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巨浪中，范雲贏得性騷官司：「性平是台灣未完成的進步運動」

6月6日，距離民進黨前黨工揭露性騷擾申訴遭主管壓下、掀起台灣MeToo運動序幕整整一週，民進黨籍立法委員范雲控告國民黨籍立委陳雪生涉嫌性騷擾案，也迎來最終判決。

這起性騷擾案發生在2020年7月的一場議事攻防戰中——陳雪生以肢體（肚子）碰觸范雲（背），經抗議，再行言語嘲諷。事發當日，范雲於社群網站上揭示過程，而陳雪生在回應媒體時又做羞辱式反擊，讓她決意提告。

范雲的這場「戰役」，從行政申訴到民事求償，再遭陳雪生反控毀謗的刑事告訴，一路走了三年；台北地方法院於2021年12月一審判陳雪生賠償新台幣8萬元，陳雪生不服上訴，今年6月，上訴被駁回且不得再上訴，至此陳雪生判賠確定。

過程中，陳雪生再三強調無性騷擾意圖，至於言語攻擊，是對范雲指控感到憤怒，爲了捍衛個人清譽，一時情急才爆粗口。然就范雲而言，這是不折不扣的性騷擾，就算行政、民事、刑事三起官司她都勝訴，但三年來歷經的辛苦與承受的攻擊羞辱，讓她無法笑看結果，尤其陳雪生仍然被國民黨提名為2024年立委參選人。

「陳雪生不是推擠！沒有推擠！」

「如果連受害者是國會議員，都可以被國民黨用不符法律認定的說詞，企圖淡化、護航加害者，說要保護性騷擾受害者的小市民，應該是宇宙級笑話了。」

雖是2020年的舊案，但此案判決結果出爐於MeToo潮爆發之際，國民黨只得連同他案一併受理，並於6月21日公布該黨性騷擾申訴委員會調查結果。

就陳雪生性騷擾一事，國民黨表示，此案雖經民事判決定讞，但並不涉及黨紀，也未觸犯該黨提名規定的「排黑」條款，因此沒有「撤銷提名」的理由。

換句話說，即使司法認定陳雪生有性騷擾之事實，國民黨也不會因此排除他參選的資格。這也與該黨對此案自始至終的認知有關：僅是朝野在議事激烈攻防時的肢體碰觸。至於言語騷擾，陳雪生既已坦言不諱，國民黨只能建議：「請立院黨團加強溝通性平觀念，並請陳雪生委員接受性平課程。」

國民黨調查公布後，范雲辦公室旋即發出聲明，指責國民黨再次將陳雪生性騷擾一事，扭曲成「議事攻防的肢體碰撞」，但事實並非如此。

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范雲沿著過往民主運動參與經驗，強調自己從事過街頭運動，也被警察抬過，很清楚「推擠」是什麼，陳雪生的碰觸她之時，實屬「靜態」，「不是推擠，沒有推擠！」

「如果連受害者是國會議員，都可以被國民黨用不符法律認定的說詞，企圖淡化、護航加害者，那國民黨說要保護性騷擾受害者的小市民，應該是宇宙級笑話了。」范雲辦公室的聲明措辭強烈，甚至直言國民黨「噁心」，以顯憤怒。

判決定讞當日，范雲便不斷主張陳雪生的候選人資格應該被撤銷，否則只要對方倚靠其政治實力當上立委，就得繼續跟性騷擾行為人在國會共事、見面。這讓她感到不舒服。

由此可知，雖然范雲在司法上得到勝利，但她的感受仍無法被處理——即使她長年為此奮鬥。

在擔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前，范雲就投入深化民主與性別平權運動多年，也以學者身份在校教授「性別政治」等課程；踏進國會殿堂後，在婦女權益與平權法案上，更是著力不少。

身兼研究者、倡議者、立法者於一身的她，對於「性騷擾」自是了解，也具備相當的意識與處理能力。但無論如何在社群媒體或大眾媒體上，講述自身經驗、重建現場情況，仍會被政敵界定為「政治操作」。每每講起，范雲總是語帶不平。

「我們的文化還不夠友善，習慣去質疑受害者，也期待受害人是完美的。如果性騷擾的受害人不夠完美，就無法獲得足夠的支持與同理。」范雲稱自己因這些冷嘲熱諷，感受到性別暴力受害者面臨的煎熬困境，這種經驗便成為她奮戰的動力。

