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不只是南周，记《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十周年

【记者按】——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2013新年献词（未删改版）

2013年1月2日晚，部分南方报业的记者、编辑在微博抱怨2013新年特刊出版几经曲折，献词本身和报道内容被广东省宣“非法”大幅删改，并以公开信的方式将其公之于众：在《南方周末》所有相关版面已经签版定样、一线编辑记者均在家休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广东省委宣传部人士指示对新年特刊做出多处修改和撤换。

事件在群众间引发巨大共鸣，并伴随着“庹”字的发酵，形成大规模网络声援。巨浪持续四天，最终以宣传部门责令南周抗下所有罪责告终。

对于被压抑许久的南周记者们而言，这无疑是在砸祖宗牌匾。消息同步扩散在微博上，群情愈发激愤，汇聚成线下持续三日的声援行动。

华商报发表的评论《“新年献词”何以成为公共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南周事件爆发的原因：这些献词延续的是一种中国文人的议政传统，表达的是对国家建言、关切民众福祉的一种情怀。也因此成为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的一个独特现象……2013年其包含新闻献词的版面，在编辑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主管者篡改，并发生一些致命的文字硬伤，会引起该报人士及读者的大范围批评。

在微博时代，事件本身犹如星星之火在几天内燎原到千家万户。不少用户自发将头像换成灰色的“南方周末”图标，图标右下角点燃的红蜡烛，则成了这场连续剧里唯一一抹色彩。

不同于微博上关于此事的细节已被埋入坟墓，在其他平台上还有些许痕迹，十年前的低像素照片如今看来依旧震撼人心。时不时还有人零星留言“南周（事件）已经过去十年了，还有人记得吗？”

举牌上街声援的人大多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正值共产党统治时代下难得的开明时期，孕育在思想的春天里，“走出去就能感受到自由的空气，有蓬勃向上的活力”。

另一部分主力是大学生。他们大都在2000年前后开始接触《南方周末》，具体的报道内容几近模糊，留下的唯一印象是：它敢说真话。在1999年的南昌德国牙医案中，报道此案的南周记者获得南昌大学新闻系一位学生的义务帮助，原因是“我是捧着《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读大学的。”

在党报、日报的媒体格局下，这样一份报纸承载着人们对言论自由的“美好幻想”。它生于1984，却与《真理报》模式完全决裂，并成为架在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的一座桥梁，牢牢植根着“启蒙”与“不说假话”的理念。在遭遇风波时，广东省的一些老领导甚至把停不停南周看成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

即便有诸多限制、无法直接发表反对的声音，但在中国，“它仍然是敢言的代表”——潜台词是，如果连这样一个媒体都不能容忍、不允许存在，由此爆发的愤怒再巨大也不为过。

回过头来看，如果2013年的政治换届是转折性的时间点，那南方周末便扮演了风向标的角色，南周事件本身也成为市场化媒体走向衰亡的序幕。

当然，或许连市场化本身也要打一个问号：是否只是包裹着市场外衣的政府喉舌，像海边堆起的沙丘，经不起浪花的翻涌。毕竟，在充满理想主义的报社内部，也不可避免地维持着官本位的传统。

另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从报道新闻变成新闻本身，已经是媒体的悲哀。

十年，也是一步一步愈走愈远的过程。

雪崩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2018新年献词

2013年1月2日，在云南丽江的白沙古镇，即将成立满十年的南方都市报深度部门在小镇里开年会。从客栈的“观雪房”向远处瞭望，阳光穿过云雾缭绕的雪山，打在岩石的纹理上，反射出淡淡光辉。5596米的山峰上，沉积在扇面山脉上的积雪好像有些松动。

“雪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晚饭中途，一位旁听年会的南周记者从微信群得知新年特刊被改得面目全非，有90%左右的内容或被删除，或被修改为对共产党政权的赞美。前往饭店的路上，他鼓动在场的南都同事发微博揭露此事。南周新闻部的责任编辑跟着转发消息，并声称不会为当期报纸负责。

2003年，南都深度对话栏目开创，首开都市报做深度先河，一个月后便诞生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与社会合力推动收容遣送制度废除。报道此案的两位记者，就是因为受到南周献词“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感召，才双双从地方媒体副总编的职位辞职，选择来到南都当普通记者。

古镇的饭桌上，其中一名南都记者写道：“1999年，看了南方周末那篇阳光打在你的脸上的新年献词，我立志要当记者，毕业就来了南方。2013年，一坨官员亲自给南方周末写新年献词，强奸广东媒体达到了强奸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高度。如果坨献词今晚真的付印，我还是离开南方吧。”

