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困局：当照护者也开始老去，她们如何承担两个“晚年”？

2022年中国全国人口14.12亿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中国自1962年以来，人口总数首次下降。与人口减少伴生的是，中国老龄化的加剧。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736万人，占总人口的18.9%；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0056万人，占总人口的14.2%。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0.8%，即4.8个劳动人口抚养1位65岁以上的老人。按照定义，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标准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较大规模的退休潮，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退休，老年人口抚养比也将进一步增大。

中国养老体系显然尚未准备好应对人口结构的深刻转变。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形成了“9073”的养老格局，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近年来为缓解养老压力，中国官方反复强调退休不久的“低龄老人”在养老体系中的作用。在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多次出现“小老人”照顾“老老人”的事迹，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被视为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官方宣传典型。

而另一个常被忽视的普遍现象是，无论在养老机构还是家庭内部，从事照顾老人劳动的大多为女性。本文采访的五位女性，年龄介于57岁至69岁之间，都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注：中国法定退休年龄目前仍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她们中，有的是上海的退休教授，有的是五线城市的养老院院长，有的是农村出身、在省会城市打工的保姆，有的则是家庭中平凡的“女儿”。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照护者。

在陪伴老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时，这些女性照护者也在步入老年，她们如何面对被照护者的失能、衰弱和离世？在不同的社会资源、阶层背景下，如何安放自己的晚年？面对独生的下一代，她们对“老去”又有着怎样的感受？

变老的恐惧

探望之后，李牧的心情通常很不好，“这样的长寿，真的难受。我最怕以后像我妈一样躺在床上，这是最痛苦的。”

“说实话，我特别怕老，我都不怕死，但我怕老。”

在一个五线城市的养老院担任院长13年后，57岁的任玲玉（化名）这样告诉记者。

她所在的养老院目前超过60%的老人都是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整天睡在床上”，吃喝拉撒都要护理员照顾。

任玲玉“见过无数次老人临终前的悲惨状况”。有一位80多岁老太太，因脑梗半身不遂，还患有糖尿病。老人过世半年前，任玲玉发现她的腿开始浮肿，不久，老人脚背的皮肤开始溃烂、发臭，先是延伸到小腿腿肚，再蔓延到胯下。养老院的护理员每天都要泡“一大缸子的棉球”给她消毒、消炎，但仍然无法阻挡溃烂的趋势。医生来看过后，说这是循环系统的问题，无计可施。

任玲玉说，老人皮肤溃烂的臭味“像尸体一般”，到最后，“腿肚子的烂肉都掏空了，都能看得到她的骨膜”。因为疼痛和呼吸不畅，老人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甚至一躺下就觉得无法呼吸，只能日夜都坐在轮椅上。同房的其他老人因为气味和她夜晚的呻吟向任玲玉投诉，任玲玉只好把她单独搬去了楼梯下面。每晚，值夜班的护理员看着她一个人坐在黑夜中，时不时发出痛苦的“哼哼啊啊”的声音。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整整半年，直到老人过世。

64岁的程秋（化名）对老去后的生活也有一种恐惧。她出生在西部农村，之前一直靠种花椒为生，丈夫在外打零工，或者做点小买卖。几年前，为了给儿子准备结婚的彩礼，他们问亲友借了债。为了还债，程秋在四五年前来到临近的省会城市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照顾比她更年长的老人。

疫情期间，程秋照顾着一位92岁的失能老人。她的工作是照顾这位老人的饮食起居，每天给他刷牙、做饭、喂饭、吃药，擦拭身体。

每晚，程秋都要起床两三次，给老人翻身和换尿不湿。老人已经失去了和人交流的能力，像婴儿一般，程秋只能通过他的咿咿呀呀来判断需求。

程秋有一儿一女，但都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成了家，照顾老人的时候，她也总想到自己老去的生活，“最怕没有人照顾，一个人睡在炕上，动也动不了”。

生活在上海的退休教授李牧（化名）最怕自己未来像母亲一样老去。今年1月，97岁的母亲感染了Covid-19，吃不下饭。没人指导李牧如何照顾感染后的高龄母亲，当时整个城市的医疗资源都非常短缺，医护人员阳了一批又一批，大部分仍不得不坚持上班。没办法把母亲送入医院，李牧只能在家中守着母亲，偶尔扶她起来喝一两口牛奶。

