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酸治国是如何失效的？一场没有回头路的表演

没有人能确切讲出目前中国的疫情有多严重，中国国家卫健委在12月底表示不再公布染疫数据统计，此前他们报告全国两周内仅7人死亡的数据曾遭到广泛质疑。据《金融时报》报道，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卫健委的官员估计，在12月的前20天里，有2.5亿人被感染。

当中国在12月初宣布取消核酸检测、并于1月8日开放国境后，包括美国、日本、南韩、印度等国对入境的中国旅客提出了核酸检测的要求。在社交媒体，有网民愤怒地表示，“我们刚刚放开，他们就出这种政策，这还不是故意针对？”还有大量网民提出中国也应实行对等措施（入境中国的隔离政策直到1月8日才取消），甚至要求拒绝这些国家的人入境中国。讽刺的是，将核酸检测视为一种侮辱的中国大陆民众，已困在核酸检测程序里近三年。回看中国过去三年的核酸治国，浪费了数以万亿记的公帑、将体制内外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不但没有实现所谓清零的目标，更没有为进一步放开做任何准备，沦为一场劳民伤财的表演。

毫无准备的感染海啸

早在中国取消全民核酸检测之前，用核酸检测构筑的防线已经失守了。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病毒学专家金冬雁一直紧密关注中国大陆疫情，他判断12月7日“新十条”发布之前，北京的社区传播就已经爆发了。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一条已经删除的微博中也透露，11月底北京已经接近静默，“一句话，就是控制不住了。”

12月29日，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就中国疫情防控是否放开太快作出回应。梁万年表示，现在的调整是恰当的、科学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国防控实际的。金冬雁说：“梁万年的意思是，我们不想拉平曲线，我们不想压峰，我们想让峰高一些。”

金冬雁告诉端传媒，他原来预测中国大陆会像新加坡和台湾一样，保留一些防疫政策，做好准备，逐步放松。“台湾跟新加坡的做法，对医疗、对（减少）死人都是好的，但是不好的是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一个相对（感染）高位。台湾从5月到12月一直就没挺过去，一直没有累积到足够的感染者。”他说，新加坡也是经历了多次感染高峰，“现在看一清二楚，中国就是一波过。”

“你在完全有条件做更好的情况下，你不去做好安排，特别在一个已经发生了相当程度感染的情况下去完全开放，我觉得很糟糕，这是人命的问题。”金冬雁说，“从最良好的愿望出发，可能是想这一波的峰足够高，所有的人都免疫了，我们在悄悄中群体免疫算了。”

12月29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流行病学专家曾光估计，北京的感染率可能已超过80%。疫情快速传播的同时，浙江、重庆、安徽等省市的官员均表示无症状和轻症感染者可以正常上班，许多医院倡议医护人员无症状坚守岗位，甚至发出威胁，“不上就是旷工”。

根据八点健闻的报道，北京一位急诊科医生表示，医院本来还在严格遵守“三天两检”（三天检测两次核酸）等要求，突然“新十条”发布，核酸阴性准入等防控措施都取消了，他们此前完全不知道要如何“放开”，也没有做任何部署，不到一周时间，巨量的患者涌入发热门诊，许多医生感染了也只能继续上班。上海仁济医院31名医生只剩4名未感染，护士也感染了60%。

金冬雁批评如今医院不再做核酸和抗原的做法。他说：“感染者跟非感染者一定要区隔，不区隔就院感了。你要医护人员又带病上岗，他只要传给几个病人，这几个病人全是高危的，到时增加压力的还是医院本身。轻伤不下火线还有意义吗？”

与此同时，遭遇感染海啸的民众，也开始抢购抗原检测试剂。一份抗原的市场售价由3元快速涨到16元甚至更高，依然被抢购一空，药店和网店一直处于没有现货的状态。一些需要做核酸检测的人，也到处找不到核酸检测点。

而不到一个月前，核酸检测点还是中国城市最常见的公共设施，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是民众每天都会用到的通行证，不做核酸的人甚至会被训诫、纳入征信、影响上学甚至拘留。