“一坨官员”指的是庹震。2012年5月，他从新华社副社长空降至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健同时兼任南方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当年，一篇《南方事变》在互联网上流传，文章提到“庹震上任伊始曾说，不要将他的到来与杨健急调南方报业党委书记看作一回事。可得益于庹震主持广东省宣，北京终于可以直接遥控桀骜不驯的南方，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在他们的“统治”下，南周增添以《关于进一步加强选题管理的通知》为基础的选题预审机制，要求报纸版面完成后，还要传送至省宣指定邮箱，审定后才能付印。据编辑部不完全统计，2012年因新闻管控被撤销、大加删改的稿子，有1034篇，平均每期20篇。

历史何其相似，早在2003年4月，因朱镕基专版被整肃，第1000期被迫“开天窗”后，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张东明便被委派出任《南方周末》总编辑，同时兼任南方报业副总编辑。“守土有责”的宣传官员们开始涌入编辑部，“新华体”在南周立竿见影：发行量一落千丈，年利润从4000万降至不足1300万。

一位记者在辞职信中披露，自己艰难采访完稿的《明孝陵保卫战》被张东明总编临时撤稿。“宁愿得罪记者，也不愿得罪政府，而且在当地政府完全没有施加压力情况下枪毙稿件。我个人在周末是第一次碰到，在我七年记者生涯中也是第一次碰到。”

2005年，南周6次入选中宣部《新闻阅评》，其中5次是表扬——这常被当时的记者认为是耻辱。

几年后，庹震再度来势汹汹。“庹”字与作为排泄物的量词“坨”谐音，又是生僻字，像白磷暴露在40度的阳光下，熊熊燃烧着。不少媒体或个人以“庹”作文章，极尽挖苦与讥讽。

财经网：【微字典·庹】读[tuǒ] 姓氏。微释意：每个人两臂左右伸直后所得的“一庹”，大体相当于自己的身高。此字应是对每个人的一个提醒：手伸的再长，也会有极限，无法超过自己生就的尺度。非要还往长伸，往往自取其辱。

一篇《一个历史系毕业的小学语文老师对<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附加部分的阅读理解》开始在微博上疯传，文章历数导言部分的常识性错误，包括将众志成城的“城”误为“诚”，公元前2000年的大禹治水误为“2000年前大禹治水”等。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我读到《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附加部分的感受，那应该是：总有一坨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2013年1月3日，正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留学的Adam得知新年献词被篡改的消息后，决定和朋友发起联名信进行声援。他们花一天的时间起草框架、寻找学者联署。

Adam从初中就开始读南周，高中班级里有密切关注时事新闻的小群体，南周是大家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思想活跃的人，还会将南周与另一份光谱完全不同的报纸如《环球时报》拿出来比较。

联署信于1月4日上午发出，随后在人人网、豆瓣上迅速扩散。最终，他们收到超过3000封信件，其中有2605人在签名表上留言。

一位来自郑州的教师实名留言，“南周是多年来我唯一购买的报纸，且每周四必买三份，一份自阅，另两份送给我任教的两个班的学生。今天不为南周说话，我怕我的学生再无报纸可读。”也有署名“亲左”的人留言要“打倒祸国殃民的汉奸南方系”。

Adam发起的声援信只是这场庞大网络声援中的一小部分。同日，《南方周末》前编辑记者、前实习生、289号大院（注：南周所在地址为广州大道中289号）部分同仁、两岸三地学者纷纷公开联署，要求罢免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呼吁新闻自由。

不少大学新闻学院的学子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勇敢发声。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以传媒学院的名义要求广东有关肇事官员就此事公开道歉；广州大学校媒新闻窗发表《我们愿意成为其中一束光》讲述自己支持南周的原因，“假若让南周的精神尺度变成阉割的“尺度”，新闻学子的新闻理想魂归何处？”

而广东一所211大学，虽然没有以集体名义表态，但有22名在校生或毕业生以实名方式发出声援。

林子帆（化名）是二十二分之一。1月3日出报那天，他在深圳，刚出摊的《南方周末》被一抢而空，他辗转几个报刊亭，才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买到两份。

他看着上面被修改的新年献词，气愤涌上心头。几年前，他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了一位教授。在交谈过程中，对方顺口背诵了几段南周的新年献词，他由此萌生去“南方感受下环境”的想法。后来，这位教授成了他的研究生导师。

