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照顾者成为“杀人犯”︰他了结病母的痛苦，内疚却得不到解脱

【编者按】香港的法庭案件中，有不少跟政策相关的悲剧故事。2022年9月7日，将有一宗照顾者郭伟贤杀妻案判刑。郭伟贤在2020年初，把患末期癌症、或只剩数天寿命的妻子送进医院。受防疫政策所限，郭不能进病房探望，于是接回妻子，在她同意下协助她烧炭自杀。郭最初被控谋杀，刑期最高是终身监禁，后被改控误杀。

香港近5年内，已至少发生8宗照顾者杀人或自杀事件。今次报导，端传媒记者跟一位五年前亲手了结长期病患母亲生命、两年前出狱的案主李家辉访问。不论是否认同案主的行为，我们希望通过本报导，尝试还原他们的经历，让公众理解照顾者的想法，和他们后来日子怎样过。

端传媒稍后将刊发报导，探讨由社福政策问题衍生的安乐死议题。欢迎读者看毕这篇文章，就照顾者经历、纾缓治疗、安老、长期病患、安乐死等议题留言。

7月26日早上10点，香港一宗照顾者杀妻案续审。案件被告是58岁的郭伟贤，涉嫌在2020年初协助患肺癌末期的妻子烧炭自杀。当天，他承认一项误杀罪。李家辉穿一身黑，坐在旁听席左侧，趁律师还没讲话，他压低声量，说自己昨晚吃了半颗安眠药，还是辗转反侧，“可能系惊唔知醒（怕睡过头）。”

高等法院14楼34号庭，李家辉不陌生了。3年前，他坐在被告栏里，向同一名法官承认同一项误杀罪——2017年10月8日，他不忍看见患长期病的妈妈再受折磨，以肉刀斩向其头部，接着从16楼住家往下跳，结果经大树卸力，自杀未遂，身受重伤。那年他34岁。

初次上庭时，他刚动完手术，坐轮椅戴颈圈，身体几乎不能动弹，在收押所医院躺了快一年，之后撑着助行架“勉强行到”。2019年11月，法官怜悯他爱惜母亲，判下2年感化令，他当庭释放。

2个月后，郭伟贤案便发生了。李家辉得知事件，即透过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取得郭的同意，联系到对方。李家辉不擅社交，但这2年间，他不时拄拐杖到收押所探望，想以自身经历告诉郭，“淡定一点”。

40分钟后，庭审结束，法官宣布择日判刑。郭伟贤被惩教职员带离法庭时，眼光从没有离开过家人。李家辉向他挥挥手，想打个招呼，但郭看似没反应，便有点落寞转向问记者：“他是不是看不到？”

法院位于港岛金钟，李家辉家住黄大仙，坐地铁车程不到半小时，但这一趟对他来说，也算上是跋涉——他自小患抑郁症，比常人易倦；当年自杀，身体多处骨折，动过两次大手术，很少出门，现在凡是坐久了、站久了，都还会痛。

4年过去，李家辉身体的伤正在慢慢好起来。他习惯微寒着背走路，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没有人留意到他的前后脖子，各有一条长疤痕从衣服领口伸出来；没有人知道他裤子里，大腿正紥着压力带。反而有时候，叫人注意的却是他自己：“我走路也没有走得很奇怪，对吧？”

可是藏在心底的伤痛，他不向人提，也不想主动深挖。在访谈时，很多时候聊到一半，他有意识地转移话题，聊喜欢的歌星周华健，或者金融大鳄索罗斯如何冲击香港股市。

据判案书写道，李在事后患上失忆症。如今关于案发的记忆，是他从警察提供的文件“塞进脑子里的”。有时候，他仍分不清那是一段真实的自身经历，还是一宗属于他者的悲剧。

没被接收的讯号

警察在斜坡发现李家辉时，他能清醒回话，说出自己的姓名及地址。警察之后破门，发现李妈妈廖玉桂躺在床上，已经死亡。

“我想现在（我的家）应该是凶宅的top list。”他半打趣地说。事件发生的葵盛东邨，是香港一座老屋邨。张超雄曾称，邨内多长者，贫穷率高，家居照顾服务需求大。还押以后，李家辉把公屋单位归还政府，去年年底搬到黄大仙的一人公屋。

