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原乡流浪，内心流亡

【编者按】：编辑过程中，编辑想起来是三位女性在讲自己的乡土和离散思考，其中一位还带有性别视角，因此决定把稿子也放入“女人没有国家？”专栏。[“女人没有国家？”][1]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名字源于伍尔芙的一句话“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们保留了一个问号，希望能从问号出发，与你探讨女性和国家的关系，聆听离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经验。

2019年后的香港，和2020年后的大陆，都经过了历史上的分水岭。我们听到的一个问题变多了，你还要不要留在故土，要“去”还是要“留”？能思考这个问题，当然与人们的流动资本有关，但它也指向一个本质是，所谓“故乡”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让人开始思考这样的抉择？在成长的土地上流浪是怎样的感觉？另外在怀念、不舍或无感中，我们如何看待未来的栖息地，还是否需要一个落脚之地？

##殷予，一直在流动

###故乡

我在城市长大，从父母的父母一辈，就一直在流动：外公外婆从遥远的海岛分配到大西北做支援工作，父母小时候就看过了各种上山下乡，父母通过读书去到一个大城市定居，我就在那里出生长大，我们三口之家脱离了所有的亲戚，在这座城市里相依为命做新移民。爸妈打下了在那地生活的根基，读大学时我却挣扎着离开家人羽翼，一直到后来来了香港。在我能跳出自己的小世界，有心去深入认识和了解一座城市的肌理时，那座城市已经是香港。

但我迷恋“乡土”。费孝通写“乡土中国”，这个书名已经满足了我对乡的想像——乡和土地是离不开的，土地是一种原始的产权，也是最初的生产活动和生产关系诞生的地方，城市人从土地上向外流动出来，常常自诩高人一等，却忘了乡土的根基。我的祖籍，一个海岛，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乡土社会，大年大节，城市里几乎都是空的，所有人都回到乡下过年。我经过过太多次那样的公路，从高速下来，走入两边都是丛林的柏油路，前面一辆车在一个路口突然转弯，不见了，又一辆车转弯，不见了。它们转入密密麻麻的树林，转入了故乡。

也因此，乡对我自己来说，却是碎裂的概念。我所长大的城市，真的能叫“乡”吗？当人们跟我说起“故乡”，我依然想起的是所有家人所来自的一片莽原，然而那样的一片莽原又何尝不是我每几年才会回去一次、旅游景点一般的地方呢？我去过中国南方的、中部的、北方的乡村，景观人文大不同，那么多元的中国土地面貌，难道能统一地被称之为“一个乡”吗？或许，“故乡”本来就是相对的，当人们离得越远，它就越抽象、越简洁？

了解土地、了解供养自己的地方，在发展主义和保卫故土权利的平衡中，后者让我感到更多亲近。我觉得，能知晓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被搭建起来的，而不是把自己和社区的权利拱手让渡，才是真的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如果故乡就意味着根基的话。我慢慢明白我既不能把海岛称为乡，也不能把长大的城市称为乡，因为我对它们了解缺缺，事实上也早已不在那里生活。

只不过流离在外，制度常常需要我有一个故乡。所以我依然会在表格上填写那些地名。而如果要说我“来自”，“来自中国大陆”总是客观的。然而以2019年作为一个时间点，我对大陆的感受也更加五味杂陈。如果说此前我还觉得自己跟大陆生活没有太多断裂，19年的香港运动，却让我深深感到被“祖国”背弃。被背弃的感觉是，“祖国”彻底地把持有跟我相似政见的人划为“敌人”，舆论机器和对香港一点都不了解的人们，开足马力给我们冠上不堪入目的攻击和罪名，我曾经还关心它、批判它，但它不爱我，它不在乎我的过去，不在乎我在那片土地上思考和深爱着什么，它只想定调2019年所有找到了自己根基的人们。

我让自己承认，我早已经开始流浪，并且从2019年开始失去了故乡。

直到封控抗议又带给我一点点变化，我能共感到人们的艰辛和不满，能共感到人们开始站起来保卫自己的生活权利，保护自己的家和家人。我看到了离散在海内外的女性和酷儿，我觉得我们至少共享了一种价值观，就是保护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让自己的社群和家更安全。我依然无法再用故乡去称呼中国，一个大的地理概念似乎总是和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现在，“社群”这个概念，开始比“故乡”更重要。