第二天回到广州，看到全国很多新闻学院陆续发表支持南周的声明，他临时决定和几个同学实名联署。公开信在傍晚发出，一天后，有临近毕业的学生受到压力，他们便自行删除。

几天后林子帆碰见院长，对方问他为什么发表那封声明。他回答，“我们学院作为国内著名的新闻院系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事后，导师警告他就此打住，更不要去现场。他的微博也在几天后被封禁。

民间声援以外，官方以不容置疑的声音表达了不满。在1月4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有关《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广东省委宣传部修改撤换的问题时表示，不清楚此事，并称“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也充分发挥了新闻媒体和公民的舆论监督作用。”

声援

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2008新年献词

时评人王五四刚得知献词事件时，涌入心头的是欣喜：这才是他喜欢的那个南周。但很快，这种欣喜转化成了悲哀——反抗的同时意味着南周将迎来最后的结局——秋蝉将死的悲鸣，响亮而急促。他有预感，《南方周末》不可能再办下去。

连同往日的辉煌，也不可能重现了。

他是计算机专业出身，2001年上大学时酷爱《南方周末》，梦想成为专栏作家。“看到那四个大字，就会热血沸腾，心想就这么几页，我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细。”

进入社会后，南周的概念从抽象到具体，他愈发成熟，南周的报道却日趋萎缩。献词事件爆发时，他已经有两三年没有买过南周了，“互联网上有比南方周末更吸引你的观点和评论。”

改革开放后，广州被称为最接近公民社会的地方（至今可能依然是）。外来移民的大规模涌入瓦解着传统社会的血缘亲疏，阶层跃迁不断地在这个城市中发生，白手起家的个人珍视自身权利的同时监督着政府的一言一行。

《南方都市报》原深度报道部主任陆晖曾说，珠三角的市民是当代中国最靠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的人群，正是他们造就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这样的媒体。二者的互动，又成为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

“他阅读重庆彭水诗案，因为他也时常在饭桌上痛斥官员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在网络论坛上发帖跟帖，做这些的时候，他的心底仍然有着隐隐的恐惧，他需要有人(媒体)出来捍卫现有的这一点点言论空间。”

1月5日，中国知名民主维权人士郭飞雄在广州天河区体育中心附近组织了一场聚会，参与的人在事后或多或少遭到报复。

因南周事件而入狱的袁小华也参加了这场餐聚。他在餐馆主动提出要通过举牌声援南周，表达民间独立声音。举牌的内容初定为批评宣传部门粗暴干预、呼吁新闻自由。大家一致赞成，并相互约定用微博微信转发，联系媒体进行现场采访。彼时袁小华还不会用微博，只用QQ群转发了自己要去的讯息。

他1998年从湖南益阳南下，陆续在深圳、东莞、中山各个地方工作，最后来到广州，任一家公司的部门主管。今年（2022年）见面时，他戴着黑框眼镜，身上还穿着四年前朋友送给他的红色短袖衫，衣服上用繁体字写着“不在真话中崛起，就在谎言中灭亡”。

1月6日上午，袁小华和两个朋友来到《南方周末》报社，空荡荡的门口只有三名声援者。现场的记者比活动人员多。

袁小华一只手举着“中国梦，宪政梦”的标语，一只手把花束放在门卫传达室。一群记者围上前来，他来者不拒。

好友纷纷在微博和推特上转发信息，文字、照片、音视频开始在网络上溅起水花，不断地扩散、传播。此前，也有大学老师举牌声援，但都没有得到大规模传播。他们三人可能是献词事件中的首波抗议人士。

当晚，“抢官微事件”发生了。21时18分，在协调无果的情况下，南周新媒体总监@风端微博发布声明称：已上缴新浪微博账号@南方周末的密码，对此账号即将发布的声明以及今后所有内容，将不负任何责任。

不到三分钟后，官方认证的 ID“南方周末”紧接着发布“致读者”：本报1月3日新年特刊所刊发的新年献辞，系本报编辑配合专题“追梦”撰写，特刊封面导言系本报一负责人草拟，网上有关传言不实。由于时间仓促，工作疏忽，文中存在差错，我们就此向广大读者致歉。

