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抵抗校园性别定型，平机会、法庭成为捍卫选择权的新战场

【编者按】本文会按受访者意愿，用ta、她或他作为代名词。

中五生林泽骏在7月19日发布短片，指就读的香港东华三院黄笏南中学在一个半月前以违反仪容规例为由，威胁会剥夺ta参与学校活动的机会或直接停学，要求ta把盖耳的头发剪去。ta最终就范，但已循平等机会委员会（下称平机会）投诉学校违反性别歧视条例。相关投诉被接纳，将在8月进行调停或调查。

截至7月30日，片段的观看次数超过68万，留言数目近3000，支持者横跨不同年龄层和性别︰有人同样是学生，被发禁煎熬但哑忍，对林泽骏的遭遇感同身受； 有人早已毕业，但想到当年为了符合校规标准，剪了个讨厌的发型，现在仍耿耿于怀。

一下子，这些早被视为约定俗成、不能撼动的规定成为众矢之的——原来，校园性别定型的受害者，不只一个。

“在林同学公开发声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可能香港只得我这样想。最近我才知道，林同学的个案可以引起这样大反应。”就读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的中五生黄永熙说。他束短马尾、两侧头发剪短。原来早在一年多前，他就学校男生发禁的校规向平机会投诉，调查仍在进行阶段；他同时有意提出民事诉讼。

由头发延伸出来的，除了仪容规定，还有学校和社会对性别议题的灵敏度。林泽骏的发声会否掀起一场颠覆性别认知的讨论？这些被视为“不守规矩”的人在捍卫甚么？教育界又该如何反思？

保卫头发的抗争

在片段中，林泽骏质疑校方性别定型和歧视，认为原生性别男生留长头发是“烂仔行为、影响市容”，漠视学生心理需要。对于学校以校誉和卫生理由去禁止男生留长发，林泽骏认为学校教学水平与头发无关，女生留长发也没有问题。林泽骏同时提到自己有性别不安。

片段公开后，黄永熙联络上林泽骏，因为终于找到一个同路人，“我留长头发是为兴趣，想知道自己长发好不好看，但后来发觉身边同学标志了我，也是我自己一个Icon，它给了我一个肯定。”黄永熙说。

一年前，有老师因他留长发而拒绝让他考试，要之后补考，其后学校以违反校规禁止他到课室上课。他有3个多月时间要在医疗室，透过安装在课室的镜头看直播。黄永熙没有反抗，也觉得没有必要自行走到课室，但他同时也萌生了用机制维权的念头。“我当时这样告诉自己：我觉得自己没错，找了些意见，都相信自己正确。”

访问时，他带着一部分和平机会交涉用的文件，包括电邮回复和大大小小的证明书。那叠厚重的纸上，铺满密密麻麻的文字，见证着他的抗争。

黄永熙同样以梁国雄案为例，质疑校规的合法性。民主派政治人物梁国雄以一头长发为标记，绰号“长毛”。2011年，梁国雄冲击立法会递补机制论坛，在2014年入囚四星期，一把长发于服刑期间被惩教署剪短，他质疑惩教署的行政规定歧视男囚犯，提出司法覆核。终审法院在2020年裁定梁国雄胜诉。

判词指，构成直接性别歧视有四项元素组成： 一名人士获得的待遇与另一位性别不同人士有别；两名人士的情况相若或没有重大不同；投诉人获得的待遇被对比那位人士差；有关差异是基于性别。其中第三点是核心争论点。

法官指，惩教署署长无法证明社会对男女形象的定型和确保监狱纪律有关，而且无法解释男女囚犯为何有不同待遇，以及这差别为何对男囚犯不构成较差的待遇，即女囚犯可以个人选择留长发或短发，但男囚犯不能。

然而于2021年2月，有消息指惩教署更改规定，男女囚犯一论要剪发，女囚犯的头发长度不得长于腋下。

黄永熙参考这个案例，把抵制校园性别定型的战场，拉阔到社会寻求公平对待的机制上。

根据平机会网页，投诉人以书面形式向平机会提出投诉后，平机会会委派个案主任进行初步调查。若觉得适当，平机会先会建议双方提早调停。如未能达致和解，平机会会进行全面调查，或再建议双方参与调停。若两次调停后还未有协议，投诉人可向平机会申请其他形式的协助。

