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下失业者︰露宿、挨饿、吵架，他们仍未看到困境的终点

夜幕降临，街市外的休憩花园一片安宁。花园一侧设置了几层阶梯，几位露宿者住在阶梯上很久了，家当完备，整整齐齐垒在身旁。在失去稳定收入后，阶梯也成为阿龙新的落脚点。

阿龙从没想过会露宿街头。他缩在角落，彻夜难眠。天亮后，他拾起脚旁20多根烟蒂，丢进不远处的垃圾桶。一个随身背囊，放了几件短袖，这是阿龙的全部家当。他把街头随地捡拾的报纸铺在地上，枕头是那个瘪瘪的背囊。天气冷一点，他就拿出一件衣服盖在身上。“我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怕冷，”阿龙有点骄傲地说。

疫情不久后，“看着荷包（钱包）做人”成为阿龙的生存准则。生活开支捉襟见肘，他看准夜晚面包西饼店临收舖的时间，赶去买最平价的白吐司填肚子。失业后一日三餐也变得奢侈，那段时间，阿龙对饥饿失去知觉，“究竟为什么，我会到这样的地步呢？”

自2020年头，香港至少卷进五波疫情。两年半以来，失业率节节攀升，曾在2021年头突破7%。关于失去和重建的故事，落在20多万失业的人身上。

摇摇欲坠的生活

疫情爆发前，30多岁的阿龙在厨房忙忙碌碌近十年。

九十年代末，阿龙随家人从大陆搬来香港。他16岁就出社会打工，做过发廊和酒吧，最后走进餐厅跟师傅学艺，也做过茶餐厅和酒楼。逢年过节餐厅热闹，他从清早忙到深夜，生意最爆的时候，日薪有1000元。

早一代的厨房，几乎每个岗位都得熟悉；伙计们收工后一起饮酒、吃宵夜。大约在2010年，阿龙感受到厨房文化渐渐不同︰集团式餐饮公司兴起中央厨房，小炒的调味汁不再由师傅手把手传授，转由集团统一配方。厨房的岗位也被精准分配，形成流水线工作。

2019年下半年，汹涌的示威活动成为香港的主调。那时阿龙在一家酒楼工作，夜档生意稀落。来到年末，阿龙每周只开工两三天，那时有同行选择离开饮食业，另觅出路。

翻过一个年头，疫情砸在眼前。2020年初，在防疫措施限制下，店舖纷纷落闸。阿龙觉得香港变成死城，人山人海的旺角街头变了副模样，“望过去整条街，我都数得到有多少人。”

阿龙只能每周返工两三天，酒楼也没什么客人光顾。一间诺大的店舖，日常运营开支加上租金，一天得烧上万元。很快的，餐厅要搬去其他地方，新店所需人手大幅减少，厨房只留下两三人。阿龙不想让相识已久的厨房大佬（大厨）为难，和其他同事决定在旧店结业前离开。“等生意好了，再叫我们回来。”临走前阿龙对厨房大佬说。

疫情带动网购风潮，物流业随之兴盛。经转行的旧搭档介绍，阿龙投身物流业，踏足HKTV MALL的仓库做劳力，也做机场速递公司的外判员工。但工作总是不太连贯、持久，开工颇受防疫政策影响。其中，核酸检测证明是很大的障碍，例如疫情严重时，机场要求出示48小时内的阴性证明，但检测结果常常超时，阿龙曾遇过5天才拿到结果。2022年第五波疫情冲击下，阿龙又跌入两个月的失业期。

“今次持续已久的失业潮，基本跟疫情有关，因为停市等防疫政策引致经济活动停顿。”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学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向端传媒表示，2019年示威活动不太影响失业数据，疫情后则发生巨变。

翻查统计处数据，失业率自2010年起至疫情前，稳定在4%以下；2019年全年平均失业率仅为2.9%，翌年全年平均飙升至5.8%；2021年初更曾一度达到高峰7.2%，及至年底爆发的第五波疫情，失业率持续数月突破5%。

