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圈#Metoo：3週、5位被指控、逾35位指控者，與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特約撰稿人何文庭、端傳媒實習生Berry、端傳媒記者符雨欣，發自新加坡

中國文化出版界燒起一波#Metoo，目前已進行到第三週。4月23日起，多名文化圈男性人士被爆料，被指控者包括「一頁folio」創始人范新、文化圈名人史航、青年作家宗城、先鋒書店前採購經理陳磊、先鋒書店老闆錢小華；指控他們的女性，范新多於1人，史航26人，宗城多於7人，陳磊1人，錢小華2人；指控的理由，包括強姦未遂、性騷擾、令人不舒服的言語等不一程度。

多位女性受害者決定站出來，曝光被性騷擾的經歷。被控告者以不同程度否認指控，受害者公布更多證據及經歷，同時不斷有新受害者加入聲討行列。目前，范新沒有承認強姦未遂，一頁在其公衆號上刊發告知書，宣布公司核心團隊與范新進行切割；史航否認所有性騷擾，遭合作方取消合作；宗城發表道歉信，稱「冒犯」了他人；先鋒書店回擊爆料者後再被反擊，目前沒有更多回應。據悉，原先鋒書店採購經理陳磊已經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工作。

本次#Metoo在社會輿論上取得較一致的支持。從2018年開始做#Metoo、跟進個案的倡議、行動者水霓指，「現在大家很少說#Metoo像文革大字報批鬥了，反而覺得讓當事人受到公眾審視、討論等是一個正常運動的方式和現象。」但同時也不容忽視的是，儘管輿論的話語和意識水平較高，但實際在法律和制度上的實踐與改變，與此有較大距離。

來到第三週，網絡討論熱度已有下降，截至發稿前，官方機構和官媒還未有表態，相關內容也未受到審查限制。端傳媒整理幾方報導，採訪到宗城的當事人J、Esther，先鋒書店當事人DD，#Metoo運動曾經的行動者水霓，現在的志願者渡渡鳥和Kukumaru，以及一直從事大陸女性權利工作的馮媛。我們也聯繫過史航案的幾位當事人及聲援者，但對方在極度高壓的精神狀態下，希望暫時先在牆內的網絡平台講述這件事。

本報導也聯繫了被指控人所在的平台或本人，截至發稿前，宗城表示暫時沒有回應或補充，范新、史航、先鋒書店，暫無應答。

像擦火柴，「唰」地燒起一團火

導火索首先從出版了多部女性主義題材的「一頁folio」創始人范新開始。根據《界面文化》整理，4月23日，豆瓣帳號「青年編輯們」發布投稿，指范新幾年前性侵下屬未遂。這則不足百字的投稿提及一篇指控文章，指范新2016年在一次出差中曾嘗試性侵女同事。這篇文章被廣泛轉發。翌日，范新在豆瓣一個只有六個粉絲的帳號發布道歉，但並未明確承認對他人存在強姦未遂。4月25日，另一家出版品牌「樂府文化」創始人塗塗對范新一事公開評論，被認為站台范新，范新登上微博熱搜。4月26日范新指自己「閉嘴」，已向公安說明情況。4月27日「一頁」發表聲明與他切割，但遭質疑沒有處理核心問題。一頁辦公室目前關閉，外部招牌拆除，而「樂府文化」也遭大量讀者謾罵及要求退款。

就在范新登上熱搜前後，文化圈名人史航不斷被爆性騷擾。4月26日，同樣源起豆瓣帳號「青年編輯們」發表匿名投稿，陸續有受害者曝光、控訴史航。4月30日，磨鐵圖書發布聲明取消史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推薦語。5月1日，新週刊宣布取消同史航的一切合作。史航隨即在微博發表聲明否認一切指控。然而，更多受害者站出來發聲。微博大V「@羅貝貝」等陸續發布受害者自述及聊天記錄截圖。5月2日，史航公布聊天記錄截圖，表示同當事人「有過不同程度的交往」，稱對方故意隱瞞部分紀錄。但許多評論指聊天記錄中女生的表態明顯體現出尷尬，「@蘿貝貝」微博質疑「請問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什麼時候你會發『你又把天聊死了』這種表情包」。一天後，微博「黑尾鷗1988」，即受害者小默，公布被史航性騷擾細節，回擊史航「前任」的說法，強調所謂「沒談攏的感情關係」實質上是「被摧殘的霸凌關係」。同時，更多受害者陸續曝光被史航性騷擾經歷，截至5月5日，自曝受害者已達26人。