但那不是他从小的家。妈妈廖玉桂是第二代越南华侨，70年代因越战爆发，随家人来到香港，认识了当公务员的父亲。后来一家移民加拿大，只有她没走。二人结婚后住在牛头角。1983年，廖玉桂45岁，高龄生下李家辉。

他在牛头角渡过了十几年中小学时光，搬家，并不是他的主意。爸爸在他10岁那年因病去世，好突然，“他死了我们才知道。”妈妈在医院痛哭，李家辉却表现得很冷静，他说，家里不能两个人都伤心。

母子相依为命，没了家庭支柱，廖玉桂开始出外工作养家，但2年后脑里长了颗肿瘤，手术“​​大步槛过”，就再没有工作，靠政府孤寡抚恤金过活。家中剩一个独子，廖玉桂极度宠他，尽管每个月能花的钱不多，但每一代游戏机他都有。也没有人再骂他了，李家辉就是一个“Little King（小皇帝）”。

有底气，他习惯跟妈妈顶嘴。“什么都顶”，顶撞得太凶了，连朋友都觉得他对妈妈不好。两人闹得最厉害的，是因为廖玉桂常念着要移民。“尤其是我爸爸走了之后，我妈讲到香港像垃圾这样，我听到挺不喜欢。”李家辉沉默。

不过他后来回想，那或是妈妈生活得不开心的表现——当原生家庭移民加拿大，“她决定留在香港跟我爸结婚。”但因为越南华裔的背景，在那家族里“好像备受歧视”，结果“运气不好，老公早死”。一个不认中文字的女人在香港带孩子，从此成了一个孤立无援的人。

面对窘境，如果说廖玉桂想逃、找依赖，那“移民加拿大”就是求救讯号。她断断续续讲了好十几年，但没有被儿子接收。这让李家辉感到自责，直至很多年后，每到回忆来袭，他都会想：“是不是我两父子害了她？”

被抑郁症吃掉的人生

2002年，两人搬到葵盛东邨 。尽管妈妈跟李家辉说，那边有亲戚，出事情好歹有照应。但他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妈还很想爸，“换个新地方住，可能会好一点”。

“那对你来说呢？”

“没有很好。”

“我持续听同一类型的音乐超过20年了，可能我真的不太习惯适应新事物。”在第一次见面，李家辉告诉记者，他喜欢的歌手是周华健。

对他而言，现在的世界很疏离，自己像是时空旅人，从90年代一下子穿越到现在。中间的时光，尽是一片空白。

1999年，李家辉16岁，读中四，被诊断患上抑郁症。那年寒假，他情绪突然极其低落，没有原因。之后回到学校，又完全无法集中精神听课，“一看书已经很辛苦，可能一分钟不到，我就要唞气（调节呼吸）。”症状持续两三个月，他知道出问题了。

医生给他开了抗郁药、维他命，情绪好过一会儿又重来。所有科目追不上进度，他开始停学，后来连家门都出不了。妈妈吓坏了，硬要送他住精神病院。李家辉说，那里充其量是一个困着你、让你几乎无法自杀的地方，“（但）完全帮不了我。”但为了让母亲感到安心，他还是去了，两年内进进出出。

出院后，他躲在家里打电动、自修、睡觉。到2003年，政府抚恤金快要发完，他迫着出来工作。20岁，他初进社会打工，到旺角波鞋街做销售员、去写字楼当助理。

易倦，专注力不集中，是抑郁症最常见的症状。有时候受不了，李家辉便会换工作，最短的他只干了两星期。后来，他进了一家媒体公司当办公室助理，有福利有保险，稳定，一做就4年。

