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圈#Metoo：3周、5位被指控、逾35位指控者，与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特约撰稿人何文庭、端传媒实习生Berry、端传媒记者符雨欣，发自新加坡

中国文化出版界烧起一波#Metoo，目前已进行到第三周。4月23日起，多名文化圈男性人士被爆料，被指控者包括“一页folio”创始人范新、文化圈名人史航、青年作家宗城、先锋书店前采购经理陈磊、先锋书店老板钱小华；指控他们的女性，范新多于1人，史航26人，宗城多于7人，陈磊1人，钱小华2人；指控的理由，包括强奸未遂、性骚扰、令人不舒服的言语等不一程度。

多位女性受害者决定站出来，曝光被性骚扰的经历。被控告者以不同程度否认指控，受害者公布更多证据及经历，同时不断有新受害者加入声讨行列。目前，范新没有承认强奸未遂，一页在其公众号上刊发告知书，宣布公司核心团队与范新进行切割；史航否认所有性骚扰，遭合作方取消合作；宗城发表道歉信，称“冒犯”了他人；先锋书店回击爆料者后再被反击，目前没有更多回应。据悉，原先锋书店采购经理陈磊已经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

本次#Metoo在社会舆论上取得较一致的支持。从2018年开始做#Metoo、跟进个案的倡议、行动者水霓指，“现在大家很少说#Metoo像文革大字报批斗了，反而觉得让当事人受到公众审视、讨论等是一个正常运动的方式和现象。”但同时也不容忽视的是，尽管舆论的话语和意识水平较高，但实际在法律和制度上的实践与改变，与此有较大距离。

来到第三周，网络讨论热度已有下降，截至发稿前，官方机构和官媒还未有表态，相关内容也未受到审查限制。端传媒整理几方报导，采访到宗城的当事人J、Esther，先锋书店当事人DD，#Metoo运动曾经的行动者水霓，现在的志愿者渡渡鸟和Kukumaru，以及一直从事大陆女性权利工作的冯媛。我们也联系过史航案的几位当事人及声援者，但对方在极度高压的精神状态下，希望暂时先在墙内的网络平台讲述这件事。

本报导也联系了被指控人所在的平台或本人，截至发稿前，宗城表示暂时没有回应或补充，范新、史航、先锋书店，暂无应答。

像擦火柴，“唰”地烧起一团火

导火索首先从出版了多部女性主义题材的“一页folio”创始人范新开始。根据《界面文化》整理，4月23日，豆瓣帐号“青年编辑们”发布投稿，指范新几年前性侵下属未遂。这则不足百字的投稿提及一篇指控文章，指范新2016年在一次出差中曾尝试性侵女同事。这篇文章被广泛转发。翌日，范新在豆瓣一个只有六个粉丝的帐号发布道歉，但并未明确承认对他人存在强奸未遂。4月25日，另一家出版品牌“乐府文化”创始人涂涂对范新一事公开评论，被认为站台范新，范新登上微博热搜。4月26日范新指自己“闭嘴”，已向公安说明情况。4月27日“一页”发表声明与他切割，但遭质疑没有处理核心问题。一页办公室目前关闭，外部招牌拆除，而“乐府文化”也遭大量读者谩骂及要求退款。

就在范新登上热搜前后，文化圈名人史航不断被爆性骚扰。4月26日，同样源起豆瓣帐号“青年编辑们”发表匿名投稿，陆续有受害者曝光、控诉史航。4月30日，磨铁图书发布声明取消史航《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推荐语。5月1日，新周刊宣布取消同史航的一切合作。史航随即在微博发表声明否认一切指控。然而，更多受害者站出来发声。微博大V“@罗贝贝”等陆续发布受害者自述及聊天记录截图。5月2日，史航公布聊天记录截图，表示同当事人“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称对方故意隐瞒部分纪录。但许多评论指聊天记录中女生的表态明显体现出尴尬，“@萝贝贝”微博质疑“请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什么时候你会发‘你又把天聊死了’这种表情包”。一天后，微博“黑尾鸥1988”，即受害者小默，公布被史航性骚扰细节，回击史航“前任”的说法，强调所谓“没谈拢的感情关系”实质上是“被摧残的霸凌关系”。同时，更多受害者陆续曝光被史航性骚扰经历，截至5月5日，自曝受害者已达26人。