常态化核酸，动态清零的最后一招

在南方某市疾控中心工作的姜晃告诉端传媒，“新十条”出台后，他们做流行病学调查（下称“流调”）的队伍已经解散了，如今他们也缺乏疫情数据。姜晃向端传媒介绍了防疫模式从追踪感染者和密接者，到全员核酸检测，再到常态化核酸检测的过程：

一个人去医院看发热门诊，会被要求先做核酸。晚上核酸结果出来了，发现是阳性，医院会报告给疾控和街道。区疾控就会去病人家里把他带走，街道社区的人、公安的人也会去。流调员会在一个小时内问清楚他的行程轨迹，疾控再去他去过的地方，根据监控和现场环境划定风险区，确定哪些人是密接者。密接也要隔离。

姜晃指出，公共卫生上是没有 “次密接”这个概念的。“但为了保证动态清零，政策的推行者会在我们画的圈之外再画几个圈。公安会提供一份名单，是阳性去过的地方，这些人的手机信号在这个时间范围也去过这个地方，我们要再给这些人打电话，很多学校的老师会被叫来做这个工作。疾控和公安再决定给不给这些人赋黄码。”姜晃说，疾控赋黄码是基于流行病学的规则，但是赋码还有行政干预，比如专业意见觉得只需要给一层楼黄码，领导担心风险外溢，就给上下两层楼都赋码了。

行政手段海量赋黄码成为防疫的常态，今年11月，云南省曲靖市给17万人赋了黄码。根据不同城市的防疫政策，得到黄码的人会被限制进入公共场所，需要做一次或多次核酸之后才能变回绿码。

到今年下半年，流调工作的负担变得很重。姜晃说，他们和公安通过视频监控查看阳性感染者的行程，是依靠衣服特征人眼辨识的，虽然公安有人脸识别技术，但速度非常慢，识别率也不高。“流调员都是通宵工作两三天，有人猝死的。”她说，后来推出的场所码和电子哨兵，是为流调工作节省力气。

“公共卫生学上流调是允许有漏网之鱼的，传播开了就再做流调。但是行政上是不允许有漏网之鱼的。”姜晃说，原来的黄码很少有感染者，但下半年开始出现很多黄码也被感染了，流调赶不上病毒的传播速度，为了清零，就必须依赖行政手段了。她说的行政手段是指封城和全员核酸。“常态化核酸是为了清零政策，做核酸就是为了弥补流调做不到的地方。”

中国第一次做全员核酸是2020年5月武汉的“十天大会战”，最终在19天内检测了超过1000万人次的核酸。之后北京、新疆、内蒙古满洲里、大连、河北石家庄都做过全员核酸检测。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员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对核酸检测的速度提出了要求。此后，发生疫情的城市几乎都要进行多轮全员核酸检测。

据《中国新闻周刊》在2021年1月的报道，深圳博德致远公司CEO杨奇贤表示，业内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结论：无论技术如何改善，由于种种原因，漏检率可能仍会高达20%~50%。因此，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增加检测次数。

2021年的全员核酸检测，仍然是运动式的，筛查结束后，市民出入公共场所并不需要核酸阴性证明。直到2022年2月，深圳推出15分钟核酸采样圈，至5月份在全市设置了3500个核酸点，其他城市也跟随。2022年4月5日，深圳开始常态化核酸检测，要求市民出入公共场合和搭乘公共交通须出示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6月24日起，检测时限进一步缩短至48小时。一些商场、大厦、餐厅、小区甚至要求出入者提供24小时内的检测结果。常态化核酸最终被大部分人口较多的城市采纳，做核酸因此成为2022年中国人的每日活动，没有核酸寸步难行。