欧阳达初补充，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失业率维持在3%左右便属“全民就业”，香港自2010年起至疫情，整体失业率相对而言属于偏低，在疫情后的程度相较其他国家亦属偏低。而经过两年时间，失业群体中可能有人已经转行、或退出劳动市场。

一个月工作四天半

在荃湾市区的唐楼（没电梯的旧楼房，台湾称为步登公寓），陈萍一家跟两位亲戚共住在两房一厅约300多平方呎的房子里。屋子塞得满满当当，狭小通道两侧立着冰箱和储物架，靠近天花板的横梁插入钉子，用来挂背包。客厅一侧摆了一张木质碌架床，下层用作储物，上层能睡人，床架则堵住了窗户。四台风扇在客厅和房间运转，冷气机极少出场。

陈萍一家是大陆新移民，丈夫余建斌在建筑工地做杂工。疫情前，余建斌月入两万元，要养活一家五口，陈萍全职在家照料三位女儿。单靠余建斌的收入，加上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低津），才能勉强撑住日常开销。

建造行业是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杂工是地盘食物链底端的工种，技术含量少。在第五波疫情的高峰，余建斌在2月只开工四天半，全家收入只有几千元，连房租都付不起，幸及时获批低津救助。

劳动市场正在萎缩。除了失业人群，基层就业不足的现象也常见。所谓就业不足，指在统计前七天内，在非自愿情况下工作少于35小时。欧阳达初认为，失业率的统计没有包括就业不足人口，“失业率数字可能一定程度低估了就业困难。”

根据统计处，自2010年以来，就业不足率保持在2%以下，2020年后上升至3.3%。

陈萍的家许多都是固定开销，每月七千元房租，孩子书簿费每人每学年两千多元。银行储蓄数字迅速下跌，陈萍只好朝食物开销下手——在夜晚街市关门前买菜，一般七点的蔬菜是十元三份；等到八点，或许能买到一元一份。夜晚的肉也便宜，原价38元的猪肉变半价。陈萍买回家后会立即切成三份，煮一小块肉，剩下的放进冰箱。

几个月来，余建斌没找到新工作，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工。陈萍也出门寻找兼职，当了“三无大厦（没有业主立案法团、任何居民组织和管理公司的大厦）”的兼职测量专员，为每层楼公用垃圾桶里的垃圾秤重、计算住户使用政府派发的环保垃圾袋数量等。

为了阻隔垃圾的恶臭，陈萍戴上三层口罩。夏天的唐楼，格外闷热，陈萍爬上爬下，汗水浸透衣衫。脱下塑料手套，汗水直滴，“里面的水都够养鱼了。”就这样，她一个月能为家里帮补三千元。

一个人偷偷哭泣的日子

原本，阿龙住在九龙闹区里的㓥房。撇除洗手间，㓥房几乎只放得下一张床。失去收入后，阿龙不想在家里用电，总是四处游荡，去商场吹冷气、用Wi-Fi。

还有全职工作时，阿龙喜欢在夜晚和朋友聚会，有时能喝个通宵。失去工作后，最初朋友请吃饭，一两顿还能接受。渐渐地，阿龙畏惧参加聚会，不想见人，不接电话，扮作手机没电。

“以前大家可以各付各的。真是要朋友接济，你会疏离那个圈子。”阿龙说。

后来做物流业，也是朋友伸出援手，但接受这份工作时他又忐忑不安：“他为什么要我去帮手？是否觉得每次吃饭都要他付钞？”他条件反射地揣度朋友好意。

落差感，缓缓地淹没阿龙。

房租也交不起了。拖欠两个月房租后，阿龙心有愧疚，没等房东开口，抓起几件衣服塞进背包离开。日间，阿龙待在公园，有时顺势睡在长椅上，有时去朋友开的网吧借宿，吃点便宜的食物，一整夜就过去。最后，他找到露宿的地点，选择标准是，那个区没什么熟人朋友。

