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生抵抗校園性別定型，平機會、法庭成為捍衛選擇權的新戰場

【編者按】本文會按受訪者意願，用ta、她或他作為代名詞。

中五生林澤駿在7月19日發布短片，指就讀的香港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在一個半月前以違反儀容規例為由，威脅會剝奪ta參與學校活動的機會或直接停學，要求ta把蓋耳的頭髮剪去。ta最終就範，但已循平等機會委員會（下稱平機會）投訴學校違反性別歧視條例。相關投訴被接納，將在8月進行調停或調查。

截至7月30日，片段的觀看次數超過68萬，留言數目近3000，支持者橫跨不同年齡層和性別︰有人同樣是學生，被髮禁煎熬但啞忍，對林澤駿的遭遇感同身受； 有人早已畢業，但想到當年為了符合校規標準，剪了個討厭的髮型，現在仍耿耿於懷。

一下子，這些早被視為約定俗成、不能撼動的規定成為眾矢之的——原來，校園性別定型的受害者，不只一個。

「在林同學公開發聲之前……我一直都覺得可能香港只得我這樣想。最近我才知道，林同學的個案可以引起這樣大反應。」就讀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的中五生黃永熙說。他束短馬尾、兩側頭髮剪短。原來早在一年多前，他就學校男生髮禁的校規向平機會投訴，調查仍在進行階段；他同時有意提出民事訴訟。

由頭髮延伸出來的，除了儀容規定，還有學校和社會對性別議題的靈敏度。林澤駿的發聲會否掀起一場顛覆性別認知的討論？這些被視為「不守規矩」的人在捍衛甚麼？教育界又該如何反思？

保衛頭髮的抗爭

在片段中，林澤駿質疑校方性別定型和歧視，認為原生性別男生留長頭髮是「爛仔行為、影響市容」，漠視學生心理需要。對於學校以校譽和衞生理由去禁止男生留長髮，林澤駿認為學校教學水平與頭髮無關，女生留長髮也沒有問題。林澤駿同時提到自己有性別不安。

片段公開後，黃永熙聯絡上林澤駿，因為終於找到一個同路人，「我留長頭髮是為興趣，想知道自己長髮好不好看，但後來發覺身邊同學標誌了我，也是我自己一個Icon，它給了我一個肯定。」黃永熙說。

一年前，有老師因他留長髮而拒絕讓他考試，要之後補考，其後學校以違反校規禁止他到課室上課。他有3個多月時間要在醫療室，透過安裝在課室的鏡頭看直播。黃永熙沒有反抗，也覺得沒有必要自行走到課室，但他同時也萌生了用機制維權的念頭。「我當時這樣告訴自己：我覺得自己沒錯，找了些意見，都相信自己正確。」

訪問時，他帶着一部分和平機會交涉用的文件，包括電郵回覆和大大小小的證明書。那疊厚重的紙上，鋪滿密密麻麻的文字，見證着他的抗爭。

黃永熙同樣以梁國雄案為例，質疑校規的合法性。民主派政治人物梁國雄以一頭長髮為標記，綽號「長毛」。2011年，梁國雄衝擊立法會遞補機制論壇，在2014年入囚四星期，一把長髮於服刑期間被懲教署剪短，他質疑懲教署的行政規定歧視男囚犯，提出司法覆核。終審法院在2020年裁定梁國雄勝訴。

判詞指，構成直接性別歧視有四項元素組成： 一名人士獲得的待遇與另一位性別不同人士有別；兩名人士的情況相若或沒有重大不同；投訴人獲得的待遇被對比那位人士差；有關差異是基於性別。其中第三點是核心爭論點。

法官指，懲教署署長無法證明社會對男女形象的定型和確保監獄紀律有關，而且無法解釋男女囚犯為何有不同待遇，以及這差別為何對男囚犯不構成較差的待遇，即女囚犯可以個人選擇留長髮或短髮，但男囚犯不能。

然而於2021年2月，有消息指懲教署更改規定，男女囚犯一論要剪髮，女囚犯的頭髮長度不得長於腋下。

黃永熙參考這個案例，把抵制校園性別定型的戰場，拉闊到社會尋求公平對待的機制上。

根據平機會網頁，投訴人以書面形式向平機會提出投訴後，平機會會委派個案主任進行初步調查。若覺得適當，平機會先會建議雙方提早調停。如未能達致和解，平機會會進行全面調查，或再建議雙方參與調停。若兩次調停後還未有協議，投訴人可向平機會申請其他形式的協助。

