语带不平。

“我们的文化还不够友善，习惯去质疑受害者，也期待受害人是完美的。如果性骚扰的受害人不够完美，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与同理。”范云称自己因这些冷嘲热讽，感受到性别暴力受害者面临的煎熬困境，这种经验便成为她奋战的动力。

三年前在性骚扰议题上发声、战斗的范云，继续站在今年掀起的MeToo浪潮上，挥刀对抗不友善的法制环境与舆论。

而她所处的战场，究竟是何样貌？

“如果这样就算了，我无法对自己交代”

“我当场指认性骚扰并公开抗议，却得不到一句道歉；如果就这样算了，我没办法对自己交代，也没办法鼓励年轻女生。”

2020年7月14日早上开议前，范云与同党委员抢占主席台。国民党籍立委也同样趴在主席台上，彼此不让。

在台湾，在野党国会议员由于席次不比执政党，因此会透过抢占主席台的方式干扰议会进行，让议案无法进入表决程序。

这一天所排的议案，是监察院院长被提名人陈菊的人事案审查，蓝绿两党皆为议事攻防准备。彼时，范云站在主席台正中间，左右两边分别是同党立委林宜瑾与国民党团书记长蒋万安，而国民党籍立委陈雪生则从后方靠近，以肚子碰撞范云的背部。

当时，范云站在距离主席桌两公尺处，且身后有足够宽阔的空间。因此，第一次触撞，范云还没意识发生什么事，接连感受到几次碰撞后，才察觉异状，转头发现：陈雪生的肚子在碰她的背。

她第一时间愣住，对这个行为感到纳闷：自己背对陈雪生，对方又是正面朝向自己，这时并不处于推挤的状况中，陈雪生怎么可能无法控制身体？“难道他是‘刁工’（故意）的吗？”

“陈雪生委员，你用肚子压我很恶心，这已经是性骚扰了。”范云立即出声抗议，趋他走开。林宜瑾也附和，请陈雪生马上离开。

陈雪生虽然走离，却是嘻皮笑脸：“用肚子不会怀孕，不算性骚扰。”

范云立刻转头对其他国民党立委发声：“国民党性别平等程度太差了，应该要教育自己的委员。”

站在范云身旁的蒋万安默不吭声，陈雪生则嘻嘻哈哈一说再说。让民进党其他委员们也忍不住出言制止，要求陈雪生不要再说了。

范云回到办公室后，将这个经验与助理分享，助理们的反应很是激烈，直说太离谱了。她仔细想想，也觉得当场抗议还被置之不理，实在不能就这样算了，便在脸书分享这件事。

“这是我的小MeToo。”范云在专访中，对这三年前这则贴文，下了这个注脚。

这则脸书文超过上千转发，第二波的伤害与性骚扰也随之而来；陈雪生批评范云是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又不是饿死鬼”，其他国民党委员也要范云“照照镜子”，暗示她其貌不扬，没有性骚扰的价值。

陈雪生甚至指控范云利用性别作政治舆论操作“很低级”，于是呛声：“我不理她啦，有事叫她去法院告啦，没意思。”

“我是个妇女运动者、女性主义教学者，也当到立委了。我当场指认性骚扰并公开抗议，却得不到一句道歉；如果就这样算了，我没办法对自己交代，也没办法鼓励年轻女生。”思虑占满她的脑袋：自己除了抗议，还能做什么？难道只能继续承受如此羞辱吗？

尽管旁人都说性骚扰案大多告不赢，劝她放弃，但范云仍决定诉诸司法：“如果连我这种懂性骚扰法律定义的人去告，都告不赢，那这制度不是有问题吗？”

“性骚扰是性别乘以权力的结果”

“台湾妇女运动的进程，一直是都是悲剧发生、受害者站出来有关。”

范云是见证台湾民主化发展、女权意识萌芽的一代。但她于1986年考上台湾大学社会系时，系上既无性别课程，也无女性教师，学生唯一能接触到女性主义思潮与课程的机会，只有去上外文系的课。

尽管成长在一个相对保守的时代，但因为生在四个女儿的家庭，范云未曾感觉到“性别不平等”；当其他女同学抱怨生作女儿的处境，她笑说家里都是女人她又是老么，“吃得到鸡腿。”

“我是参与公共事务后，才感觉到女性的包袱。”

她坦言，如果不是“女性研究社”（女研社）成立，让她的女性意识有被启蒙的机会，恐怕无法长出面对与处理现实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与歧视的能力。