不久，李牧感到力不从心，她本身也是69岁的老人了，和哥哥姐姐商量后，他们将母亲送去了上海一家护理院。

母亲还能清晰表达自己意思的时候，曾嘱咐李牧，自己以后一定不插管子，不想活得没有尊严。

被送进护理院后，由于疫情原因，家属隔一段时间才能进去看望老人。今年大年初一，李牧和哥哥姐姐被允许探望母亲，护理院才告诉李牧，母亲进来后有一个星期无法进食，他们只能给母亲插了鼻胃管。

母亲在家时一直坚持不用老年尿不湿，即使因股骨头坏死而行走不便，也一定要家人和保姆扶着去厕所；进入护理院后，母亲尿滞留，膀胱发胀，以至于无法入睡，护理院不得不给母亲插上了导尿管。

李牧去探望她时，她总是用手想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为了防止她乱动，护理院给她戴上了手套。无论怎么抓管子，都是徒劳。

每次去护理院，李牧都会煲好鸡汤，母亲身上起了疹子，就给她涂药。护理院的看护说，老人家晚上总是醒着，一个人哼哼哈哈地，像是唱歌一样，白天多数在睡觉。

探望之后，李牧的心情通常都很不好，“这样的长寿，真的难受。我最怕以后像我妈一样躺在床上，这是最痛苦的。”李牧说。

稀缺且不均衡的“社会化养老”

“如果我们的社会不那么抗拒老年人，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家庭之外的组织承担部分养老责任。”

对变老的恐惧，根植于中国养老体系远落后于老龄化的现实。

中国不同区域的养老资源差异巨大。任玲玉所在的养老院位于中国西北部一个五线城市，根据该地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21年，城市总人口为74万余人，其中60岁以上的人口占到了12.78%。养老院并不算大，两层蓝绿色的楼，占地1000多平方米，有66个床位，入住了41位老人。

任玲玉告诉记者，目前她所在的城市一共有33间养老院，“全都没有住满，整个省的养老院都是这样。很多老人家都跟随子女去一二线城市生活了。”

据中国民政部数据，截至2020年7月底，中国养老床位空置率高达约 50%，但在城乡、地区之间存在极大的资源分配不均。一线城市、城区的床位紧张，而小城镇、郊区则有大量床位空置。

尽管有空置的床位，但任玲玉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她这些年最烦恼的是，养老院永远处于人手不足的状态，总是“招不到人”。目前养老院只有5位护理员，她们要承担照顾26个失能老人、7个半失能老人和8个自理老人的重担。

由于人手严重不足，身为院长，任玲玉也要承担照顾老人的具体职责，如喂饭、打扫卫生等。她向记者形容，“每天像打仗一样，早上7点到岗，晚上7点半交接班，再处理一些文书工作，八九点下班，一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休息过。”

二线省会城市的程秋，却有着另外的烦恼。在她所在的城市，保姆行业面临着激烈竞争。从今年开始，她听闻家政公司招保姆的年龄限制在了60岁以下，很多甚至只招55岁以下的。在送走去年底因感染过世的老人后，程秋辗转通过熟人介绍，才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照顾一名82岁的老太太。

而在一线城市上海，人们发愁的却是负担不起或是排不到优质的养老服务。上海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远优于其他城市。根据《2021-2022中国养老产业白皮书》显示，上海位于中国养老潜力城市的榜首。根据《上海市养老服务市场研究报告 2020》的调查，上海市养老机构入住率水平达到了79.38%，在全国养老机构入住率水平中名列前茅。

李牧的一位老师和他妻子入住了上海一家老年公寓，他时常给李牧发来他们在老年公寓一起弹琴唱歌的视频，让李牧非常羡慕。“两个人花了150万买了一室一厅的使用权，每个月再交人均7000的费用，每天有人做饭、打扫，安排各种的文娱活动；身体不舒服了，按个铃就有医生来看，有大问题还会直接陪着去医院。”她说，“当然，这都是还能自理的时候。如果不能自理了，据说每个月的护理费要一万五到一万八左右。”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的助理教授李佳研究的主要方向为社会老年学，她提到，无论是理念上还是实操上，上海的养老服务都走在前列。智慧型养老，适老化改造……这些养老领域的热词都频频在上海被提及和试点。但另一方面，上海的养老压力也相对更大，存在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情况。