27岁，他跟朋友开了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在此之前，他曾经报过一个电影课程，“但一到后期，我已经不知道他（老师）在讲什么”，“我就是function不到（人无法运转）。”他用四个字概括自己的人生：“事倍功半”。

他曾经苦尽甘来。公司2年后上到轨道，能赚钱了。有钱才敢谈恋爱。一次speed dating聚会上，他遇见个合眼缘的女生，但后来才发现大家都有抑郁症。女生怕两人在一起，会成为抱着下坠的铅球，决定不开始。

突然之间，李家辉很纳闷，说对比起丧亲，“（人们）不会觉得抑郁症是一回事”。“但抑郁症，Cover我大半个人生。”

“如果你想死，我们就一起死”

直到现在，李家辉也说不清楚抑郁症是怎么会出现，他推测很可能是天注定，“基因到了那个年龄就要发了。”慢慢的，他找到方法形容发病的感受：“（抑郁）是一条被人扭到尽的毛巾，一滴水都扭不出来......整个人是，”他斟酌一下用词，“是呼吸困难。”

他想不起弑母那天，同样症状是否曾有出现。但法官判决前，共索取三份精神科报告，三名医生均一致认为，李家辉在案发时患上了复发性抑郁症。

黄以谦，是其中一个撰写精神鉴定报告的医生。他认为，在关键的时间点上，李家辉被抑郁的症状压得喘不过气来；长期的无助，令他生出一种“无价值感、绝望感，以及过大的内疚感”，“这或致他杀死母亲，然后自杀。”

李家辉的绝望、无助从何而来？

第一次见面前，他在短讯里就很强调，“自己不算是照顾者”——妈妈生大病后，他请了两个工人照顾——这种情况，在香港基层照顾者中并不常见；也正是这一点，在事发后曾经惹来外界闲语，说他的压力并没有同类案件大。

“外人觉得我顶受不了压力而做这件事，但不是这样的。我是真的觉得我妈咪太辛苦了，她不应该这样受苦下去我才......”李家辉在这打住了，没有把话说完。

动手是不忍心。妈妈曾多次表达自己想死，交代好自己的身后事。李家辉听着很难受，一次激动回答：“如果你想死，我们就一起死。等你死了，我马上跳楼。”

周伟雄曾任十年葵盛东邨区议员，现已移居英国。在隔洋的电话里，他描述印象中的廖玉桂身体不是太好，“行得好差”。脚痛得最厉害时，廖玉桂跟他讲，“每一天有20个小时都觉得痛”。

整个长大的过程中，李家辉从妈妈身上认识各种病。第一种是风湿痛。“从小到大她不断找姜来抹身，又拿冬青膏涂到满身都是。”妈妈去针炙也带上了儿子，“几个小时坐在那边，好惨啊。”

到李家辉长大，妈妈就经常因为肺炎进出医院。当时他常常往外跑，怀疑是自己把病毒带回家，于是之后出街都戴上口罩。这一举动在出事后，却意外成为令人生疑的负面印象。“记得有一篇报导访问我一个邻居，说我经常戴口罩，觉得我怪怪的。”

痛风是他妈妈另一个梦魇。“会很痛，脚完全是下不了地。”妈妈第一次发作，在床上一直大嚷。他急了，不知道怎样做，马上下楼买了张轮椅，只为把妈妈从房间挪到厕所去。到第二次，他学会了，“马上call白车”。

手忙脚乱多了，大多照顾者归纳出应付突发状况的一套，但李家辉也没有因此对痛苦变得麻木。这些年，每次妈妈进医院看诊，他从不假手于人。“不过发生之后的事，真的连想都没有想过......”