五个小时后，南方周末记者做出反击，以新闻职业伦理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南方周末新浪官微被迫发布“致读者”之不实声明的全过程》，还原黄灿等人一面维稳，一面粗暴抢夺官微的全过程：“在南方周末采编员工强烈要求对新年特刊出版事故进行彻底调查的同时，有关个人及方面，竟一面假意周旋，阴谋布局；一面罔顾事实，不行调查，以行政指令粗暴扭曲事实。”

一些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加入南周的声援队伍，包括有几千万粉丝的企业家李开复及文艺明星姚晨、演员伊能静。早年间的微博在承担“南周传统”——揭黑式报道的功能后，又帮助这张报纸发出求救的声音。

网友们开始自发约定第二天去当地的南周记者站声援、献花；门户网站用藏头标题打出“南方周末加油”，隐晦地表达声援；媒体纷纷在微博上用晚安暗示声援。

“这个周末，南方很冷。”

爆发

历史扑面而来，现实的戏剧性令任何大片都显得苍白。你我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观众，而是被推入其中的主角｜2021新年献词

6日下午，Tom正在朋友刘壹木的“壹舍”里喝茶，两人都热衷于关心公共事件，都和郭飞雄相识，也都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壹舍”是刘壹木在长沙的办公点，饰品大多为木质，窗户被泼上红色和绿色的颜料，斑驳的大门处张贴了一张画符。十年后的今天，这里仍然是他们的“安魂地”。

秉持着成为历史见证者的想法，Tom立马决定开车回广州。刘壹木和另一位朋友紧随其后，赶到火车站现场买票，晚上六点前赶到广州。还有一位同伴在车站临时被妻子勒令遣返。

1月7日早上，三人在现场看到超过二十辆警车驻守在报社大门前，零星的鲜花点缀着地砖。他们准备了两副口罩和一张V字面具，口罩上有一个大叉，讽刺有关部门的粗暴禁言。

现场几乎没有聚集起来的人群，大部分人只想看热闹，也有人有些意动，却害怕便衣，眼睛不住地乱瞟。萧瑟的气氛弥漫在清晨的空气中。

直到有人站了出来。“网名”染香姐姐的年轻女子是人群中第一个献花的。她后来在自述中解释：一大早我买了50朵菊花去南周门口。有人问为什么选择送花？算是一种行为艺术吧，一是哀悼死去的南周，二是哀悼死去的言论自由，第三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们用一种优雅的、文明的方式与之对抗。

一名警察拿着相机走到染香姐姐面前，她甚至拿下口罩示意对方可以拍清楚点。“我戴口罩，不是担心被秋后算账，只是想抗议他们强奸媒体，强奸民间。”

这把火将人们心中的恐惧一扫而空。他们开始在警察的注视下献花，陆续将事先准备好的横幅举过头顶，“新闻不自由，不如回家吹牛”“新闻自由，拒绝谎言”“抵制新闻审查，还我言论自由”。更为直接的表达是：我们只想要一份讲真话的报纸。

当时情景，此后十年未见。

人群簇拥在一起形成根据地后，分散在街角的记者也跟过来。“简直就是街头运动。”勇气随着人群的聚集而成倍增加，无序的人流逐渐有序。“如果没有人扎堆，可能就路过了。”Tom感到庆幸。

对于很多关心公共利益的人而言，这次上街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用行动表达自己的立场。Tom说，每个人在环境中能站出来的人，已经考虑过自己所需要承担的后果。“即使真的坐牢，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此前，广州出现过上街维权而被刑事拘留的情况。

当天下午，刘壹木接到朋友的警告，说有警察会对他们进行秘密抓捕。他和另一位朋友迅速上了出租车，赶到火车站买票回家，草草结束声援。Tom仍然留在广州。

举完牌当天晚上，袁小华在家中接到国保的电话，对方要求他待在家里，第二天就开车到他的住处，做了半天笔录，要求他交代举牌的事由和经过。

他感到庆幸，“如果是涉及组织和策划，那就不仅仅是做笔录的问题了，可能直接拘留甚至判刑。”他的担心在不久后得到应验。

直到晚上，袁小华才在网络上看到人群如潮涌的消息。他没有再去现场，因为国保对他说“他们都说是你搞起来的，你不许过去！”剩下两天，他待在家里，不时转发相关消息。

林子帆也没有去现场，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对这件事做了记录。他把南周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一些“牢骚话”记在了日记里，还做了一些剪报贴在日记本中。“相当于个人与历史之间的一次交集。”