同時期，自稱女權主義支持者的男作家宗城也被多人指控性騷擾。4月27日，宗城在播客「席地而坐」微信會員群及朋友圈回應否認指控。僅一天後，他又向受害者群發消息稱自己有「男性劣根性」，希望朋友們監督自己的言行。4月29日，微博「早見Hayami」、「茶花女」公布宗城性騷擾言詞聊天紀錄。宗城隨即發布聊天記錄回擊指控，卻被證明聊天記錄造假。4月30日，宗城發表道歉信，稱自己行為「冒犯」到他人，背叛了女友。網友評論認為宗城沒有承認自己的性騷擾行為，而將其辯解為「冒犯」。還有評論表示其道歉全程沒有提及受害者，更多人呼籲將其封殺或繩之以法。

這場#Metoo也燒至大陸著名書店「先鋒書店」的管理層。4月25日，豆瓣「阿踢」稱在職期間曾遭先鋒書店採購經理陳磊性騷擾。5月4日，阿踢發表文章，詳細描寫個人經歷，指曝光陳磊性騷擾事件後遭先鋒書店管理層脅迫，封口。5月5日，先鋒書店發文否認指控，並發布阿踢手寫的「檢討書」。阿踢回應稱所謂「檢討書」是在「受欺凌，受誘騙」的情況下所寫，是在被迫離職後，擔心不良影響之下的妥協之舉。

前任，調情與性騷擾

史航名氣大、被指控的人數多，卻也是這其中最主動否認了所有性騷擾指控的人。他稱外界所說的「性騷擾」不過是和「前任們」的「門內調情」。他在網上發布聊天截圖，指自己「從未違背女性意願，亦從未利用過所謂的強權地位侵犯任何人」，而且這個事件裏「沒有加害者和受害者」。

不少網友在看到截圖後，反而覺得「坐實」了史航的性騷擾。駁斥史航的「前任論」的小默發表長文，細述「被成為」前任的來龍去脈。文章開頭就表明：「我承認，像他曬出的這類聊天記錄，我有一把。我的故事比較長，如果您能看到最後，歡迎您自行品判：我究竟算不算他的『前任』，『施害者』與『受害者』究竟存不存在，我和他是『沒談攏的情感關係』，還是『被摧殘的霸淩關係』。」

在當事人看來，二人相識於工作場合，當事人原本對史航也有崇拜心態：「我在一家做電影業務的公司工作，因為熱愛電影而微博關注史航很多年，對他曬貓品書的日常印象不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被與史航的共同好友帶進了鼓樓西劇場，以觀眾的身份參加朗讀會，因而與史航產生了最初的交集。」她坦承自己甚至有點受寵若驚：「我尊敬的史航老師誇讚了我的相貌，用那種我們都很熟悉的、如今廣大網友也不得不『熟悉』的腔調，『問候』了我的穿著，展示了他的『親切與幽默』，讓我一個剛步入社會的小女孩，感受到了某種來自大人物的『青眼有加』。」

