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伤车手细数香港外卖平台压榨操控︰“我想为那些再也不能说话的人鸣冤”

【编者按】国际劳工组织将每年4月28日定为“工殇纪念日”，以纪念工业伤亡工人对建设社会的贡献。作者访问曾在工作期间遇上严重交通意外的香港外卖员，以及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揭露外卖平台欠保障的四大问题，包括不少殉职工人因为外卖平台补偿制度的缺失，家人无法获得赔偿。另一方面，作者认为要向政府争取推动订立“工殇纪念日”，以及设立工殇纪念碑，向工人致最基本的敬意。

（谢欣然，工业伤亡权益会组织干事）

驶至海泓道转入樱桃街的马路口，红灯亮起，何继枝把电单车停下。这天是2021年11月5日，将近下午4时，刚送完一单外卖，他盘算着，差不多是时候吃午饭了。忽然，后方猛烈的冲击将他撞得与电单车分离，身体七旋八转方向全失。跌在地上的瞬间，他被那辆重达3公吨的的士卷进车底向前拖行。停下来的那一刻，车胎压在阿枝的胸口上。

“只有头没有被车压到，当时我仰望着天空，看到的是白色一片。我完全透不过气来，觉得自己快要没命了，也不知有多痛，可能是伤重得感受不到痛楚吧。那时我只知道，我不想死。”

一群路人见状合力将的士抬起来，然而，当胸口不再被压住，他仍然无法呼吸，更深的绝望袭来。救护车很快到场，救护员为阿枝戴上氧气罩，却无补于事。在救援的过程中，痛感重新被激活。救护员为他剪去衣服处理伤口，将他抬上担架。每一下的触碰都令他痛不欲生，有如刀割。“那时我痛得想大叫，但却叫不出声来，好像金鱼一般，张开口也没有半点声音。”

严重的创伤令他开始陷入半昏迷状态，眼中只见无数的光影飘来飘去，在旁的救护员不断叫他不要睡着。挨过一段路程，终于抵达医院，被推进手术室的路上，阿枝拉着医护人员的衣角，有气无力地近乎哀求道：“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去......”

扫描结果显示，阿枝的肺部被刺穿，全身10处骨折，多个器官受损。他的维生指数跌至极低，随时会丧命，不可以立即做手术，只能先送到深切治疗部。“那几天，我半分都动弹不得，又痛，又饿，又无助。”他整个身体插着不同的喉管以输送营养和帮助排泄，全身被金属架固定着：“在病床上，我失去了时间感，日子过得十分漫长。在闭眼与开眼之间，以为过了一天，原来只是过了一个小时。睡去十次又醒来十次，也不过是由白天去到夜晚。”

后来听家人说，阿枝才知道，那几天他一直在鬼门关徘徊。COVID疫情肆虐之下，深切治疗部禁止探访，医生却让阿枝的哥哥进去看他，除了打气，大概也有见最后一面的意思。

幸好，在深切治疗部待了数天，阿枝的情况稳定下来，可以进行手术了。坚毅的生存意志，令阿枝最终逃离鬼门关。

那一年，他只有25岁。

无法逆转的伤害

深知马路如虎口，阿枝每次上路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做足保障措施。“幸好我有戴好头盔，被车撞时头部没有严重受伤，才保得住性命......以及我俊俏的面孔！”话毕，他害羞起来，忍不住双手掩面失笑。毕竟才是20多岁的年轻人，爱闹爱笑才是这个年纪常见的样子。如果只是看表面，大概真的会觉得他与同龄人无异，或许就会看不到他藏在背后的拐杖，更无法想像他如何从地狱走回人间。

“在医院的每一晚，我都痛得无法入睡，只有到了早上才会累到睡着一会儿。”洗伤口是最难挨的时候，他全身尽是大大小小的伤口，连续整个月都要每日洗一次。由于被的士拖行了一小段路，背部的伤口面积很大，加上当时地面十分肮脏，伤口受细菌感染，发炎流脓。细菌感染可以致命，洗伤口时，护士每次都要用力把脓液刮下。阿枝痛得要咬着毛巾挨过去，眼泪默默流下。

他足足有10处骨折，医生在伤势严重的骨折处镶上螺丝以作稳定，由于身体未能适应外来物，就算轻微动一下都痛得像整个人撕裂般。住院两个星期后，做完首阶段的手术，阿枝尝试下床，由起身到离开床、站在地面的过程，花了接近半个小时。“我用尽了全身的力，连脚趾尾的力都用上，只可以用非常慢的速度移动。”在护士的协助下，他慢慢走下床，挨着床沿站了起来。说起那一刻，他双眼发亮：“我见到重生的希望”。