有志愿者来为露宿者派饭和物资，阿龙从不主动去领食物，先让给其他长期露宿的长者。他也不与其他人对话，“他们不会理你，”阿龙揣测。露宿期间最难挨的不是风吹雨淋，是路过的晨运人士。那些窃窃私语钻进耳中，挥之不去，“但她们也不是有心说的，”阿龙补了句。露宿者们总在清晨六点起床，收拾好物品离开。

因失业引发的一连串情绪问题不容小觑。香港社区组织协会针对第五波疫情，于5月下旬对375个基层住户就劳工就业及政府支援情况作调查，结果显示，逾五成受访者出现家庭负债的情况；逾四成失业和花光积蓄；逾三成无钱交租。在情绪方面，超过七成受访者感到抑郁、情绪低落；近六成人士感到无助、徬徨。

事实上，情绪浪潮在疫情初期已经掀起。2020年4月，即香港第二波疫情高峰过后，香港大学护理学院及公共卫生学院调查Covid-19大流行期间影响港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因素，有1501名18岁以上成年人参与研究，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失业，会大幅增加罹患抑郁、焦虑征状的风险。

“精神健康问题是隐蔽的社会成本，”欧阳达初分析，“政府对他的支援会比较多，他比较快有信心可以再找到工作，不用担心太久。”

陈萍一家的日子也不好过。疫情将人们锁在家中，一下把原本不大的空间塞满。余建斌失业后，夫妇二人的沟通变得尖锐，“以前我跟老公吵架，尽量不在小孩面前。现在控制不住了，说吵就吵。”陈萍说。更多时候，余建斌干脆直接关上对话通道，把自己埋进睡眠里，“可能日日醒着的时间都没两个钟。”陈萍抱怨道。

孩子们在家中上网课，陈萍向非牟利机构借来二手电脑。狭小的空间被分割成几块，大女儿和二女儿在客厅桌子旁听网课，小女儿搬把椅子坐在走道。孩子们在家中上课没法专心，成绩下降不少，这让陈萍烦心极了，皆因她付不了每月几千元的补习费用，刚把英文补习班退了。

合租的亲戚也没工开，待在家里抽烟。打扫的活儿都落到陈萍头上，她疲惫不已，“像个老妈子一样，每天都要做这些，真的要崩溃了。”陈萍比以前更想拥有独立空间。前段时间，中介带她去看一个天台僭建的铁皮房，100平方呎，厨房和厕所与他人共用，租金8000元。

郁结一团团积攒起来，陈萍愈发容易因生活琐事发脾气。大女儿贪玩游戏，成绩下降，她忍不住发火，有一次甚至说，“如果我去死，我第一个带上的就是你。”

还有一次，二女儿告诉陈萍，姐姐写了一封给自己的信，陈萍感到好奇，想看看漂亮的信封里面写了什么。等到女儿们入睡后，她偷偷打开信，“（我女儿）写她要去死。她说她不开心，因为妈妈不让她玩游戏。”陈萍觉得天都塌了，读着信止不住地哭。

“我很少在老公面前哭，哭就是自己洗澡的时候，或者躲到厕所用水冲马桶的时候。”陈萍觉得有颗石头压在胸口很久了。有时喘不过气，她就跑到天台，一坐就到凌晨两三点。“我上去就一个人流泪，流完泪感觉自己发泄完了，”陈萍轻轻地说，“风吹一下，冷静一下，想想日子还是要过，就下去了。”

“史无前例”的临时支援

2022年3月底，港府在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下拨款30亿元，推出临时失业支援计划，通过审核人士将一次性获得一万元津贴。“是史无前例的，”欧阳达初不禁感叹，“我以前未见过失业援助可以这么快去到10万个申请。这个数字，反映了失业支援好有需要。”

但这笔失业补助花了两年才实施。2020年初，突袭的疫情引发失业潮，当时的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曾拒绝设立失业援助金。香港明爱荃湾社区中心社工谭颖潼认为，好多政策要社会“嘈好耐（吵很久）”，才会获得回应。