第一次调停时，平机会派出一位职员在场，代表老师跟黄永熙和其家人面对面会谈。

他形容，调停气氛冷静，“双方都知道对方想要甚么。”职员的角色像主持，会邀请双方轮流发言和出房间讨论，整个过程长两小时。“纯粹是当着他的面，交换一次我们事前已经争论过、已经知道的事……行政上的程序，让平机会知道多一次，实际上没有任何调停的作用。”

学校在调停会上提出方案，称可设立机制让学生申请留长发，经学校审批后就有机会获准，但遭黄永熙拒绝。他说，投诉的目标不是自己可以留长发，而是要求废除相关造成性别定型的校规；如申请不是“象征式”，即不是每位同学都能获批留长发，他不能接受。

在没有和解方案下，平机会由2021年10月起展开全面调查，进度和过程保密，事隔10个月，仍未有结果。

他说，当初找平机会是因为自己不能正常上课，担心情况持续会影响学业，同时要让学校知道自己不是“躺平”。而平机会与法庭不同，会接受未成年人投诉。未料，事件拉锯多时亦未有进展。

“它（平机会）给我的角色纯粹是书面上的法定机构，除了我可以留个底，说是已经投诉之外，我不认为它有任何作用。”他说。

因为不满意学校的方案，黄永熙阅读不同文件后，“真的没有其他办法”，现在将目标放在法庭。

黄永熙今年17岁，未成年人在法律上被归纳为“无行为能力”，须寻找一位18岁或以上成年人成为他的“起诉监护人”，代表其申请法援，展开民事诉讼和抗辩。若申请不成功，他或要等到2023年初成年，这也能赶上在事件发生后24个月内要提出民事诉讼的期限。

即使毕业离开了校园，黄永熙说他仍然会展开民事诉讼，迟早会和学校对簿公堂。“如果我成功地开了一个判决的先例，不单对自己，对全港学生都有益。”

“我想迟早法院总会给我一个答案。”

但若输了官司，他可能要缴付讼费，到时唯有“见步行步”。

一个中学生，为何下了如此大决心？“你相信了一件事，觉得自己没有做错，而且找到证据。我曾经质问自己有没有做错，我发觉可能真的没做错。这样看，如果我不做，我有种对不起自己的感觉”。

黄永熙就读的天水围循道卫理中学回复指，有关个案现已由平机会处理中，现阶段没有进一步回应，以免影响平机会的工作进度。

在事件后，黄永熙说没有感到被学校针对，也追上了之前没有到课室上课而落后的进度。他说身边同龄的朋友多数支持自己，有成年人会觉得他“不守规距”，也有人愿意听他的理据。

而林泽骏则说，由向平机会争诉开始，便知道自己“不能回头”，因为对平机会机制成效存疑，所以决定拍片自白，带动舆论压力。“我的心情是化悲愤为动力，要把所有事做完，要把所有事做好。”

被迫剪头发后，林泽骏本来消沉了一段时间。剪的时候，ta避开了镜子；回家后情绪涌上，大哭一场，把镜子搬出去房间，“不想见到自己”和其他人，更想过不上学，后来经曾教导自己的老师排解情绪和自我开解，便念头一转，决定透过机制挑战性别定型。

“不应该为了这件事不上学，因为做错事的不是我，我不应该剥夺自己学习的权利，我反而更应该要上学，去面对它。”林泽骏说。

“应该Take action（行动），就是现在的时候。”

正式向平机会投诉前，林泽骏说曾跟性别友善团体和学校的师兄讨论，也有想过向教育局投诉，但因教育局机制规定需先循学校投诉，对学生来说不可行。

而林泽骏就读东华三院黄笏南中学回复传媒，同样是指事件已交平机会处理，为免影响有关程序，现时没有进一步回应。

翻查资料，2007年，当时一位老师邝皓凝因被学校多次要求穿裙上班，向平机会投诉。在调停失败后，平机会入禀区域法院，为她状告学校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最终校方提出庭外和解，道歉和作出赔偿，以及承诺改变穿着规定。

戴假发上学，于校规下游走

有人走向机制去寻求公义，但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校园里隐藏了更多不被看见的眼泪。

“我真的将它放到很前，头发这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对我很重要的身体一部分。”就读本地男校的18岁中五生A说。他头发及肩，刚好可以让他用橡筋随意地绑个发髻 ——但这形象只能在假日示人，为了符合校规，又不想将真的头发剪去，他从一年半前戴假发上学，把头发藏起来。

两年前，在A中三时，他喜欢上一队乐队，想模仿结他手留长头，也发现了自己“偏爱的形态”，“很Free（自由），没有束缚，反而短头发时就好像被人锁死在框框内。”