同时期，自称女权主义支持者的男作家宗城也被多人指控性骚扰。4月27日，宗城在播客“席地而坐”微信会员群及朋友圈回应否认指控。仅一天后，他又向受害者群发消息称自己有“男性劣根性”，希望朋友们监督自己的言行。4月29日，微博“早见Hayami”、“茶花女”公布宗城性骚扰言词聊天纪录。宗城随即发布聊天记录回击指控，却被证明聊天记录造假。4月30日，宗城发表道歉信，称自己行为“冒犯”到他人，背叛了女友。网友评论认为宗城没有承认自己的性骚扰行为，而将其辩解为“冒犯”。还有评论表示其道歉全程没有提及受害者，更多人呼吁将其封杀或绳之以法。

这场#Metoo也烧至大陆著名书店“先锋书店”的管理层。4月25日，豆瓣“阿踢”称在职期间曾遭先锋书店采购经理陈磊性骚扰。5月4日，阿踢发表文章，详细描写个人经历，指曝光陈磊性骚扰事件后遭先锋书店管理层胁迫，封口。5月5日，先锋书店发文否认指控，并发布阿踢手写的“检讨书”。阿踢回应称所谓“检讨书”是在“受欺凌，受诱骗”的情况下所写，是在被迫离职后，担心不良影响之下的妥协之举。

前任，调情与性骚扰

史航名气大、被指控的人数多，却也是这其中最主动否认了所有性骚扰指控的人。他称外界所说的“性骚扰”不过是和“前任们”的“门内调情”。他在网上发布聊天截图，指自己“从未违背女性意愿，亦从未利用过所谓的强权地位侵犯任何人”，而且这个事件里“没有加害者和受害者”。

不少网友在看到截图后，反而觉得“坐实”了史航的性骚扰。驳斥史航的“前任论”的小默发表长文，细述“被成为”前任的来龙去脉。文章开头就表明：“我承认，像他晒出的这类聊天记录，我有一把。我的故事比较长，如果您能看到最后，欢迎您自行品判：我究竟算不算他的‘前任’，‘施害者’与‘受害者’究竟存不存在，我和他是‘没谈拢的情感关系’，还是‘被摧残的霸凌关系’。”

在当事人看来，二人相识于工作场合，当事人原本对史航也有崇拜心态：“我在一家做电影业务的公司工作，因为热爱电影而微博关注史航很多年，对他晒猫品书的日常印象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与史航的共同好友带进了鼓楼西剧场，以观众的身份参加朗读会，因而与史航产生了最初的交集。”她坦承自己甚至有点受宠若惊：“我尊敬的史航老师夸赞了我的相貌，用那种我们都很熟悉的、如今广大网友也不得不‘熟悉’的腔调，‘问候’了我的穿著，展示了他的‘亲切与幽默’，让我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小女孩，感受到了某种来自大人物的‘青眼有加’。”

她指自己在朋友邀请下去“向往已久”的史航家拜访，但感到失望，因为“隔著微博滤镜，看起来乱中有序的‘安乐窝’，用现实的眼睛看来，堆满了垃圾。”

某天史航突然邀请她看电影，她“欣然赴约”，到了现场却发现原来只有自己。起初他们说笑“如闺蜜”，但当影院熄灯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大叔，用大汗淋漓的身体贴近我的胳膊，在我的耳畔边嘀嘀咕咕”，史航突然抓住她的手，她吓了一跳，第一反应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对，我的第一反应竞然不是快来看啊有人性骚扰了，而是生怕被看到丢人。”史航继续采取试探甚至越界的行为，她非常惊慌和害怕，“一动不敢动，任由他攥著我的手揉来揉去，进而在我腿上摸来摸去⋯⋯但我无法‘愤然离席’，首先我不‘愤然’，我只是发抖。其次，他坐在靠通道的一侧，像肉山一样，死死挡住了我的去路。整场电影，我什么都没看进去，精神高度紧张，却完全没感到‘恐惧’‘恶心’或是别的什么情绪，满脑子都是担心被人看到怎么办。”