遗传学博士，现在药企从事免疫学研究的科普博主@生物狗Y博 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感染者会有潜伏期，过了潜伏期才有症状，跟抗原检测相比，核酸检测可以在潜伏期就找到感染者。此时，没有症状的感染者已经具有传染性了，因此，如果要清零，就离不开核酸检测。“社会面即便不是急剧增加，只要零星出现，筛查就没法停，导致筛查频率也越来越高。最终必然以反复的全员核酸收场。”文章写道，如果要用抗原替代核酸，前提是不再追求清零的目标。

在精准防控宣告破产之后，核酸检测成为动态清零政策的最后一招。2022年6月，上海封城接近尾声时，国务院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防控方案（第九版）》，授权发生疫情的县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9月，国务院卫生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于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要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实际上，许多没有疫情的城市，早就开始了全员核酸检测演练，到最近几个月，有的城市甚至实行了“一天两检”。

红二代写手兔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形容，《第九版》把核酸作为防疫基础设施。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今年5月表示“常态化核酸就是我们的武器”，他写道，有如此大规模的核酸能力，再出现大规模疫情爆发的可能性已经基本排除。

做核酸的日子

曾毅在深圳一所小学当保安，在12月之前，他最重要的工作职责就是查验核酸。有次曾毅没看核酸结果就放了一个老师进去，学校安全处主任在团体码看见这个老师只有72小时的核酸结果，把曾毅大骂了一顿。团体码是广东推出的防疫工具，比如班主任可以在团体码中看见全班学生及其家长的健康码状态，楼栋管理员可以看见所有住户的健康码状态。

曾毅觉得那段时间核酸是学校里最重要的事。11月有一个学生，因为前一天没有测核酸，第二天上课期间就被赶出学校了。“拿着请假条出校门，去做核酸，下午结果出来再回来上学。”曾毅向端传媒介绍，学生不能带手机，他们都随身带着一块牌子，上面印着他们的健康码，每天下午两点在学校排队做核酸时，就拿着这块牌子给工作人员扫描。“前一天他那个牌子估计丢了，就没做核酸。”如果是家长要进入学校，需要查验连续三天的核酸阴性证明，为此常常有家长在和学校保安起冲突。

在北京读研究生期间，年年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5月时她被封控在学校里两个多月，一开始是抽检核酸，后来变成每天全员都要做核酸检测。有一天抽检学号尾号，抽到的人需要去做一次核酸。她一大早就起床去做了核酸，接着就回宿舍睡觉，睡到中午的时候，她被同学叫醒：“辅导员找你都找疯了。”原来是辅导员要求检测完的同学在群里接龙，她睡过去了没有看到消息，辅导员以为她没做核酸，到处找她。辅导员在电话里大骂了她一顿：“你知道你这个行为影响我多少工作。”

核酸检测无远弗届，中国网民不时对政策的执行发出嘲讽，比如吐槽偏远山区和人烟稀少的草原上，也有“大白”骑着马翻山越岭，一个不落地做核酸；比如吐槽有居委会宣传自己上门背残疾老人下楼做核酸。

不做核酸随时需要付出代价，不少大学生上网搜索未做核酸写检讨书的范文；上海一个街道给辖区居民发信息，威胁没有完成三天三检的人，将影响出行和个人征信；吉林四平市规定，两次以上未参加核酸检测的，依法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500元，纳入失信人员名单，在媒体上进行公开曝光。

对于做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份工作也从随时被人感谢，变成了一种折磨。由于规定必须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工作，夏天常常会看见“大白”一边靠着冰块，一边给居民做核酸，由于流汗太多，整件防护服已经紧紧贴在身上。宣传部门要赞美核酸检测员，也只想得出“通宵单手拧管2000余次”这样的说法，与此同时，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每当有核酸检测员分享自己的工作，常常会得到冷嘲热讽，“可以做点别的工作”。

住在深圳的周厚行用两个例子向端传媒表达了自己对核酸的愤怒。他有一次健康码被变成黄码，原因是他去过的核酸检测点有阳性感染者。“我为了保持绿码去做核酸，因为做核酸你给我黄码，然后要求我去再做一次核酸把码变绿，这样对吗？”他说。另一次，他持24小时核酸结果回老家，被医院拦在门口，因为医院只认老家的核酸点做的核酸。他有一次在核酸点跟邻居吵架，质问对方“你愿意一辈子做核酸吗？”对方说：“如果国家需要我做一辈子，我就愿意配合。”