根据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2022年5月20日公布，已完成的40万宗临时失业支援申请审核中，未能成功的约10万宗。据政府公报，未通过审批的原因主要︰一是申请人在申请时仍有工作；二是申请人2021年第四季月入不符合2700元至30000元的要求；三是失业或因指定处所受限而停工少于连续30天。

民间批评这些审批条件属严苛限制。2022年2月，陈萍发现银行帐户上只剩下200元。她想为余建斌申请临时失业援助，但因4天半的开工时间，被拒之门外。这种情况在基层中并不少见，陈萍的另一位朋友因为开工一个钟，入账60元，亦申请失败。

社工谭颖潼说，基层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推出失业援助金，“他手停口停，见到有工作当然就上班。”谭颖潼接触过深水埗、太子和荃湾的基层街坊，不少人做散工，宁愿不放假，揪住任何可以开工的机会。

第五波疫情爆发后，2月至6月，谭颖潼跟同事接到近200个街坊求助和咨询来电，“失业、开工不足，无办法交租，申请紧急援助的，那段时间是高峰。”在绷紧的防疫措施下，谭颖潼的同事们常去购买食物、药物、检测包、维他命C，包装成物资包送到街坊家中；有的街坊甚至需要奶粉尿布。

一直以来，陈萍都会主动寻求官方和民间机构支援。“职津、学生资助、住房补贴、关爱基金......拆东墙补西墙，”陈萍说，“没有这些的话，真的挨不下去。”

欧阳达初研究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多年，他坦言，政府推出直接针对失业人士的援助已算“有突破”，但更关键的是，失业支援是仅应对疫情的一次性措施，还是成为恒常失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

回顾香港一贯应对失业议题的手法，欧阳达初认为，过去政府不愿过多介入就业市场，商界更是始终反对增加与失业相关的福利，失业者只靠综援和遣散费应付日常，“我们很长时间，是处于一个失业保障低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港府由2020年4月至今推出共三轮保就业计划，涉款共900亿元，向符合条件的雇主支付半年或三个月工资补贴，雇主需保证接受补贴期间不会裁员，将补贴全数用于雇员工资。

惟有声音批评保就业计划存在漏洞、缺乏监管，例如保就业计划未能覆盖没有强积金的基层员工；有公司一边申请政府补贴，一边要求雇员放“无薪假”；更有雇员在保就业计划结束后就遭解雇。

欧阳达初评价该计划的设计初衷时指，“是给资本、给公司，不是帮助失业的弱者的逻辑。”

不过，今年港府自2022年1月初陆续收紧防疫措施，包括收紧“限聚令”、晚上六时后禁止堂食、关闭部分商业场所等。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3月接受电台访问时称，有三千多间食肆暂时停业，约六万名员工因而失业或短期失业。

欧阳达初分析，保就业计划也承托不住那些撑不下去的企业，“对企业来讲，要考虑不止是人工，还有货物、灯油、租金的成本，他们真的要倒闭，不会因为有个保障就不倒。”

欧阳达初认为，社会面对的失业问题普遍存在且多元，比如有的行业复苏慢；有人难找全职工作；有人年纪大找工难......人们需要更多时间让生活复常。如“失业保障”变成恒常制度，作用便突显出来，“不仅对失业的人有好处，对整个经济来说，也有维系失业人士购买力的作用。”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余伟锦等学者也曾发文，指出处理失业问题，往往需考虑以下几点︰要确保失业者免陷于贫穷，分担失业带来的社会风险，这需要促使劳资双方和政府合力，而失业者的求职斗志也需要维持，政府提供的就业培训可以雪中送炭。

参考国际经验，往往会同时提供不同方面的就业支援，譬如就业服务（Employment service）、就业支持（Employment support），培训和就业意愿的沟通等。这称之为积极劳动市场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政府充当一个很强的角色，主动去协助失业的人找工作，“而不是单单说，你等市场复苏回来就自然没有这么多（失业）。”欧阳达初说。