###我城

刚刚逝世的香港作家西西，发明出“我城”这样温暖的词。能对一个地方产生本土认同，并且世世代代构建自己的认同，是一种幸运。香港其实一直被称为移民之地，来去自由，我在这里九年，前五年也是这样的感觉——香港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但是我已经看到了这袭华美梦想下的虱子，正在把袍子咬得破败不堪，我还要去哪里呢？

现在想来，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的“落地”，我依然悬浮，悬浮在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两头不着边，说是桥梁，其实是蛮辛苦的夹心饼。对我自己来说，我也没有找到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你看我在这里不过租赁着一个小小的房间，房东再好，过了死约期也随时可以让你离开；我的家人全都不在，朋友们也都在来去。独自流动的状态太久，我已经习惯了面对关系的新建和渐渐平淡。

但2019年之后我“落地”了，其实我的状态没有太大的改变，房子依然是租的，家人不在，朋友来去。但我感受到这座城市迸发出的强大的能量，而我是其中一分子。更多人开始挖掘这里的美和人情味，不再只是海报上的狮子山，而是黑夜中莹莹手机光，是一棵百年老树，一块花砖。我徒步走过港岛的许多条马路，在它无法通车的时候，我记得马路上光秃秃的样子，而我仿佛一头开荒的牛，把每一寸丈量。我记得无眠的夜，为这个城市和人流过的汗和泪，野火般的愤怒，不认识的人互助时的光。我记得天上下雨，下铁。我结识了一班朋友，和他们看电影、讨论、喝酒，从更深处看此城的脉络。我了解ta们的苦与甜，我找到自己在这里的战场。你问我，我可以数出这个城市过去四年的勇敢和落寞。

我们不再问，谁是香港人，我们开始问，什么是香港。

尽管，香港如今“已不再是我地头”，面貌变化之快，不过是让我加速再一次体验了“故乡”失落的过程。朋友们开始面对的是去还是留的问题，“我城”正在变成“忧郁之岛”，不变的是，人们仍然像年轮、像水印一样，一圈圈填写和积压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新的理解。

我看到，离散是一种状态，它还是以“我城”为核心，地理上的远距离未必意味着人们完全的失散。人们在重建，在争吵，在灰心，在整合。在异乡听到粤语，我也不自觉地上前相认。“你是香港过来的吗？”“我也是欸，真巧，现在回去0+3（隔离政策）了。”说粤语的可以是加拿大人、美国人、英国人，独独，是香港人的亲切。

一路上我也在思考“乡愁”，有些图景格外能引起乡愁，对我那是夕阳、大海与高大的棕榈树——或许是因为我来自的、成长的、向往的，始终是海岛。但在我生病躺在异乡的急诊室里时，我还是想起具体的香港，我想饮粥。乡愁有时是一种体感和情感上的连结，或者我想起了一些人，也想起了在那个空间里的我自己。

不管在哪里流浪，至少现在，香港都会是我有归属感、想回去的地方。

###原乡

让我着迷的还有另一个概念，“原乡”，她似乎可以脱离“地方”的桎梏，真正成为一种被价值观、精神所滋润壮大的东西。“原乡”似乎可以根植在任何地方，可以根植在任何种样子的心里。比如，香港人说去日本旅行是“回老家”，我相信那里的生活是有一种香港所不具备的特质和吸引力。大陆也有“精神日本人”“精神欧洲人”等等，抛却国族主义者给这些名词泼的脏水，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生活方式、氛围、食物、味道甚至文化，能给人的影响其实是可以很深远的。

我想这是在本土认同之外，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认同，它关乎的还是自己想要一种怎样的存活于世的方式。比如我喜爱日本小乡村的静谧安详，喜爱台湾兰屿的宽阔大海，我对土地运动、农业、离岛莫名亲近，那是因为我一直有感于土地与生命、劳作与资本积累、山野与海洋的结合。

白先勇曾一直寻找自己的故乡，直到半百后开始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他才渐渐了解：“我做昆曲、做红楼梦，我最安心，最踏实。我的认同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它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心灵上的故乡。”