经过1年的复健治疗，他的行动力终于恢复到可以撑着一枝拐杖自行外出。但是，他的人生从此不再一样。

无论阿枝怎么努力，有多想重过正常生活，社会的歧视目光还是令他难以招架。“有次我走在路上，迎面而来一位穿着斯文的男人，明明街道宽敞得很，他却刻意走到我身边撞了过来。又有一次，我刚覆诊完离开医院，正准备过马路，不远处的一辆的士忽然加大马力冲过来，然后在我面前急煞，好像是故意想吓我。那刺耳的煞车声，响亮得连旁边的护士都为之侧目......”每一件事，都在阿枝心头刻下烙印。“我已经接受了自己是伤残人士这个事实。”

他的成长经历，更令人心疼。阿枝来自一个经济困乏及充满暴力的家庭，父亲沉迷赌博、酗酒，赌博输钱便喝个烂醉，打骂家人发泄；他年纪最小，是最常挨打的那个。母亲一度想离婚，但又担心离开后阿枝无人照顾，只好哑忍，等到阿枝16岁时才离婚。为了尽快找到工作搬离原生家庭，由终日徨恐的暴力中解脱出来，阿枝中四时毅然转学到香港建造学院，修读粗、细木工。他练得一身好功夫，在香港青年技能大赛的细木工组胜出，被选作代表香港出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到巴西圣保罗出战。

接受培训准备出赛期间，他每个月会获得1万元生活费资助，终可离开施暴的父亲，搬出来自己生活，而母亲则与哥哥另外租屋住。他租了间不足1百尺的㓥房，狭小却无比温馨，毋须再担心父亲的拳头何时会挥下，仿佛为自己搭建了一间庇护所。那年，他18岁。

虽然阿枝在世界技能大赛未能胜出，但他对于木工的喜爱已在心里种下了苗头。他盼望，终有一天可以开设自己的工场，做自己的艺术创作，开班教学。为此，他拼命打工赚钱——他做过装修木工和零售业，但疫情令零售业萧条，他于2020年全职做外卖车手。现时，他工作的外卖平台公司已结束在香港的业务。

一场意外改变了阿枝的人生方向，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靠一双手一对脚独闯天下。他慨叹道：“在网上找我的名字，会见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新闻。一是充满成就感，代表香港出赛的一面，另外就是那宗交通意外，充满创伤的一面。”

外卖平台四大问题令危险增加

年仅25岁的何继枝被危险驾驶的的士司机撞至重伤，他的故事受到社会热切关注，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位有如此遭遇的人。

据香港警务处统计，2021年首半年，牵涉食物外送速递的意外多达196宗，其中有32人伤势严重。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社会创新研究中心2022年6月发表的基层平台工作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受访的215名食物外卖平台工作员当中，接近3成人曾在工作期间或上下班途中发生过事故。报告指出，这些令人震惊的数字，说明了外卖平台这一商业模式的危险性，平台在系统设计上逼使外卖员成为鲁莽的道路使用者，令意外更易发生。

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外卖平台不断更改经营方式，当中foodpanda的变化最为明显。巴基斯坦裔外卖车手Sunny当了foodpanda外卖员5年，见证很多变迁，“以前我们会说这是一份梦想中的工作，现在却成了恶梦。”每次外出工作，家人都会提心吊胆，叮嘱他“千万不要出意外”。

Sunny于2018年加入foodpanda担任车手，当时foodpanda以雇员模式聘用外卖员，Sunny享有与一般劳工同等的待遇，工作时间与收入稳定，受伤或生病了，会有病假津贴。他做了几个月便被升为当区队长，送餐之余协助外卖员与公司沟通，薪金加上奖金，月入可高达港币4万多元。

转捩点发生在2021年，foodpanda忽然解雇所有以雇员身份聘用的外卖员，仍想留在这行业的，只可被逼接受自雇身份重新签约。这时开始，所有外卖员都不再受《雇佣条例》与《雇员补偿条例》保障。

当意外发生时，公众往往将责任归咎于驾驶者身上，然而，Sunny指出平台也有很大责任：“现在比以前更容易发生意外，因为公司对外卖员施加很多压力。”Sunny、阿枝与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成员海海（化名）都认为，foodpanda和另一外卖平台Deliveroo的剥削，无疑是将外卖员置于险境，当中问题主要有4点。

第一，平台每隔一段时间便改变薪酬计算方法，令外卖员的收入减少，必须工作更长时间以维持收入，疲惫的状态令意外更易发生。2022年7月，为foodpanda工作的外卖车手陈德明驾驶电单车准备开始工作，期间在观塘区秀茂坪道失控撞向巴士，不治身亡。遗孀陈太向香港01记者哭诉道，由于foodpanda改变制度，迫使外卖车手要接更多的单，才可以赚取足够收入养家。丈夫以往通常每天早上9至10时出门，晚上10时回家；制度改变后，丈夫有时会改提早到早上7时开工，晚上11时才回家，平均每日工作14至16小时。