“当时我参加的社团是大陆社和学生会，在其中看不到性别，也觉得性别议题不重要，比较像是性别盲。”范云强调，女研社的存在对他们这些大学生很重要，因为这些社员不断提醒大家：性别议题和民主运动一样重要，民主既然是对每一个人的尊重，就不能忽视女性群体不公平的感受，“对我们来讲说，这是一个集体学习的过程，是伴随著民主运动一起发展的性别启蒙。”

作为3月学运（野百合学运）的女性指挥官，范云回忆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有一群很进步的女生，不断刺激参与者反思性别问题。

像是1990年中正纪念堂静坐活动中，有位台大医院医师上台短讲，因情绪激动而对著台下上万名参与者，飙出含有羞辱女性字眼的“三字经”。即使辱骂的对象是国民党，底下女同学立即出声抗议，强势禁止这样的言语出现。这件事让范云印象深刻，“这代表在学生运动里，还有个不可忽视的女学生运动。”

范云口中的“女学生运动”明显崛起于1990年代。1991年，有女学生在台大校门口遭人以小刀袭臀，引起校园骚动。台大女研社与改革派社团因此发动反性骚扰游行。

“在当时的社会，性骚扰很少被谈论，这还是一个相对新的概念；在女学生运动中，大家也会讨论什么才叫性骚扰，什么不是？”

范云解释，这是一个没有性平相关法律的年代，台大学生之所以在校内发动反性骚扰游行，无非是相信性别平等、相信身体自主权。女生勇敢的出来抗议，就像小红帽对抗大野狼一样，“这可以说是我们学生运动里的MeToo吧。”

范云在竞选学生会会长时，便曾遭到他人以性别作为文宣攻击，但她认为，并非是她参与学生政治活动才有此遭遇，性骚扰对任一女性而言，是无所不在的——像是小学可能遇到暴露狂，男同学拉肩带或是过度追求不当，乃至于陌生人的攻击，都是女性长期忍受的一部分。出国读书后，她不时听到台湾朋友坦承自己遭到性侵或性侵未遂的经验，这才知道很多人受害是根本无法说出来，“在台湾，这样的事件一直都在，是一个系统性的不公平。”

随著民主化发展，公众意识提高，1990年代的台湾女性逐渐愿意说出自己的性骚经历，甚至向学校和职场提出申诉。但当时的社会，还没有能力处理这样的问题，愤怒汇聚成河，1994年，女大学生与妇运团体齐聚街头，发动“女人连线反性骚扰”游行。

“台湾妇女运动的进程，一直是都是悲剧发生、受害者站出来有关。”范云表示，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尽管台湾战后就有妇女运动，但多放在婚姻制度、生育权等概念上，性骚扰或性别暴力的法制要求，是到1990年代才出现。也因为民间的压力，《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平等教育法》 及《性骚扰防治法》终于在跨进21世纪的台湾通过施行。范云说，“性骚扰的问题也才从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跨进一个有法制依循的性别平等时代。”

正是在这么一个时代开展之际，范云学成归国，除了教书与继续深化民主的工作，也踏入妇女运动，进行各项妇权与性别平权的倡议与政策推动任务，并见证台湾性别相关法案的完备。

她在妇女新知基金会担任董事时间，台湾在妇权运动上迎来历史新页，累积诸多成果，包含推动妇女参政权，主张不分区立委的女性比例要达二分之一。而这个改革成绩，不仅是台湾的性别指标升为亚洲第一的重要关键，范云能踏入国会，也是受惠于此。

“性别暴力跟性骚扰，其实不只是性别问题，而是性别乘以权力关系的结果。”

2016年成为民意代表的范云，看著婚姻平权法案、  《跟骚法》、数位性暴力四法修法（编按：修改法源涉及《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陆续通过，又因为自己遭到性骚扰，进一步思考性骚扰申诉制度的改善。

为了修法，她与团队针对职场性骚扰进行研究，也邀请建筑、医学领域女性分享职场性骚扰经验与看法，并在今年春天举办公听会后，MeToo就发生了。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当女性进入以男性为主的领域，就会出现挑战。”范云以前阵子受美国众议院之邀，参与深化民主会议的经验为例：一位墨西哥女议员在会议中提及，她在遭到另一位议员性骚扰且提出申诉后，却被遭以“言论免责权”为由，不予处理。而范云所分享的性骚扰胜诉案例，对其他国家代表而言，实属难得的经验。

范云再以其邀集的医学界代表个案为例，指出性骚扰申诉的困难：负责报告的女医师持续在开刀房里听到、见到性骚扰，却不愿意申诉，“因为他们不相信医院的申诉制度。”

