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活动家阿古智子：在中国与香港的人权迷雾里，她想做撕开口子的人

端传媒记者符雨欣 发自东京

东京中野区的“一户建”居民区里，行人少见，社区静谧。“一户建”是日本对独栋房屋的称呼，由于房子首层就建在路边，为防止行人窥视，许多房屋要么拉下密实的遮光窗帘，要么围着栏杆、高墙，或种满高大的枫树、仙人掌等植物。但这里有一栋房子，不仅刷着明黄的亮色，而且落地的门窗外除了低矮的灌木丛，再没有设置任何遮蔽物。

“对面（公务员住宅区）的小朋友曾经过这里，趴在门上看里面是什么；也有贫困的老人家来敲过门，问我这里是不是什么公共的场所，我就请他进来喝茶。”说话的是阿古智子，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专研中国研究的教授，这栋房子是她刚建好半年的新家。

谈及房子的公开性，阿古打趣：“邻居可以帮我监督有没有坏人⋯⋯中共也可以‘监督’我。”

身为学者的阿古智子，今年52岁，大阪人，身兼人权活动家、作家、教育者等多种身分，把自己的新家设计得比旧居更具公共性，是她的心愿。这栋房子的外墙上，雕刻着“亚洲 community”的片假名（commons こもんず）。多年来，她和曾在中国担任十数年记者、现于北海道大学教新闻的丈夫城山英巳，在10分钟单车程以外的旧房子，接待过来自中国的留学生、维权人士、律师、异议者等，2019年之后，又再多了一些来自香港的朋友。她称新房子为“小黄屋”，外观亮眼，内部的公共空间看起来也比私人空间更多。除了一两个私密的小房间外，家里光是可以容纳多人聊天或开会的地方，就有四个。

每一天，这个家里都有不同背景的外国人、日本人进进出出。主人阿古，则穿梭于学校、社区、国会、电视台之间，人们邀请她讲习近平的威权统治、中国的人权活动、中国社会、香港的社会运动等多种话题。

3月8日，一名在日本读书的香港女生，因在日期间的网络言论涉嫌“港独”，而于回港时被香港警方以“涉嫌分裂国家罪”拘捕，阿古是在日本为她奔走疾呼、并呼吁日本社会关注香港国安法域外管辖的极少数日本人。

她和女生原本并没有交集，只是女生的男友是她的学生，在收到消息一个星期后联系阿古，阿古就此发声。“她2019年都不在香港在日本，言论完全是在日本发生的⋯⋯受教育的权利也很重要，这也是我帮助（女生）的原因之一。”

她给其所在大学的约7位授课教师发送了希望他们愿意在线授课的邮件。所有授课教师中，大部分没有回音或表示无能为力，指“要研究是否真的涉及犯罪”。只有一位女教师给了她肯定的答复。阿古不满，“他们不懂，国安犯罪是要怎么证实啊？”

不游行的活动家

4月倒数第二个周日，东京举行LGBT游行，起点在代代木公园，阿古穿了中国女权活动家送给她的一件白T，上有一行中文字，“女权主义者长这样”。她也在脸上贴了一颗彩虹爱心。不过，“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游行和抗议”，她说，事实上这是她第一次来到大游行的现场。阿古自称游行的观察者，并不意味着她不了解街头抗议，她的朋友补充，“这个游行比较嘉年华（parade），意识形态也相对保守，老师昨天介绍的另一个（关注性工作者和跨性别人群的）游行（march），才是相对激进的。”

在日本，左、右意识形态泾渭分明，人们的政治参与也和香港、台湾等地有不同想像。历史上右翼与政治暴力高度相关，通过针对性的刺杀（一人一杀），来达到政治改革的目标以救世（一杀多生）的理念，留存到战后；另一方面，60-70年代，日本历史上经过了一番新左翼运动，从1961年的反安保斗争、反战运动、日大与东大全共斗、三里冢抗争，到1969年的东京大学全共斗的安田讲堂攻防战、1972年的“枪战”浅间山庄事件，走向暴力的过程中，民众对学运的态度从同情变为恐惧。80年代开始，日本即便再有左倾的公民社会运动，也避免与体制强烈冲突。