她指自己在朋友邀請下去「嚮往已久」的史航家拜訪，但感到失望，因為「隔著微博濾鏡，看起來亂中有序的『安樂窩』，用現實的眼睛看來，堆滿了垃圾。」

某天史航突然邀請她看電影，她「欣然赴約」，到了現場卻發現原來只有自己。起初他們說笑「如閨蜜」，但當影院熄燈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大叔，用大汗淋漓的身體貼近我的胳膊，在我的耳畔邊嘀嘀咕咕」，史航突然抓住她的手，她嚇了一跳，第一反應生怕引起別人的注意：「對，我的第一反應競然不是快來看啊有人性騷擾了，而是生怕被看到丟人。」史航繼續採取試探甚至越界的行為，她非常驚慌和害怕，「一動不敢動，任由他攥著我的手揉來揉去，進而在我腿上摸來摸去⋯⋯但我無法『憤然離席』，首先我不『憤然』，我只是發抖。其次，他坐在靠通道的一側，像肉山一樣，死死擋住了我的去路。整場電影，我什麼都沒看進去，精神高度緊張，卻完全沒感到『恐懼』『惡心』或是別的什麼情緒，滿腦子都是擔心被人看到怎麼辦。」

史航從未正式確認男女朋友關係，但已經單方面把對方當作「前任」了。「我打開手機，發現他跟我表白了⋯⋯這份表白從頭至尾沒有提及『做我女朋友吧』⋯⋯只是溫軟地表達著他對我的愛意⋯⋯我是他在芸芸眾生中唯一的愛情。我信了嗎？我一身的婦炎潔味，你說我信了嗎？」作者續指自己也確實「沒有拒絕」，「我怎麼拒絕呢，我只能帶若七分忌憚和三分無用的涵養，很『颯』地表示戀人哪有朋友長久。」

在這場「前任」與否的爭辯中，這些對話「是性騷擾還是調情？」這一問題，迅速成為本次#Metoo的第一個輿論重點。有評論認為，在#Metoo的問題意識已經大幅進步的時候，史航正把議程重新設置回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

《三聯生活週刊》隨即訪問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執行主任、長期從事女性維權工作的公益律師呂孝權，再次釐清「性騷擾」的本意。呂律師強調，按照新修訂的《婦女權益保障法》，職場性騷擾有三個構成要件，都非常突出受害者自身的主觀感受：「第一，違背受害人意願；第二，施害人的行為中，只要有性含義，無論是何種形式，何種企圖，都構成性騷擾；第三，性騷擾的界定只參考受害人的主觀感受，不需要考慮或追究施害人當時的主觀目的或主觀情緒。」

呂孝權並指出，對於崇拜者的性騷擾屬於「交換型」性騷擾，除了具備權力不對等的職場性騷擾的一般特徵外，還有受害人看似自願、實則違心的特點。在初次發布截圖時，可能會對受害人不利，但如果「綜合考察全案事實，做全案證據審查，比如雙方當時處於什麼樣的身份關係、角色互動關係等」，則會得出比表面證據更深刻的結論。

女權男的崩塌

外界關注到，與之前的#Metoo案件不同的是，范新、史航、宗城，都是在公共觀點上親近女權主義的男性。水霓指，男性親近女權主義，本身是一個女權主義去污名化、政治正確化的過程，但她也見過有男性覺得有了這個身分會更容易去約炮，「約到女生之後還會在其他地方炫耀，好像成為女權主義者就可以吸引到更多女生的愛慕。」

史航與女權主義的關係更為「符號性」，他曾為《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寫推薦語，「走過危機四伏的成長，我們每個人都是青春的倖存者」。端傳媒日前刊發的評論文章指：「相較於《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所觸及沉痛的社會議題，和這本書在中文女性主義集體意識中符號性的地位，史航這青春小說式的評價顯得漠然、不合時宜甚至有幾分文不對題。」

兩位指控宗城的當事人J和Esther，向記者描述了自己對宗城的認識。

其中一位是今年19歲的大學生J，她在2021年10月中加入宗城播客「席地而坐」的微信會員群，最初是被宗城寫的文章吸引。「他那個時候發表了很多跟女權主義相關內容，就會讓我覺得説，欸，這個男生好像是一個比較正常的男生這樣子。」她回憶，一開始對宗城的印象，是覺得他講話很有道理、讀的書也很多，對很多公共事件有自己的看法，並有一定表達能力。J覺得好像在網上看到了一個「想法和自己類似的男性文字博主」。