或许对于未来的我们来说，原乡才是目的地，是永远都不会离开太远的地方。

##其微，内心流亡

###流动的终点

我从小对故乡的概念很淡薄。学校手册上的籍贯一栏，我笨拙地模仿大人填上广东，可我对这块土地没有半点印象——父母亲的出生地，就是我的故乡吗？因为出生和成长于香港，罗湖以北之境对我来说很陌生。父母亲总是带着弟弟返乡，与同村的远房亲戚见面吃饭，我很少参与探亲，也很难想起几个大陆亲人的脸孔。如果我从来没有跟她见上几面，她还是我的乡吗？

我对她仅有的认知，就是家乡在城市发展的买卖交易中，被彻底地改头换面。另一个几近模糊的记忆，便是父亲领着20岁左右的我回乡处理家事。我俩沿地铁线路一路向北，在罗湖站掏出回乡证过关，乘上有点陌生却又是同一间公司经营的深圳地下铁，最后换乘公车，前往家乡所在地。我唯一特别有印象的，是那里发展得密麻麻的住宅群，以及一个伫立在滚滚沙尘中的公车站。

我的父亲开朗幽默，唯独对自己的迁移史绝口不提。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在农村出生，年少时因为母亲猝逝，唯有一个人南来香港找寻爷爷。爷爷当时在香港已经有第二个家，父亲在香港70年代的贫困环境中，一边帮家人开档摆卖，一边帮忙照顾弟妹。直至他长大成人组织家庭，又在九七前后的香港，买入一个稳定的屋苑单位生儿育女。历经这20多年，他们尝过当负资产的滋味，多年折腾劳碌，终于在退休年龄早就过了的时候，定下终老的居所。

可能因为这一切得来不易，父母很着重一个“完整家庭”的观念，这当中包括对安定的渴求和想像——他们认定香港就是最终目的地。像当年迁移或偷渡的许多生命，觉得年轻时已经历尽难关，找到一片栖息地，就没有原因再离开。在这种思维语境中长大的我，不幸继承了父母对冒险的焦虑，对新生活的不信任，从没有想过要长期离开原居地。加上我对未来并没有太多的期盼，也没有退休后要到哪里终老的想像。

我在香港的学校学习，在这地结识生命里的诸多好友，展开探索生命和志业的旅程。在香港生活20多年，这时光的叠加，让我可以仅仅运用身体习惯在城市中任意穿梭，穿过地铁回家、走上斜坡前往某处公园，在街市避开地上的脏水，同时闪过冷气机滴水。这是先于思考、凿在肉体的记忆，是和煦的日常。因为舒适，没想到要流离，离开是以后才想的事。

###突然我们拥有了乡

大学毕业前，我曾经在英国伦敦生活半年左右，时间谈不上长。我抱着游客的兴奋感，住在学校宿舍，每天走10分钟的路，在古朴的大学校园上课。那段时间，我对所有周遭事物都感到好奇，我可以乘一趟远程，为的只是看一个图书馆、市集、博物馆，一处坟地或一片偌大的公园。我看见一个有别于自己成长脉络的城市面貌，也看见城市之间互相的召唤——伦敦摩天大楼的玻璃窗、过路处的灰黄颜色，穿西装疾走的上班族身影，跟香港某些地区的风景并无二致。

2014年9月，我和香港的朋友通电话，当时我正在伦敦塔桥上，听他叙述第一颗催泪弹打落金钟大马路的画面。那晚回到宿舍，我躲在房间内看信号延迟的直播，彻夜未眠。现在回想，我当时也许第一次意识到，世上有那么一处地方，是我急切想要回去的（尽管她未必需要你回去）。无论如何，因为我离开的动作，出生地的特殊性才首次隐约浮现。

但我其实也谈不上喜欢香港。初出茅庐工作的几年间，我时时刻刻感受到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宰制这都会里的所有生命，使生活非生活，许多人只是拼凑着过日子，并不知道消耗中终将要走往哪里。我讨厌这城市的嘈吵，也时常觉得这城市并不欢迎我。然而也正是因为工作，我不时跑遍港岛、九龙和新界，跟不同的人见面聊天。港岛有冷漠的商业核心区，也有凝聚街坊的斜坡；九龙有年轻人住进唐楼，怀着改变社会的理想；新界有人持守乡村生活的意义。香港的各种面貌，我只接触过其中一些，却确实被深深吸引。我对这地的感觉，长期游离于恨和爱的两个面。