因此，走上街头抗议，在日本的社会文化中是一种称得上激烈的表态。已经移居日本的前香港中西区区议会石塘咀选区议员、曾任香港公民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副召集人的叶锦龙，和在欧洲生活过、曾钻研中国和香港人权、法律及活动的Athena，是在香港参与、组织社运台前幕后的人，他们赴日半年，已经感受到在两地做活动家（activist）方式不一样：“我们以前要拿大声公上街叫口号的嘛，现在要转做香港文化、研究的活动才更容易被当地接受。集会能有200人已经算很多。”

在日本本国的议题中，会在国会前抗议的，是像修改《入境管理法》、修订《安保条例》等这样的“硬政治”，阿古不采取激烈姿态，倡议中国和香港人权议题的办法，则以公民社会为基盘，以做学术、NGO和民间游走为主。在活动家的头衔之前，她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学者，她经常强调，自己做研究的方法是“现场观察”：“参与（participation）和观察（observation）要一起做的，我一定要有内部者的角色，要和内部人建立关系和信任，不然无法观察和得到信息。”她小心评估“人权外交”的价值和作用，“做了这段时间，知道作用不大，有点失望，但这还是一个方法。”

Athena和叶锦龙认为，日本媒体经常咨询阿古教授的意见，除了她有东京大学教授的头衔外，还因为“在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批）日本学者里，她是少数比较愿意出来说话的。”和大多数地区的学界一样，对外发表观点并非日本学者主流。“阿古老师是一名学者，能像这样频繁对外发表观点，做游说，带来人带来资源，其实做超过了很多事情。”

阿古是日本公共领域中少见的积极发言的女性学者，她框定自己在一个“中略偏左”的立场上，“我的基本立场就是言论自由，互相尊重。民主主义是协调的过程，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一定要尊重别人的立场。”

她认为人是无法脱离社会的一分子，个人要有批判能力、平等交流，个人也可以有多重身分，血缘、种族不应该成为限制人的条件，她祖先坟墓在奈良，“说大和民族，谁是大和民族啊？”但她又认为现实来说，国家体系很重要，“国民交税、尽自己的义务，为自己的社会负责”。她较少直接介入别国政治，“我是一个日本人，别国政治体系的问题应该让国民自己解决。”

母亲早逝，下有弟妹，父亲在家开面店，阿古从面家的长女成为东京大学的教授，她认为自己是受益于平等的社会条件而一路成长起来，因此在自由之外，平等也是她重要的生命价值。“教育”是她致力于维护这价值的重要机制，她相信机会平等及尊重个性的教育，才能让“人”有最大潜能的发挥。

阿古并不认为存在纯粹中立：“结构性暴力平时看不到，但不是不存在，人不能完全中立的，而对话的人要站在一个大致平等的位置。”在不平衡的权力结构中，关注少数、弱势族群，就是她选择的立场，她想做平衡的角色，让少数一方也能尽量被顶起来。

时逢日本地方政治选举，阿古厨房的大长桌成为她和客人们讨论小区政治的核心，“社区最高票当选的是维新会成员，第三名是共产党，这里自民党，这个是独立参选⋯⋯某个人很坏的，在慰安妇问题上很右⋯⋯”越来越多人在电视上见到她，社区、学生团体等也邀请阿古去做演讲，她到离家40分钟地铁的国分寺社区中心讲白纸运动、709律师大抓捕、香港反修例运动等，13:30开场，13:20已经坐满了数十位银发的六、七十岁老人。

