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原鄉流浪，內心流亡

【編者按】：編輯過程中，編輯想起來是三位女性在講自己的鄉土和離散思考，其中一位還帶有性別視角，因此決定把稿子也放入「女人沒有國家？」專欄。[「女人沒有國家？」][1]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名字源於伍爾芙的一句話「As a woman I have no country」，但我們保留了一個問號，希望能從問號出發，與你探討女性和國家的關係，聆聽離散中的女性故事和女性經驗。

2019年後的香港，和2020年後的大陸，都經過了歷史上的分水嶺。我們聽到的一個問題變多了，你還要不要留在故土，要「去」還是要「留」？能思考這個問題，當然與人們的流動資本有關，但它也指向一個本質是，所謂「故鄉」正在發生什麼樣的變化，讓人開始思考這樣的抉擇？在成長的土地上流浪是怎樣的感覺？另外在懷念、不捨或無感中，我們如何看待未來的棲息地，還是否需要一個落腳之地？

##殷予，一直在流動

###故鄉

我在城市長大，從父母的父母一輩，就一直在流動：外公外婆從遙遠的海島分配到大西北做支援工作，父母小時候就看過了各種上山下鄉，父母通過讀書去到一個大城市定居，我就在那裏出生長大，我們三口之家脫離了所有的親戚，在這座城市裏相依為命做新移民。爸媽打下了在那地生活的根基，讀大學時我卻掙扎着離開家人羽翼，一直到後來來了香港。在我能跳出自己的小世界，有心去深入認識和了解一座城市的肌理時，那座城市已經是香港。

但我迷戀「鄉土」。費孝通寫「鄉土中國」，這個書名已經滿足了我對鄉的想像——鄉和土地是離不開的，土地是一種原始的產權，也是最初的生產活動和生產關係誕生的地方，城市人從土地上向外流動出來，常常自詡高人一等，卻忘了鄉土的根基。我的祖籍，一個海島，是一個非常典型的鄉土社會，大年大節，城市裏幾乎都是空的，所有人都回到鄉下過年。我經過過太多次那樣的公路，從高速下來，走入兩邊都是叢林的柏油路，前面一輛車在一個路口突然轉彎，不見了，又一輛車轉彎，不見了。它們轉入密密麻麻的樹林，轉入了故鄉。

也因此，鄉對我自己來說，卻是碎裂的概念。我所長大的城市，真的能叫「鄉」嗎？當人們跟我說起「故鄉」，我依然想起的是所有家人所來自的一片莽原，然而那樣的一片莽原又何嘗不是我每幾年才會回去一次、旅遊景點一般的地方呢？我去過中國南方的、中部的、北方的鄉村，景觀人文大不同，那麼多元的中國土地面貌，難道能統一地被稱之為「一個鄉」嗎？或許，「故鄉」本來就是相對的，當人們離得越遠，它就越抽象、越簡潔？

了解土地、了解供養自己的地方，在發展主義和保衛故土權利的平衡中，後者讓我感到更多親近。我覺得，能知曉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被搭建起來的，而不是把自己和社區的權利拱手讓渡，才是真的找到了自己的根基。如果故鄉就意味着根基的話。我慢慢明白我既不能把海島稱為鄉，也不能把長大的城市稱為鄉，因為我對它們了解缺缺，事實上也早已不在那裏生活。

只不過流離在外，制度常常需要我有一個故鄉。所以我依然會在表格上填寫那些地名。而如果要說我「來自」，「來自中國大陸」總是客觀的。然而以2019年作為一個時間點，我對大陸的感受也更加五味雜陳。如果說此前我還覺得自己跟大陸生活沒有太多斷裂，19年的香港運動，卻讓我深深感到被「祖國」背棄。被背棄的感覺是，「祖國」徹底地把持有跟我相似政見的人劃為「敵人」，輿論機器和對香港一點都不了解的人們，開足馬力給我們冠上不堪入目的攻擊和罪名，我曾經還關心它、批判它，但它不愛我，它不在乎我的過去，不在乎我在那片土地上思考和深愛着什麼，它只想定調2019年所有找到了自己根基的人們。

我讓自己承認，我早已經開始流浪，並且從2019年開始失去了故鄉。

直到封控抗議又帶給我一點點變化，我能共感到人們的艱辛和不滿，能共感到人們開始站起來保衛自己的生活權利，保護自己的家和家人。我看到了離散在海內外的女性和酷兒，我覺得我們至少共享了一種價值觀，就是保護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權利，讓自己的社群和家更安全。我依然無法再用故鄉去稱呼中國，一個大的地理概念似乎總是和民族國家息息相關。現在，「社群」這個概念，開始比「故鄉」更重要。