香港在2019年后经历许多聚合和破裂，终于迎来一个最赤裸裸的时刻——现在，她就要永远地变成另一个模样。你不要谈宏大的志业，因为最小单位的个人幸福，可以转眼被扼杀。你也不用苦苦追问，因为答案摆在眼前，你只有接受的选择。然而每一个白昼和黑夜，当你走到这城市的任何一条街道上，城市依旧流转，仿佛一切从未发生。拥有记忆的人，随着时间过去感到被排拒，感到整个城市和所有的人正在前进，只有自己停留在破裂的一刻；感到自己被出生地完全抛弃。

现在，她就要永远地变成另一个模样了。部分拥有迁移资源的人无法接受，决心移民离开，割舍多年来建立的所有，包括生活习惯、人际关系、知识和资产，甚至是母语里最微小的抑扬和节奏，去寻找他方的安宁和自由。这个时候，“香港作为故乡”的念头竟突然变得清晰而响亮。一些商舖把城市的文化标志转为商品，印有香港地图的文件夹、象征殖民历史转折的甜酒辣酒，衣架上还有一件印有“永久居留”的汗衫，统统成为赠送移民朋友的礼物之选。香港化成可以怀抱的小物，可供收藏、放入行李，可以珍而重之地置于一个异国小屋的窗边。

焦急的人们想要确认，这城市作为生命中的一个锚，如此不可或缺、无法舍弃，无论未来如何飘荡迷失，顺着沉重的铁链总会找到的一种根据。这一方面或许源于身份认同的焦虑、远走他方的紧张感，也可能掺杂一种巨大的愧疚情绪。“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我没有忘记这地发生的所有。”“这里永远都是我的乡。”“我会回来，”或者，“我相信我有一天可以回来。”香港是必须离弃之处，也是引颈期盼早日归来的地方。因为离散，突然之间，我们都拥有了故乡。

###“醉乡路稳宜频到”

当我想要探索这地与自己的关系时，她却正在瓦解。许多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伴、朋友，纵然未届移民的人生阶段，大部分人都在默默思考与规划。再年长一点的朋友，眼见大多数亲友已经离散到他方的现实，数算着熟悉的脸孔一个个减少，再找不到要回来这地的原因。同时间，宰制我们生命和未来的东西愈来愈多。

读亚历塞维奇写《二手时代》，她覆述受访者的话：“曾经有一种内心流亡的方式，就是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周遭，不去管窗外的事。”尽管历史背景截然不同，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仍死盯着“内心流亡”这几个字不放。或许我们正面对的不是离去后回望的失落，而是我们留下来，出生地却离开了我们。如此吊诡。甚至因为共同的痛感，存留的人们紧密地连系在一起，毋须言语，毋须解释和辩证。这先于思考和逻辑的感受，明明由伤痛和沮丧充斥，却是我们体认彼此的凭证，是为乡曾经出现又离我们而去的痕迹。

日子过去，香港作为乡，不只是地理层面的距离，而是时间上的过去式。这是一个已然消逝的乡。“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醉乡不必定是家族史为我们设定的乡，又或是现实层面的一个地方；将其理解为理想之地可能更为恰当。在梦里、在记忆中、在意识迷蒙的维度，总有那么一个地方的路看起来比较平坦熟悉，让自己莫名其妙地潸然泪下，除此之外，我们哪里都不想去，也自觉无一处容身。但其实我们心底都清楚了解，故乡的路并不顺遂，也没有所谓的理想之地，我们只能承认生命就是一段不断在途上的过程。

##金云森，世界公民

###不能选定的祖国与故乡

对故乡的眷恋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情感和本能。我个人所经历的故乡其实更像一层稀薄的影子，在离家读大学之前，被家庭保护得很好、中学又六年寄宿学校的我，几乎没有独立探索过故乡城市的街道、公园、商铺、餐馆、影院、夜市、广场……，对这座城市的历史、交通、饮食和娱乐的了解，我大概还不如一个真心想来旅行的游客来得深入。但即使如此，在大学后漫长的游学生涯中，那些让我感到安心、难以忘怀的旅行记忆，几乎都是因为它们让我想起故乡。