史航从未正式确认男女朋友关系，但已经单方面把对方当作“前任”了。“我打开手机，发现他跟我表白了⋯⋯这份表白从头至尾没有提及‘做我女朋友吧’⋯⋯只是温软地表达著他对我的爱意⋯⋯我是他在芸芸众生中唯一的爱情。我信了吗？我一身的妇炎洁味，你说我信了吗？”作者续指自己也确实“没有拒绝”，“我怎么拒绝呢，我只能带若七分忌惮和三分无用的涵养，很‘飒’地表示恋人哪有朋友长久。”

在这场“前任”与否的争辩中，这些对话“是性骚扰还是调情？”这一问题，迅速成为本次#Metoo的第一个舆论重点。有评论认为，在#Metoo的问题意识已经大幅进步的时候，史航正把议程重新设置回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随即访问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长期从事女性维权工作的公益律师吕孝权，再次厘清“性骚扰”的本意。吕律师强调，按照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职场性骚扰有三个构成要件，都非常突出受害者自身的主观感受：“第一，违背受害人意愿；第二，施害人的行为中，只要有性含义，无论是何种形式，何种企图，都构成性骚扰；第三，性骚扰的界定只参考受害人的主观感受，不需要考虑或追究施害人当时的主观目的或主观情绪。”

吕孝权并指出，对于崇拜者的性骚扰属于“交换型”性骚扰，除了具备权力不对等的职场性骚扰的一般特征外，还有受害人看似自愿、实则违心的特点。在初次发布截图时，可能会对受害人不利，但如果“综合考察全案事实，做全案证据审查，比如双方当时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关系、角色互动关系等”，则会得出比表面证据更深刻的结论。

女权男的崩塌

外界关注到，与之前的#Metoo案件不同的是，范新、史航、宗城，都是在公共观点上亲近女权主义的男性。水霓指，男性亲近女权主义，本身是一个女权主义去污名化、政治正确化的过程，但她也见过有男性觉得有了这个身分会更容易去约炮，“约到女生之后还会在其他地方炫耀，好像成为女权主义者就可以吸引到更多女生的爱慕。”

史航与女权主义的关系更为“符号性”，他曾为《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写推荐语，“走过危机四伏的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是青春的幸存者”。端传媒日前刊发的评论文章指：“相较于《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所触及沉痛的社会议题，和这本书在中文女性主义集体意识中符号性的地位，史航这青春小说式的评价显得漠然、不合时宜甚至有几分文不对题。”

两位指控宗城的当事人J和Esther，向记者描述了自己对宗城的认识。

其中一位是今年19岁的大学生J，她在2021年10月中加入宗城播客“席地而坐”的微信会员群，最初是被宗城写的文章吸引。“他那个时候发表了很多跟女权主义相关内容，就会让我觉得说，欸，这个男生好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男生这样子。”她回忆，一开始对宗城的印象，是觉得他讲话很有道理、读的书也很多，对很多公共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并有一定表达能力。J觉得好像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想法和自己类似的男性文字博主”。

J指，入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两人都没有太多交流。直到同年11月末，宗城突然主动私聊J。之后，J经常收到宗城发的电影截图，例如一个女生正在亲吻一只脚的画面、两个赤裸的人躺在床上的画面、性爱场面。J当时没有感到特别奇怪，觉得从电影观赏的角度来说这些场面挺正常。“但是我再回想，那个时候他可能已经在用这些有性意味的图片来试探我的底线了。”

后来，J开始持续收到对方发来的一些非常露骨、与性有关的话，说自己梦到J穿比基尼的样子，还向她描述很具体的性爱场景、甚至姿势。“很像那种黄文写手”。J后来看到其她受骚扰女生的发声，才知道宗城也对她们说了类似的话。

J感到很不舒服，但当时还没有把他与藉“女权男”人设性侵女生的“邓艾之流”直接联系起来。J说，宗城不会整天都讲露骨的话，而是会穿插一部分正常聊天，认真地讨论一些事件，甚至会推荐一些很不错的书、音乐和电影。

“我当时很疑惑，不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也没有相关的先例说他有性骚扰过别人。”另一方面，碍于情面，J觉得好像不该简单拉黑删除。再收到露骨内容后，J选择用迂回的方式打断，或直接不回。宗城曾试图约她线下见面，她那时评估“会比较危险”，搪塞不去。