在香港和中国议题之间，后者在日本的号召力略大，两地问题联系在一起讲，阿古的背景有时起到加分的作用。不过，身为学者，成为人权活动家是阿古近几年才有的变化，“我最近 advocacy 做得比较多，没有办法⋯⋯我在大学相对还是安全的。”

其实是个中国研究学者

“我给你摘点草药吧，你拿回去煮水喝，能降血压。”女孩唐正琪的母亲，从狭小一居室的阳台外抓出一把杨柳叶，带着笑意向阿古智子挥了一挥。

现年仅28岁的唐正琪原本在日本旅居和读书，2021年她突发脑膜炎，倒在家里不省人事，阿古受她的父亲、709律师唐吉田之托去探访，才发现唐正琪的紧急情况，尽管火速送医，正琪还是不幸成为植物人。唐吉田生活在监视下、被限制出境，已多年未能离开中国，阿古等人帮忙争取到日本政府给正琪及其母亲批发签证，让正琪能够在原居公费治疗。

两年过去了，今年要为正琪和她母亲重新申请签证。“日本社会也有人反对政府用日本人的税（帮忙），但她们如果不留在这里，回到中国，要怎么办呢？”常常背着两个包快速走路，阿古一边过马路，一边语气急促。

和中国人权活动者、律师们的交集，与阿古自读书年代就参与中国公益活动有关。2000年左右，阿古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2003年她和城山英巳结婚，两人工作缘故，北京的居所里来来往往都是做中国NGO、谈论中国问题的公共知识份子、记者、学者、律师。

但对当时的阿古而言，这些人是朋友；她自己所关心的，起初是中国广袤土地上生活着的普通人。

受日本电视台文化节目影响，阿古一直对“亚洲”感兴趣。80年代末读高中，班主任英语地道，打开她的国际视野，在想要多学习一门亚洲语言时，她听取了班主任“越南语不好找工作，学中文吧”的建议。

1991年，她考到大阪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的本科，选择了社会学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方向；1994年本科毕业后在名古屋大学读硕士，是当年新潮的、方便去联合国工作的开发研究科（发展学）。博士原本也要在名古屋大学完成，但她选择休学，考虑到国外大学再读一个硕士，就可以进入联合国。因缘际会到了香港大学，被导师程介明的民族志研究方法（Ethnographic Research）吸引，决定留在港大教育学院读博士。

“当时的同学，主要都是在中国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老师，年纪比较大了，到港大进修。”经一名来自上海的师兄介绍，她博士题目以上海建平中学为对象，1998-1999年到当地呆了一年多，通过这所公办重点学校所进行的教学实验，看新蓬勃的市场经济下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外面都觉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很严，但这里办学很灵活，甚至用国外的教材⋯⋯形成了很多地方都学的“建平模式”。”改革开放的中国给她新鲜感，“感觉大家总是在想办法⋯⋯我就研究中国人在公与私之间的策略性模糊（strategy ambiguity）。”

她喜欢观察人，“为什么这个社会有这样的人？”大三她到中国北方农村短期交流，社会主义中国的村子“内”“外”、家族关系都让她着迷：“同样是亚洲人、儒家文化、父权社会，但中国的人际关系和日本很不一样。”

她在发展学领域就读硕士期间，兵库县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的左翼团体，在当地报纸上刊登资讯，介绍由中国共青团和青少年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的救助失学儿童的公益项目“希望工程”。当时日本政府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基金，一项可申请近一千万日圆，因为自身的阶级流动而深信“教育改变命运”的她，跑去帮“希望工程”写政府基金的申请计划，“第一个项目在贺龙（被中共称为十大开国元勋之一）老家，湖南桑植县。”硕士论文也以此为题，写湖南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