第二，平台会限制外卖员的送餐时间，超出指定时间者会受到惩罚，轻则不获发放奖金，令收入减少，重则被停更（暂停班表）甚至注销帐号。foodpanda对外卖员控制比Deliveroo更为深入，会按外卖员的表现将他们分为6个组别，外卖员必须保持高水准表现，及时送达，才可以进入较高组别，选到较赚钱的更份（班表）。这仿佛在外卖员心里埋下一个计时炸弹，外卖员时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鞭策着他们加快速度送餐，令意外发生的机会大增。

第三，平台并无提供安全训练，为外卖员制定的安全指引只是一纸空文，平台并没有投放资源落实指引的内容。Sunny回忆当初入行时，foodpanda会提供正式的安全训练，安排一位资历较深的车手带他上路，提醒他如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这制度已消失。

第四，值得关注的新问题是，近年foodpanda开拓了网上超市pandamart的新业务，却没有考虑送货与送餐的分别，忽视送货的危险因素。平台并没有限制所运送货物的重量，海海指，据他们在深水埗区的统计，一个车手通常被指派运送2至3袋货物，运送2袋货物时，重量平均为8.36公斤。过重的货物会令车辆容易失平衡跌倒。当车手认为货物过重而要求多找一位同工分单运送时，平台为节省成本一概拒绝。

当Sunny仍然以雇员身份担任foodpanda车手时，他也曾发生交通意外，颈椎3节骨折，放了6个月的病假。foodpanda给他3个月的病假津贴，他得以在经济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休养。假如换了是现在受伤，病假期间完全没有收入，他大概不会休息那么久，很可能在伤势未完全康复时便会急着复工。

现时平台视外卖员为自雇人士，拒绝提供劳工保障，只提供一份赔偿额颇低的团体保险，当中意外死亡赔偿额仅为劳工保险补偿的八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此数字截至本文刊登日期为止，可参考香港劳工处、foodpanda、Deliveroo相关保险资料）。

外卖平台团体保险的受保条件非常严苛。上述提及外卖车手陈德明在前往当值区分准备工作期间遇上交通意外，伤重身亡，仅仅因为他当时未正式上线，便不符合索偿保险的资格，遗属没得到一分钱赔偿。陈德明的意外引发社会关注，外卖员亦为之愤慨，走上foodpanda办公室抗议。种种压力之下，foodpanda后来更新了保单，将保障范围扩阔至外卖员上线前后1小时。

政府、平台、公众可怎么做？

外卖平台欠缺监管引发的问题日益严峻，劳福局局长孙玉菡表示，政府已开始检视相关从业员的保障问题。对于孙玉菡受访时指外卖员“一定不是雇员”，Sunny、海海和阿枝都感到非常不满。

Sunny说：“平台对于我们有很强的控制，自雇只是一种说辞，并非事实。”海海分析道，foodpanda以前的雇员模式与现在的所谓自雇模式分别并不大，甚至现时的所谓“独立承包人”制度对外卖员的控制比之前更强，外卖员的出席率、工作时间、接单率都受到严格监控。Deliveroo虽然比foodpanda自由一点，但仍然要求外卖员达到80%的接单率，低于80%者将无法得到奖金，而且Deliveroo对外卖员的惩罚更严厉，只要外卖员表现不如理想，便会被注销帐号，犹如即时解雇，亦不设上诉机制。

阿枝指出，平台将他界定为自雇人士，工伤之后，他无法获得《雇员补偿条例》的保障。但实际上，当时那平台是用“包钟制”，外卖员有固定时薪，工作区域、送货时间、上线时间都受到严格限制，与受雇无异。

2023年4月初，工业伤亡权益会联同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外卖员权益关注组及两名车手与劳工处会面，讨论保障外卖员权益的问题。席上，阿枝和另一名车手都向劳工处要求，不应再任由平台以自雇名义剥削外卖员，政府应重新审视平台所谓的自雇有多真确。

当时劳工处代表回应道，处方欢迎外卖员受到平台不公待遇或发生意外后，到劳工处立案，只要收到呈报，劳工处就会开档案办事。现时，劳工处正尝试掌握全港外卖员的情况，会与平台公司密切沟通以商讨改善问题的方法，未来不排除会立法保障外卖员的权益，当中，工伤是首要处理的方向。

捍卫外卖员的权益

对于平台本身的制度，外卖员权益关注组提出了具体的倡议。

首先，平台要重新检讨薪酬机制，减少对车手的控制。关注组要求平台设立基本时薪，每张订单的金额另计。“有固定时薪，外卖员就不一定要搏命才可以赚到合理的工资。”