线上的文字骚扰一直持续到今年4月初，宗城在聊天中评论J发在朋友圈的照片性感，她感到无法再忍受、不想再观察下去，终于斩钉截铁地请他不要这样讲话、自己已经很不舒服。宗城道歉称不知道会“冒犯”到J，但J认为这些话“看起来很虚伪、浮于表面”。她再度思考过是否要将他拉黑删除，但想到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可能不好保存，所以最终没有拉黑。

另一位刚工作的95后女生Esther，在2021年10月参加上海706万圣节活动时，偶然结识宗城、加了微信。此前对他完全不了解。加微信后两人交流寥寥，Esther只把宗城当作挂在好友列表里的普通朋友。宗城的朋友圈背景是其女友，Esther没有与他发展浪漫关系的想法，基本从未主动找他说过话。宗城偶尔会向她分享一些生活碎片，Esther出于礼貌会稍微回复一两句，线上的来往没有感到异样。

宗城在2022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书，时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在知名文化平台上写的文章、评论社会议题，表现出关心社会、有责任感、支持女权。Esther觉得他的文字看上去很真诚，感觉他好像跟自己是一路人。

2022年8月，宗城以解封后想见很久未见的朋友们为由，约Esther一起逛书店、吃晚饭，她没有多想、答应了邀约。那天宗城不停打探她的感情状况，频繁以比较暧昧的方式去接她的话、并且一直挨她很紧。Esther有注意到这点，但由于平时性格比较“心大”，未太放在心上，事后回想才醒悟它们都是越界。

饭后两人散步走到了一个湖边，Esther发现那里没有路灯、光线很暗，周遭都没有什么人。她指这时宗城突然牵起她的手，并拽她、企图要强吻她。她挣扎著挡住，在此过程中他依然坚持试图吻上来。缓过神来之后，Esther挣脱开，把两手抱在自己胸前、不让他再有牵的机会，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宗城起初谎称和女友处于开放关系中，在Esther多番质疑下，他最终承认自己说谎。宗城一方面表示对Esther一见钟情，强调很尊重她感受、没有实施强迫，另一方面又要求再牵她的手。

Esther指自己强装镇静地与宗城周旋，表示想要离开、并往地铁站的方向行进，最后打车逃离。“当时迫切地想逃开这个环境，就是我内心已经非常不安了⋯⋯一路上我跟他的交谈我都是在忍着，内心的山崩地裂、不安和很大的威胁感。”

“上车之后我才觉得自己终于解脱，一上车我就崩溃暴哭，马上打电话给我朋友。”回到家，她一直复盘到凌晨两三点，历数发生的一个个细节。她指在复盘中发现宗城当天的言行环环相扣、步步试探，将她“诱入狩猎圈”。到白天她才彻底冷静下来，愤怒地反驳了宗城发来的“道歉”长文，保存截图后拉黑了他。

从怒别人不争的观察者，到难以开口的亲历者

每一次针对#Metoo的舆论中，都会出现，“为什么当时不反抗”的困惑。这一次，Esther和J从旁观者到成为亲历者，除了都对自己“反应迟钝”感到后悔，也深刻意识到“说出来”不容易。

J形容自己“本该警告他”，但“拉黑删除是一个很果断的选择，我直接面对这样的事时，其实是有点手足无措的。”

Esther觉得那个处境中的自己很无力，“那个场景、那个氛围，就是很难很难甩开、很难反抗。因为周围都没有人，想跑都不知道怎么跑、想叫都不知道怎么叫。”Esther事后一直在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甩开宗城的手、为什么没有“甩他两巴掌”。“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脑子里最先想的也是害怕。你不敢反抗，因为你不知道反抗之后会发生什么。”Esther采取的后续处理方式是尽快忘掉这件事。她形容自己是一个读过林奕含、伊藤诗织的女权主义者，对自己后来的反应“感到懊悔和自责”。

Esther说，以前作为局外人会不理解一些受害人的懦弱、很怒其不争；等到性骚扰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为局内人之后，才发现“对我们来说，脱离这个伤害最好和最快的方式，好像真的就是沉默。受害者天然的想要避开这些回忆，或者说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创伤后的应激反应。但没有受到创伤的人，他们是不知道，被人捅了一刀之后，你是不能立马发出声音或者作出反应的。”