“在湖南做扶贫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很欢迎，”她鼓起掌来、模仿当年，“给他们送钱建学校啊，所以都很客气，不说真话⋯⋯和官员在一起，我其实看不到贫困原来和官员腐败是相关的。”她强调一位曾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专门采访内蒙古的扶贫款项被挪用的记者，带她落地到中国的现实黑暗：“扶贫工作的记者招待会上，这位记者直接质问办公室主任，为什么不去查当地款项挪用的问题。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有勇气的、直接的指责，中国还有这样的人啊！”她后来跟随记者去内蒙古做田野调查，四、五天里，两人一个一个去见上访腐败问题的农民，“那时中国还挺开放的，上访农民都有自己的村民小组，自己选代表、选村长。”

“没有这位记者就没有我的现在，我以前都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黑暗。”从此之后，阿古做项目不再跟使馆一起去了。阿古也反思“发展学”的殖民色彩：“用欧美框架分析亚洲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主要是采用自治性模式（autonomy），是“参与”性质的，不是去“教”人怎么做。”到各地“参与式观察”——这种方法贯彻她研究中国的始终。

如今，朝日电视台、东京电视台等常邀请她受访，“我是一个社会学家，其实不太适合讲所有问题”，像“海外秘密警察”这类涉及国际关系、情报的题目，阿古感到难以下嘴，“我只能讲我知道的中国社会的情况。”

朋友被捕，她走上人权的路

年轻时的阿古在北京的日本驻华大使馆以合同约做了三年“利民工程”，主要方向是中国扶贫建校，这让她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其实甚少涉足政治、重点关注反歧视、公益等的中国NGO，和在NGO工作的学者、律师等。彼时中国公民社会方兴未艾，来往熙攘，彼此间皆为友人。

2010年阿古和城山的孩子出生，不久城山又去北京工作，儿子4个月的时候已经开始上托儿所，以减轻阿古作为职业女性的养育压力。先生在北京期间，她独立照顾儿子差不多10年，“不过一直有中国留学生和我一起生活”，在她加班的时候，可以帮助一些生活琐事和照看。

这家人和外国人同住的习惯便开启于此。第一位住到家里的中国留学生，是她在北京认识的、在反歧视机构“益仁平”工作的杨卓，杨父在2008年抗议北京奥运被捕，杨通过自学日语，周折下到了日本，考上私立大学，因学费太贵，就问阿古能不能住到家里。“是他有勇气跟我说，想住在这个家，我们才开始了。”也正好阿古小时候，家里一楼做面馆，家人住二楼，她早已习惯开放、热闹的生活，能迅速融入与人共住的环境。

后来，阿古家可以住人的消息传开。她的家里还住过另一位维权律师的姪女，以及来自陕西的媒体学专业博士学生，后者现在《日本经济新闻》工作。

2013年之前，NGO在中国有存活空间，也得到不少外国资金的支持，中港之间交流高度密切，但2013年开始，新上台的习近平政府管制思路升级，这批NGO被政府重点关注及打压；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也“牵连”了一批中港公益组织行动者；2015年，中国“权利倡导型”的公民社会组织陷入覆巢之灭，7月9日起，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者等被大规模逮捕、传唤、拘留、约谈（709事件）。

往前十数年，阿古认识这些人时，显然不会预料到有这样的发展。“其实我（以前）感兴趣的不是人权，而是教育、发展”。直到2014年，她和城山的朋友、人权律师浦志强被捕，“人权”才真正近身。浦因与友人参加六四25周年纪念研讨会而被捕，并有两项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罪成，判缓刑。阿古和几个中国自由派学者、独立媒体人联名声援浦志强，虽不确定声援有没有好处，但她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近二十年中，她自己也有三次和警察等执法者打交道的经历：在内蒙古和记者一起被抓起来，并被分开审问，过了一宿，国安才确认她是在大使馆工作、有外交特权的日本人。第二次是两夫妇与到北京上访的贵州搬迁水库少数民族吃饭，警察上门，刚好城山手上有一张采访温家宝时的合照，拿出来，“警察一哄而散”。2017年她与七位日本学者去湖南访问尘肺病人，碰上附近诊所很多人来看病，病人和学者坐成圈子聊天，半个小时内就来了20个警察。

