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与他乡之间，菲律宾移工流动的同性爱

（毅敏，女权主义者，热衷观鸟的人类学学徒，目前在拍摄一部关于菲籍移工女性社群里中老年同性伴侣的纪录片。）

她/ta们有的是单身或已婚的女性，有的是生育几个孩子的母亲，但都曾与一位或多位同性伴侣保持着或公开或隐秘的恋爱关系，由此经历了方方面面的变化。

几年前的一个热闹非凡的周六，我参加了一场香港同志游行。五彩缤纷的队伍从维园浩浩荡荡出发，在那一片喧嚣的海洋中，我突然收到发自路边一个“孤岛”上的微弱信号 ：“听日系移工骄傲游行（migrant pride parade），移民工姊妹都需要大家嘅支持！”但环顾四周，回应这讯号的往往是一种不明所以、茫然的目光，短暂的四目相对后，那微弱的岛屿之音便再次淹没于茫茫人海，仅在少数的心上荡起涟漪。

那时我正在做自己的硕士田野调查，题目是“在港菲律宾籍移民工（Filipina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or FDWs）中的同性亲密关系”，因此对菲籍移工女性，尤其是其中的性小众社群已有一定了解。这些移工女性绝大部分从事家政工行业，根据香港政府的规定，她们每个星期享有一天的休假，而大部分人的假期都在周日。

这岛屿之音带来了一种时空的错位感：对于移工女性中的性小众群体来说，甩开工作去参与周六的同志游行几近不可能；相应地，对以本地LGBTQ+社群和在港外籍人士为主的游行主体来说，一日之隔的渣打道“移工骄傲游行”听上去陌生而遥远。迥然不同的时间性（temporality）和空间性（spatiality）将原本一体的同志运动区隔开来，造就了平权运动的巴别塔——周六的游行将会以变装表演和兰桂坊午夜鸡尾酒会告一段落，和周日的移工游行不会有太大关系。

而跟这个总人数将近四十万、女性占比九成以上的外籍移民工群体走得越近，就越会发现其中形式多样的同性亲密关系，她/ta们有的是单身或已婚的女性，有的是生育几个孩子的母亲，但都曾与一位或多位同性伴侣保持着或公开或隐秘的恋爱关系，由此经历了方方面面的变化——从获得情感抚慰到财务互助，甚至承担起对方家庭的责任。

这些感情因何在香港生发，是偶然或必然？ta们当中有多少性小众，又是否符合公众对本港或欧美国家LGBTQ+群体的想象？同时肩负女性/移工/性少数标签，她/ta们的多重身份会引出怎样的际遇，带来何种故事？还有，在与男性迥异的成长轨迹中，她/ta们是如何探索乃至逐渐认同了自己的酷儿身份？“移民”这流动的过程对她/ta们实践情欲自主又产生了何种影响，是促进抑或限制？

⋯⋯无数问题，集中在我脑海。

同性爱的起源：在故乡与他乡之间

一次偶然听说我的研究，Rosemary道：“我之前也有一个Tomboy对象，我们在一起四五年呢！”她笑盈盈地，语气放松随性。

和其他菲律宾籍女性比起来，Rosemary身材更加高挑而丰腴，在人群中十分亮眼。每次周末聚会之前她总会精心打扮自己，妆发穿搭显示出一种骄傲的时尚感。大家都爱Rosemary，不仅因为她爱笑爱唱爱跳，更因为她慷慨大方，待人热情如火。

Rosemary掌得一手好勺，每周日在中环“tambayan”（Tagalog语，指朋友们一起闲聊游戏以打发时间的地方）席地而坐的聚餐，属她贡献的饭盒最多（每个盒子里都是她出门前花费大量时间精心制作的地道菲律宾菜肴）。将近“知天命”（五十岁），她像大家姐一样照顾著tambayan的老老少少，却显得那么年轻洒脱。其他人告诉我，Rosemary在香港工作了15年，结过婚，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儿子在老家。

一次偶然听说我的研究，Rosemary道：“我之前也有一个Tomboy对象，我们在一起四五年呢！”她笑盈盈地，语气放松随性。

Rosemary来自Visayas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就学会了做农活以帮补家计。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像很多女孩那样，Rosemary没有继续读书，开始离家到城市打散工。二十出头的Rosemary经人介绍认识了后来的丈夫，没过多久就结婚，随后儿子出世，Rosemary开始见更多工，做过服务员、销售员等职业，却始终入不敷出。