她也会担心说出来之后没有人相信，而舆论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缺乏有足够公信力的司法制度支持。

被史航“前任”的女孩也坦露心理活动：“他一直在侵犯我，我却一直在担心自己被当成随随便便的‘果儿’‘蜜儿’，将来无法以职业面貌示人。”“我吓坏了，用他的扇子死死挡住脸，生怕被拍到我跟他坐在一起，仿佛见不得光的是我。到这里，就已经出现‘情感关系’的端倪了，对吧⋯⋯写这篇小作文的我，至今无法自洽，为什么我为电影而来，却在一场电影的时间内，把自己搞得像个‘情妇’。”

中国女性权利工作者冯媛说，许多实证和理论研究表明，这样的应激反应很正常。“每个人在毫无准备的事情发生时，反应都不是只有一个模式。有的人是逃、有的人是躲、有的人反击、有的人虚以委蛇伺机行事、有的人是僵住了什么也做不了。但很多人不能理解后者，会责备受害者或受害者也自责。”

水霓分享经验，“最基本的就是不去苛责任何一个受害者，她可能不够勇敢、不够能面对，她可能会选择退缩，甚至反水，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去理解的。”冯媛补充，“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要认识到，归咎于受害者是不对的。应该谴责的是骚扰的行为，应该改变的是行为人的认知和做法。”

连结方式改变：受害者自己站出来

谈到这次#Metoo和以往的相似与不同，水霓认为，第一个相同点是——被控诉人都不是第一次犯案，但之前没有被曝光。另外一个共同点是——发声、取证、走法律途径依然困难，社会舆论也存在对受害者的苛求。

她认为，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早期做#Metoo，需要不断鼓励受害者出来，甚至有的时候要帮忙呼吁、联系、寻找受害者。但这次是受害者一个接一个自己站出来，并自发地去与公众连结。在这样的氛围下，单一案件下面的受害人数也比以前更多。水霓做邓飞案时，收到11个证据，能确认和联系到真人的只有不到8个，而史航一下就是20多个人。

J、Esther，和指控钱小华的DD，跟记者讲述了自己站出来的过程。

今年五一假期，Esther在706青年空间的一个微信群中，突然看到了群友转发的一则带#宗城性骚扰#话题的曝光微博，曝光人数、受骚扰的程度让她震惊：原来他还以类似的手法线上线下骚扰过这么多女生，有几位甚至刚成年。同时她也感到愧疚，想如果自己当时站出来，是不是就不会有更多女孩受到同样的伤害。

她陆续了解到整个文化出版圈的性骚扰曝光。史航受害者们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讲述，令她产生了强烈共鸣：“我是那么地理解她们表述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心理活动，因为在我身上都有类似的影子和想法。”

愤怒转化成一股暗流，推动着她想要去做一些什么。她的一位女权主义者好友给她肯定和鼓励，她决定：“这一次我不会再允许自己像刚被捅时那样失声了。”

Esther有想过可能会被报复、被人肉个人隐私，毕竟以往的案例屡见不鲜。但她下定决心后，抛却了那些顾虑。她觉得站出来也是在捍卫自己的女权主义信仰：“我不想为我自己感到羞耻，我觉得我不能辜负自己所相信的东西。”

有更多人因为看到她和其他受害者的发声，而继续站出来。Esther觉得自己在参与历史。她也感到身边人被自己鼓舞，有朋友甚至来向她倾诉类似乃至更严重的隐秘遭遇。“我们都知道自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她人’⋯⋯勇敢是我们自身的第一步，但是真正应该被解决的是犯罪、作恶的人。”

J也于相近的时间，在“席地而坐”会员群看到了群友转发揭露宗城性骚扰的豆瓣广播。她一度担心如果自己发声，会有人把她与宗城的聊天记录评判为调情、招来攻击。但她认为，作为受害者发声，不仅是想给其她女性一个警醒，也是希望自己在#Metoo的浪潮中能用局内人身份去做一些事。性别意识是推动她这样做的因素之一。她觉得承认自己是“受害者”，其实也是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