回想这些，她觉得好笑又有点可怕，“不相信我是日本人的时候，国安很凶，知道我是日本人的时候，他们态度大变，问你累了吧，你饿了吧？”而执法者的说词，也从二十年前的“采访农民不公平、也要采访我们（当局）”，到“不是记者不能采访，再有第二、第三次就不能再来中国”的威胁。

人在日本、享有自由，阿古没有浪费自己的权利空间，她积极连结709律师及其家属的活动，为江天勇、李和平、唐吉田等奔忙。她组织放送709的相关影片、无偿做影片翻译、做讲座、邀请学者、记者等，把自己在每个维度能帮忙的事情都拉满弓。

阿古也紧贴中国社会变化，2022年“白纸”反封控潮爆发，她也主动去了解东京的相关集会活动。参与东京白纸行动的啧啧说，“阿古老师对新的运动是有好奇的，她人很好，也有重视白纸并介绍和分享一些资源，包括在日本的女权主义者、律师、左翼社团、中国的律师、记者等⋯⋯最近东大要做 Hong Kong Week 的展览，阿古老师也跟那边的主催提出或许可以加一点中国新的社运元素。”

2019年她最后一次去河南，想见生活在那边的江天勇，但碍于国安监视江而不便去。她曾向当地教育机构询问可否去看看农村，“但都是安排好的，那没意思了。”2019年之后，阿古再没去过中国，参与观察这片土地对她来说越来越难，她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的互联网，期待从中能再把握中国社会的变化，也关注在国家机器下信息如何被污染和扭曲。

“中国是我的第二个家乡，我在中国也有很多亲人一样的朋友”，她常提到自己还是学生时认识的、特别照顾她的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邵爱玲女士，亲暱地称她为自己的“上海妈妈”。“我不是因为不喜欢中国才批判中国的，但限制真的太糟糕了”，“也是因为中国朋友的遭遇，我发现言论自由是重要的，这是做人的基本条件。”

香港问题上，是“和理非”的立场？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攫取全球目光。现在和“香港人权”捆绑在一起的阿古，却不敢夸大当年自己对香港的兴趣：“我更像一个旁观者。”

1996年阿古已在香港大学念书，1997年甚至作为日本媒体的撰稿人而经历了香港的主权移交现场。但她当时在香港的生活圈子，同学基本上都是大陆人，朋友都是日本人，大陆同学都不识粤语，在香港工作、做生意的日本朋友则对九七和香港经济未来都感到兴奋乐观。

她听到过香港本土对九七前途问题的担忧，但没有深入接触。现在回想，她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其实很晚才关注香港，在香港读书也是一直看中国，语言也没有学⋯⋯”她对香港印象最深的，只是㓥房和贫富差距问题。

耐不住一人出版社“Jig”之邀，阿古在2019年12月直飞香港，跟老朋友、泛民派议员何俊仁等走了几次现场，也和读书时认识的几位香港同学见面，和资深记者及导演江琼珠一起跟街头碰上的黑衣年轻人聊天，最后也通过“玉山社”出版了一本中文书《香港：何去何从》。这之后，她不仅参与、组织交流会、运动摄影展，也曾在2021年和香港活动家 William Lee 对谈。反中论述吸引日本右翼，某程度给阿古一种把香港、新疆工具化的感觉，她看不惯，比以往多投入了一点论述和倡议。

运动期间，Willam Lee 主要在日本，回港一次就在铜锣湾现场被捕，他在2020年6月、国安法将要颁布前，在日本国会做记者会时第一次认识阿古智子，“之后我有再搜资料，发现原来阿古老师一直有关注香港的事情，但她是学者多于活动家，所以比较少人知道。”“阿古老师的专长是中国的人权情况，我们当时就是把两地的情况参照对比给日本人听。”