与此同时，丈夫的懒惰与风流成性令Rosemary日渐心灰意冷，不甘心被年覆一年的贫穷打倒，Rosemary最终下定决心，通过借贷凑齐了申请到香港工作的各项中介费，年幼的孩子则被托付给亲戚照管。一晃十五年过去，Rosemary靠每月定期寄回家的薪水养活了两大家人，儿子也已经长大成人。

Rosemary与前任伴侣Andy相识于环球大厦附近的小酒吧，Andy是一位司机，认识Rosemary之后除了每天早晚打电话嘘寒送暖，也能利用职务之便驾车前往Rosemary雇主的住所送礼送花，更亲自烹调美食表达爱意。一来二去，Rosemary被Andy的坚持所打动，答应了她的追求。就像其他任何情侣一样，两人在为期五年的感情生活中有笑有泪，有猜忌吃醋也有和解原谅。一次Rosemary已经成年的儿子来港探访，Andy安排了一场不可多得的旅行——在深圳世界之窗，三人穿上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拍了一张大合照。

当时Rosemary还不到四十岁，这是她平生第一次与一位同性展开一段亲密关系，但Rosemary对“lesbian”和“tomboy”群体的认知开始得更早。“之前在老家我并没有lesbian的朋友，但有一个女邻居，她有个lesbian伴侣。当时我非常好奇，为啥那个女的好像跟那个tomboy谈了恋爱之后就变得特别特别漂亮（very pretty），我想可能是因为那个tomboy真的很爱她⋯⋯帮她提包包，干活儿，做什么都问她的意思⋯⋯大家伙儿都这么说，最后就连那个邻居的老公都承认她的确变得不一样了。”

Rosemary所观察到的“漂亮”和她内心随之生发出的“好奇”在此处极为关键，读者也许会问：一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因为恋爱而变“漂亮”？我认为这里的“漂亮”并非物理意义上五官、身材的改变，而更接近一种“容光焕发”的状态——tomboy伴侣无微不至的体贴与照顾（care-taking）令女邻居感受到被重视，体会到爱的自由和被爱的喜悦，整个人的精神气质随之焕然一新。

不过我更加在意的，是Rosemary在叙述过程中所体现的对这种“漂亮”的强烈认同——“漂亮”其实是Rosemary内心的一种投射，反映出她对这种亲密关系的肯定；而对原因的“好奇”则令Rosemary渴望有朝一日也能获得一段类似的感情，拥有被伴侣呵护、成为“焦点人物”的特权。

婚姻制度缺陷，意外孕育多元亲密关系

在我所认识的数十位菲籍移工女性中，成功申请到“婚姻终止”的唯有一位。

在我研究的26位关键报导人中，分别有14位性别表达较为阴柔的女性、和12位气质较为阳刚的tomboy；14位较为阴柔的女性中，8位曾经与男性结婚且育有子女，其余5位从未踏入（异性恋）婚姻，而第14位则选择了在香港与自己的同性伴侣举办婚礼（编注：香港没有同性婚姻合法，这里指的是私人举行的酒店婚礼）；

12位自我认同为tomboy的女性中，10位声称自幼已然形成tomboy主体性（玩男孩玩具、中性阳刚的打扮及追求其他女性），其余两位，一位早年曾与男友育有一子（但未结婚），另一位则育有一女，据说为其来港前在日本从事服务行业时所生。

有必要为读者介绍下菲律宾的婚姻制度，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徒占全国人口数量百分之八十以上；除梵蒂冈外，菲律宾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仍然不允许法律意义上的“离婚”的国家，要想解除婚姻，唯有通过“婚姻终止”（annulment）的手段，但整个申请过程极为繁冗且代价高昂，除了达官显贵，普通民众根本无力负担。

尤其对于大多数菲籍外劳女性来说，限制她们“终止”婚姻的除了巨额费用外，更有反复来回菲律宾及工作地点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e.g.递送申请、请律师和参加庭审等）。

在我所认识的数十位菲籍移工女性中，成功申请到“婚姻终止”的唯有一位。正因如此，当婚姻因为种种原因亮起红灯无法继续，绝大多数普通菲律宾女性（以及男性）有且只有绕开这种制度缺陷，直接离开原有伴侣，发展新的恋爱关系这一种选择。如同马车行至山前绝壁，意外地孕育出她们对“亲密关系”的多元理解与实践。

香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香港本身是一个大的移工输入地，但并非一个具有十分友善的移工政策的地方，但与此同时⋯⋯