“他们是自己叙事的囚徒”

德国耶拿大学博士、社会学者许辉用“表演”这个概念来理解常态化核酸。他向端传媒分析，“中国不管做什么事情，他要运动，运动的过程中要让别人看到你的表演。比如洪灾或者地震，部队进去救灾，可以看到很感人。地震是可见的，但病毒是不可见的，核酸就像荧光剂的作用，把病毒显性化，然后再去表演。”

许辉说，在健康码上显示核酸结果，是把权力给显性化，让人感受到没有这个东西你就寸步难行。核酸码的存在，让每个人都要自证清白。他认为，因为病毒清零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国又发明了“社会面清零”这个概念。“当你发明了这个词之后，你就可以把那些你判定为携带病毒的人从社会清除掉，一开始还可以给他们一个好的酒店，越来越多感染者的时候，随便一个集装箱就扔进去了。”

他认为中国把整个社会动员起来做核酸所呈现出的秩序感其实很脆弱，背后是一种混乱。许辉说，疫情初期，他和一个德国人讨论，为什么德国做不到像中国一样防控。那个德国人告诉他，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而是一个准军事的单位，随时可以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

许辉形容这是一种建立在绝对命令的基础上的工业斯巴达，比如培训法官和检察官去基层做核酸，让医生去高速公路的卡口拦车查行程码。“你需要花很多的资源来维持这样的体制，一旦当你没有钱的时候，这个秩序很容易一下子就垮掉了。”他认为“新十条”出来之后，中国一下子撤掉了所有的防疫措施，就是这种崩溃的体现。

“做核酸的表演是不计成本的，今年基本上把财政都消耗完了，我相信内部的经济数据已经差到极点了。郑州富士康的逃亡事件后，苹果决定把生产线撤出中国，这事情对经济是灾难性的。”许辉说，这种表演式治理的问题是没法停止，只能把核酸做下去，不做就没安全感，做了也无法清零。他引用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分会会长Jorg Wuttke的说法，“他们是自己叙事的囚徒。”

核酸检测产业的乱象是2022年下半年中国坊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石家庄、昆明、内蒙古、北京等城市相继有核酸企业被通报存在核酸检测结果造假的问题，引起民众对核酸检测可靠性的疑虑。11月，几家核酸企业寻求上市的新闻引发了众怒，许多网民网友认为，核酸企业依靠疫情中民众的受苦谋取暴利，还有人认为，只要核酸企业可以继续赚钱，疫情就不可能结束。

11月29日，一则视频在网络引起热议，疑似是在某核酸检测机构内部会议上拍摄，有人教授如何伪造核酸证明，如何应付流调，及如何为方舱医院拉“客户”。

重重乱象几乎让核酸检测失去公信力，在11月底民众纪念乌鲁木齐大火逝者并要求放开管控的示威活动发生时，许多小区的居民也不再相信检测出来的阳性结果，他们要求彻查核酸机构并重新检测。对核酸企业的普遍不信任，也成为压垮核酸治国高压政策的其中一根稻草。

“最后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你之前一直在宣扬阴谋论，说mRNA疫苗没用，结果大家什么都不相信了。”许辉评论。

许辉说，除了经济层面，学生的抗议在政治上也给了清零政策一击，这显示民心也已经忍耐不了了，社会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他用“硬着陆”形容中国的突然放开，资源耗尽后被迫放开。在11月底出现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不要核酸要吃饭/资源”是一句出镜率极高的口号，反对动态清零政策的人，敏锐地对准了这个政策的基础——核酸检测。

关于从层层加码的常态化核酸突然转到没有任何防控措施，许辉说这是中国政治的常态——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没有中间路线。