因疫情关系，课堂改到网上，A便让头发自然留长，渐渐到了鼻子位置，当时未有引起学校注意。有一次他要回校考试，便把头发用发夹固定在头的两侧，不盖著耳和眼眉。A早到了学校，温习时被经过的训导主任盯上，指责他头发过长，趁着考试期前的时间，把他拉到学校附近的发型屋，在门前说给他做个“选择”： 要么就回家，放弃考试，要么就把头发剪掉，回校应试，说罢就离开。

“学生头，唔该（有劳）。”A回想他当时这样告诉发型师。为了学业，他“心如死水”，想着剪多少、怎样剪都不紧要，反正要和其他男学生一模一样。剪刀一挥，一撮又一撮的头发唰唰落地，有5、6厘米。电动剪发器又在他耳边嗡嗡的徘徊，铲走了鬓角。回学校路上，他忍不住眼泪。

“我的身体好像被人删去一部分。”他说，“虽然头发可以长回来，但需要的时间很长。那部分头发都是我珍惜的身体一部分，就像手手脚脚重要。”

A意识到，他的长头发和学业不能共存。那次经历成为了他的梦魇，为了不再让悲剧重临，他在中四下学期开始戴起短假发，“其实我没有毅力，觉得人生没有甚么意义，但反而在头发上，我莫名其妙好想保护它、好想捍卫它，觉得这是我其中一个人生意义。”

上学出门前，A必然对着镜子完成整套动作：先把发网套在颈，将头发拨出发网外，发网向上拉至额头发线位置，把头发塞入发网，在发网尾打圈，若头发太长，便要用发夹……最后盖上假发，整个过程花不了10分钟。

A避过学校的责罚，但换来“精神虐待”。他觉得自己屈服在学校的规则下，戴假发是“自我否定”和“扼杀自己”。

“会觉得很讨厌，我不假设自己是这样，为甚么要塑造这样的自己？”他说，“是难堪的。去厕所时，洗手抬起头，看到镜子，啊，又是这个样子。”

A续说，香港天气潮湿，在校园的时间有要7至8小时，假发戴久了，发际线开始冒出汗疹，发痒也要强忍。上体育课时，A不会带体育服更换，上课时只会独个在旁边做卷。其实，一些老师是知情的，同学们也支持他，觉得他“有毅力去捍卫这件事”，但他怕一旦假发脱掉，学校就会叫他离开，重演之前的情况。

渐渐地，他开始缺课，试过连续两个星期没有上学，出席率低令他担心无法升班。他有想过转校，但怕找不到选修科目相应的学校，而且只有一年就考文凭试。

“其实我很想读书，但正正在这个位限制着我可不可以读书，因为我只要不戴假发，我就不可以入学校上课，但戴假发对我来说很痛苦。”他说。

A也曾据理力争。有好几次他直接束长发上学，但门前的训导老师把他拦截，和他“聊一聊”。“都是告诉你，只要你不符合他们的标准，你走吧，学校不会欢迎你。”

他曾正面与校长对话，陈述了和林泽骏在片中类似的原因。校长听的时候不时点头，但最终也以“学校有学校的规矩，你如何也要符合”的理由，拒绝他以长发造型留在学校，让他早退离开。

“人们经常说，学校是社会的缩影，我们就好像一个个齿轮，维持社会运作。人们不care齿轮是甚么感想，只要你符合形状、继续运作，就没有所谓。可能这些齿轮长时间维持一个很痛苦的状态，但他们不会care。”A说。

教育局对学校仪容标准的制定没有指引，而适用于资助学校的《学校行政手册》列明，校规“应以培养学生自律为目标， 并设法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让学与教能够有效进行”，必须“简单、清楚、合理和精简”，旨在“教导、辅导和保护学生”，“ 在执行时要公平及一致”。

林泽骏拍片剖白会向平机会投诉后，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翌日回应指，每间学校的文化不同，因应不同的价值观教育或希望营造的校风制定校规。她又指，行政手册上对校规有清晰指引，相信学校能根据专业处理。

教联会副主席、本身是中学校长的邓飞在7月22日接受商台访问，认为校规的制定和执行是基于“整洁朴素”，不是性别定型。他指男生较“大汗”，因此应留短发。若平机会要求学校让步，教育界将面对很大震荡。在7月23日另一个访问中，邓飞指学校是照顾未成年人的地方，可“适当地、审慎地保守”，不用事事紧贴潮流。