1月8日上午，是现场戏剧化达到顶点的一天。在白底红字的“南方周末”标语旁，十来个“毛左”举着国旗和毛泽东头像从一辆中巴车下来，他们抗议称，南周发表卖国言论，是汉奸媒体，“而救国网站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网却被美国控制的官权关闭”。声援南周的人在门前扔五毛纸币予以反击。

“毛左”慢慢汇聚在大院北边，有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多为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南面声援南周的人数倍于此，但丝毫不在对骂中占上风。警察没有偏袒任何一方，从中间将两方分开。

王五四在对骂的前一天从杭州赶到广州。在现场，他看到一位年轻人站在离大门不远的花坛上进行演讲，演讲的诉求是新闻自由，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体制改革。

现场声援进入高潮之际，有上千人聚集于大院门口。Tom做了两面蓝底黄字的旗帜，分别写着“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第三天，他带着“民主中国”来到大院附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大家自发在旗上留下姓名，两米长的画布几乎没有留下空隙。

他不明白，并不是人多就有用的。就像文革伊始，广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羊城晚报》被“四人帮”一伙人要求停刊，数万广州市民在报社门前“护报”，还是改变不了它改名、停刊的命运。直至13年后，文革退场，才重新复刊。

那三天，有十几个人挤在Tom家中，四个房间和客厅沙发睡得满满当当。有两个网友是千里迢迢从外省赶来，其中一位后来也因此入狱。

1月8日，一位现场声援的人士发推特说：“因为昨天我在南周现场，微博账号昨天已被删除，今天开始楼下又上岗了，不能外出，另外下午5点要去派出所。你们能阻止我，但是你们能阻止春天的到来吗？你们能阻止民主、自由、宪政拥抱中国吗？”

很遗憾，“南方的冬天”延续至今，“春天”或许永远不会到来了。

逃亡

不要让任何人无辜而死｜2005新年献词

1月10日，星期四，2013年第2期《南方周末》，开年第二期报纸照常出版。这场剧目最终以黑盒般的结局落下帷幕，达成的协议，责任的分摊，始终没有得到公开。外界翘首以盼，却没有等到任何结果。

两天前，王五四就有过这样的困惑，他觉得当众人围在门口时，内部至少应该出来一个记者。“可至始至终，什么也没有。”他甚至觉得报社内外是两个世界：外面在热火朝天地声援，里面在井然有序地工作——好像这场声援与南周无关。

当天王五四举的标语是“南周人，放下工作，出来聊聊理想”。后来他才知道，在他们声援的几天里，南周内部已经产生分化，要求禁止和外面声援的人产生交集，防止被抓住把柄。他在理解的同时有些寒心。

事实上，从1月6日至1月8日，广东省宣领导与南周编辑部进行过几轮商谈，最终以不会再有针对报道选题的审批程序、相关宣传部门也不再审阅报纸流程制作中的清样，作为编辑部停止罢工继续出报的交换条件。

事后证明，即使脱去了身体上的枷锁，精神上的恐慌和不安仍然笼罩在南周内部。2014年8月鲁甸地震，由于中宣部要求各家媒体撤回灾区记者，南周稿件的署名部分从表明记者到过现场的“发自鲁甸”改为了“综合报道”。同一报业集团记者的报道顺利刊登，南周3000字的稿件却以“更加安全”的名义被删改成不足 1000 字的图文。前去采访的记者认为南周气节不在，萌生了离开的打算。

另一边，线下的声援迎来了最终结局。出报当天早上，Tom开着SUV载着五六人赶往现场。朋友在车上刷手机，看到现场有警察在驱赶人群，禁止聚集。

Tom在附近停了车，发现情况不对，往前多开了几步。大院门口站满了警察，他们把正在举牌声援的人强行带到广东省军区礼堂，期间并不禁止与外界联系，下午陆续将人群释放。

让人唏嘘的是，这场网络上声势浩大的运动自始至终局限于小部分的群体中。一位熟知全程的南周前记者在书中写道，“发行部门预期会洛阳纸贵，他们在各地的承印厂开足马力，当期零售印量比平时增加了差不多两倍。当发行部负责人把电话打到各地征求预订数量时，才发现事件热度的局限性，许多内陆省份的发行商诧异地问：为什么要加印？”