###我城

剛剛逝世的香港作家西西，發明出「我城」這樣溫暖的詞。能對一個地方產生本土認同，並且世世代代構建自己的認同，是一種幸運。香港其實一直被稱為移民之地，來去自由，我在這裏九年，前五年也是這樣的感覺——香港是我實現夢想的地方，但是我已經看到了這襲華美夢想下的蝨子，正在把袍子咬得破敗不堪，我還要去哪裏呢？

現在想來，那時候我還沒有真正的「落地」，我依然懸浮，懸浮在大陸人和香港人之間，兩頭不着邊，說是橋樑，其實是蠻辛苦的夾心餅。對我自己來說，我也沒有找到一個隨時可以「回去」的地方：你看我在這裏不過租賃着一個小小的房間，房東再好，過了死約期也隨時可以讓你離開；我的家人全都不在，朋友們也都在來去。獨自流動的狀態太久，我已經習慣了面對關係的新建和漸漸平淡。

但2019年之後我「落地」了，其實我的狀態沒有太大的改變，房子依然是租的，家人不在，朋友來去。但我感受到這座城市迸發出的強大的能量，而我是其中一分子。更多人開始挖掘這裏的美和人情味，不再只是海報上的獅子山，而是黑夜中瑩瑩手機光，是一棵百年老樹，一塊花磚。我徒步走過港島的許多條馬路，在它無法通車的時候，我記得馬路上光禿禿的樣子，而我彷彿一頭開荒的牛，把每一寸丈量。我記得無眠的夜，為這個城市和人流過的汗和淚，野火般的憤怒，不認識的人互助時的光。我記得天上下雨，下鐵。我結識了一班朋友，和他們看電影、討論、喝酒，從更深處看此城的脈絡。我了解ta們的苦與甜，我找到自己在這裏的戰場。你問我，我可以數出這個城市過去四年的勇敢和落寞。

我們不再問，誰是香港人，我們開始問，什麼是香港。

儘管，香港如今「已不再是我地頭」，面貌變化之快，不過是讓我加速再一次體驗了「故鄉」失落的過程。朋友們開始面對的是去還是留的問題，「我城」正在變成「憂鬱之島」，不變的是，人們仍然像年輪、像水印一樣，一圈圈填寫和積壓自己對這座城市的新的理解。

我看到，離散是一種狀態，它還是以「我城」為核心，地理上的遠距離未必意味着人們完全的失散。人們在重建，在爭吵，在灰心，在整合。在異鄉聽到粵語，我也不自覺地上前相認。「你是香港過來的嗎？」「我也是欸，真巧，現在回去0+3（隔離政策）了。」說粵語的可以是加拿大人、美國人、英國人，獨獨，是香港人的親切。

一路上我也在思考「鄉愁」，有些圖景格外能引起鄉愁，對我那是夕陽、大海與高大的棕櫚樹——或許是因為我來自的、成長的、嚮往的，始終是海島。但在我生病躺在異鄉的急診室裏時，我還是想起具體的香港，我想飲粥。鄉愁有時是一種體感和情感上的連結，或者我想起了一些人，也想起了在那個空間裏的我自己。

不管在哪裏流浪，至少現在，香港都會是我有歸屬感、想回去的地方。

###原鄉

讓我着迷的還有另一個概念，「原鄉」，她似乎可以脫離「地方」的桎梏，真正成為一種被價值觀、精神所滋潤壯大的東西。「原鄉」似乎可以根植在任何地方，可以根植在任何種樣子的心裏。比如，香港人說去日本旅行是「回老家」，我相信那裏的生活是有一種香港所不具備的特質和吸引力。大陸也有「精神日本人」「精神歐洲人」等等，拋卻國族主義者給這些名詞潑的髒水，我們不難感受到一種生活方式、氛圍、食物、味道甚至文化，能給人的影響其實是可以很深遠的。

我想這是在本土認同之外，一種難能可貴的自我認同，它關乎的還是自己想要一種怎樣的存活於世的方式。比如我喜愛日本小鄉村的靜謐安詳，喜愛台灣蘭嶼的寬闊大海，我對土地運動、農業、離島莫名親近，那是因為我一直有感於土地與生命、勞作與資本積累、山野與海洋的結合。