2016年11月，廖玉桂因为腹痛入院。检查后，医生在她肚上开了个洞，利用引流管把胆汁给放出来，“（胆汁）深啡色......流到整个肚子都脏了。”“觉得真系大镬喇（大事不妙了）。”

医生建议动开腹手术，检查腹内器官有否异常。可是在动刀后，不但无法得出明确诊断，更严重影响妈妈状况。李家辉形容，那是他母子“两世人一个最大错误的抉择”——妈妈79岁了，手术后只能插喉喂奶。“一直喊痛，一直叫，”叫到病房里的人全都在看，“你说那情况可不可怕？”

除了让她好过，李家辉别无所求。他一天跑两趟医院，拿着病历到各私家医生叩门问病因，又把妈妈送进私家医院休养，11个晚上花了超过11万港元。实在吃不消了，转移月费3、4万的颐养院，住过一个月，再慢慢转到便宜一点的私营安老院。他天天去探望，可才住了4天，觉得环境还是不行、护士没有礼貌，钱不要也罢了。他把妈妈带回家。

2017年4月，他多请了一个工人顾晚班，替妈妈洗澡换片。在此之前，妈妈脚痛，无法买菜做事，李家辉已请过一个工人打理家务，自己则长时间待在家里，凌晨4、5点才睡。到9点了，工人会帮妈妈灌肠通便。每次妈妈都痛得大哭，像小孩子一样闹，他看着但无能为力。

访谈到一半，当李家辉回忆得压抑时，很常把话题扯到“肥仔”去，“你不觉得肥仔很可爱吗？”“英国的Conner、俄罗斯的Jambik、顺德的小豪，还有印尼的Tatan——The Big 4，四大肥仔。”他说。以前母子俩最大的乐趣，也就是讨论肥仔。妈妈也是肥嘟嘟的，“我最喜欢把面埋进我妈咪的肚子。我还拿着小櫈仔（坐过去）去撒娇，那些工人看到了都在笑。”

但妈妈出院以后，瘦得几乎只剩下包着骨头的皮，连腿肚子都没有肉，每天痛得要生要死的，他再没有怎么笑过。“我又没有真的哭，但好像行尸走肉那样。”

“那个情况实在太差......”他欲言又止，十分克制措词。“是不想形容得太仔细？”记者问。“是的，那次跟之前几次（肺炎入院）是很不同的。”每次想起，李家辉就很难过。

2017年10月6日，李家辉立下遗嘱。2日后，他先请家中工人外出，锁上门，手握一把肉刀，挥往卧床的妈妈。完事后，他从窗户跳下自杀。

人走了，会好过一点吗？

2017年，除李家辉案外，香港还发生了两宗照顾者杀人事件：2月，58岁的士司机在住所勒毙脑退化妻子，后跳楼自杀；6月，80岁老伯黄国万用竹制不求人压毙中风妻子，其后自首。事件在新闻上沸扬。

黄国万最后误杀罪成。法官指案件为一宗悲剧，法外开恩轻判囚两年，扣减还押刑期后坐牢一个月，2019年2月出狱。今年8月，记者随李家辉去探望他。

“就是这样了，一个田鸡窦（田鸡窝）......”黄国万大笑，“（我）好像只田鸡住在里面。”这里是港岛西湾河的一人公屋。单位不大，​​约100呎，恰好放上一张床、一张长枱；还有一个大厕所，但没有厨房。当时事件哄动社会，出狱以后，不少媒体持续追访他；30秒的时间，黄国万向记者展示他的蜗居生活。

黄国万已经84岁，步履蹒跚。“我上次来探你，（我）还要拿拐扙。”李家辉说。黄国万听不清，以为他说自己，“一年不如一年了，你猜还能年年18岁吗？”他说自己的腿越来越不好，不过这一区胜在没有斜路，外出轻松一点。当年，他住的旧区满是斜路，但太太需要坐轮椅，他天天顶着头皮推，“一松手（人）就没了。”“那这里就最理想啰，”李家辉接着回。

二人在收押所里认识。2018年，李家辉刚从医院转回大仓去，透过囚友认识了黄国万。当时两人没有很熟，在每天一个小时的放风（监狱按时让囚犯在室外地方活动行走）时间里，黄国万多数在下棋，李家辉则在长板櫈上休息。偶尔碰上面，两人才会聊聊天。