J指，入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兩人都沒有太多交流。直到同年11月末，宗城突然主動私聊J。之後，J經常收到宗城發的電影截圖，例如一個女生正在親吻一隻腳的畫面、兩個赤裸的人躺在床上的畫面、性愛場面。J當時沒有感到特別奇怪，覺得從電影觀賞的角度來説這些場面挺正常。「但是我再回想，那個時候他可能已經在用這些有性意味的圖片來試探我的底線了。」

後來，J開始持續收到對方發來的一些非常露骨、與性有關的話，説自己夢到J穿比基尼的樣子，還向她描述很具體的性愛場景、甚至姿勢。「很像那種黃文寫手」。J後來看到其她受騷擾女生的發聲，才知道宗城也對她們説了類似的話。

J感到很不舒服，但當時還沒有把他與藉「女權男」人設性侵女生的「鄧艾之流」直接聯繫起來。J説，宗城不會整天都講露骨的話，而是會穿插一部分正常聊天，認真地討論一些事件，甚至會推薦一些很不錯的書、音樂和電影。

「我當時很疑惑，不知道他想幹什麼，我完全不知道他也在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別人，也沒有相關的先例説他有性騷擾過別人。」另一方面，礙於情面，J覺得好像不該簡單拉黑刪除。再收到露骨內容後，J選擇用迂迴的方式打斷，或直接不回。宗城曾試圖約她線下見面，她那時評估「會比較危險」，搪塞不去。

線上的文字騷擾一直持續到今年4月初，宗城在聊天中評論J發在朋友圈的照片性感，她感到無法再忍受、不想再觀察下去，終於斬釘截鐵地請他不要這樣講話、自己已經很不舒服。宗城道歉稱不知道會「冒犯」到J，但J認為這些話「看起來很虛偽、浮於表面」。她再度思考過是否要將他拉黑刪除，但想到聊天記錄作為證據可能不好保存，所以最終沒有拉黑。

另一位剛工作的95後女生Esther，在2021年10月參加上海706萬聖節活動時，偶然結識宗城、加了微信。此前對他完全不了解。加微信後兩人交流寥寥，Esther只把宗城當作掛在好友列表裏的普通朋友。宗城的朋友圈背景是其女友，Esther沒有與他發展浪漫關係的想法，基本從未主動找他説過話。宗城偶爾會向她分享一些生活碎片，Esther出於禮貌會稍微回覆一兩句，線上的來往沒有感到異樣。

宗城在2022年3月出版了第一本書，時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在知名文化平台上寫的文章、評論社會議題，表現出關心社會、有責任感、支持女權。Esther覺得他的文字看上去很真誠，感覺他好像跟自己是一路人。

2022年8月，宗城以解封後想見很久未見的朋友們為由，約Esther一起逛書店、吃晚飯，她沒有多想、答應了邀約。那天宗城不停打探她的感情狀況，頻繁以比較曖昧的方式去接她的話、並且一直挨她很緊。Esther有注意到這點，但由於平時性格比較「心大」，未太放在心上，事後回想才醒悟它們都是越界。

飯後兩人散步走到了一個湖邊，Esther發現那裡沒有路燈、光線很暗，周遭都沒有什麼人。她指這時宗城突然牽起她的手，並拽她、企圖要強吻她。她掙扎著擋住，在此過程中他依然堅持試圖吻上來。緩過神來之後，Esther掙脱開，把兩手抱在自己胸前、不讓他再有牽的機會，質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宗城起初謊稱和女友處於開放關係中，在Esther多番質疑下，他最終承認自己說謊。宗城一方面表示對Esther一見鍾情，強調很尊重她感受、沒有實施強迫，另一方面又要求再牽她的手。

Esther指自己強裝鎮靜地與宗城周旋，表示想要離開、並往地鐵站的方向行進，最後打車逃離。「當時迫切地想逃開這個環境，就是我內心已經非常不安了⋯⋯一路上我跟他的交談我都是在忍着，內心的山崩地裂、不安和很大的威脅感。」