但南周事件没有真正抓捕一个人，只驱散，不拘留。大家误以为环境宽松了。他们还不知道，秋后的账马上要算了。

2月23日，在Tom组织的一场聚会上，16个在场的人都被抓捕，其中12人被拘留，或许是因为广州国安不熟悉Tom的缘故，他当晚便被释放。

不过Tom想得很清楚，他知道自己是策划者，迟早会查到他头上。次日连夜赶回长沙。果不其然，26日晚，警察敲开他广州的家门，妻子吓得哭出来。Tom打电话和警察说自己不在广州，让他们不要骚扰妻子。对方证实后撤离。

他接着询问律师对方会不会直接来湖南，朋友说一般不会跨省追捕。他还是不放心，跑到手机没有信号的湘西大山待了一星期。风声过去后，借别人的身份证买票去广州，把一家人接回了长沙。

3月11日，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以涉嫌“抽逃出资罪”将曾在南方报社门外举牌、演讲的刘远东刑事拘留，12月份追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起诉书指出其于2013年1月份在南方报社外吸引群众围观，阻碍民警执法，扰乱社会秩序。他是南周事件中第一个遭到报复的人。

报复接踵而至。在5月25日的一次维权活动中，袁小华在湖北赤壁人民广场被逮捕。8月8日，郭飞雄同样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拘。

直到8月16日，广州警察到长沙找刘壹木谈话，Tom觉得不对劲，推测当局会对他进行逮捕，着手操办签证。

9月17日，Tom一家乘坐跨越太平洋的航班，从广州飞往美国，当天，他刚过48岁的生日。这是他与故土的永别。

关于南周事件的定调，几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9号文件曾下达《2013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纪要》，其中提到：民主与宪政理念，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颠覆国家政权。《南方周末》事件就是明目张胆的挑衅。

袁小华说，庭审的经历大体相似，“跟现在政治犯的判决黑幕是一样的”，法院按照程序进行辩护和宣读，律师反驳是在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但法院一概不认可。

他们都没有否认自己在289大院门前的声援行动。“开庭的时候你要告诉你的社会，你的大众，这个世界是一个正义的世界，我们发自内心地支持这种良心媒体。”袁小华说到这里，声音不知不觉加重了几分。他接着补充，几位帮他辩护的律师，现在只剩一位还能继续执业。

在判决过程中，他们为之声援的对象，出具了一份盖有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红色公章的说明，“今年1月6日至9日，集团所在的广州大道中289大院门口聚集了大量人群，对集团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员和车辆的正常进出受到妨碍，为此，集团不得不开启了平时关闭的东兴东路的侧门，以分流人员进出，集团的一些会议（活动）被迫取消。”

有超过二十位南方报业的员工以个人身份表示对这份说明的不认可，但并无法律效力，对判决结果起不到任何作用。袁小华最终被判处三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监狱的日子并不好过，狱警会在约十个人的狱室里设置牢头，用牢头来约束犯人。袁小华就挨过他们的拳脚 ，“耳刮子被他们打过一二十个”。刘远东则对律师说自己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从来没有放过风、见过太阳。

这些都还能够忍受，“无非就受一点苦、吃的差一点，关在封闭狭小的空间。”唯一让袁小华觉得愧疚的是，2013年入狱后，83岁的老父亲在次年过世，他认为这与他的入狱不无关系。

对参与声援的大学生的报复也来得很快。临近校招，南周总编辑黄灿叮嘱人事部门不允许在事件中联署签名的新人加入，此举在后来直接导致新闻部的分崩离析。

关于南周事件，刘壹木的心态或许可以代表绝大多数参与者，“我们都在想，有这么多人关注，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可能？”

他接着补充，“但也仅仅是期待，能不能改变？这个是我们做不了主的。”他认为能够实现街头抗议已经很了不起了，起码现场没有立刻进行驱散，“已经给足了面子。”

人们所期待的另一种可能没有出现，但好歹，王五四说，“它（南方周末）没有狼狈不堪，或者活成自己批评的样子。”也能让大家放弃“写文章，发报道，就能改变中国”的虚假幻想，对于那些坚守至此的战士，或许就是最好的结局。

没落

时间之矢已无法倒转，世界再也回不到从前｜2022新年献词

见到刘壹木的时候，他穿着灰色的外衣，抽着云烟，烟雾缭绕在身旁。比起照片上的凌厉，他苍老了不少，锐气不再，头发几乎快掉光了。街边广播的声音透过五楼的窗户喊着“长沙人，正能量。”

目睹人们不远万里去现场声援南周，给刘壹木留下了“震撼”的印象。2014年年初，他发起《这是长沙人》的纪录片拍摄，希望通过采访八九一代、律师、大学生、公民记者、贫民等各个阶层的对象，记录生活在长沙的典型人物。