“规范了男生要做一样事，或期望某一个外观，然后女生要一个外观，很明显是基于性别有一个分别，所以我觉得是性别定型。”中大社会科学院助理院长（跨学科课程）、性别研究副教授黄泓说道。“出发点如何，这不影响结果是不是性别定型。”

她说，性别定型有不同种类，包括行为、性格，而非所有性别定型都完全没有根据，例如男生较容易暴力倾向或女性母性较强，但这不能代表每个男、女生个体都是如此。

她又指，外观的性别定型是常见和强烈的，但人往往难以察觉或承认这些设定。在父母和环境的影响下，小孩在几岁时对外观已有取态，因为性别而喜爱或厌恶某种颜色和衣服款式。现时大多数的已发展国家仍存在性别定型。

但历史上，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望是不停转变，黄泓举例说，在古代，中国的男人会留辫子，英国的男性会穿蕾丝和穿丝袜。

而香港学校在校服和仪容上的规定从上世纪起，随着教育发展、历史和审美观演变，成为现在的模样。根据《校服岁月：图说香港校服史》一书所写，晚清时期的私塾，校服以便服为主，男生穿长衫马褂，薙发留辫，少数可以上学的女生以上袄下裤或裙款式为主，戴发簪等饰物。

在1920年代后，西服取代唐服，男生剪去辫子，女生剪短头发。潮流亦令不同校服的款式冒起，学生有时亦可反传统装扮自己：战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或因应大陆和香港工业发展，有学校把旗袍转成工人裤、吊带西裤或吊带裙；1970年代，受“嬉皮士风”影响，不少男生留长发至耳朵或肩的位置，中间分界或把浏海拨向一方； 同一年代，外国的“迷你裙”风吹到香港，学校也把校裙变短。

“如果有人说男性不可以留长头发，这个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是规矩，不用讨论、不用挑战，我觉得不是这样。”黄泓说。

“有些校规的实际作用在哪，而且是否一旦set up了，所以永远不用再讨论……我觉得这样忽视了不同文化对于性别定型的分别，以及在历史上，有很多性别规限都改变了。”

男女设定框不住的人

“这不单单是性别议题，这里面对性别的认识很二元，”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陈洁华说。“它否定了每个人的性别气质是多样化。即使你生理性别是男性，不代表你一定可以有一种性别气质。”

17岁的Yuki今年就读中五，是位跨性别女生。她在中二、三时开始有性别不安，看戏和玩电子游戏时会代入女生角色，之后认同自己是女生和抗拒男生的身份和身体。一开始的改变是心理上，不希望被看作男生，之后是偷偷穿女装。这些她都没有告诉父母和学校。

中三、四时，Yuki开始留长头发，与A和林泽骏一样，这举动引起了学校的关注及阻止，每天上学都是一场和老师的捉与躲。为了避开站在门前老师的目光，她总会混入人群中，匆匆跟其他学生们进校。有一次，训导老师在门口抓住Yuki训话了10多分钟，说她“不是做明星”。“好像我头发长一点是罪大恶极。”Yuki说。

然而，上到课室后，Yuki又要应付班主任的冷言冷语，带点嘲讽地问她“怎么还是这样。”

“当然不解释，这东西怎样解释？” Yuki说。

一位要好的老师曾建议Yuki戴假发，使她痛心的是，她知道老师是出于善意、为她好，结果却造成伤害。

“我本身因为性别认同的问题，很不喜欢自己，身体很不舒服，对身份上也不舒服，但学校在这事上不是帮助我，是制造麻烦给我。”

2021年，Yuki向家人出柜，家人接受并支持她，也为她向学校提出要求，让她束长发上学。出示医生纸后，学校最终默许Yuki留长头发。可是，除头发外，一切如常。她仍要穿男生的校服、使用男洗手间，但她再未有向学校提到需要，“没有期望学校帮我，不要害我就算了。”

Yuki说，每当学校以性别界分和标签事情，例如以性别分组，都刺到了她的痛处。令她不舒服的，是学校的环境，“很清楚分了谁是男、谁是女，那我就像一个异类。”

如果可以从裙子、裤或其他款式的校服选择，又会怎样选？Yuki说不知道，只要想快点挨过中学的阶段：“我觉得裙裤这件事本身没有问题，是标签了裤是男、裙是女，这才是问题……如果中性点的话，可能是体育课运动衣？会舒服一点？但我又很怕别人的好奇心。”

陈洁华指，香港教育对性别议题认知落后有一篮子因素：师训教育没有系统性教导准老师性别议题，他们只可以选修有关科目；学校遇到问题时，教育局没有指引，要学校个别处理； 学校要处理课程改革，性别问题相对不重要，而且还要着重传统。