每当有新朋友听说了我的研究，都会瞪大双眼：真的诶，我每个周末经过中环都会见到很多菲律宾TB姐姐和她们的女朋友，是不是这个群体中的同性恋特别多？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香港特别多吗？以及如何定义“同性恋”？

海外移工分布在很多国家，包括沙特等中东国家、美、加、韩、台等，但流动的同性爱确实常在香港发生。人们一般会困惑，香港本身是一个大的移工输入地，但并非一个具有十分友善的移工政策的地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以菲籍和印尼籍女性移民为主的外籍家政工先后进入香港劳务市场，她们向本国中介申请和缴纳费用，成功后凭借入境处特别颁发的外劳签证出入境，在香港则受到包括“住家政策”（live-in policy)、“十四天内离境政策”（合约结束后十四天之内若找不到新雇主则必须立即离境）在内的诸多政策规管，同时被排除在港人最低工资标准之外，由2022年10月起大部分移工可以拿到每月4730港币的工资。

但与此同时，香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塑造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其蓬勃的经济发展和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对社团组织和言论、集会自由的保护，仍然令她成为众多移工寻求出国劳务时的向往之地；在权力部门和雇主家庭的种种规训之外，移工女性至少能在节假日相对自由地探索自我——除了每周一天的休假，香港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还带来了一年长达十几天的法定假期，正常休假的移工姐妹们可以行山，或在海边烧烤享受香港美妙的自然风景和成熟的市政设施，也可以组织参与社团活动，在中环和铜锣湾的大街小巷与伙伴们唱歌跳舞或游行示威。

就同志权益而言，身为前殖民地的香港受欧美同志平权运动的影响不小，连续多年举办骄傲游行，令公众对于性小众社群的认知大大增长⋯⋯虽然比不过加拿大这样的更发达、移民政策也更友好的国家，上述种种至少令香港赶超很多移工薪资更低、个体更没有保障、公共参与更加受限的国家，成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所在。

“同性恋”成为标签？

在跨度漫长、饱含艰辛的移民过程中，女性/酷儿移民的情爱体验就像跨国移民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因其易逝和难以预测而鲜少被看见及命名。

酷儿研究的奠基者之一Sedgwick（1993）在其经典著作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曾精准地将主流社会对同性恋成因的看法提炼为两种：一种是将其少数化（minoritizing view），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因而无可改变，相应地，同性恋仅构成人群中的少数，有别于异性恋的大众；第二种则是将其普遍化（universalizing view），认为“同性之欲”作为一种难以预料的强大力量可以摆脱任何固有标签，任何人都可能在环境影响之下成为“同性恋”。

无独有偶，福柯那句最著名的 “the sodomite had been a temporary aberration; the homosexual was now a species ” 也直接揭露了藏在历史衍变沟壑之中的矛盾：日渐成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无孔不入的社会规训，性反常行为”被标签化，因此一种全新的“物种”——“同性恋”诞生了。Sedgwick和福柯的揭露都反映出存在于“同性恋”成因论中的某些吊诡，从不同侧面证明了这些论述/话语均为特定社会建构的产物，随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有鉴于此，我在研究中著眼于移工女性的主体性，著重分析其性/别流动和情欲流动过程中的切实经验，对延用“同性恋”（homosexuals）之类的固化标签则保持谨慎的态度。

从我的关键报导人中，可以一窥这种与跨国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tion）高度相关、充满了“不规则”张力的女性性/别与情欲流动。移工女性各个不同的婚姻状况和性别表达，让“谁是同性恋”的追问更加站不住脚。按照世俗标准，那些结过婚且有育儿经验的女性必然是“异性恋”无疑了吧？但为何她们又会与其他移工女性发展出同性亲密关系呢？要如何看待一个独自养育子女的tomboy？而女性/酷儿们的男性伴侣在她们的流动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一个直观的观察是：在跨度漫长、饱含艰辛的移民过程中，女性/酷儿移民的情爱体验就像跨国移民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因其易逝和难以预测而鲜少被看见及命名。菲籍学者Manalansan（2006）将跨国移民视为一个充满了酷儿可能性的动态过程，对同为菲籍学者的Parreñas（2005）在其家政工相关的研究中仅关注“异性恋”女性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

“你能为我改变吗？”——流动中的性别角色

我依旧不明白，为何同性关系的起始势必要以一方变得更加中性化为条件？Joan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叙述⋯⋯