三年前在性騷擾議題上發聲、戰鬥的范雲，繼續站在今年掀起的MeToo浪潮上，揮刀對抗不友善的法制環境與輿論。

而她所處的戰場，究竟是何樣貌？

「如果這樣就算了，我無法對自己交代」

「我當場指認性騷擾並公開抗議，卻得不到一句道歉；如果就這樣算了，我沒辦法對自己交代，也沒辦法鼓勵年輕女生。」

2020年7月14日早上開議前，范雲與同黨委員搶佔主席台。國民黨籍立委也同樣趴在主席台上，彼此不讓。

在台灣，在野黨國會議員由於席次不比執政黨，因此會透過搶佔主席台的方式干擾議會進行，讓議案無法進入表決程序。

這一天所排的議案，是監察院院長被提名人陳菊的人事案審查，藍綠兩黨皆為議事攻防準備。彼時，范雲站在主席台正中間，左右兩邊分別是同黨立委林宜瑾與國民黨團書記長蔣萬安，而國民黨籍立委陳雪生則從後方靠近，以肚子碰撞范雲的背部。

當時，范雲站在距離主席桌兩公尺處，且身後有足夠寬闊的空間。因此，第一次觸撞，范雲還沒意識發生什麼事，接連感受到幾次碰撞後，才察覺異狀，轉頭發現：陳雪生的肚子在碰她的背。

她第一時間愣住，對這個行為感到納悶：自己背對陳雪生，對方又是正面朝向自己，這時並不處於推擠的狀況中，陳雪生怎麼可能無法控制身體？「難道他是『刁工』（故意）的嗎？」

「陳雪生委員，你用肚子壓我很噁心，這已經是性騷擾了。」范雲立即出聲抗議，趨他走開。林宜瑾也附和，請陳雪生馬上離開。

陳雪生雖然走離，卻是嘻皮笑臉：「用肚子不會懷孕，不算性騷擾。」

范雲立刻轉頭對其他國民黨立委發聲：「國民黨性別平等程度太差了，應該要教育自己的委員。」

站在范雲身旁的蔣萬安默不吭聲，陳雪生則嘻嘻哈哈一說再說。讓民進黨其他委員們也忍不住出言制止，要求陳雪生不要再說了。

范雲回到辦公室後，將這個經驗與助理分享，助理們的反應很是激烈，直說太離譜了。她仔細想想，也覺得當場抗議還被置之不理，實在不能就這樣算了，便在臉書分享這件事。

「這是我的小MeToo。」范雲在專訪中，對這三年前這則貼文，下了這個註腳。

這則臉書文超過上千轉發，第二波的傷害與性騷擾也隨之而來；陳雪生批評范雲是往自己臉上貼金，「我又不是餓死鬼」，其他國民黨委員也要范雲「照照鏡子」，暗示她其貌不揚，沒有性騷擾的價值。

陳雪生甚至指控范雲利用性別作政治輿論操作「很低級」，於是嗆聲：「我不理她啦，有事叫她去法院告啦，沒意思。」

「我是個婦女運動者、女性主義教學者，也當到立委了。我當場指認性騷擾並公開抗議，卻得不到一句道歉；如果就這樣算了，我沒辦法對自己交代，也沒辦法鼓勵年輕女生。」思慮佔滿她的腦袋：自己除了抗議，還能做什麼？難道只能繼續承受如此羞辱嗎？

儘管旁人都說性騷擾案大多告不贏，勸她放棄，但范雲仍決定訴諸司法：「如果連我這種懂性騷擾法律定義的人去告，都告不贏，那這制度不是有問題嗎？」

「性騷擾是性別乘以權力的結果」

「台灣婦女運動的進程，一直是都是悲劇發生、受害者站出來有關。」

范雲是見證台灣民主化發展、女權意識萌芽的一代。但她於1986年考上台灣大學社會系時，系上既無性別課程，也無女性教師，學生唯一能接觸到女性主義思潮與課程的機會，只有去上外文系的課。

儘管成長在一個相對保守的時代，但因為生在四個女兒的家庭，范雲未曾感覺到「性別不平等」；當其他女同學抱怨生作女兒的處境，她笑說家裡都是女人她又是老么，「吃得到雞腿。」

「我是參與公共事務後，才感覺到女性的包袱。」

她坦言，如果不是「女性研究社」（女研社）成立，讓她的女性意識有被啟蒙的機會，恐怕無法長出面對與處理現實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與歧視的能力。

「當時我參加的社團是大陸社和學生會，在其中看不到性別，也覺得性別議題不重要，比較像是性別盲。」范雲強調，女研社的存在對他們這些大學生很重要，因為這些社員不斷提醒大家：性別議題和民主運動一樣重要，民主既然是對每一個人的尊重，就不能忽視女性群體不公平的感受，「對我們來講說，這是一個集體學習的過程，是伴隨著民主運動一起發展的性別啟蒙。」