「上車之後我才覺得自己終於解脱，一上車我就崩潰暴哭，馬上打電話給我朋友。」回到家，她一直復盤到凌晨兩三點，歷數發生的一個個細節。她指在復盤中發現宗城當天的言行環環相扣、步步試探，將她「誘入狩獵圈」。到白天她才徹底冷靜下來，憤怒地反駁了宗城發來的「道歉」長文，保存截圖後拉黑了他。

從怒別人不爭的觀察者，到難以開口的親歷者

每一次針對#Metoo的輿論中，都會出現，「為什麼當時不反抗」的困惑。這一次，Esther和J從旁觀者到成為親歷者，除了都對自己「反應遲鈍」感到後悔，也深刻意識到「說出來」不容易。

J形容自己「本該警告他」，但「拉黑刪除是一個很果斷的選擇，我直接面對這樣的事時，其實是有點手足無措的。」

Esther覺得那個處境中的自己很無力，「那個場景、那個氛圍，就是很難很難甩開、很難反抗。因為周圍都沒有人，想跑都不知道怎麼跑、想叫都不知道怎麼叫。」Esther事後一直在反思自己為什麼沒有甩開宗城的手、為什麼沒有「甩他兩巴掌」。「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你腦子裏最先想的也是害怕。你不敢反抗，因為你不知道反抗之後會發生什麼。」Esther採取的後續處理方式是儘快忘掉這件事。她形容自己是一個讀過林奕含、伊藤詩織的女權主義者，對自己後來的反應「感到懊悔和自責」。

Esther説，以前作為局外人會不理解一些受害人的懦弱、很怒其不爭；等到性騷擾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成為局內人之後，才發現「對我們來説，脱離這個傷害最好和最快的方式，好像真的就是沉默。受害者天然的想要避開這些回憶，或者説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創傷後的應激反應。但沒有受到創傷的人，他們是不知道，被人捅了一刀之後，你是不能立馬發出聲音或者作出反應的。」

她也會擔心説出來之後沒有人相信，而輿論可能會造成二次傷害，也缺乏有足夠公信力的司法制度支持。

被史航「前任」的女孩也坦露心理活動：「他一直在侵犯我，我卻一直在擔心自己被當成隨隨便便的『果兒』『蜜兒』，將來無法以職業面貌示人。」「我嚇壞了，用他的扇子死死擋住臉，生怕被拍到我跟他坐在一起，彷彿見不得光的是我。到這裏，就已經出現『情感關係』的端倪了，對吧⋯⋯寫這篇小作文的我，至今無法自洽，為什麼我為電影而來，卻在一場電影的時間內，把自己搞得像個『情婦』。」

中國女性權利工作者馮媛説，許多實證和理論研究表明，這樣的應激反應很正常。「每個人在毫無準備的事情發生時，反應都不是只有一個模式。有的人是逃、有的人是躲、有的人反擊、有的人虛以委蛇伺機行事、有的人是僵住了什麼也做不了。但很多人不能理解後者，會責備受害者或受害者也自責。」

水霓分享經驗，「最基本的就是不去苛責任何一個受害者，她可能不夠勇敢、不夠能面對，她可能會選擇退縮，甚至反水，我覺得這些都是要去理解的。」馮媛補充，「重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要認識到，歸咎於受害者是不對的。應該譴責的是騷擾的行為，應該改變的是行為人的認知和做法。」

連結方式改變：受害者自己站出來

談到這次#Metoo和以往的相似與不同，水霓認為，第一個相同點是——被控訴人都不是第一次犯案，但之前沒有被曝光。另外一個共同點是——發聲、取證、走法律途徑依然困難，社會輿論也存在對受害者的苛求。