她进一步指出，当团队尝试接触演艺界人士后，竟只得到“没有性骚扰”的回应，“但是，你看这几天影剧界的这一波⋯⋯。”范云认为，率先揭露性骚扰的这几个领域，并不意味著他们的状况最严重，而是有足够支撑的能量，让当事人能够出来发声，“其实还有更多⋯⋯。”

“性别暴力跟性骚扰，其实不只是性别问题，而是性别乘以权力关系的结果。”范云解释，性骚扰若发生在权力不对等之时，当事人在第一时间会难以明确拒绝，也没办法替自己辩护，遑论走申诉管道。

根据台湾劳动部2022年“工作场所就业平等调查”显示，有3.3％的女性受雇者遭到性骚扰，1.3%男性受雇者有同样遭遇，对女性性骚扰的加害者多为同事与客户，对男性性骚扰的加害者的身分，上司、同事、客户的比例接近。而遭性骚扰的员工中，有提出申诉者只有两成多，不申诉的理由，近五成是“当开玩笑，不予理会”，其次则是“担心闲言闲语”、“担心失去工作”或“担心二度伤害”，也有人表示不知道跟谁申诉。

此外，依据劳动部2022年性别平等工作申诉统计，有165件申诉被受理，其中，雇主知道有性骚扰情事却未处理的申诉案件就有155件，而雇主没有订定性骚扰防治办法机制或没有公告的有26件。

范云表示，过去十几年来，《性别平等教育法》、性骚扰的申诉机制不断修正，让师生不断被教育要有性平意识，学生也受到很好保护，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校园性骚扰案件没有被好好处理，何况权力跟性别更不平等的职场？她认为，还存在著大量黑数，而这些黑数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女员工既无法被好好保护，而她们也不相信法律能够保护她们。

“我们应该回头反思职场的劳动处境。在员工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劳动法规到底能不能帮助他们？”

“性别平等是一个未完成的进步运动”

“台湾这一波MeToo运动，虽呈现出对体制不满，但也代表一种进步的声音。也显示‘性别平等’是一个未完成的进步运动。”

根据劳动部薪资调查，女性薪资长期低于男性，范云指出，这意味著职场上的男女不平等一直存在——如果薪水代表一个人的power，那么，女性就是处在底层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规定董监事决策机制的性别保障，像这样的制度，不知道台湾哪一天能落实。”

话锋一转，范云提到台湾职场上不论男女主管普遍缺乏性别平等意识，而这正是这代台湾人要继续努力的方向，“所以我会觉得，台湾这一波MeToo运动，虽呈现出对体制不满，但也代表一种进步的声音。也显示‘性别平等’是一个未完成的进步运动。”

范云进一步解释，这些人若不是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就不会尝试发声。相较于过去的不敢言说，今天勇敢发声的受害者们，让范云感觉到时代的进步，因为她们不用担心污名化，也能得到支持，“社会是友善的。”

“这个世代是在性别平等教育下长大的，当他们面对上一代那些没有性平意识、歧视女性与弱势的管理者或环境时，愿意发出声音，就代表这个社会过去的努力是有成果的。”范云表示，那么，接下来，就是立法者与改革者的事情了。

但即使台湾在法制上的反应速度很快，文化态度的改变却很难追及，范云指出，“人们永远都是在新的冲突事件中学习改变。”

像陈雪生对她的性骚扰，就显露了这个问题。范云解释，在那个现场，国民党立委似乎不认为陈雪生性骚扰，也不懂什么是性骚扰，“理应最有法律素养的立法委员，都没有这种敏感度，就可以想像为什么多数人的性别平等观念没跟上。”

“我现在已是中年，又当到立委，还要忍受性骚扰，更何况其他年轻女性？”提及眼前正发生的MeToo运动，范云很能同理，她说，现代人比起以前更有性别意识，年轻世代思想也更为进步，要一个比她20岁时还进步的年轻女性去忍受这一切，是更辛苦的，“过去相对保守，现在是更为性开放的时代，但如果没有搭配上性别平等的尊重文化，那么，性别冲突的频率就会更高。”

因陈雪生案而生的各种骚扰，乃至后来接续而来的攻讦，她持正向看待：“上天要我走这条路，应该就是希望我将这个经验，转化成文化上的努力、修法上的努力。”

范云说，因为朋友的支持，加上自身的个性，她尝试说服自己：这些经验都是为了让她在相关立法工作上，可以做得更好。

“这波MeToo是一个未完成的进步运动。”范云再次强调，这一个又一个继续发生的“爆破”，其实是让这个社会改变的能量，人们愿意发声，代表对社会是有期待的，而这些期待很是重要，也是我们必须要珍惜的“性平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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