作為3月學運（野百合學運）的女性指揮官，范雲回憶當時的學生運動中，有一群很進步的女生，不斷刺激參與者反思性別問題。

像是1990年中正紀念堂靜坐活動中，有位台大醫院醫師上台短講，因情緒激動而對著台下上萬名參與者，飆出含有羞辱女性字眼的「三字經」。即使辱罵的對象是國民黨，底下女同學立即出聲抗議，強勢禁止這樣的言語出現。這件事讓范雲印象深刻，「這代表在學生運動裡，還有個不可忽視的女學生運動。」

范雲口中的「女學生運動」明顯崛起於1990年代。1991年，有女學生在台大校門口遭人以小刀襲臀，引起校園騷動。台大女研社與改革派社團因此發動反性騷擾遊行。

「在當時的社會，性騷擾很少被談論，這還是一個相對新的概念；在女學生運動中，大家也會討論什麼才叫性騷擾，什麼不是？」

范雲解釋，這是一個沒有性平相關法律的年代，台大學生之所以在校內發動反性騷擾遊行，無非是相信性別平等、相信身體自主權。女生勇敢的出來抗議，就像小紅帽對抗大野狼一樣，「這可以說是我們學生運動裡的MeToo吧。」

范雲在競選學生會會長時，便曾遭到他人以性別作為文宣攻擊，但她認為，並非是她參與學生政治活動才有此遭遇，性騷擾對任一女性而言，是無所不在的——像是小學可能遇到暴露狂，男同學拉肩帶或是過度追求不當，乃至於陌生人的攻擊，都是女性長期忍受的一部分。出國讀書後，她不時聽到台灣朋友坦承自己遭到性侵或性侵未遂的經驗，這才知道很多人受害是根本無法說出來，「在台灣，這樣的事件一直都在，是一個系統性的不公平。」

隨著民主化發展，公眾意識提高，1990年代的台灣女性逐漸願意說出自己的性騷經歷，甚至向學校和職場提出申訴。但當時的社會，還沒有能力處理這樣的問題，憤怒匯聚成河，1994年，女大學生與婦運團體齊聚街頭，發動「女人連線反性騷擾」遊行。

「台灣婦女運動的進程，一直是都是悲劇發生、受害者站出來有關。」范雲表示，直至今日，仍是如此。

儘管台灣戰後就有婦女運動，但多放在婚姻制度、生育權等概念上，性騷擾或性別暴力的法制要求，是到1990年代才出現。也因為民間的壓力，《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 及《性騷擾防治法》終於在跨進21世紀的台灣通過施行。范雲說，「性騷擾的問題也才從一個『無法無天』的時代，跨進一個有法制依循的性別平等時代。」

正是在這麽一個時代開展之際，范雲學成歸國，除了教書與繼續深化民主的工作，也踏入婦女運動，進行各項婦權與性別平權的倡議與政策推動任務，並見證台灣性別相關法案的完備。

她在婦女新知基金會擔任董事時間，台灣在婦權運動上迎來歷史新頁，累積諸多成果，包含推動婦女參政權，主張不分區立委的女性比例要達二分之一。而這個改革成績，不僅是台灣的性別指標升為亞洲第一的重要關鍵，范雲能踏入國會，也是受惠於此。

「性別暴力跟性騷擾，其實不只是性別問題，而是性別乘以權力關係的結果。」

2016年成為民意代表的范雲，看著婚姻平權法案、  《跟騷法》、數位性暴力四法修法（編按：修改法源涉及《刑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陸續通過，又因為自己遭到性騷擾，進一步思考性騷擾申訴制度的改善。

為了修法，她與團隊針對職場性騷擾進行研究，也邀請建築、醫學領域女性分享職場性騷擾經驗與看法，並在今年春天舉辦公聽會後，MeToo就發生了。

「這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當女性進入以男性為主的領域，就會出現挑戰。」范雲以前陣子受美國眾議院之邀，參與深化民主會議的經驗為例：一位墨西哥女議員在會議中提及，她在遭到另一位議員性騷擾且提出申訴後，卻被遭以「言論免責權」為由，不予處理。而范雲所分享的性騷擾勝訴案例，對其他國家代表而言，實屬難得的經驗。

范雲再以其邀集的醫學界代表個案為例，指出性騷擾申訴的困難：負責報告的女醫師持續在開刀房裡聽到、見到性騷擾，卻不願意申訴，「因為他們不相信醫院的申訴制度。」

她進一步指出，當團隊嘗試接觸演藝界人士後，竟只得到「沒有性騷擾」的回應，「但是，你看這幾天影劇界的這一波⋯⋯。」范雲認為，率先揭露性騷擾的這幾個領域，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狀況最嚴重，而是有足夠支撐的能量，讓當事人能夠出來發聲，「其實還有更多⋯⋯。」