她認為，一個最大的變化是，早期做#Metoo，需要不斷鼓勵受害者出來，甚至有的時候要幫忙呼籲、聯繫、尋找受害者。但這次是受害者一個接一個自己站出來，並自發地去與公眾連結。在這樣的氛圍下，單一案件下面的受害人數也比以前更多。水霓做鄧飛案時，收到11個證據，能確認和聯繫到真人的只有不到8個，而史航一下就是20多個人。

J、Esther，和指控錢小華的DD，跟記者講述了自己站出來的過程。

今年五一假期，Esther在706青年空間的一個微信群中，突然看到了群友轉發的一則帶#宗城性騷擾#話題的曝光微博，曝光人數、受騷擾的程度讓她震驚：原來他還以類似的手法線上線下騷擾過這麼多女生，有幾位甚至剛成年。同時她也感到愧疚，想如果自己當時站出來，是不是就不會有更多女孩受到同樣的傷害。

她陸續了解到整個文化出版圈的性騷擾曝光。史航受害者們在《三聯生活週刊》的講述，令她產生了強烈共鳴：「我是那麼地理解她們表述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心理活動，因為在我身上都有類似的影子和想法。」

憤怒轉化成一股暗流，推動着她想要去做一些什麼。她的一位女權主義者好友給她肯定和鼓勵，她決定：「這一次我不會再允許自己像剛被捅時那樣失聲了。」

Esther有想過可能會被報復、被人肉個人隱私，畢竟以往的案例屢見不鮮。但她下定決心後，拋卻了那些顧慮。她覺得站出來也是在捍衞自己的女權主義信仰：「我不想為我自己感到羞恥，我覺得我不能辜負自己所相信的東西。」

有更多人因為看到她和其他受害者的發聲，而繼續站出來。Esther覺得自己在參與歷史。她也感到身邊人被自己鼓舞，有朋友甚至來向她傾訴類似乃至更嚴重的隱秘遭遇。「我們都知道自己有可能成為『下一個她人』⋯⋯勇敢是我們自身的第一步，但是真正應該被解決的是犯罪、作惡的人。」

J也於相近的時間，在「席地而坐」會員群看到了群友轉發揭露宗城性騷擾的豆瓣廣播。她一度擔心如果自己發聲，會有人把她與宗城的聊天記錄評判為調情、招來攻擊。但她認為，作為受害者發聲，不僅是想給其她女性一個警醒，也是希望自己在#Metoo的浪潮中能用局內人身份去做一些事。性別意識是推動她這樣做的因素之一。她覺得承認自己是「受害者」，其實也是確認了自己的主體性。

「在父權制的宰制下，這種以女性為主體的敘事（narrative）本身，就意味著改變的發生和顛覆的可能。從前的框架（framework）通常是非常傳統且厭女的，比如説『受害者有罪論』和對受害者的『蕩婦羞辱』，而且受害者本人也可能內化這一套價值體系去否定自己。但今天這一切被重新審視和重新講述，女性的感受得到確認和重視，女性的經歷也被reframe，這種改變讓我覺得被賦權。」

揭發先鋒書店錢小華的DD向端傳媒表示，2018年的#Metoo是一次啓蒙，「今天發生的一切也是當年站出來的女性們在時間的湖面上蕩起的漣漪。」她認為，這幾年女性主義著作的出版、女性主義活動家的工作、播客的興起，使大家的女性主義意識有了很大提升。「更多人意識到#Metoo其實不僅是關乎兩性之間的事，而是勇敢對所有不平等説不的行動。當一個個曾經被傷害的、柔弱怯懦的女性站出來反抗曾經被默認為常規的遊戲規則，這意味着任何一個被壓迫被剝削的個體都應該有這種説不的勇氣，也天然地擁有這種權利。」

和史航案受害者形成聯盟相似，J、Esther等8位宗城案當事人也建了微信群彼此打氣、收集其信息證據。J透露，幾位尚未公開發聲的受害者也在群中。還有熱心網友作為志願者自發向受害人提供各種各樣的支持。