白先勇曾一直尋找自己的故鄉，直到半百後開始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復興，他才漸漸了解：「我做崑曲、做紅樓夢，我最安心，最踏實。我的認同應該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面，它不是一個地理概念，是心靈上的故鄉。」

或許對於未來的我們來說，原鄉才是目的地，是永遠都不會離開太遠的地方。

##其微，內心流亡

###流動的終點

我從小對故鄉的概念很淡薄。學校手冊上的籍貫一欄，我笨拙地模仿大人填上廣東，可我對這塊土地沒有半點印象——父母親的出生地，就是我的故鄉嗎？因為出生和成長於香港，羅湖以北之境對我來說很陌生。父母親總是帶着弟弟返鄉，與同村的遠房親戚見面吃飯，我很少參與探親，也很難想起幾個大陸親人的臉孔。如果我從來沒有跟她見上幾面，她還是我的鄉嗎？

我對她僅有的認知，就是家鄉在城市發展的買賣交易中，被徹底地改頭換面。另一個幾近模糊的記憶，便是父親領着20歲左右的我回鄉處理家事。我倆沿地鐵線路一路向北，在羅湖站掏出回鄉證過關，乘上有點陌生卻又是同一間公司經營的深圳地下鐵，最後換乘公車，前往家鄉所在地。我唯一特別有印象的，是那裏發展得密麻麻的住宅群，以及一個佇立在滾滾沙塵中的公車站。

我的父親開朗幽默，唯獨對自己的遷移史絕口不提。後來我才知道，我的父親在農村出生，年少時因為母親猝逝，唯有一個人南來香港找尋爺爺。爺爺當時在香港已經有第二個家，父親在香港70年代的貧困環境中，一邊幫家人開檔擺賣，一邊幫忙照顧弟妹。直至他長大成人組織家庭，又在九七前後的香港，買入一個穩定的屋苑單位生兒育女。歷經這20多年，他們嚐過當負資產的滋味，多年折騰勞碌，終於在退休年齡早就過了的時候，定下終老的居所。

可能因為這一切得來不易，父母很着重一個「完整家庭」的觀念，這當中包括對安定的渴求和想像——他們認定香港就是最終目的地。像當年遷移或偷渡的許多生命，覺得年輕時已經歷盡難關，找到一片棲息地，就沒有原因再離開。在這種思維語境中長大的我，不幸繼承了父母對冒險的焦慮，對新生活的不信任，從沒有想過要長期離開原居地。加上我對未來並沒有太多的期盼，也沒有退休後要到哪裏終老的想像。

我在香港的學校學習，在這地結識生命裏的諸多好友，展開探索生命和志業的旅程。在香港生活20多年，這時光的疊加，讓我可以僅僅運用身體習慣在城市中任意穿梭，穿過地鐵回家、走上斜坡前往某處公園，在街市避開地上的髒水，同時閃過冷氣機滴水。這是先於思考、鑿在肉體的記憶，是和煦的日常。因為舒適，沒想到要流離，離開是以後才想的事。

###突然我們擁有了鄉

大學畢業前，我曾經在英國倫敦生活半年左右，時間談不上長。我抱着遊客的興奮感，住在學校宿舍，每天走10分鐘的路，在古樸的大學校園上課。那段時間，我對所有周遭事物都感到好奇，我可以乘一趟遠程，為的只是看一個圖書館、市集、博物館，一處墳地或一片偌大的公園。我看見一個有別於自己成長脈絡的城市面貌，也看見城市之間互相的召喚——倫敦摩天大樓的玻璃窗、過路處的灰黃顏色，穿西裝疾走的上班族身影，跟香港某些地區的風景並無二致。

2014年9月，我和香港的朋友通電話，當時我正在倫敦塔橋上，聽他敘述第一顆催淚彈打落金鐘大馬路的畫面。那晚回到宿舍，我躲在房間內看信號延遲的直播，徹夜未眠。現在回想，我當時也許第一次意識到，世上有那麼一處地方，是我急切想要回去的（儘管她未必需要你回去）。無論如何，因為我離開的動作，出生地的特殊性才首次隱約浮現。

但我其實也談不上喜歡香港。初出茅廬工作的幾年間，我時時刻刻感受到新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宰制這都會裏的所有生命，使生活非生活，許多人只是拼湊着過日子，並不知道消耗中終將要走往哪裏。我討厭這城市的嘈吵，也時常覺得這城市並不歡迎我。然而也正是因為工作，我不時跑遍港島、九龍和新界，跟不同的人見面聊天。港島有冷漠的商業核心區，也有凝聚街坊的斜坡；九龍有年輕人住進唐樓，懷着改變社會的理想；新界有人持守鄉村生活的意義。香港的各種面貌，我只接觸過其中一些，卻確實被深深吸引。我對這地的感覺，長期游離於恨和愛的兩個面。