算真正熟络起来，是在李家辉出狱以后。他当时住在铜锣湾的分租单位里，有时候状态好一点，就会去探黄国万。“多久没讲这么多话了......”黄国万靠着椅背说。访谈过程，他常常咳嗽。问他需要休息吗？他说不用，“我一个人，有时候好闷的。”

前半生，他都一直在忙。黄国万自小随家人从澳门到香港揾食，做过小贩、修电器，后来进了巴士公司当维修员。他40岁时结婚，后来太太生病，他就更忙。

太太在2014年中风，半身不能动。黄国万给太太找了家安老院，但因为“挂住佢（想她）”，天天去看望；又抽时间去医院偷师，看看人家的物理治疗怎样做，有样学样，在安老院扶抱着老婆练习。

一年半后，太太身体急速变差，大小便失禁，“食又没味道、走又走不动，以前也能看电视，后来都看不到了。”黄国万侧着脸向记者说，“一个人到那个环境，她自己也觉得无味啦（没用处了）。”

法庭判案书中，提到黄国万为妻子解脱的原因：在太太失去视力以后，她只能长期卧在床上。黄国万开始担心如果自己比太太早死，太太就会饿死。黄国万曾多次想帮她解脱，但没有勇气。

直到在事发的前一天晚上，他给太太做好饭，太太问：为什么我什么都尝不到了，还要吃？2017年6月6日凌晨5点，黄国万睡醒，看到妻子面朝天，就拿起一根不求人（抓背器），压在她的脖子。半小时后，他累了，停了下来，太太已经没有心跳。

黄国万换件衣服，下去麦当劳吃过早餐。回家洗了个澡，抽过最后一根烟，报过警后，就干脆把将近60年的烟瘾给戒了。

“太太不在了，你有没有好过一点？”“好，我自己好过！（被捕后）去警局阿Sir同我录口供，同我有讲有笑。”事发后，他一直神色轻松。

一个警官讶异，问他为什么好像没事一样？“我说，我老婆上了神枱、搞掂了（事情解决了），家又散了，我没有牵挂，”黄国万47岁时，曾有一名儿子；后来儿子患病，在24岁时自杀去世。

他曾经写过3封遗书，打算杀妻后自杀，但最后还是决定负责。他说，“心甘命抵，我还有什么呢？”

求人、不求人

在香港，居家安老是政府一贯方针，但相应提供的资源，却远远追不上老人增长幅度。照顾者长期无处喘息，最后与老人双双坠落。但在坠落之际，社会上有没有任何角色，曾有机会在最后关头接住他们？

事实上，黄国万曾经求助。太太进医院后，医院曾经安排一名医务社工跟进。黄国万一开始对社工没什么好感，“但是这个社工主动、最多帮我申请福利。”他卸下心防，有事就找他问。到太太身体变差，他想要“有个方向”，再向社工求助。这才发现熟悉的社工已经离职。“新来的又没几句可以倾计。”他伸出来求救的手，又再缩了回去。

但李家辉不一样，他甚至从来没想过要求救。事发前一个月，他才完成精神科医生覆诊。据判案书写道，因为照顾母亲，李家辉变得社交孤立，承受的压力极影响他的心情，到后期已经不得不增加吃安眠药的频率和剂量。但这一切，他没有告诉医生。

精神科医生黄宗显曾在公立医院执业十多年。他指出，医生可以因应患者的各项需要，转介医务社工跟进。然而，李家辉用一句话总结20年来看病的状况：“只是拿药。”医生不会看诊吗？“会，但是好多人啊，看诊5分钟10分钟你已经不好意思了：下一个（病人）在等。”

在公立门诊，病人从预约到看症，时间从来都是一个明显的限制。目前，精神科门诊新症的轮候时间最快要4个月。而终于等到看诊，黄宗显直不讳言，每个病人大多只得3到5分钟时间——即便病人情况已经有很大变化，在仓促的会面时间，医生也很难察觉病人的真正需要。