一頁范新事件爆出之後，有人在長毛象平台上發起倡議，成立了一個7人志願者小組，最初是寫信告知一頁的外方合作出版社和作者，後來陸續開始整理近期其他性騷擾事件的時間線和各方講述，搭建網站歸檔。工作內容隨後也拓展到宗城事件。志願者渡渡鳥説，志願小組的工作首先是保存記憶不遺忘，其次是進一步行動發聲，「用脚投票」，讓出版文化機構知道讀者和消費者的態度。「然後是讓更多人看到我們在做的事情，讓受害者看到我們的聲援，讓更多的人參與討論，防止熱度散去之後再一次陷入沉寂。」

馮媛表示：「這裏既有當事人的彼此看見，以及她們之間的連結和互助，也有支持者（無論之前是否熟識）和當事人之間的連結和互助。這種之前有過，但不像這次的能見度這麼高，聲音這麼宏亮。可能一是因為社交媒體的發達，二是因為經過前些年不斷的反性騷擾事件，特別是2018年的MeToo之後，當事人更加勇於發聲、善於發聲了。」

水霓從兩個層面看受害者是否團結的問題。她坦承，2018年，有的case是不團結的——受害者和受害者之間分化的、意識和反抗意識不同，很少看到受害者主動自發地站在一起尋找彼此，並且對於案件處理的要求和訴求如此高度一致。從這個角度說，這次受害者的連結是非常強大的。

但受害者後續怎麼去處理這些案件，根本上還是跟整個法治、政治環境、公權力如何去對待這個運動的發展，包括女性自己如何互相支持，息息相關。水霓認為，五年來，各種各樣的打壓、對行動者的分化，很難說對支持者的網絡真的長大了多少。每個受害者背後的支持者也有不同的經驗、政治素養、行動素養，這也影響了人們能去要求多少。

她感慨於，有的受害者之後會轉變成行動者。運動、連結能去做的，就是不斷反思女性背後的支持系統應該如何去成長，如何去幫助受害者獲得更好的連結，支持她們把創傷轉化為賦權其他人的力量。

期待什麼、達成什麼？

針對史航所謂前任的文章談發文的目的：「我見不得你繼續躲在陰暗的角落，傷害那些曾經跟我一樣年少的女孩們。三十年，一個套路，你不累嗎？」

「我不會讓史航再用他的春秋筆法，和漚了三十年的陳年伎倆，來欺負鼓舞我發聲的姐妹。在這個戰場上，我做出了我的進攻⋯⋯我們的力量仍較之你們稚弱。但，時，間，是，站，在，我，們，這，邊，的。是真實的憤怒和恨意，就不會被虛假的辭令和手段長久掩蓋。今天投降，今天就是你重新做人的日子。若待來日，哈！你以為來日還是你的時代嗎？」

Esther和J都希望實現的目標，是讓宗城「社會性死亡」、「無法像以前一樣活躍在各大平台上做公共表達」。一些受害者與志願者也正打算借鑑范新、史航案的做法，聯繫曾與宗城合作的機構，要求停止發表他的文章。

看到越來越多人關注事件、聲援受害者，志願者Kukumaru感到欣喜。但同時令她失望的是，這些被指控者沒有一個明確承認性騷擾，都沒為其言行真正付出代價，尤其國內的司法制度很難對他們進行裁判。

J亦觀察到，現在#Metoo當事人主要靠在網上獲得關注，通過輿論施壓，來使某個機構/施害者回應訴求。然而，後續似乎並沒有更系統性的、完善的措施建立。她説，受害者若訴諸法律，具體的判決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遇到一個怎樣的法官。若法官缺乏共情能力，其甚至不會將施害者的行為看作性騷擾/性暴力，受害者的利益和訴求也就無從談起。這樣的局面下，受害者的訴求能否滿足很看運氣，得不到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持。她認為，除了制度之外，相關的教育也很匱乏。在她的成長過程中，沒有人告訴她受到冒犯、騷擾、侵害應該怎麼辦。