香港在2019年後經歷許多聚合和破裂，終於迎來一個最赤裸裸的時刻——現在，她就要永遠地變成另一個模樣。你不要談宏大的志業，因為最小單位的個人幸福，可以轉眼被扼殺。你也不用苦苦追問，因為答案擺在眼前，你只有接受的選擇。然而每一個白晝和黑夜，當你走到這城市的任何一條街道上，城市依舊流轉，彷彿一切從未發生。擁有記憶的人，隨着時間過去感到被排拒，感到整個城市和所有的人正在前進，只有自己停留在破裂的一刻；感到自己被出生地完全拋棄。

現在，她就要永遠地變成另一個模樣了。部分擁有遷移資源的人無法接受，決心移民離開，割捨多年來建立的所有，包括生活習慣、人際關係、知識和資產，甚至是母語裏最微小的抑揚和節奏，去尋找他方的安寧和自由。這個時候，「香港作為故鄉」的念頭竟突然變得清晰而響亮。一些商舖把城市的文化標誌轉為商品，印有香港地圖的文件夾、象徵殖民歷史轉折的甜酒辣酒，衣架上還有一件印有「永久居留」的汗衫，統統成為贈送移民朋友的禮物之選。香港化成可以懷抱的小物，可供收藏、放入行李，可以珍而重之地置於一個異國小屋的窗邊。

焦急的人們想要確認，這城市作為生命中的一個錨，如此不可或缺、無法捨棄，無論未來如何飄蕩迷失，順着沉重的鐵鍊總會找到的一種根據。這一方面或許源於身份認同的焦慮、遠走他方的緊張感，也可能摻雜一種巨大的愧疚情緒。「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一樣。」「我沒有忘記這地發生的所有。」「這裏永遠都是我的鄉。」「我會回來，」或者，「我相信我有一天可以回來。」香港是必須離棄之處，也是引頸期盼早日歸來的地方。因為離散，突然之間，我們都擁有了故鄉。

###「醉鄉路穩宜頻到」

當我想要探索這地與自己的關係時，她卻正在瓦解。許多從小一起長大的同伴、朋友，縱然未屆移民的人生階段，大部分人都在默默思考與規劃。再年長一點的朋友，眼見大多數親友已經離散到他方的現實，數算着熟悉的臉孔一個個減少，再找不到要回來這地的原因。同時間，宰制我們生命和未來的東西愈來愈多。

讀亞歷塞維奇寫《二手時代》，她覆述受訪者的話：「曾經有一種內心流亡的方式，就是只過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周遭，不去管窗外的事。」儘管歷史背景截然不同，我第一次讀到這句話，仍死盯着「內心流亡」這幾個字不放。或許我們正面對的不是離去後回望的失落，而是我們留下來，出生地卻離開了我們。如此弔詭。甚至因為共同的痛感，存留的人們緊密地連繫在一起，毋須言語，毋須解釋和辯證。這先於思考和邏輯的感受，明明由傷痛和沮喪充斥，卻是我們體認彼此的憑證，是為鄉曾經出現又離我們而去的痕跡。

日子過去，香港作為鄉，不只是地理層面的距離，而是時間上的過去式。這是一個已然消逝的鄉。「醉鄉路穩宜頻到，​此外不堪行​。」醉鄉不必定是家族史為我們設定的鄉，又或是現實層面的一個地方；將其理解為理想之地可能更為恰當。在夢裏、在記憶中、在意識迷濛的維度，總有那麼一個地方的路看起來比較平坦熟悉，讓自己莫名其妙地潸然淚下，除此之外，我們哪裏都不想去，也自覺無一處容身。但其實我們心底都清楚了解，故鄉的路並不順遂，也沒有所謂的理想之地，我們只能承認生命就是一段不斷在途上的過程。

##金雲森，世界公民

###不能選定的祖國與故鄉

對故鄉的眷戀似乎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直覺情感和本能。我個人所經歷的故鄉其實更像一層稀薄的影子，在離家讀大學之前，被家庭保護得很好、中學又六年寄宿學校的我，幾乎沒有獨立探索過故鄉城市的街道、公園、商鋪、餐館、影院、夜市、廣場……，對這座城市的歷史、交通、飲食和娛樂的了解，我大概還不如一個真心想來旅行的遊客來得深入。但即使如此，在大學後漫長的遊學生涯中，那些讓我感到安心、難以忘懷的旅行記憶，幾乎都是因為它們讓我想起故鄉。