自疫情以来，政府雇员再培训局启动共五轮计划，为受经济不景气所影响的失业、待业人士，提供职业技能或创新科技的培训，为期两至三个月。不过，谭颖潼认为，在缺乏恒常失业保障制度时，让市民上培训班增加职业技能，是要他们“靠自己就好”。另外，一个现实考量是，要让老年人突然转行是很难的事。

“如果以普通街坊的角度，失业都不知道怎么办。综援这条路可能救到，但要等；低津2021年4月才更改（申请资格）。”谭颖潼说。

在职家庭津贴计划原本的基本工时要求为144小时，2021年4月立法会通过《2021年拨款条例草案》，降低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申领月份非单亲住户的工时要求，下调至72小时。

然而根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在2022年1月至3月期间，第五波疫情下，工时达到低收入津贴最低要求的基层雇员不足四成；完全没工开的人数上升1.4倍。放宽后的职津申领条件，仍无法保障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基层劳工免于困窘。

“其实2020年都出现过（失业），一年后才知道开工不足，这个已经很慢了。一万元的失业基金，为什么叫‘临时’？现在给你，下个月就没有啦。”谭颖潼说。

看不见的终点

临时的失业援助金，没法援助到陈萍一家人。她现在寻找兼职工作的标准，是能兼顾到照顾孩子，“垃圾测量员”这份工作她还算满意，一周三天，时间灵活，早做完、早收工。虽然上楼梯喘得厉害，陈萍也不敢停下休息。

陈萍早年来港，曾在餐厅厨房打工，出餐送餐，右手留下劳损。现在吃饭夹菜，手都隐隐发疼，给垃圾秤重的时候，得双手并用才能使得上力。好不容易，她才搭建起生活。以前买不起洗衣机和冰箱，向别人借了五万元，花了两年时间还清。

“（小孩）刚来香港没有申请学生资助，老公工资也低。小孩读书，还有吃的费用，好不容易还完那些债，疫情又来了。不知道怎么说，还挺倒霉的。”陈萍一家早已习惯餐桌上总是一菜一汤，菜色清淡，点缀一小撮肉末。偶尔重要的亲友来作客，她才会花两三百元买菜。

当老公还有稳定收入时，陈萍省吃俭用，还能不时给老家的母亲寄点钱。现在她心有余而力不足。亲弟弟失业在家，陈萍很担心母亲的健康，看病吃药都需要钱。但她经济拮据，面对母亲偶尔打来的视讯电话，她犹豫极了，不敢按下通话键。“可能只是说家常，我就会很难受。因为我知道家里没有钱。”

“我现在年轻，还可以做一点点，等我再大点年纪，但是一点储蓄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办。”陈萍说。

欧阳达初说，今次的失业问题，是政治动荡加上疫情影响，比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复杂许多，“这是持续性的估不到终点的危机。”

不过，一些预料之外社会气氛正在慢慢变化。欧阳达初观察到，从前香港崇尚自力更生的“狮子山精神”，社会会把失业的后果推向个体承担，“大家都有个印象，你怎么会找不到事情做？”

但今次在疫情蔓延两年半后，“自力更生”不再是唯一信仰。“我从未感受过香港这样，比较少人去责怪失业的人。大家态度比较开放，当说要提供多点保障给失业人士时，听不到有好大反对声音。”

最近阿龙的工作稳定了一点。他在机场速递公司做物流工作，那也是体力活，这与他在疫情前的生活或许近了。品尝过露宿的滋味后，他决定打破心里的高墙，找到关注无家者的机构Impact HK求助，对方暂时帮他解决了居住问题，有了过渡性的落脚点。

“我不要拣最便宜的面包了。我要食（15元一个）菠萝油。”他现在想牢牢抓住手上的工作。

经此一役，阿龙说自己的抗压力增强不少，心里长出新的勇气，“我都瞓过街（曾露宿），最差还能怎样，那就是住在隔壁吧。”他指了指某个方向，说那里有殡仪馆。

他反复念叨，应该换个角度思考这些经历，“其实没有疫情爆发，你不会知道身边有这么多问题。”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阿龙、陈萍、余建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