馮媛表示，#MeToo走到現在，令她感到賦權的是，當事人越來越少自責和自我審查，越來越能彼此看見、彼此連結和支持；「拒絕蕩婦羞辱」、「不要求全責備受害人」「杜絕再次傷害」這些理念已經出圈，逐漸為更多人接受。

「擔憂的地方也有一些，比如説一些有話語權的人不僅不反思傳統的男性中心文化、既有的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關係、有毒的男性氣質、對女性的規訓、公權力的遲鈍反應等，反而懷疑説出來的女性、質疑#Metoo的合法性和可信性，也有一些反對性騷擾的聲音是站在性保守的角度而沒有促進女性性自主、身體自主的意識。」

Esther説，#Metoo讓性騷擾的冰山一角慢慢浮起，揭露在大眾眼前，使原本「不存在的」變成了「存在」。「把問題從自身轉移到加害者身上，當我正當地表述而不是遮遮掩掩、畏首畏尾説出來的時候，這種心理層面的能量轉變，我覺得是我作為女性切身感到進步，並且為之振奮的一點。」

水霓則用「失望」來看待目前的成果，但她強調這不是女性們的問題，而是現實的問題。「對於整個實際的機構處罰、個人處罰、立法、救助網絡，是沒有真正做到的。做這些事情需要機構、個人、官方、企業，各方面的連結，但這些都做不到的話，永遠都是相同的瓶頸和障礙⋯⋯」

她詳述整個過程的困難：想在媒體發聲會遇到障礙，媒體發聲過程中可能又面臨二次傷害，發稿可能遇到審查，進入救助又會面臨進入司法體系的障礙，進入司法體系又會面臨公開審理還是非公開審理的障礙，審理結果是否公平的障礙，審理結果是否符合法律的障礙，以及法律本身是如何制定的障礙。

「擋在每一個#Metoo案件的受害者和支持者前面的真的是重重阻礙。弦子的案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代表了從2018年到現在，我們可能切掉了某一個阻礙，但中國在女性權益保護的法律上面其實是沒有任何進步的⋯⋯大家的意識進步了，但連結的方法和連結之後可以進一步發展的東西，還是有限的。這是受現實的限制，不是你個人多強大、背後的支持系統多強大就能夠解決的。」

官方機構、官媒暫無表態

截至發稿前，公權力如《人民日報》等並未對事件有任何評論、表態，公安機關也未有對案件的迅速通告、審斷、了結。

水霓認為，公權力審查這次比以往來得要更溫和，在信息審查、刪帖、封嘴這些事情上的介入，感覺是有所收斂的。一方面，水霓想，某程度可能是公權力覺得女權運動對社會穩定、政治穩定的「危害」實際上是比較小的。另一方面是，近幾年的社會熱點，如小花梅事件，整個社會上上下下對女性權益的關注也會讓公權力有所收斂。

「我們做#Metoo一般講三個階段：事前教育、防預；事中干預、救援；事後善後、倡議、完善。我們之前能做的主要是事中，事前要交給有經驗機構去做，事後的倡議比較難。但經過這五年這麼一個漫長的過程，每一個案子的爆發，都像在給公眾做一個事前教育，我想這也是給了這麼多女性站出來的條件，也讓公權力有所收斂的機會和環境吧。」

她強調，如果公權力和加害者站在一起，並成為加害者，受害人要反抗的就不光只是加害者，而是由公權力建立起來的整個法律制度和社會體系。

她形容每個女性身上都套著那個封建女性的鐵鍊：「你到了她被關的地方、你取不下她的鐵鍊；你取下她的鐵鍊，你阻止不了她被關到精神病院；你到了精神病院，你還是會被阻攔、看不到她的真實身分；你看到了她的身分、她的名字是小花梅，她甚至沒有一個正常的名字，然後你也無從得知她的情況。我覺得看每一個真實的case，每一個曝光在大量的密集的社會輿論和社會關注下的case，實際經歷是怎樣的，法律過程是怎樣的，我們就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