李家辉也不是没有信过医生。他说，基本见医生3次面，就已经讲完自己的事，“能帮到的，早就帮到了。”他厌倦不断重复无用的讲述，对系统早早失去信心。慢慢地，就跟黄国万一样，把公共资源的缺失，都成了自己扛的责任。

当年太太离院，老人院有跟黄国万讲，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回来。“是啊，是可以随时回去，但是银纸（费用）已经涨三倍了，”他反问记者，“你点顶呀？（如何支撑得到啊？）”初初进院时，太太一个床位月收6000元，到一年半后，升到了18000元。公营服务排不到，私营的又太贵，黄国万夹在了中间，两边都靠不上。

你觉得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钱。”

“你能给钱，别人就帮你做这些事了。”黄国万想不用想，说像李家辉请了2个工人照顾妈妈，“好叻仔、本事”。但顿了一下，他还是觉得不请也好，“他（李家辉）也觉得好阴功啊，觉得难为了工人，他也很过意不去。”

在遗书上，李家辉写道离世后，会在自己遗产中分两个工人各2万元——虽然工人从来没有抱怨过，“但我知她好辛苦。”李家辉说。

不同的两个人，身上各有同一种不愿麻烦别人的倔。但总有搞不定的时候吧？“不搞啰，最多是不搞而已嘛。”黄国万呵呵地笑。

从阴间回到阳间，是“人鬼殊途”

“原来一个人（出狱）什么都没有，由内衣裤重新买过是要花好多钱。”还押2年、出来已经3年，李家辉如今孑然一身。

“我整个2020年没有收入。”当年开公司，他存了一笔钱用作妈妈的医疗开支，最后花剩一半。出狱以后那一年，他身体还没完全康复，也易倦，无法工作，就靠着这笔钱过基本生活。

直到去年，一个开玩具模型公司的朋友知道他的状况，给他提供职位。“钱不是多，但在家工作，”一个月只有几千元，勉强能糊口。他想过山穷水尽就申请综缓，但他其实抗拒。

回到社会生存，很现实地，最重要就是钱。“我有跟我妹讲过，如果我当年没有几万元（积蓄）进去坐监，我就不（想）出来了。”黄国万重复了两遍，“不用求人、最重要是不用求人。”

事实上，他甚至也不想出来。对他来说，出狱不过是回到一个更大的监狱，只是有那么多一点的自由，“你喜欢吃什么可以自己去买，衣服自己洗。”可人到八旬，他已经不觉得这种自由很重要，“我（脚痛）不走得多远，又没钱。”

黄国万现在生活规律：早上到麦当劳吃早餐，中午回家煮麦皮。差不多4、5点了，就下楼吃个碟头饭，“发姣发凳就蒸条鱼（心血来潮了就吃蒸鱼），不时买些烧鸡。”家里狭小，他喜欢拿到公园吃，图那边好风景又凉爽。米饭吃不完了，趁没人看见就喂雀仔（小鸟）。

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出来，“人命关天啊！”在里面，他认识了好几个非照顾者但同是杀妻的人，有些要坐8年、有些终身监禁，“棵树（那么小）都看着它长大了。”对照下自己，心想也没戏了。

李家辉也早作好最坏打算，“就算能出来都是20年之后的事。”他估计到那时候，自己还是跟现在同一个样——每天很长时间都待在家里，睡觉、看新闻、打机、做公事。一天外出一次吃饭、买菜。朋友也很少，目前日常联系的也只有两个。

他说，自己过得并不开心。

“现在我做的事，跟我在13岁做的事是没有分别的。”不用上班、没有父母阻止你打机......李家辉形容，那是一个小孩子的Dreamlife，“但我不是嘛。”他今年39岁了。失去目标，他觉得很迷失。

人生过一半，回想最实在的时候，是跟朋友合伙开公司那八年时光。那时候他赚了点钱，准备了2万元追梦：1万元请健身教练、1万元请乒乓球教练。他乒乓球曾经打得不错，“我爸教我的。”如今一切重整归零，他又再次掉进年少那段混沌的时光。