对于香港社运的立场，阿古更像2014年时的香港人，比较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对于“勇武派”，她尝试去理解，但还未能接受。自称“自决派（self-detemination）”的 William 认为（编注：2019年前后关于香港前途的政治观点很多，也有细微分别，自决派和港独派在关于和国家关系的想像上是不一样的），“阿古老师一直是学者的出发点，学者立场未必容许她发表太感性的发言，我个人能感受到“和理非”是她所思考的方向，而其实日本的学者、国会议员都比较遵循一国两制、人权、国际法的方向去讨论的。”

对于亲身经历过运动的，甚至从“和理非”立场转变为能理解、支持“勇武派”的一些香港人来说，这样的进路或许“过于理想”，“她的出发点未必一定是从香港出发，而是国际人权的角度、日本人的角度，她要争取和着重的、和我们不同，是非常合理的，有的补位也是我们所不熟悉、不知道要怎么操作的。大家是取长补短的状态。而且有日本人对日本人说话，相当重要。”

阿古已经在日本的香港人圈子中有些知名度，“阿古老师一直是配合、自愿的姿态，比如请她帮忙在东大借场地、找人帮忙，其实是非常好的合作。”“（立教大学法学部教授、做香港研究的）仓田彻老师会更了解香港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情报上也会更敏感，阿古老师重心还是在中国。”他解释阿古虽然未必最熟悉香港问题，但不妨碍她关心香港，此外“不能一味要求别人来了解你。”

4月26日，阿古所在的人权组织“ Human Rights Now！”举办一次面向国会的人权法案游说，建议日本政府立法规管/引导本国企业停止参与疑有强迫劳动因素的工商业生产环节。法案相关的主要是乌克兰、新疆、缅甸的强迫劳动案例。会议尾声，并非主讲人的她站起来，追答了对被捕香港女生和国安法的忧虑。

当天，日本政府首次回应香港女生被捕事件，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称，事件损害对一国两制的信任，中国当局应保障言论及新闻自由，尊重基本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 Athena 和叶锦龙认为，虽然只是表态，但“算是语气比较强的了，人权外交不是日本政府的首选，政府常讲的是友好，而不是‘对中’”。

几天前，阿古还跟记者嫌弃自己上电视的穿搭不显眼，觉得会减损观众对她发言的注意力；来国会这天，一片黑色西装套装中，她身着白底蓝绿色花纹上衣和浅碧色裤子。港人L对记者表示，“如果没有阿古，可能在日本就没有人在说这件事了。”日本政府回应事件后，阿古继续和人见面、谈论、接受采访，就香港女生被捕一事见缝插针。

中间人的身位，还有效吗？

中国的女权运动、亚洲的LGBTQ+运动风起云涌，阿古近年也多了和这些活动者交流。她现在也牵头LGBTQ的研究项目，邀请中国年轻人来日本看日本的问题和情况，也比照中国社会。但阿古并不会用“女权主义者”来称呼自己。

在日本的语境中，“女权主义者”意味着激烈地与体制切割，阿古认为，“那些不愿意进入夫妇同姓制度的女性才称得上真的女权主义者。”同姓婚姻深度捆绑家庭、社会福利、社会认可等制度及文化，日本女性若与它们切割，意味着与一整个制度对抗。没有这样彻底的行动，阿古认为自己“没做什么”，不够格。

另一方面，她也谨慎地保持着一定距离，“我关注社会弱者，女性也是社会弱者，但我不是专门研究这块的。”她认为自己在长大的环境中没有受到特别不公平的待遇，父亲会听她作为长女的意见；对女性的广泛的处境的关注，也是长大之后才留意的事情。她害怕“大声说话”“强烈表达”，她印象中的“女权主义者”会习惯这样的表达，因此也塑造了她的距离感。