海海指，外国确实有工会成功逼使政府要求平台制定最低时薪。据中文大学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的报告，纽约的网约车司机可获得每英里1.161美元（港币约9元）的最低工资，与及每分钟0.529美元（港币约4元）的最低工资，换算时薪即为港币240元。此外，司机亦可享有与一般劳工相若的工伤赔偿和其他劳工福利。

此外，平台的惩罚机制要透明，就算要减薪或终止合约，都应向外卖员交代原因，让外卖员知道可以如何改善。现时外卖员无法掌握送单时间的上限和下限，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对于健康甚至是驾驶安全都很大影响。

再者，关注组认为，当外卖员因工受伤，平台提供的赔偿应与《雇员补偿条例》相若，而外卖员上线工作1小时前后都应受到保障。在申索保险理赔时，平台应主动协助外卖员。例如很多外卖员都上了年纪，用不惯复杂的手机应用程式，不知道要如何申报保险，而平台容许外卖员申报保险的时间有限，意外发生的30日内就要呈报。海海指出：“如果出了意外，平台第一时间就知，他们掌握最多数据，而且他们一定会找到受伤外卖员的家属或紧急联络人。但是，除非有媒体报导，否则平台都不会主动跟进。”

要推动改善工作待遇，最大的力量无疑是来自于外卖员。海海经历了3次外卖员罢工，深信外卖员的能力：“我们很希望外卖员团结起来，站出来捍卫自身的权益，即使做很微小的事，都可以带来改变。”担任组织者的海海，见证过不少直接行动的成果。

有些地区因为规划问题，不一定有泊车处，车手送餐上楼时就被抄牌，有时分分钟损失半天的收入。从前，启德沐宁街并没有设立公共车位，外卖员经常在那里被抄罚单，他们尝试去信大厦管理处都没有用，外卖员便呼吁同工集体杯葛，不到该区送货，最后成功争取当区容许外卖员泊车。

在香港，有不少外卖员为少数族裔人士，种族分歧有时会掩盖了真正的问题。海海忆述，有一位在屯门工作的外卖员领袖说过，由于平台资讯不透明，外卖员不掌握运作方式，或者无力要求平台改善问题，有时便会将一些系统性的问题归咎于其他种族，例如是，华人车手认为南亚车手“做烂市”（超低价抢市），南亚车手罢工时会责怪华人车手不站出来。然而，这些指责都无助于改变问题，外卖员应该将矛头指向真正的罪魁祸首——外卖平台。

除了直接行动，海海也鼓励被剥削或受工伤的外卖员积极向劳工处雇员补偿科、劳资关系科、劳资审裁处立案申索，除了可逼使平台或保险公司和解赔偿，为自己讨回公道，还可以惠及外卖员整体：当案件送上法庭审理，平台便不得不交代运作机制，外卖员掌握到更充分的资讯，可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政府部门收到外卖员呈报个案，必定要予以回应，当个案累积起来，令问题浮面，就可逼使政府认真跟进。

公众在促进外卖员的权益上也有一定的角色，“对于平台而言，客人的权力比外卖员大得多，被投诉后，外卖员便很难翻身。”海海呼吁公众理解外卖员的难处，不要那么苛刻。有时订单送得慢，可能是平台为了节省成本，要求外卖员一次送两单，或者将应该给车手的单派给步兵，自然会比预期时间等得久。“其实外卖员不会想送得慢，因为这会减少收入，客人要明白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

目睹外卖员发生交通意外时，公众可以帮手拍照记录、报警，以及联络协助外卖员的团体。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很多时外卖员遇上意外只能独自面对，相反，若社会有所关注，平台和政府才不会那么轻易置之不顾。

想为其他工友鸣冤

当得知自己的意外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份温暖，把何继枝由绝望的深谷里拉了一把。“工业伤亡权益会、外卖员群组、之前做零售业的同事都帮我筹款，业主更叫我不用交租，我感受到人间有爱。”平台的保险赔偿非常有限，多得公众慷慨捐输，减轻了他对前路的徬徨。

“同类型的严重意外，可能十个有八个都不在人世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上天让我可以重新走路，又有那么多人帮我，我觉得自己应该要做些有意义的事。”阿枝希望想将自己的故事和见到的问题说出来：“我想为那些已经死去，再也不能说话的人鸣冤。”振作起来后，他去到工业伤亡权益会做义工，后来更提出要当实习生，协助干事们支援工伤者。

对于未来，此刻何继枝充满期盼：“最近我获一间院校的社工课程录取了，我希望日后可以成为一名社工，为了与我有同样遭遇的贫困儿童、外卖员、工伤者、伤残人士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