这意味着，大多数普通家庭需要等候使用公共养老资源，而社会阶层更高、经济能力更强的人则可以享受更优质的养老服务。

李佳认为，中国社会目前对老年人的态度仍然是抗拒的，甚至是歧视的。老年人被当做一个同质的整体，忽略了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的不同需求。比如近几年健身房兴起，即使有研究表明，老年人做一些力量训练有益于身体健康，但主流仍然认为健身房是属于年轻人的，且健身房也不欢迎老年人，担心要承担更多风险。

“如果我们的社会不那么抗拒老年人，也许我们可以有更多家庭之外的组织承担部分养老责任，比如社区等；太强调家庭价值，只会让养老的责任更多地局限在家庭内部。”

女性，天生的照护者？

任玲玉也曾招聘过一位男性护理员，但很快，就因为觉得他“不够细心”而解雇了他，“女的还是更细心，这活儿还是得女的来干。”

13年前，任玲玉几乎是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行业。当时这座养老院刚刚盖起来，正在招聘人手，任玲玉的前领导推荐她去试试，她原本是一所学校的宿管，平日大家都说她“贤惠”“会干家务”，领导跟她说，“你这么勤快，照顾老人要是你不行，就没别人行了”。她抱着试试的心态进入这个行业，一开始做护理员，半年后就成为院长。2016年她退休后获得返聘，一直到现在。

谈起护理员招聘难的问题，任玲玉无奈地说：“没人愿意干这一行，即使我们给的工资不低，每个月4000多块，在我们这儿已经算是相当可以的收入了；但每天面对老人，掏屎掏尿的，毕竟还不是个体面的工作。人家有本事的有更好的选择，就算没本事的，也更愿意去地里干活。”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我，只能继续干下去。”她说。

程秋在接手照顾92岁的失能老人前，老人换过四五个不同的保姆，均为女性，但每个保姆都只做了两三个月便提出离职。老人的子女说，“她们都陪不住老人，主动提的要走。我们也理解，陪这样的老人的确是很枯燥无聊的事情。”

东南大学博士后吴心越曾发表过多篇与养老、照护有关的论文，她曾提出，由于老人容易遭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甚至被视为需要隔离的“污染源”，因此照顾这类人群的工作也往往被认为是肮脏工作（dirty work），从事这一工作的人也往往会被污名化。

中国民政部202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有200多万老人入住在约4万个养老院，护理员只有 20多万。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或欠发达地区50岁以上的女性。

基层中老年女性从事着这类无人愿意沾手的“肮脏工作”，一方面是出于社会结构的限制，她们没有被给予做其他“更好的”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社会赋予女性的某些特质和对女性的道德绑架。

任玲玉提到，支撑自己坚持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老人家的信任”，对她而言，老人选择进入她的养老院意味着一种责任，而她“无法辜负这样的信任”。

目前养老院的5位护理员都是女性，任玲玉也曾招聘过一位男性护理员，但很快，就因为觉得他“不够细心”而解雇了他，“女的还是更细心，这活儿还是得女的来干。”

养老体系中“90%”的居家养老，复制着同样的性别分工。承担家庭内部照顾老人职责的，也往往是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年轻”女性：妻子、女儿、儿媳，或是保姆。在家庭内部，道德与情感对女性照护者的束缚更大。

今年64岁的文静（化名）八九年前便开始照顾衰老的母亲。尽管和两个弟弟商量好了母亲在各自家中轮流住两个月，但给母亲洗澡、剪指甲、定期去医院拿药等劳动，都是文静在承担。

“我妈去了我弟弟那里，我也三天两头地过去，坐车半小时到弟弟家，给妈妈洗澡、洗脚，剪指甲，几乎都是我干，他们都没干过。有时候还给他们洗衣服。我都习惯了，他们也用惯我了。”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母亲每年都要住一两次院，住院期间，都是文静照看。她总提到，“我是老大，多干点是应该的。从小就是这样，四五年级开始，家里烧煤，掏煤灰，往家里搬煤，买粮食。做姐姐的不干还能让弟弟干吗？”

去年年底的感染海啸期间，94岁的母亲不幸感染过世，文静至今仍在自责，“我不该把妈妈送进那个医院，进去之后根本没有人管，后悔死了。”