Joan是Gabi的伴侣，也是我所知道的少数几个有生育史的tomboy之一，一次Joan用开玩笑的神情给我看一张手机里的照片，里面的女子扎著两个羊角小辫，朝镜头露出青涩的笑容。我一时有些捉摸不定。

“是你妹妹吗？”

“是我！”Joan 大笑答道，一旁的Gabi笑得前俯后仰。

在那个智能手机还不普遍的年代，Gabi和Joan相识于网络聊天室，彼时两人都三十出头，都刚刚与自己的异性伴侣分手（Gabi已婚，Joan未婚），也都各有子女。Gabi通过劳务中介到了新加坡打工，而Joan则在黎巴嫩。

性情相投的二人隔著屏幕越聊越投机，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几年后Gabi决定从新加坡转至香港工作，也顺便怂恿好友前来，但Joan那时要支撑家庭，无法负担高昂的中介费用，困难之际，是Gabi伸出援手相助。Joan顺利来到香港，跨越六个时区的网友终于“奔现”成功。

但从“好友”到“情侣”，作为研究者的我无法跳过这中间最为关键的一步，同性情欲的“情”之所起究竟是在彼此默认中静悄悄地转变，还是山呼海啸大地震？从日常互动到彼此身体的探索，对于很多像Joan和Gabi这样曾有过异性恋爱/婚姻经验的移工同性伴侣来说又意味著怎样的碰撞呢？

Joan的照片令我记忆犹新，我试图挖掘她从一个很有“女人味儿”的女性变成一个短发阳刚tomboy的原因，一切还要从Joan向Gabi主动表白说起。Joan是那个首先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友谊”的人，但当她不止一次地向Gabi暗示或明示“我爱你”的时候，纯真的Gabi总以“我也爱你呀，最亲爱的Joan！”来回应，丝毫不明白这种爱意其实已经不再是朋友之爱。等到表明心迹，Gabi大吃一惊，一时难以接受“两个女人在一起”的关系，经过反复的磋商与等待，Gabi有所松动，但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跟Joan说，如果你真的爱我，能不能为我而改变？”

Gabi所说的“改变”指向清晰：剪掉长发，卸去妆容，再不穿高跟鞋⋯⋯这些女性化的特质在后来的日子里被Joan舍弃，她答应了Gabi，改穿宽松的t-shirt和短裤球鞋，成为众多tomboy中的一员。

但我依旧不明白，为何同性关系的起始势必要以一方变得更加中性化为条件？Joan对此给出了自己的叙述：

“我有一些lesbian表姐妹，她们遇事很有主意，非常自信，对自己内心的感受从不遮遮掩掩，绝不隐藏内心的真我（true self）⋯⋯所以别人对她们没有疑问⋯⋯如果我仍然涂口红⋯⋯别人会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有很多问题，但如果我改变我自己⋯⋯”

“别人就不会问那么多。”Gabi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

“Doing gender”和诞生于日常操演的性别反叛

置身“变与不变”之间，Joan的选择对我来说始终保留某些神秘，也许那是我作为一个外来研究者永远无法了解的奥义？

Joan与Gabi的回答再次给我以深深的震撼。长期以来在父权社会中被漠视和边缘化的女性情欲究竟要如何被看见？两个同样富有阴柔气质的移工女性可以怎样令彼此的爱欲最大程度可见？

受一众性别研究学者的影响（West and Zimmerman 1987; Butler 1990, 1993），我将“性别”（gender）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包括特定的性别角色，通过日常生活中个体对各自所属脚本的重复性展演（Butler 1990）而得以被加强固化。从这个角度看来，“性别”不再是一种内在于个体的不变属性，而是由一整套极为灵活、可协商的符号所构筑起来的表演，具有很强的可操控性。然而正如Butler所说，这种必须要通过整个社会不断重复才能够生效的性别规训机制也毫不意外地带来了它的漏洞，“doing gender”实则亦孕育出“undoing gender”的可能。

带著Butler的洞见，兴许读者会对移工女性中高度性别化（highly-gendered）的同性亲密关系有不一样的理解。上文提及我的访谈对象中有12位自我认同为tomboy的女性，无论是10位声称自幼已经十分阳刚、从未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的报导人，还是曾经较为女性化且以不同方式育有子女的Joan 和Alex，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有展示出了身为tomboy的共同点：中性打扮，短发，著装平日以t恤、短裤和运动鞋为主，正式场合（如选美比赛）会穿西服套装和打领带/领结，一些配饰如手表、项链和戒指也偏中性或男性化。