2012年的冬天，我和一位同乡一起在柏林旅行，我们在一个傍晚登上当地的电视塔，那本来是一个恶劣的观景天气，雪后天色阴沉，天空中好像有潮湿的雾气迷茫，除了一些朦胧的光斑，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同乡和我都很兴奋，因为这座电视塔和这阴沉的雪后傍晚，让我们一起想起了故乡那座电视塔。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这句话在政治学中被反复强调。个体来到这个世界的过程，就是一次掷骰子。这种随机性和非自愿性，往往被作为保障个体独立于种种集体身份和集体人格的基础——因此共同体也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更习惯把这种个体的独立性作为事实，而把对故乡的情感直觉与本能仅仅当作情绪和感受。一个人所需要承担的对自己社群的责任、对所处政治共同体的义务完全不需要依赖于这些情感因素，也不必诉诸于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她与集体如何互动互利。正如罗尔斯所说，政治义务仅仅是由于我们有天然的义务去支持那些正义的政治机构。故乡也好、祖国也罢，于我们而言并无特殊性，支持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的，也可以是最为宽泛的普世原则（正义原则）。

对于很多人来说直觉性的眷恋甚至也是不存在的，拥有一个可供回忆和思念的故乡和祖国，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意味着一种幸运。相当多的人不得不接受地理意义上与故乡和祖国的紧密连接，但同时也在默默消化与故乡和祖国精神上的疏离（alienation）。有时，这种疏离隐入日常生活的背景板；有时，这种疏离则像吞下一口碎玻璃那样刺心。对我而言，一个关键节点是2022年年初的徐州铁链女事件，整个事件在几份相互矛盾的官方通报之后再无下文，为铁链女呼喊的女性也身陷囹圄再无音信。

我再也没有办法忽略一个事实：在这片土地上，女性哪怕感受到一秒钟的安全感都是一种幻觉，这种安全感不单单指不被贩卖、拘禁、奴役的人身安全，它也关乎对自身尊严的确认。那些在出生时被指派给你的祖国、故乡、同胞，其实从没有把你当作一个完整的人，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你再也不会想加入那热火朝天的辩论：真正的爱国主义究竟是无条件的忠诚还是批判性的建言？因为有一点你很清楚，你的身体里已经再无无法成长出任何一种可以被定义为“爱”的东西。

###当故乡成为你的“殖民地”

可是爱故土与爱故国终究是占据道德高地的主流话语，它们的言说在公共空间里从来畅通无阻。说来也许会令人惊讶，人对故乡的情感也会蜕变成一种类似宗主国对待殖民地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仍被归于一种广泛的“爱”。旅居欧洲的那几年，我大概每年回国一到两次，有一次回来是在冬天，经过一个小区忽然发现它的大门上贴着两个喜字。喜字的边角已经被寒风吹得颤颤巍巍，好像随时会彻底飞走。不知道是当时灯光昏暗的缘故还是婚礼已经办了好久，喜字的颜色已经微微褪了，显得有点颓丧。这本是一个北方老旧居民小区的常见场景，但那一刻我竟觉得这个景象很“美”，拿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之后，当我把这张照片发在instagram上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不自觉地将故乡视为了一种“景观”。在幽暗不明的灯光里，褪色的、被寒风吹着的喜字，正好彰显了故乡与我当时生活的距离，它存在于我的故乡，但也存在于我的“远方”。它代表了一种有趣的民俗，与我当时布尔乔亚的西式生活环境不同，而我拍下这个场景，将它置于我喝咖啡、逛公园、图书馆阅读英文文献、逛圣诞市集、准备早午餐的日常之间，正是因为它不日常。