「性別暴力跟性騷擾，其實不只是性別問題，而是性別乘以權力關係的結果。」范雲解釋，性騷擾若發生在權力不對等之時，當事人在第一時間會難以明確拒絕，也沒辦法替自己辯護，遑論走申訴管道。

根據台灣勞動部2022年「工作場所就業平等調查」顯示，有3.3％的女性受僱者遭到性騷擾，1.3%男性受僱者有同樣遭遇，對女性性騷擾的加害者多為同事與客戶，對男性性騷擾的加害者的身分，上司、同事、客戶的比例接近。而遭性騷擾的員工中，有提出申訴者只有兩成多，不申訴的理由，近五成是「當開玩笑，不予理會」，其次則是「擔心閒言閒語」、「擔心失去工作」或「擔心二度傷害」，也有人表示不知道跟誰申訴。

此外，依據勞動部2022年性別平等工作申訴統計，有165件申訴被受理，其中，雇主知道有性騷擾情事卻未處理的申訴案件就有155件，而雇主沒有訂定性騷擾防治辦法機制或沒有公告的有26件。

范雲表示，過去十幾年來，《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的申訴機制不斷修正，讓師生不斷被教育要有性平意識，學生也受到很好保護，即使如此，還是有很多校園性騷擾案件沒有被好好處理，何況權力跟性別更不平等的職場？她認為，還存在著大量黑數，而這些黑數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女員工既無法被好好保護，而她們也不相信法律能夠保護她們。

「我們應該回頭反思職場的勞動處境。在員工相對弱勢的情況下，勞動法規到底能不能幫助他們？」

「性別平等是一個未完成的進步運動」

「台灣這一波MeToo運動，雖呈現出對體制不滿，但也代表一種進步的聲音。也顯示『性別平等』是一個未完成的進步運動。」

根據勞動部薪資調查，女性薪資長期低於男性，范雲指出，這意味著職場上的男女不平等一直存在——如果薪水代表一個人的power，那麼，女性就是處在底層的位置，「我們可以看到歐洲規定董監事決策機制的性別保障，像這樣的制度，不知道台灣哪一天能落實。」

話鋒一轉，范雲提到台灣職場上不論男女主管普遍缺乏性別平等意識，而這正是這代台灣人要繼續努力的方向，「所以我會覺得，台灣這一波MeToo運動，雖呈現出對體制不滿，但也代表一種進步的聲音。也顯示『性別平等』是一個未完成的進步運動。」

范雲進一步解釋，這些人若不是想要改變這個世界，就不會嘗試發聲。相較於過去的不敢言說，今天勇敢發聲的受害者們，讓范雲感覺到時代的進步，因為她們不用擔心污名化，也能得到支持，「社會是友善的。」

「這個世代是在性別平等教育下長大的，當他們面對上一代那些沒有性平意識、歧視女性與弱勢的管理者或環境時，願意發出聲音，就代表這個社會過去的努力是有成果的。」范雲表示，那麼，接下來，就是立法者與改革者的事情了。

但即使台灣在法制上的反應速度很快，文化態度的改變卻很難追及，范雲指出，「人們永遠都是在新的衝突事件中學習改變。」

像陳雪生對她的性騷擾，就顯露了這個問題。范雲解釋，在那個現場，國民黨立委似乎不認為陳雪生性騷擾，也不懂什麼是性騷擾，「理應最有法律素養的立法委員，都沒有這種敏感度，就可以想像為什麼多數人的性別平等觀念沒跟上。」

「我現在已是中年，又當到立委，還要忍受性騷擾，更何況其他年輕女性？」提及眼前正發生的MeToo運動，范雲很能同理，她說，現代人比起以前更有性別意識，年輕世代思想也更為進步，要一個比她20歲時還進步的年輕女性去忍受這一切，是更辛苦的，「過去相對保守，現在是更為性開放的時代，但如果沒有搭配上性別平等的尊重文化，那麼，性別衝突的頻率就會更高。」

因陳雪生案而生的各種騷擾，乃至後來接續而來的攻訐，她持正向看待：「上天要我走這條路，應該就是希望我將這個經驗，轉化成文化上的努力、修法上的努力。」

范雲說，因為朋友的支持，加上自身的個性，她嘗試說服自己：這些經驗都是為了讓她在相關立法工作上，可以做得更好。

「這波MeToo是一個未完成的進步運動。」范雲再次強調，這一個又一個繼續發生的「爆破」，其實是讓這個社會改變的能量，人們願意發聲，代表對社會是有期待的，而這些期待很是重要，也是我們必須要珍惜的「性平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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