或许是她身为中间人的位置，她既钦叹中国女权主义者的思考和行动力、组织力，学习她们的想法和语言，同时也能理解她在东大的男性学生私下表示难以消化“男性是父权的受益者”这样的表述：“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没有受过相关的教育，他也是一个觉得自己并没有太大受益的个体，所以不明白，他不是恶意的。”她坚持，表达观点也要照顾其他人的感受，“表达愤怒是应该的，但每个人的站位不一样。”她习惯背景化、脉络化地“理解”一个人，多于观点的激烈碰撞。

“我对中国政府也是这样的，我不想用太强硬的语言批判中国政府，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恨中国政府，因为我的朋友都被抓了。但这不代表中国所有人，不代表中国所有共产党员⋯⋯”她不喜欢暴力，即便可以理解结构性不平等，她还是不容易接受用暴力抗衡的理由。

在世界极化、各地撕裂的近几年，这样在各种问题上保持“观察的”、努力平衡的站位，未必很讨好。会有观点认为，能保持这样的站位是一种幸运。这种张力阿古也能感受到，“有人问我的立场到底在哪里，在日本，左右的人都曾经批判我”，她指的是曾有日本网民批评她“既在《朝日新闻》写文章，又在《产经新闻》写文章，到底是什么站位？”“不过现在中国问题太严重了，左右都反中，这种批评才没有了⋯⋯”

这种张力也不仅体现在她个人身上。阿古的朋友圈遍布中港台日，政治光谱可见会相当广泛。即便是在倾向自由主义的大阵营里，在中国，有上一代自由派和年轻一代自由派之间的分裂（尤其在女权主义的观点上）；在香港，有老一辈泛民阵营和本土派、自决派、抗争派的路线区别；在台湾，有台派、独派和左翼的不同⋯⋯阿古的香港学生区诺轩在国安大案“47人案”中从被控者转做污点证人，台湾朋友龙应台近年言论屡屡引起争议⋯⋯阿古的朋友圈中，交锋是难免的。

阿古的各地朋友近年也因各种理由受到限制或被捕，清华大学社会学退休教授郭于华因批判中共而被封锁、个人着作被清华图书馆下架；香港朋友何俊仁、区诺轩因国安法入狱、或不得不在公众领域消声匿迹；台湾八旗出版社总编富察在返回大陆销户时被捕；而阿古在学界、商业领域的日本朋友，也在几年间先后被中国以“间谍”罪名拘留⋯⋯采访期间，中国升级《反间谍法》，遭外界担忧将进一步扩大罪名范围和被捕风险。

她像在一个十字路口，身边本来是一群站成一团的人，现在正因各国的环境或自身的路线变化而开始四散八方，或走到了某一种立场上，或身处某种险境。有的朋友走远了，她还会站在原地吗？“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吧，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你也可以先靠近一下，如果不能走近，只好在这里等一下，不关门，对方靠近的时候就还是可以对话。”也有朋友远到已经无法对话，“以前认识的中国、香港人，都有在反修例运动时支持警察的；也有曾一起在中国农村做田野调查的学者朋友变成了毛派，有点害怕了，不知道要怎么交流好⋯⋯人跟人之间可能还是平视比较好，什么是正确、什么是客观⋯⋯人总是看不到后脑勺的。”阿古有种对自己的站位的坚定，但是不是一直不会变？“我是比较顽固的。但也不好说，世界变得太复杂了。”

尽管没有遭遇到明确的限制，2019年之后，阿古没有再去中国；她现在也不是很敢再回香港，她给中国学生上课，班里有同学悄悄跟她说，要小心某某同学，可能是个“粉红”，这让她开始看见，分裂已在更近身处发生。对人还有天然的信任感吗？她先肯定地点了点头，然后有些犹豫：“朋友的朋友还是可以信任的”。过几天，在呼啸而过的JR边，她问记者，“有朋友说看一个人对孩子怎么样，就知道是不是好人。你觉得呢？”