“在父权制的宰制下，这种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narrative）本身，就意味著改变的发生和颠覆的可能。从前的框架（framework）通常是非常传统且厌女的，比如说‘受害者有罪论’和对受害者的‘荡妇羞辱’，而且受害者本人也可能内化这一套价值体系去否定自己。但今天这一切被重新审视和重新讲述，女性的感受得到确认和重视，女性的经历也被reframe，这种改变让我觉得被赋权。”

揭发先锋书店钱小华的DD向端传媒表示，2018年的#Metoo是一次启蒙，“今天发生的一切也是当年站出来的女性们在时间的湖面上荡起的涟漪。”她认为，这几年女性主义著作的出版、女性主义活动家的工作、播客的兴起，使大家的女性主义意识有了很大提升。“更多人意识到#Metoo其实不仅是关乎两性之间的事，而是勇敢对所有不平等说不的行动。当一个个曾经被伤害的、柔弱怯懦的女性站出来反抗曾经被默认为常规的游戏规则，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被压迫被剥削的个体都应该有这种说不的勇气，也天然地拥有这种权利。”

和史航案受害者形成联盟相似，J、Esther等8位宗城案当事人也建了微信群彼此打气、收集其信息证据。J透露，几位尚未公开发声的受害者也在群中。还有热心网友作为志愿者自发向受害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

一页范新事件爆出之后，有人在长毛象平台上发起倡议，成立了一个7人志愿者小组，最初是写信告知一页的外方合作出版社和作者，后来陆续开始整理近期其他性骚扰事件的时间线和各方讲述，搭建网站归档。工作内容随后也拓展到宗城事件。志愿者渡渡鸟说，志愿小组的工作首先是保存记忆不遗忘，其次是进一步行动发声，“用脚投票”，让出版文化机构知道读者和消费者的态度。“然后是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在做的事情，让受害者看到我们的声援，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防止热度散去之后再一次陷入沉寂。”

冯媛表示：“这里既有当事人的彼此看见，以及她们之间的连结和互助，也有支持者（无论之前是否熟识）和当事人之间的连结和互助。这种之前有过，但不像这次的能见度这么高，声音这么宏亮。可能一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发达，二是因为经过前些年不断的反性骚扰事件，特别是2018年的MeToo之后，当事人更加勇于发声、善于发声了。”

水霓从两个层面看受害者是否团结的问题。她坦承，2018年，有的case是不团结的——受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分化的、意识和反抗意识不同，很少看到受害者主动自发地站在一起寻找彼此，并且对于案件处理的要求和诉求如此高度一致。从这个角度说，这次受害者的连结是非常强大的。

但受害者后续怎么去处理这些案件，根本上还是跟整个法治、政治环境、公权力如何去对待这个运动的发展，包括女性自己如何互相支持，息息相关。水霓认为，五年来，各种各样的打压、对行动者的分化，很难说对支持者的网络真的长大了多少。每个受害者背后的支持者也有不同的经验、政治素养、行动素养，这也影响了人们能去要求多少。

她感慨于，有的受害者之后会转变成行动者。运动、连结能去做的，就是不断反思女性背后的支持系统应该如何去成长，如何去帮助受害者获得更好的连结，支持她们把创伤转化为赋权其他人的力量。

期待什么、达成什么？

针对史航所谓前任的文章谈发文的目的：“我见不得你继续躲在阴暗的角落，伤害那些曾经跟我一样年少的女孩们。三十年，一个套路，你不累吗？”

“我不会让史航再用他的春秋笔法，和沤了三十年的陈年伎俩，来欺负鼓舞我发声的姐妹。在这个战场上，我做出了我的进攻⋯⋯我们的力量仍较之你们稚弱。但，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是真实的愤怒和恨意，就不会被虚假的辞令和手段长久掩盖。今天投降，今天就是你重新做人的日子。若待来日，哈！你以为来日还是你的时代吗？”

Esther和J都希望实现的目标，是让宗城“社会性死亡”、“无法像以前一样活跃在各大平台上做公共表达”。一些受害者与志愿者也正打算借鉴范新、史航案的做法，联系曾与宗城合作的机构，要求停止发表他的文章。

看到越来越多人关注事件、声援受害者，志愿者Kukumaru感到欣喜。但同时令她失望的是，这些被指控者没有一个明确承认性骚扰，都没为其言行真正付出代价，尤其国内的司法制度很难对他们进行裁判。