但一切，也许取决于心态。比起李家辉，黄国万明显安然自得多了。他说自己10几岁出社会跌打滚爬养起来，“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听过，我们比人放开好多。”

更何况，他在狱里早就打了个底。一次，黄国万跟“成班冤鬼（同囚的人）”开了个会，讨论主题是：“由阴间回到阳间，他们的生活、际遇会是怎样”——他把监狱形容成“阴间”，进去的人都成了“鬼”。

“首先，我们在阴间上来叫做‘监趸’：没有人会跟你聊天、没有人招呼你，”浓缩成一句话：“你只有自生自灭。”

结果回到在阳间，“跟我开会时聊的一模一样。”在里面的日子过很闷，黄国万喜欢找人聊天，有时候连警官都不放过。但墙内墙外两个世界，一只鬼回到阳间来，黄国万说，就是“人鬼殊途”。出来以后，来找他只有社工记者，还有张超雄。

当年，黄国万弟妹们向法庭承诺，会开始照顾哥哥。但他连妻子生病都不求救了，如今寡佬一个怎么还会烦人？除大节日外，他很少跟弟妹见面。

人家说，出狱后要重新做人。黄国万则说，不是，“是人鬼殊途。”“你以为别人不认识你啊？其实好多人都认识你，那些人会背后讲你。”他现在出街只看路，不叫人也不看人。“我们上过报纸嘛......丑事传千里、臭名远播啊。”

但也许鬼能变回人啊？“变不回的。”他拒绝希望，“我们懂得（理解）这些事情了，是不会难过的。”

我一定不是最后一个

活下来，根本不是李家辉预料中的事。

前区议员周伟雄还记得，初次去探望，“他情绪极之低落，觉得很对不起妈妈。”仍不时会有自杀倾向。周伟雄勉励他，活下来是天注定，那就尽量想想办法，借自己的经历推动社会改变。

推动安乐死，差不多成为了李家辉现在仅有的生活意义。

而在黄国万出事后，张超雄就一直跟进。他经常奔波探访，协助媒体采访，希望把安乐死议题重推大众眼前。目前在香港，安樂死属于谋殺、误殺等刑事罪行。官员们曾多次强调，安乐死是“违法及不道德的做法”。

黄国万很信任张超雄。在狱中，他跟李家辉讲：“我介绍张超雄给你认识啊！他是不可以凌驾法律，但是讲一句，比我们讲一千句好。他是社会名人啊！”

于是在里头，李家辉曾答应过张超雄，待自己休息好了，就像黄国万一样受访，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事实上，在访谈时候，他曾几次向记者坦白，要仔细回述过去，他并不自在，“但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不讲就没有人讲了。”

不过到他出狱，就正值香港社会运动最剧烈之际，数月后疫情又开始爆发。许多零散的议题像弱势者本身，在大风浪中逐一被淹没不见。更令人难过的是，“到我准备好的时候，他已经不available（不在）了。”2020年11月，张超雄宣布辞任立法会议员；2022年初，他因曾在立法会高叫口号逾半小时而被判入狱三星期；5月，他举家移民加拿大。

与香港相差12小时的另一端，张超雄在电话里头说，自己并没有忘记那约定。他静默了一会儿说，“我都好抱歉。”

张超雄在2004年首入立法会，因为弱势社群不被看见，从新移民、残疾智障人士到安老议题，他讲足16年。但情况未变，香港政治已大变。连自己这么温和也要入狱，衡量过风险与时势，加上人已65岁，家中还有需要全天候照顾的严重智障女儿，他无法不选择离开。

使命未竟全功，张超雄一直感到遗憾。但他觉得，社会上每个人都可以帮忙推动——随着人们开始老去，越来越多人负起照顾者的角色，“当他们有这个需要和想法，他们就可以出来。”