《这是长沙人》进入后期剪辑后，国保上门向刘壹木强硬地索要采访素材，要求观看其中的内容。此前，他已经被警告多次。他将素材交给他们，拿回来时，发现其中400GB的素材内容完全被删除，只剩一个大学教授的自述。

此前，两个朋友来他家聚会，整栋大楼被几十个全副武装的特警包围，三人都被带到派出所问话。

2013年底，因为发觉政治空气敏感了不少，他开始逐步退出公共领域，“尺度和胡温时期完全不一样”。他有预感，“可能（再参与）就要进去了”。当地派出所民警告诉刘壹木，他正受到严密的监视，劝他不要惹事。他的名字一度被列入长沙公安部的名单。

他已经算得上幸运，几年间，献词事件期间活跃的朋友有超过50人入狱，其余大多选择出国。Tom说，当时关系亲近的朋友，只有刘壹木没有入狱。

刘壹木说，南周对他的影响持续至今，“每期必买”是他回忆时的常用词汇，即使几年不读也不影响其在心目中的地位。

直到2021年初，湖南益阳养老院暴雷，一名老人跳江自杀，刘壹木因为母亲的缘故跑去当地做志愿者，给各大媒体爆料。

南周的记者联系了他，他有些兴奋。也不只是南周，各地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在联系他。他将信息给予所有联系过他的媒体。最终，大部分媒体发了稿，只有南周记者没有来到现场，也没有发布报道。

“有点失望，也有点遗憾。”刘壹木抽着烟，吐了口烟雾，缓缓说道，十几支烟头夹杂着烟灰落在旁边。

时至今日，当年参与声援的人已经很少看《南方周末》了——这是婉转的说法——去除掉偶尔在朋友圈刷到的分享，应该是一次都不看。

一位南周的前编辑撰文回忆，“《南方周末》已经沦为一份极其普通的报纸，我已经许久不再看它，连在朋友圈里的链接，都不愿意点开。”

尺度当然是首要因素。整肃之后，纸质媒体几乎失去了舆论监督的能力，成了地地道道的官方喉舌。南周的外部审查乃至自我审查越来越严苛，即使还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也只是微弱的呼唤。

另一个因素是技术。Adam刚上大学时，连电脑都要在特定的地点使用，毕业后，手机移动阅读得到普及，阅读习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传统媒体的忠实读者们，慢慢地离开了这份报纸。

南周事件不久，微信迎来公号增长的爆发期，日思夜想在媒体上刊发评论的王五四，凭借辛辣的风格收获一大批自媒体粉丝。没过多久，他便被监管部门盯上，三番五次被删稿、封号。有时为了文章存活得久一些，他有时会刻意回避敏感话题。

传统媒体所遭受的一切在他身上重演，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浮在上空：要么自我阉割，要么玉石俱焚。

王五四选择了后者。2015年结婚前，杭州国保找到他的未婚妻，“给你讲一讲王五四鲜为人知的一面”，希望阻挠两人结婚，眼看对方说不动，转头又去做未婚妻父母的工作；再往前，他曾经因为撰写三篇涉及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传唤。

“南方周末已经死了”，王五四说，近年来的新年献词刻意营造温暖，想告诉大家社会的美好。可“鸡汤已经馊了”，再也看不到对自由的向往。

“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又惹人嫌弃了，话不好好说，不敢好好说，却又很想说点什么，以此维系自己当年社会脊梁的形象……”几天前，他在“年终悼词”如此写下。

南周或许还在，但他们心里的南周已经死了。

2016年底出狱后，袁小华在广州的报刊亭零零散散买过几期《南方周末》，简单浏览一圈，没有发现以前那样有价值和吸引力的内容，于是再也没有买过。被落下三年半，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些陌生，不久前才在朋友的帮助下注册微信。

在广东待了不久，因为无法正常工作，也没有收入来源，甚至被逼迫退房退租。他回长沙待了一年，同样遭到逼迁，最后回到老家益阳，在乏人问津的地方开了一家小饭店。

“以前在广州活跃的人通通被逼回来了，基本上被赶回各自的老家。”他的店铺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门前张贴着招租的广告牌。

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出国，但袁小华坚决留在国内。他觉得自己终将看到社会转型的那一天，“爆发的所有因素都已具备，仅仅差一个导火索”。

毕业后，林子帆继续读博，最后留校任教。他还笃定地认为新年献词事件将来会成为新闻史上值得研究的事件，“当下肯定是不行，但未来肯定会的。”