2012年的冬天，我和一位同鄉一起在柏林旅行，我們在一個傍晚登上當地的電視塔，那本來是一個惡劣的觀景天氣，雪後天色陰沉，天空中好像有潮溼的霧氣迷茫，除了一些朦朧的光斑，什麼都看不清。但是同鄉和我都很興奮，因為這座電視塔和這陰沉的雪後傍晚，讓我們一起想起了故鄉那座電視塔。

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地，這句話在政治學中被反覆強調。個體來到這個世界的過程，就是一次擲骰子。這種隨機性和非自願性，往往被作為保障個體獨立於種種集體身份和集體人格的基礎——因此共同體也不過是「想象的共同體」。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更習慣把這種個體的獨立性作為事實，而把對故鄉的情感直覺與本能僅僅當作情緒和感受。一個人所需要承擔的對自己社群的責任、對所處政治共同體的義務完全不需要依賴於這些情感因素，也不必訴諸於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她與集體如何互動互利。正如羅爾斯所說，政治義務僅僅是由於我們有天然的義務去支持那些正義的政治機構。故鄉也好、祖國也罷，於我們而言並無特殊性，支持我們所要採取的行動的，也可以是最為寬泛的普世原則（正義原則）。

對於很多人來說直覺性的眷戀甚至也是不存在的，擁有一個可供回憶和思念的故鄉和祖國，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已經意味着一種幸運。相當多的人不得不接受地理意義上與故鄉和祖國的緊密連接，但同時也在默默消化與故鄉和祖國精神上的疏離（alienation）。有時，這種疏離隱入日常生活的背景板；有時，這種疏離則像吞下一口碎玻璃那樣刺心。對我而言，一個關鍵節點是2022年年初的徐州鐵鏈女事件，整個事件在幾份相互矛盾的官方通報之後再無下文，為鐵鏈女呼喊的女性也身陷囹圄再無音信。

我再也沒有辦法忽略一個事實：在這片土地上，女性哪怕感受到一秒鐘的安全感都是一種幻覺，這種安全感不單單指不被販賣、拘禁、奴役的人身安全，它也關乎對自身尊嚴的確認。那些在出生時被指派給你的祖國、故鄉、同胞，其實從沒有把你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你再也不會想加入那熱火朝天的辯論：真正的愛國主義究竟是無條件的忠誠還是批判性的建言？因為有一點你很清楚，你的身體裏已經再無無法成長出任何一種可以被定義為「愛」的東西。

###當故鄉成為你的「殖民地」

可是愛故土與愛故國終究是佔據道德高地的主流話語，它們的言說在公共空間裏從來暢通無阻。說來也許會令人驚訝，人對故鄉的情感也會蛻變成一種類似宗主國對待殖民地的情感，而這種情感仍被歸於一種廣泛的「愛」。旅居歐洲的那幾年，我大概每年回國一到兩次，有一次回來是在冬天，經過一個小區忽然發現它的大門上貼着兩個喜字。喜字的邊角已經被寒風吹得顫顫巍巍，好像隨時會徹底飛走。不知道是當時燈光昏暗的緣故還是婚禮已經辦了好久，喜字的顏色已經微微褪了，顯得有點頹喪。這本是一個北方老舊居民小區的常見場景，但那一刻我竟覺得這個景象很「美」，拿出手機拍了一張照片。

之後，當我把這張照片發在instagram上的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不自覺地將故鄉視為了一種「景觀」。在幽暗不明的燈光裏，褪色的、被寒風吹着的喜字，正好彰顯了故鄉與我當時生活的距離，它存在於我的故鄉，但也存在於我的「遠方」。它代表了一種有趣的民俗，與我當時布爾喬亞的西式生活環境不同，而我拍下這個場景，將它置於我喝咖啡、逛公園、圖書館閱讀英文文獻、逛聖誕市集、準備早午餐的日常之間，正是因為它不日常。