然而在社会层面上，这会遇上两个困难。第一，那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再拿出来谈。第二，身处在急速的社会，它会赶你跟上节奏，压缩人们的悲伤。张超雄说，香港是一个“求生”的社会。人一旦脱离受苦的状况，时间会慢慢让人忘记当初的感受，“只有在当中，你才会明白安乐死对那个人是多么重要。”

所以回过头来，他觉得在政策层面，仍然有人“​揼石仔​”（漫长而默默去做）还是很重要的。但在新时代的政治下，“我们对政府还会有期望吗？对立法会还有什么期望？”他问。

8月17日，郭伟贤案件再次开庭，听取辩方求情。李家辉老样子一身黑，坐在旁听席左侧。自上次庭审披露了仔细案情，事件引来社会关注。这一次，来的记者明显更多。

事实上，据张超雄回忆，当年李家辉所受到的镁光灯以及大众关注，都远比黄国万少很多。这当中牵涉到两个“原罪”，“他是后生仔，在香港没人同情的；杀了妈妈，这又是没人同情。”

更何况，他帮妈妈解脱的手法，也叫常人很难接受，因此失去了外界不少同情分。

端传媒搜寻照顾者杀亲案的资料，发现香港近5年内至少发生8宗照顾者杀人或自杀事件。当中黄国万用了不求人，李家辉用一把刀，郭伟贤选择烧炭，也有人用背包勒毙外孙......

“勒死太痛苦、烧炭没有必定成功的保证，”李家辉现在推论当时无奈的选择，是“对死者最无痛苦的方法。”

这天，主控官迟迟未到，旁观的人开始各自各聊起来。李家辉揑着手，小小声说，“好像郭生、万叔这样，我常常形容好像社会共业。”“本来这件事已经是一个悲剧，你在他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捉他去坐监，再创造多一个悲剧出来。” 身为过来人，他觉得很悲哀。

身处犯人栏的郭伟贤听着律师讲解。他身材瘦削，戴着眼镜，在没有椅背的长櫈上仍坐得笔直。记得上次庭审，控方在阐述案情，他一边按紧传译的耳机，细心聆听，眉头时常紧皱。

事发以后，张超雄为他张罗律师和大状。一个多月后，第一次到收押所探望，他情绪还未稳定，提起太太仍会痛哭。当时，郭伟贤语重心地拜托张超雄，希望可以帮忙推动政府立法安乐死。他说，“这些事将来一定不停重复，而我不想再有下一个。”

后记

荔枝角收押所的医院一共有3层，1楼是观察病房——那就是李家辉住了一年的地方。初初进牢里，囚犯凡是没胃口、失眠、便秘，大多都会被分发到这边“过冷河”，观察一两天。那里人员流转极快，一个新进来的囚友认出了李家辉。

毕竟事件当年惊动社会，李家辉上了电视、登上过报纸。两人寒暄几句以后，囚友突然哭了起来。他跟李家辉说，自己的妈妈也正受长期病折磨，曾表达过自己不想活了，但他无能为力。

李家辉拿出在狱中珍贵的纸巾安慰他，突然间囚友跟他说，“我觉得你是英雄。”他愣了。当时自己情绪还没稳定，仍不时内疚烦恼。一时听到这样的话，他不知道怎样反应。

李家辉事后回想，如果要认真地算，“万叔（黄国万）才是英雄。”

“英雄的意思，是做了些好的事，而在这事情上（杀妻）是得不到任何外界的理解。”

李家辉解释，当时黄国万太太年纪已经很大，康复的机会很微，所承受辛苦是“完全无谓”（没意义）。可是太太变成这样，并不是黄国万的责任，他大可以放手不理。“但是他Take了（承受了）。”

同一个交叉点，不断放在照顾者们的眼前，迫着他们选。在撰写报告时，精神科医生径直问李家辉：“有没有想过，任由妈妈自然受苦下去？”他当时答：“那我还是人吗？”

“大家会觉得我没有权做这件事，但如果我因为没有权而不去做，那最后Suffer的就是我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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