同样在这一期间失去母亲的59岁的蔡芳（化名），提起母亲，也尽是思念。“我2014年退了休，就开始照顾妈妈，直到她1月去世。我还是觉得自己没伺候够她，真的没有伺候够。我真想再有机会能伺候她几年。”

采访中，她总是回忆起和母亲相处的时光。

母亲生命的最后两年患了阿兹海默症，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有段时间，母亲失去了白天和黑夜的概念，凌晨三四点跑到蔡芳的床边说，“快起来，快起来”，蔡芳就说，“妈，天还没亮呢，快回去睡觉吧。”然后拉着母亲回到床上一起躺下，用手掌蒙住母亲的脸，哄她继续睡觉。

有一回，蔡芳临时有紧急事情出门办事，急急忙忙赶回来后发现母亲把家里的面粉都洒了出来，地上、桌子上，母亲的手上、脸上全是面粉，一团乱。原来母亲是想给蔡芳擀面条吃。

后来，母亲不再认识人。有时蔡芳故意问母亲，“我妈妈在哪里？”母亲回答说，“我咋知道你妈妈在哪里。”令蔡芳心里特别难受。

临终前几日，母亲突然没来由地跟蔡芳说，“你怎么还是这么丑啊，你小时候就这么丑。”蔡芳不知道那个瞬间，母亲是不是终于认得她了。

照顾母亲的9年时间中，蔡芳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她的生日在四月，每年生日前后母亲恰巧都在住院，她说自己的生日“不是在给我妈准备做饭，就是在给她送饭的路上。”从来没有认真庆祝过。

她说，“为了妈妈，放弃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只想不要给我和妈妈留下遗憾。”

女性照护者付出的劳动和情感，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和欣赏。多年来，中国官方一直将护理员群体主要来自农村、年纪较长，当做一种亟需解决的“问题”，鼓励让“更年轻的、高素质的人才”进入养老照护领域；在家庭内部，女性照护者与长者之间产生的深刻情感联结，也被视为一种无足轻重的、甚至需要被批判的特质。

文静曾多次提到自己很爱母亲，很怕失去母亲。每次母亲说自己不舒服，“我都吓得心脏‘咚咚咚’地跳，一步不离守着她，生怕她过不了这个坎儿。”但弟弟每次看到她这样害怕，反而嘲笑她“度量小”。

吴心越曾撰文分析，一方面，官方话语和大众媒体表现出对女性照护者“素质”的忧虑和质疑，将养老机构的负面新闻归咎于护理人员的低素质，而往往忽视照顾情境本身的复杂性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另一方面，这样的性别形象与角色建立使女性陷入“爱”与“责任”的迷思，甘于接受剥削和自我剥削，反过来强化了社会对女性的本质化想象，把对女性的职场排除正当化，使其受困于家庭中的经济依附地位。

当她们老去……

养老院改变着她对死亡的看法。从前有老人过世，她都会难过，现在这样的感觉少了， “到了生不如死的那一天，就知道，死其实是一种解脱。”

在倍伴和照护老人人生最后一程的年月里，这些女性照护者也在老去。

这么多年来，文静家一直住在6楼，从前母亲能走路的时候，总是走一层，歇一层，大半天时间才上来。

去年年底文静感染了Covid-19，她说，“我这回可知道这六楼可是真是太高了，我都快上不来了，一上楼一身汗。”她想到妈妈，“不知道老人是怎么爬上六楼的，真太不容易了。”

文静45岁就办了内退（注：全称内部退养，保留劳动关系但不在岗，提前退休。内退目的是为企业减员增效），这几年每天上午会去给绿植公司的植物浇水、修剪，钱不多，但她觉得比整天待在家里好。现在，她和丈夫每个月分别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不多但也足够生活了”。到了晚上，她就去跳广场舞，和年龄差不多的朋友聊聊天。

母亲还在的时候，对养老院特别抗拒，觉得去养老院就是子女不孝顺。但文静说，“我感觉养老院挺好的，比自己在家还幸福，唱唱歌，写写字。我不拖累孩子，以后我就去养老院。”

李牧的母亲几个月前已经转为阴性，但她已经无力将母亲再接回家照顾了。“没办法，我没有能力接妈妈回家了。没办法照顾她”。在家照顾母亲的时候，母亲夜晚起夜需要人扶，李牧总是睡不好，白天心脏就不舒服。“我也69了，老了，身体机能跟不上了。”