將故鄉景觀化其實並沒有看起來那樣無關痛癢，至少在中國經歷清零防疫政策的這三年間，景觀化引發了海外華人群體和真正的故鄉居民之間數不清的網絡對峙。一位我曾經取關的歐洲生活博主最近又出現在我微博首頁的時間線上，只不過這一次因為防疫問題成為了被批判的對象。同類型海外華人博主被反感的原因大致類似，自己在海外過着相對自由的生活，並不會放棄旅行、聚餐、社交、線下教育，但反而支持某種類型的中國特殊論，認為中國的封控模式適合國情與國民，只要沒有出現極端暴力、封死逃生通道、殺死寵物，就沒有大問題。國內封控帶給他們的不便，大概只有延緩了從物美價廉的淘寶上反向海淘的發貨速度。常年海外生活與近兩年的國內生活，讓我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這種心態。

故鄉蛻變成一塊風光秀麗且帶有異域風情的「殖民地」，那裏有淳樸的鄉親、美味的飲食、物美價廉的商品和人力服務，是理想的度假目的地，是便利生活的貨艙，是自己多元生活的點綴，某些條件下，也能提供大賺一筆的工作機會……看向故鄉的目光固然是眷戀的，但仍是俯視的，帶着評判的意味，像公衆號「開花豆」在她已經被投訴刪除的文章裏解釋的那樣，自己自由生活卻贊成國內封控的根本緣由就在於，他們覺得自己更高貴，而國內民衆則不配得到自由。

###流浪，也許才是常態

如果不是近兩年的回國生活經歷，我大概也會陷入類似的「海華」心態而不自知：對自己周圍發生的問題敏感，卻只把遠方的不公當作不可避免的不完美——畢竟哪裏都是不完美的、哪裏都有它的問題。

在跨國搬家後的兩年間，我總是無法迴避一場場與自己的痛苦對話，這些對話關乎選擇、關乎故鄉與歸屬。有時候，只有不斷的搬遷和流浪，才能讓人真正開始思考自己的心意、自己與每一個居留地的關係、思考自己被隨機指派的與故鄉有關的默認設置。在過去，一度擁有若干個有效期三年以上的簽證的我也沒有避免陷入「全球公民」的幻覺，那時候，一張機票或者火車票就可以開啓說走就走的旅行，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天真近乎到了荒誕的程度。某次去克羅地亞開會，直到人已經到了機場我才想起來或許我需要一張簽證才能出發，萬幸申根簽證是可以入境克羅地亞的。

我常常形容兩年前回國時的感受為「連根拔起」，或者像紀伯倫在《先知》裏形容離別那樣：從手上剝下一層皮膚。在意識到這種分別之痛時我問自己，這是因為我已經把旅居七年的城市當作故鄉了嗎？這個問題的提法似乎昭示着一些不證自明的東西。漂泊總是一種不穩定、需要終結的狀態，人總要去找到那個自己可以認定為故鄉的地方，即使和自己的出生、成長的地方最終無法和解，也要通過後天努力和選擇重建一個故鄉，讓它容納自己的根、讓它成為自己的錨。當時我正在寫一篇與國家移民政策自主性相關的書評。與普通人對故鄉以及追尋故鄉的執着和熱忱相比，國家（哪怕是那些自由與民主制度的模仿）顯得異常冷淡。

一個人已經建立的人際網絡、生活模式、人生規劃，都可以隨着一些個人無法干預的政策變化、國際事件轟然坍塌，對移民如此，對本國公民也未必更加慈悲。在理應和私人情感保持一定距離的學術寫作裏，我仍忍不住帶有一絲個人情緒發問：在宏觀政策變動面前脆弱的普通人，為什麼只能眼看着已經設定的人生規劃無法施行？為什麼無條件容忍自己當下的生活被打亂？即使大多數移民國家允許長駐居民轉換身份，多「長」才算「長」？誰又有權力來給長度下一個壟斷的定義？

這一年裏，無論是社交媒體上還是周圍的朋友圈子，越來越多的人在談論「潤」與「潤學」。多數「潤」的衝動來源於現實極高密度的衝擊，當你看到那些和你差不多的人如何被羞辱和傷害，你很難說服自己你會一直幸運下去，安然無恙。我戲稱在這一年之中，很多不關注性別議題的人終於經歷了一個男權社會下女性的處境，體會到了「女人無祖國」的話語邏輯。但是衝動化為行動、行動產生效果，終究是很難的。

放棄當下的生活並去重建另一種生活是非常艱難的過程，更不是一個對現狀不滿的人必須承擔的代價，也不是一個抗拒政治共謀的人必須承擔的道德義務。但對於已經着手的人來說，精神減負未嘗不可。我們未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心力去消化與指派故鄉的疏離感、去重新尋找和建立故鄉，那些擁有故鄉的人確實是幸運的，但持續的流浪才是一種常態。

[1]: https://theinitium.com/channel/her-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