“学校有时很有趣的是，他们不喜欢学生太不同。当有学生走出来说自己的不同时，他们有个倾向觉得是标奇立异，或者这种不同是负面的，于是觉得我们要整齐，要校服， 所以有时会忽视这些不同。”陈洁华说。

任教性别研究的她说，社会不断变化，“现在我觉得如果你说Gender（性别），不讲Transgender（跨性别）、Intersex（双性人） ，或者LGBTI议题，你会觉得有些事缺失了。”

“在学校分男女排队、去女厕，我的心也很不舒服。”Aaron说。

在一所基督教学校就读中五的Aaron是跨性别男性，一头清爽短发、中性便服打扮，他在校外自由做自己，把规矩都抛开，但回到校园，他还是守规矩地穿上校裙、进女厕、在女更衣室换上运动服。

纵使生在女性身躯，但多年来Aaron心里住着的是男生灵魂，“我知自己天生被分配是一个女性，但心都会不舒服。”他呢喃道。

从小Aaron就十分抗拒穿裙、留长发，直到小学六年级在网络上接触到介绍跨性别的影片，他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面对这种性别不安的人。经过不断探索、了解，他确定了自己的性别认同为男生，并在中二那年向家人坦白。

没有强烈谩骂，但却也没有表态支持，家人不温不火的取态，加上学校的保守取态和宗教背景，Aaron不曾向老师表明自己的性别认同，但就暗暗立下决心，在成年后做性别重置的手术。

在还有一年多的校园时光，Aaron除了背负一般学生的学业、交际烦恼，还有一半烦恼是他在面对性别认同上的情绪。上游泳课堂时，要穿上紧身的泳衣、在水中摆动自己的身体，这些都令他感到赤裸、暴露。他会“自己㔷埋（自我隐藏）”，“每次都想快快游完、、快快下课，有时也会用生理期的借口。”

直到去年，Aaron鼓起勇气，跟志同道合的同学向学校申请开办关注性小众群体的学会，希望在学术层面带出讨论，也让在校园某角落独自不安的性小众知道，自己并不是孤独一人。

从萌生想法，到讨论实行方针、拟定活动，再到撰写计划书，Aaron和同学筹备数个月，当中不乏非性小众的同学参与。无奈事与愿违，学会的申请在长达数星期的审批后遭校方反对。当时老师与数个负责同学开会通知，而同学在会内也一度争取，表示只是希望从学术角度探讨议题。不过，Aaron指会内校方的态度强硬，因此认为再争取也不会被接纳，只好无奈放弃。

“负责老师找过我们，说因为社会对于这些议题未有这么容忍和接受，学校作为社会的缩影也不应该对于这些太容忍。这是他们的逻辑。”Aaron说起，还是有点不忿。

对于校方以“社会接受程度不足”作为衡量的理由，Aaron直言并不合理，认为学校是把自己带宗教背景的价值观强行加诸在整个社会之中，“我觉得他们尝试说是社会的普世价值，我宁愿他们从学校宗教更加直白去说，而不是假定了全世界的价值观。”

在Aaron的生活圈子中，有不少朋友是认同性别多元化，亦有校内同学在社交平台上创建的群组讨论这些话题，群组内有近40人。

“禁绝这个话题（性小众），延伸下去是禁绝有这些表现的同学在学校存在。”据Aaron所知，今个学年也有同校学生尝试提出类似性质的学会申请，同样遭校方拒绝，而校长当时则声称会欢迎学生跟老师、社工等教职人员讨论任何相关议题。

因为忠于自己，这些学生们一直猛受来自校方、社会和身边人的压力。林泽骏的片段将他们连结起来，令他们的诉求得到关注，而打破性别定型的漫长抗争才刚开始。

对于快将和校方进行第一次调停，林泽骏觉得校方在舆论压力下最终可能特事特办，但头发已经失去，“你让我留长也没有意思”，ta追求的是校方取消发禁，达到“真真正正校规上的改变。”可是，ta对此并不乐观，亦有意在成年后对学校展开民事诉讼，但还要看未来发展。

访问A时，是星期天。记者问A翌日是否要上学，他侧身望向旁边的布袋，拍拍里面装着的假发，苦笑一下，“绝望。我要戴假发，整件事是冇瘾的（无聊的），我经常觉得我上学很折堕。”

“我不是甚么怪人，我是个正常想求学的学生，头发长短不代表我是个坏学生、一个反社会的人。”A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