不过外表只是tomboy性别符码的一部分，在田野调查中常听报导人提及“tomboy之心”（tomboy’s heart）的说法，大概等同于一种“生来如此”的性别认同——“我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是tomboy”。

为了让这种“生来如此”的tomboy主体性更加令人信服，tomboy们遵循着高度性别化的脚本，而对更加阴柔的同性表达兴趣乃至追求她们成为其性别展演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在与一般女性友人的嬉游中表现出恶作剧式的“坏坏”（藏匿对方的个人物品、开令对方害羞的玩笑），还是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展现“怜香惜玉”的骑士精神和为伴侣提供物质上的资助，这些细碎的日常都成为了实践和证明tomboy主体性的有力注脚，与之相对的则是较为阴柔的伴侣参与这种互动模式，成为相关叙事中被宠溺爱护的一方。

早年有学者（Sim 2010）认为，由于其高度性别化的特点，这种存在于移工女性中的同性亲密关系乃一种“强制性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Rich 1980）的复制，我认为这种看法既没有充分认识到移工女性所处的极为复杂动态的环境，也没有看到女性的性别（gender）和情欲（sexuality）二者之间的微妙勾连。

我一再询问Joan性别主体性（gender subjectivity）转变的原因，认定就算Joan不改变也不妨碍二人组成爱侣。但人在异国，身处由同乡和亲友组成的小社会，每一段亲密关系都要面对无孔不入的窥视，经受明里暗里的角力，也必须接受异国恋和时差，或许随著一个新合同的开始就会宣告结束。

在个体能够借由网络同时开展多段关系，信息差因为物理距离而被放大的情况下，不明就里的暧昧和来自外界的猜忌对一段关系的打击可以是致命的。通过选取一套明确无疑的性别脚本，同性伴侣们以高度性别化的“表演”确立彼此在互动中的角色，令其亲密关系最大程度地可见，原本意在规训的性别秩序被个体巧妙利用，成为打破其自身的工具。

置身“变与不变”之间，Joan的选择对我来说始终保留某些神秘，也许那是我作为一个外来研究者永远无法了解的奥义？除了提升关系的可见度，Joan更直言：lesbian表亲在她看来又酷又勇敢，“我想变得和她们一样。”这样看来，“变”对Joan而言也代表著一种全新的自我创造与自我想象。

知名性别研究学者和激进女权主义者Gayle Rubin在其早年文章“thinking sex” （1984）中强调了将女性之“情欲”从对其“性别”的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必要，认为同为女性，异性恋女性的生命经验无法完全覆盖性少数女性，因此女性的“情欲”与“性别”必须作为两种高度相关而又各自独立的范畴来研究。

也正因为旧有社会建制的力量是如此之巨，我们才更应该认识到这些也许昙花一现的情感的可贵，肯定女性和性小众群体在流动中切实的生命经验，避免过于简单武断地下结论。

跨国流动中的情感游民：当家不是唯一终点

或许我们会对这些移工女性所穿行的无数边界有多一点点的认识，而爱欲纠缠也许只是她们所穿行的无数边界中最易于理解的一部分。

我正在刷手机，突然收到Rosemary接连发来的怒气冲冲emoji，“怎么啦？”我连忙问。
“Jenny这个坏女人，竟然跟Harry搞到一起了！她上月被老板辞退没地方住，可是Harry和Ann让她去她们的boarding house的！这个没良心的！”说著Rosemary又发来一张照片，狭小的空间内，Harry和Jenny相互拥抱著，姿态亲暱。

“你在哪儿找到这张照片的？”

“保密！”Rosemary又发来一个得意洋洋的表情，“对了，千万别跟其他人说是我告诉你的！”

Rosemary说完就没再回复，可能是又跑去跟别人分享这个“独家”秘密了。我在脸书搜索Harry的账号想要找到些许蛛丝马迹，却发现很早就已经是我脸书好友的Harry此刻竟查无此人！我再搜索Jenny，显示账号存在，但我们messenger上的所有聊天居然全部不翼而飞，空白的界面显示著“跟Jenny打个招呼！”的初始信息，点击头像进入个人页面，曾经的所有照片和发帖竟然都转为不可见，我握著手机，仿佛落入了一个信息的黑洞。