自几年前丈夫过世后，她就一个人生活。退休后，她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每周去一次合唱团和大家一起唱唱歌，偶尔还会演出。有一个书法班，跟着老师学习小篆、大篆，慢慢练习写字。老同学们经常会组织旅游，但李牧说，除了南美洲之外，世界其他地方她也基本跑遍了，加上母亲还在，她一周总要去探望几天，所以不想去太远的地方。

最近，她刚刚重新装修了自己的房子，心想未来如果“实在不行”，就请个阿姨照顾自己，“也只能这样了，现在也说不准，走一步看一步”。

她有一个儿子同在上海，但李牧觉得“我自己的养老，不能去要求子女。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活，只有在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可能求助，但不能依赖他们。”

她和朋友们有时会聊到安乐死，他们都打心底里盼望安乐死可以合法化，“能在理智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后事，是最幸福的。”

64岁的程秋说，做完今年，她就不打算继续做了。她本身有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这几年，她发现自己“忘性特别大，脑子不够用了，丢三落四的”。她现在照顾的这位老人，晚上频繁起夜，几乎一小时一次，每次都要把程秋喊起来，她觉得自己“干不动”了。

去年，她刚还完债，现在在攒钱给家里盖新房，原本的土胚房一下雨总是漏水。她说，希望还能攒些钱留给自己养老。但多少钱才够养老呢？程秋也不知道，每次被问到未来养老的问题，她总是说：“没想过，不想这些。变老，当然害怕啊，我怕钱不够花。但是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等以后再说。”

蔡芳在母亲走后，感受到了衰老的突然降临。从前妈妈在，她总觉得自己还是孩子。母亲离开没多久，她就觉得自己老了。“上楼梯腿疼，肩周炎胳膊抬不起来，头也老疼”，她想到姥姥曾经和妈妈说，“这就像割韭菜一样，割完上一茬，就轮到下一茬了”。蔡芳心想，妈妈走了，现在是轮到我们这一茬了。

她丈夫在一间幼儿园做保安，也即将退休。女儿在同一个城市当中学老师，今年教高三，女婿在外地工作，偶尔回家一次。母亲去世后，她把生活重心放在了外孙身上，“女儿工作压力大，又没人帮她。我现在住在女儿家里，帮她接送孩子，给他做饭，这样忙碌一些很好，不会总想到妈妈很难过。”

她说周围的同龄人都在四处旅游，“今年帮帮孩子，也许明年，明年我们也到处看看玩玩。”因为亲家的年纪比她与丈夫年长许多，为了给女儿减轻负担，她有时会和丈夫商量，“要是有一天亲家需要人照顾了，我们就去照顾他们，把他们好好送走，不要给孩子添麻烦。”

母亲的一位好友因为身患绝症自杀，这件事令她特别震撼，“那个阿姨的子女根本没有照顾自己妈妈的机会，我觉得特别遗憾，想着就觉得难过。”正如她依旧舍不得自己的妈妈，她说，自己将来老了，要给机会让女儿照顾自己，“以免给她留下遗憾”。

但她也说，“现在要多攒点钱，到时候尽量自理，不要拖累别人。我和她爸爸老了就相互照顾，最后剩一个人了实在不行就雇个保姆，不能全都让女儿照顾。”

任玲玉的家庭是当地有名的模范家庭，丈夫是教师，他们“敬业爱岗”的事迹还被当地的媒体报道过。据报道说，任玲玉的儿子在空闲时间也会来养老院帮忙照看老人。

任玲玉的妈妈80多岁了，任玲玉心里早就计划好了，“假如有一天我妈需要我，我就不干了，去照顾她去。我知道她是坚决不会去养老院的。”

关于自己，她说，“我就一个孩子，我将来肯定要去养老院的，不可能拖累我的孩子。这个我有心理准备。将来有一天我自己做不了饭了，我就跟我儿子说，送我去养老院。”

在养老院工作多年的经历，让任玲玉明白了健康有多么重要。从前身高一米五几的她，体重有70多公斤，血压、血糖都很高，但在老人身上看到这些疾病带来的后果后，她开始减肥，66天减了20公斤，之后一直维持着。

养老院也改变着她对死亡的看法。从前有老人过世，她都很难过，但现在这样的感觉少了， “到了生不如死的那一天，就知道，死其实是一种解脱。”她说。

应受访者要求，均为化名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