身为女性，自己的空间

那件写着“女权主义者长这样”的白色T-shirt，阿古在和女权有关的场合都有穿。虽然她认为自己成长中没有感受过太多性别上的压力，但一两年来因为和丈夫在儿子教育观念上的分歧而吵架，“开始有感觉了”。

“旧房子里我没有自己的房间，现在有了自己的房间。”新房子的设计和装修过程，丈夫没有主动参与很多，都是她在主责，“我很喜欢自己做饭自己吃饭，最重要的空间是厨房。”

阿古也是学者，难道没有自己的工作、学习需要吗？“新房子里我有设计大书架”，她指着一面从一楼直上三楼的书墙，“而且我在东大也有自己的办公室”，她指大学老师的福利应该好好利用起来，“如果我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可能需要自己的房间。”问及丈夫也有自己在大学的空间，她下意识先回答：“对呀，但是⋯⋯”又突然意识到什么，“对，所以说还是不平等！”。

回到厨房，她又想起一个话头，“如果我先生占领了这里，我是不能接受的。”像她理解别人一样，她指先生“有时不客观看自己，批判我，但不是恶意的”，一如她讨论公共问题，指要尊重先生表达感受和观点，“但他也要妥协呀！”，“有时他还来占领厨房，我就说这里是我的，你不要来。”

厨房可以坐下十个人，是大家可以聚会的地方，客人来家里，她总是以“给儿子做饭做习惯了”为由，主动填饱客人的肚子。Human Rights Now！的同事来家里开会，在公务上奔波了一天的她，傍晚没有从流理台上离开过，一边说话，一边给八个人忙不歇地做上饺子、炸肉、甜点、水果。和阿古呆在厨房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她自觉负担起照顾者角色。在旁人眼中，阿古身上体现出，一位日本女性无论地位多高，都不得不跟从社会对女性“斟茶递水”的要求。Athena和叶锦龙笑言，“她喜欢照顾人，很多时候我们去聚会都要抢着帮她斟茶⋯⋯也要抢着帮忙做家务，不然就会被她做完了。”

在认识阿古的中国女权主义者X眼中，阿古尽管不自称女权主义者，但她厉害的地方在于，如她对言论自由的期待，她希望不同的观点都能存在，而且一直在接触、学习和消化新的观点。“和我这样的职业女性结婚，城山可能非常努力，也很难改变，要稍微等一下。我不断地等的。”谈及婚姻，阿古觉得自己没有放弃自我主张，“也想过离婚，但他一个人不行的，我就再等他一下。”她大笑着连珠炮似地讲，“婚姻需要互相理解，但以后就不好说了！”

阿古很爱孩子，喜欢和晚辈交流，坚信年轻人应该有好的教育。超过八十岁的日本女性建筑师富田玲子根据她的“开放性”理念设计房子，才有了房子中空的设计，叠叠人声可以回荡在多个角落。房子的大门也别出心裁，是模仿社区里建于1915年的丰多摩监狱的“监狱之门”，战时，这座监狱关过日本许多左翼思想家，因为面临搬迁而引发社区内的保育运动，阿古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保育倡议者。

如今，中国原本的田野消失，她除了把目光放到互联网，也转向台湾，刚开始在花莲开展原住民记忆史的研究，“日本统治台湾时的七脚川事件，我也在学习”，她认为台湾的转型正义可与日本两相映照。香港学者、“占领中环”人物之一陈健民也参加的台湾讲座交流会，阿古被邀请去讲中国和香港的人权问题，她自觉“题目很大”，有些苦恼，她始终觉得自己是在吸收和学习，“只是一个普通人。”

“外界给你很多身分，学者、人权活动家、社区运动家、教育家、女性教授、妈妈⋯⋯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人啊。”她略向后仰，笑着，给出一个问题里没有提到的答案。

“我确实有很多身分，但基本的是人。中国和香港已经失去很多了。在民主国家，发声是基本的，要民主主义发展起来，一定要发声和行动。”

她把每一天过成72小时，反复强调一个理念：“我还是相信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