“体制运作的逻辑就是一定会层层加码，因为下面要避免出错，避免被问责。这10年来过于强调讲政治，强调看齐意识，导致整个官僚体系没办法做事，抓不准最上面需要什么，下面的自主性逐步失去，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就只做上面文件要求的事情。上面说光盘行动，就一窝蜂搞光盘，说厕所革命，就一窝蜂搞厕所。”

政治学博士八猫也对端传媒分析，不管常态化核酸有没有用，这是地方官员避责的最后手段，“我已经每天都做核酸了，什么手段都做了，还是有疫情，你还想我怎么样？”

核酸崩溃之后

金冬雁一直是常态化核酸的反对者。他说，问题关键在于清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在奥密克戎时代，病毒总是跑得比核酸检测更快。“感染者潜伏期的前两天传染性最高，怎么防都是防不住的，所以全民核酸要测几十次才能起到一点效果。你非要清零，这叫堂吉柯德大战风车，和自然规律作对。”他说，早期常态化核酸看起来成功了，这是一个假象，传播率低的时候，做不做检测都不会爆发。

另一个导致这一策略失效的原因是“混检”，中国的常态化核酸检测，通常把10个人或20个人的样本放在一起检测，以节约时间。金冬雁解释，打过疫苗的人，病毒含量相对较低（核酸检测CT值比较高），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本来就不够灵敏，10个样本混在一起检测之后，灵敏度更低，很多感染的人就检测不出来。

科普博主@生物狗Y博 也提到，当疫情爆发后，人群中阳性的人越来越多，10混1或20混1每次都有阳性，必须单管重做一遍，就让混样不再可行。“一旦不能混样，实验这边的量直接增加10倍可能都是低估，检测机构根本不可能对付得了这样的工作量。”他写道，这意味着常态化核酸宣告破产。

@生物狗Y博 建议，疫情爆发后，应该用抗原替代核酸。这也意味着防疫逻辑的改变。“使用抗原不是为了彻底阻断传播，而是为了满足检测需求——比如老年人有症状尽早测了可以确诊求医，以及减少部分传播——测了阳性自我隔离，即便之前可能也有传播，至少隔离后是减少了进一步传播。”

金冬雁对端传媒说，清零是一定会破产的，但不清零并不意味着不能降低病毒的传播速度，香港的经验证明感染者居家隔离，也是可以让感染者从每天七八万的高峰下降到每天几百，并不需要把人都拉去方舱。但这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有所作为。

“没人叫他这样开放，我们叫他要在春暖花开、城市室温在20度以上的时候放开，而且我们要他批准辉瑞的mRNA疫苗，我们要他大量储备抗病毒药，而且免费派给有需要的人，医院里储备大量抗原检测试剂来代替核酸检测，他们一样都没做，就给放开了。”

常态化核酸取消后，不少中国民众陷入了无助、恐慌甚至愤怒之中。一个妈妈在微信群说，不做核酸之后，她不太敢带孩子出门了，因为不知道谁是阳性。另一个人提醒她，“前两年我们都不做核酸也好好的。”一个每天都在小区做核酸的大叔说，不做核酸后有一些不习惯。还有人痛斥举白纸要求放开防疫管控措施的年轻人，认为他们应该为老年人的死亡负责。

金冬雁说，这场感染海啸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永远不会承认他死了很多人，无论是新冠死亡还是新冠相关的死亡，都不会承认的，历史就这么抹过去了，最后又伟大胜利了。”

12月24日是中国国家卫健委最后一次通报疫情数据，那天通报了4000多例确诊，这一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数据不被人们接受。第二天，卫健委宣布不再发布感染数据。与此同时，在奥密克戎席卷过的地方，医院和殡仪馆成为最忙碌的地方，很多人无从得知自己是否感染，在无法获得医疗援助和药物的情况下硬撑着康复或死去。在广袤的农村，大部分村民在两周内“感冒”、发热，但很少人知道“奥密克戎”，也没有人提“新冠病毒”。中国媒体形容这是一场“无声的风暴”。

应受访者要求，姜晃、年年、周厚行、曾毅为化名。

实习记者莫然、蒙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