J亦观察到，现在#Metoo当事人主要靠在网上获得关注，通过舆论施压，来使某个机构/施害者回应诉求。然而，后续似乎并没有更系统性的、完善的措施建立。她说，受害者若诉诸法律，具体的判决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一个怎样的法官。若法官缺乏共情能力，其甚至不会将施害者的行为看作性骚扰/性暴力，受害者的利益和诉求也就无从谈起。这样的局面下，受害者的诉求能否满足很看运气，得不到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她认为，除了制度之外，相关的教育也很匮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告诉她受到冒犯、骚扰、侵害应该怎么办。

冯媛表示，#MeToo走到现在，令她感到赋权的是，当事人越来越少自责和自我审查，越来越能彼此看见、彼此连结和支持；“拒绝荡妇羞辱”、“不要求全责备受害人”“杜绝再次伤害”这些理念已经出圈，逐渐为更多人接受。

“担忧的地方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有话语权的人不仅不反思传统的男性中心文化、既有的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有毒的男性气质、对女性的规训、公权力的迟钝反应等，反而怀疑说出来的女性、质疑#Metoo的合法性和可信性，也有一些反对性骚扰的声音是站在性保守的角度而没有促进女性性自主、身体自主的意识。”

Esther说，#Metoo让性骚扰的冰山一角慢慢浮起，揭露在大众眼前，使原本“不存在的”变成了“存在”。“把问题从自身转移到加害者身上，当我正当地表述而不是遮遮掩掩、畏首畏尾说出来的时候，这种心理层面的能量转变，我觉得是我作为女性切身感到进步，并且为之振奋的一点。”

水霓则用“失望”来看待目前的成果，但她强调这不是女性们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对于整个实际的机构处罚、个人处罚、立法、救助网络，是没有真正做到的。做这些事情需要机构、个人、官方、企业，各方面的连结，但这些都做不到的话，永远都是相同的瓶颈和障碍⋯⋯”

她详述整个过程的困难：想在媒体发声会遇到障碍，媒体发声过程中可能又面临二次伤害，发稿可能遇到审查，进入救助又会面临进入司法体系的障碍，进入司法体系又会面临公开审理还是非公开审理的障碍，审理结果是否公平的障碍，审理结果是否符合法律的障碍，以及法律本身是如何制定的障碍。

“挡在每一个#Metoo案件的受害者和支持者前面的真的是重重阻碍。弦子的案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代表了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切掉了某一个阻碍，但中国在女性权益保护的法律上面其实是没有任何进步的⋯⋯大家的意识进步了，但连结的方法和连结之后可以进一步发展的东西，还是有限的。这是受现实的限制，不是你个人多强大、背后的支持系统多强大就能够解决的。”

官方机构、官媒暂无表态

截至发稿前，公权力如《人民日报》等并未对事件有任何评论、表态，公安机关也未有对案件的迅速通告、审断、了结。

水霓认为，公权力审查这次比以往来得要更温和，在信息审查、删帖、封嘴这些事情上的介入，感觉是有所收敛的。一方面，水霓想，某程度可能是公权力觉得女权运动对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危害”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另一方面是，近几年的社会热点，如小花梅事件，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对女性权益的关注也会让公权力有所收敛。

“我们做#Metoo一般讲三个阶段：事前教育、防预；事中干预、救援；事后善后、倡议、完善。我们之前能做的主要是事中，事前要交给有经验机构去做，事后的倡议比较难。但经过这五年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个案子的爆发，都像在给公众做一个事前教育，我想这也是给了这么多女性站出来的条件，也让公权力有所收敛的机会和环境吧。”

她强调，如果公权力和加害者站在一起，并成为加害者，受害人要反抗的就不光只是加害者，而是由公权力建立起来的整个法律制度和社会体系。

她形容每个女性身上都套著那个封建女性的铁链：“你到了她被关的地方、你取不下她的铁链；你取下她的铁链，你阻止不了她被关到精神病院；你到了精神病院，你还是会被阻拦、看不到她的真实身分；你看到了她的身分、她的名字是小花梅，她甚至没有一个正常的名字，然后你也无从得知她的情况。我觉得看每一个真实的case，每一个曝光在大量的密集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关注下的case，实际经历是怎样的，法律过程是怎样的，我们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