也是在那次事件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和菲律宾朋友们在使用脸书和社交媒体方面有多么不同，以脸书为例，我的账号名也是我现实中人际交往使用的名字且一直固定不变，发帖基本都是朋友可见，但菲籍朋友拥有多个账号的人不在少数，账号名称也丰富多彩，既有在原有的名字上加工美化的，也有直接进行文学或艺术创造，集个人审美和世界观于一体，而tomboy将名字改得中性化或更加阳刚的操作更是极为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如我这般的外人很难摸清一个人究竟在使用哪些大小号，哪个奇怪的名字后面又藏著谁的真身。再加上脸书本来的隐私设置带来高高低低的信息墙，情感纠纷的当事人如Jenny和Harry既可以选择随时“升起”信息墙，以改变隐私设置、改名甚至销号的方式从纠纷中脱身，也可以在同样的信息墙里悄然培育新的感情⋯⋯

而跨国移民令这一切更加复杂。如前所述，细碎交错的时空间强制割裂了人与人、社群与社群之间的联结，与此同时，这种“移民宇宙”不知何时就会迎来自己的“跃迁”甚至终结。本港新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之下，绝大部分移工女性若非与永久居民组成合法家庭，会一直保持外来家政工身份，以两年续一次新约的频率在不同雇主和合约间游走，直到多年后干不动了告老还乡。这种无法确知其尽头和方向的移民生涯对同性爱恋的影响十分复杂，或幽微或显著。

在我的报导人中，有的与同性伴侣相伴数十载，经历了跨国恋的风风雨雨，有的则在这些风雨中分离；有的早已成为对方家庭的座上宾，出入乡里俨然是一家人，也有的为财物纠纷撕破脸皮再不相往来⋯⋯离开“香港”，是否也和从台湾、新加坡、土耳其、科威特、加拿大离开一样，代表着一种关系的断裂，一种对同性之爱的理解的终结？而回到“菲律宾”是否意味着旧有的识见与秩序再一次占了上风？

在时空多线并进、归属感和爱恨反复消长的跨国流动中，“家园”不再是旅程的唯一终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养家的重担、育儿的艰辛、中介的精明、雇主的阴晴不定，还有人在异乡的孤独，对未知的焦虑，对爱和被爱的渴望⋯⋯那么或许我们会对这些移工女性所穿行的无数边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一个家庭到另一个家庭，饱受贫穷却日日见证巨富，正值青春而常伴孤老弱童病者左右⋯）有多一点点的认识，而爱欲纠缠也许只是她们所穿行的无数边界中最易于理解的一部分。

“我就是要活得开心”

面对跨国旅程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女性/酷儿移民籍此获取欢愉，进而发展出对“自我”更为饱满的理解与想象。

我至今仍然记得多年前和几个移工朋友的一场讨论，那是在Joan和Gabi雇主阔气的豪宅里，一个叫做Judy的姑娘谈起婚后与丈夫婚姻不睦，恰巧那时与Judy青梅竹马的男生出现了，虽然心中爱慕，但婚姻与家庭的神圣让Judy忍痛放弃自己的爱情：“虽然我一看见他就头晕啦，但我不想后悔啊，我有老公，有孩子，为了不伤害别人，我一定得把这个男人抛在脑后！”

“可你这样是在伤害你自己呀！”Rosemary直截了当地说。

“我能接受⋯⋯”Judy嚅嗫著，“生活给了我什么，我就一股脑儿地接受，必须得接受，因为女人就是受苦的命⋯⋯”

“为什么当女人就要受苦？我就是要每天都活得开开心心！”Rosemary大声说，一旁的Natalie用手指拈起一片青芒果，嘴角浮现一抹赞许的微笑。

我研究跨国移工女性敏感多变的情欲世界，是为了让这些女性，特别是酷儿女性的情欲真正被看见。长期以来，女性作为父权社会中的“第二性”，其情欲或沦为男性的附庸被迫消声沉默，或被污名化为“荡妇”致使人尽喊打，或被神秘化和奇情化——不可知的女性性力代表著最原始汹涌的力量吞噬一切道德伦常⋯⋯；而在更宏大的民族主义叙事里，个体女性的身体与性或被掩埋在战争的疮疤中，或高祭在国族的神坛上，成为被侮辱、被凭吊和献祭的客体，逃不过被凝视与边缘化的命运。

但恰是女性对其情欲的艰难探索成就了她/ta们更独立完整的主体性。跟随前人学者（Vance 1984, Faier 2009, Cheng 2010），我将“女性情欲”视为一个充满了无数争议，也因此具备了无限创造力与颠覆性的场域；面对跨国旅程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女性/酷儿移民籍此获取欢愉，进而发展出对“自我”（selfhood）更为饱满的理解与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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