而据他的观察，现在毕业生想做记者的屈指可数。现实的压力、环境的逼仄，让很多同学不敢奢谈“新闻理想”。

南周事件是分水岭，透视出另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几乎成了新闻自由绕不过的门槛。回顾历史，它标志着中国新闻的边界与尺度日趋缩小。“可能是南周事件之后再无新闻。”刘壹木认为。

南周事件以前，广东省宣和南周内部的领导大都是从广州本土或南方报业集团成长起来的。事情发生后，省宣系统的负责人和南周领导开始从中央空降。舆论生态与此前相比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回过头来看，当时在言论方面还是比较自由。”Tom感慨。刚到美国，他一句英文都不会说。一开始，他借住在印第安纳州，住了一个半月，因为华人太少，跑去洛杉矶，陆陆续续做过餐饮、快递、工厂、外卖员。

他已经很多年没做过体力活，之前在广州经营公司，也算得上是中产。所幸他从农村长大，吃得了苦，“比他们幸福多了，至少是自由自在的。”

到洛杉矶后，还有国安在骚扰他的家人。几个月前，Tom梦见他把来抓他的国保杀了，“都出来9年了，内心里的阴影还没消除掉。”

“现在回头来想，我这辈子总是在逃。”Tom叹息。他在六四事件后逃出北京、逃出广州，最后逃出中国。

当年声援南周的广州大学校媒《新闻窗》（后改名“窗外事”）在2022年记者节迎来最终的消亡，“‘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像是一个老掉牙的口号。在一个不对调查记者抱有幻想的时代，我们认为现实是，即便是把号运营下去，也不再有任何意义。”

大约是20年前，林子帆还在县城中学读高中，滞后两天才能收到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同学们一下课就要往校门外冲，因为“去晚了就买不到报纸了”。几年间搬家陆陆续续扔了不少读物，但读过的报纸陪他辗转几个城市，留存至今，上面保留着当年的批注。

也就在几天前，林子帆偶然翻出来一张用胶卷相机抓拍的照片。那是新世纪初，中国刚加入世贸不久，没有人预见历史的河流会出现回流。那也是纸媒的黄金年代，隔几百米就有一个报刊亭。“虽然也有管制和约束，但远没有现在这么细密。”

照片的内容，是在2002年前后的某个冬日，他提着十几块钱就能买到的一大袋零食，脸上充满了笑容，身后是宿舍里敞开的衣柜门，上面挂满了《南方周末》。

回忆往昔，被剥脱的感觉再次涌上心头。“可能像我们这些人声援它，也是对自己青春时代的一个致敬。”

后记：那一日

历史不会浓缩在一个晚上，历史又常在一夜间被改写｜2023新年献词

Tom出生在典型的党员家庭，父亲一辈有八个人，六个是共产党员。

他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教育，压抑而重复，小学语文课文仍然篆刻在他的脑海里，“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第四课是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第五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一台使用5号电池的短波收音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2岁的时候，他听到邓丽君唱的《甜蜜蜜》，“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这么好听的歌。”节目的名字他至今记得清楚——《中央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此前，他一直听的是样板戏。

但所有的内容都不能对其他人讲，更不可能和长辈说，“大人知道了，他会觉得你这么小，你就反党”。收听敌台，也是当时的罪名之一。而他能听收音机，得益于父亲是公社最早的党员。

从那以后，每天晚上十点，他准时守在收音机前。他知道外面有一个叫自由世界的地方，那里的人可以随心所欲，可以讲自己想讲的话，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大学毕业后，他终于来到北京。

那是1989年某个夏天的中午，25岁的Tom正准备去昌平找妻子。交通几乎完全瘫痪了，公交车、地铁轮换着坐，走走停停。

还在上高二的袁小华下课后跑到校门前，看着游行的青年学生们戴着红色发箍、扎着头，从上锁的学校门前经过；20岁的刘壹木带着同学开五四座谈会，听闻事变后，他们上街游行。事后，他被父亲扇了一耳光。

从地铁站出来已经是下午，两节车厢的公交车堵在十字路口，路边的小店把汽水和啤酒一箱一箱搬在门口，一辆坦克在街边熊熊燃烧着。群众赤手空拳在阻拦军队前进，群情激愤地喊，“挡住他们，不要让他们去杀学生。”

枪声响了。

应受访者要求，林子帆为化名

噗玼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