将故乡景观化其实并没有看起来那样无关痛痒，至少在中国经历清零防疫政策的这三年间，景观化引发了海外华人群体和真正的故乡居民之间数不清的网络对峙。一位我曾经取关的欧洲生活博主最近又出现在我微博首页的时间线上，只不过这一次因为防疫问题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同类型海外华人博主被反感的原因大致类似，自己在海外过着相对自由的生活，并不会放弃旅行、聚餐、社交、线下教育，但反而支持某种类型的中国特殊论，认为中国的封控模式适合国情与国民，只要没有出现极端暴力、封死逃生通道、杀死宠物，就没有大问题。国内封控带给他们的不便，大概只有延缓了从物美价廉的淘宝上反向海淘的发货速度。常年海外生活与近两年的国内生活，让我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这种心态。

故乡蜕变成一块风光秀丽且带有异域风情的“殖民地”，那里有淳朴的乡亲、美味的饮食、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人力服务，是理想的度假目的地，是便利生活的货舱，是自己多元生活的点缀，某些条件下，也能提供大赚一笔的工作机会……看向故乡的目光固然是眷恋的，但仍是俯视的，带着评判的意味，像公众号“开花豆”在她已经被投诉删除的文章里解释的那样，自己自由生活却赞成国内封控的根本缘由就在于，他们觉得自己更高贵，而国内民众则不配得到自由。

###流浪，也许才是常态

如果不是近两年的回国生活经历，我大概也会陷入类似的“海华”心态而不自知：对自己周围发生的问题敏感，却只把远方的不公当作不可避免的不完美——毕竟哪里都是不完美的、哪里都有它的问题。

在跨国搬家后的两年间，我总是无法回避一场场与自己的痛苦对话，这些对话关乎选择、关乎故乡与归属。有时候，只有不断的搬迁和流浪，才能让人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的心意、自己与每一个居留地的关系、思考自己被随机指派的与故乡有关的默认设置。在过去，一度拥有若干个有效期三年以上的签证的我也没有避免陷入“全球公民”的幻觉，那时候，一张机票或者火车票就可以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天真近乎到了荒诞的程度。某次去克罗地亚开会，直到人已经到了机场我才想起来或许我需要一张签证才能出发，万幸申根签证是可以入境克罗地亚的。

我常常形容两年前回国时的感受为“连根拔起”，或者像纪伯伦在《先知》里形容离别那样：从手上剥下一层皮肤。在意识到这种分别之痛时我问自己，这是因为我已经把旅居七年的城市当作故乡了吗？这个问题的提法似乎昭示着一些不证自明的东西。漂泊总是一种不稳定、需要终结的状态，人总要去找到那个自己可以认定为故乡的地方，即使和自己的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终无法和解，也要通过后天努力和选择重建一个故乡，让它容纳自己的根、让它成为自己的锚。当时我正在写一篇与国家移民政策自主性相关的书评。与普通人对故乡以及追寻故乡的执着和热忱相比，国家（哪怕是那些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模仿）显得异常冷淡。

一个人已经建立的人际网络、生活模式、人生规划，都可以随着一些个人无法干预的政策变化、国际事件轰然坍塌，对移民如此，对本国公民也未必更加慈悲。在理应和私人情感保持一定距离的学术写作里，我仍忍不住带有一丝个人情绪发问：在宏观政策变动面前脆弱的普通人，为什么只能眼看着已经设定的人生规划无法施行？为什么无条件容忍自己当下的生活被打乱？即使大多数移民国家允许长驻居民转换身份，多“长”才算“长”？谁又有权力来给长度下一个垄断的定义？

这一年里，无论是社交媒体上还是周围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润”与“润学”。多数“润”的冲动来源于现实极高密度的冲击，当你看到那些和你差不多的人如何被羞辱和伤害，你很难说服自己你会一直幸运下去，安然无恙。我戏称在这一年之中，很多不关注性别议题的人终于经历了一个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处境，体会到了“女人无祖国”的话语逻辑。但是冲动化为行动、行动产生效果，终究是很难的。

放弃当下的生活并去重建另一种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过程，更不是一个对现状不满的人必须承担的代价，也不是一个抗拒政治共谋的人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但对于已经着手的人来说，精神减负未尝不可。我们未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心力去消化与指派故乡的疏离感、去重新寻找和建立故乡，那些拥有故乡的人确实是幸运的，但持续的流浪才是一种常态。

[1]: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her-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