第一次調停時，平機會派出一位職員在場，代表老師跟黃永熙和其家人面對面會談。

他形容，調停氣氛冷靜，「雙方都知道對方想要甚麼。」職員的角色像主持，會邀請雙方輪流發言和出房間討論，整個過程長兩小時。「純粹是當着他的面，交換一次我們事前已經爭論過、已經知道的事……行政上的程序，讓平機會知道多一次，實際上沒有任何調停的作用。」

學校在調停會上提出方案，稱可設立機制讓學生申請留長髮，經學校審批後就有機會獲准，但遭黃永熙拒絕。他說，投訴的目標不是自己可以留長髮，而是要求廢除相關造成性別定型的校規；如申請不是「象徵式」，即不是每位同學都能獲批留長髮，他不能接受。

在沒有和解方案下，平機會由2021年10月起展開全面調查，進度和過程保密，事隔10個月，仍未有結果。

他說，當初找平機會是因為自己不能正常上課，擔心情況持續會影響學業，同時要讓學校知道自己不是「躺平」。而平機會與法庭不同，會接受未成年人投訴。未料，事件拉鋸多時亦未有進展。

「它（平機會）給我的角色純粹是書面上的法定機構，除了我可以留個底，說是已經投訴之外，我不認為它有任何作用。」他說。

因為不滿意學校的方案，黃永熙閱讀不同文件後，「真的沒有其他辦法」，現在將目標放在法庭。

黃永熙今年17歲，未成年人在法律上被歸納為「無行為能力」，須尋找一位18歲或以上成年人成為他的「起訴監護人」，代表其申請法援，展開民事訴訟和抗辯。若申請不成功，他或要等到2023年初成年，這也能趕上在事件發生後24個月內要提出民事訴訟的期限。

即使畢業離開了校園，黃永熙說他仍然會展開民事訴訟，遲早會和學校對簿公堂。「如果我成功地開了一個判決的先例，不單對自己，對全港學生都有益。」

「我想遲早法院總會給我一個答案。」

但若輸了官司，他可能要繳付訟費，到時唯有「見步行步」。

一個中學生，為何下了如此大決心？「你相信了一件事，覺得自己沒有做錯，而且找到證據。我曾經質問自己有沒有做錯，我發覺可能真的沒做錯。這樣看，如果我不做，我有種對不起自己的感覺」。

黃永熙就讀的天水圍循道衞理中學回覆指，有關個案現已由平機會處理中，現階段沒有進一步回應，以免影響平機會的工作進度。

在事件後，黃永熙說沒有感到被學校針對，也追上了之前沒有到課室上課而落後的進度。他說身邊同齡的朋友多數支持自己，有成年人會覺得他「不守規距」，也有人願意聽他的理據。

而林澤駿則說，由向平機會爭訴開始，便知道自己「不能回頭」，因為對平機會機制成效存疑，所以決定拍片自白，帶動輿論壓力。「我的心情是化悲憤為動力，要把所有事做完，要把所有事做好。」

被迫剪頭髮後，林澤駿本來消沉了一段時間。剪的時候，ta避開了鏡子；回家後情緒湧上，大哭一場，把鏡子搬出去房間，「不想見到自己」和其他人，更想過不上學，後來經曾教導自己的老師排解情緒和自我開解，便念頭一轉，決定透過機制挑戰性別定型。

「不應該為了這件事不上學，因為做錯事的不是我，我不應該剝奪自己學習的權利，我反而更應該要上學，去面對它。」林澤駿說。

「應該Take action（行動），就是現在的時候。」

正式向平機會投訴前，林澤駿說曾跟性別友善團體和學校的師兄討論，也有想過向教育局投訴，但因教育局機制規定需先循學校投訴，對學生來說不可行。

而林澤駿就讀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回覆傳媒，同樣是指事件已交平機會處理，為免影響有關程序，現時沒有進一步回應。

翻查資料，2007年，當時一位老師鄺皓凝因被學校多次要求穿裙上班，向平機會投訴。在調停失敗後，平機會入稟區域法院，為她狀告學校違反《性別歧視條例》，最終校方提出庭外和解，道歉和作出賠償，以及承諾改變穿着規定。

戴假髮上學，於校規下游走

有人走向機制去尋求公義，但問題只是冰山一角，校園裏隱藏了更多不被看見的眼淚。

「我真的將它放到很前，頭髮這東西，我覺得真的是對我很重要的身體一部分。」就讀本地男校的18歲中五生A說。他頭髮及肩，剛好可以讓他用橡筋隨意地綁個髮髻 ——但這形象只能在假日示人，為了符合校規，又不想將真的頭髮剪去，他從一年半前戴假髮上學，把頭髮藏起來。

兩年前，在A中三時，他喜歡上一隊樂隊，想模仿結他手留長頭，也發現了自己「偏愛的形態」，「很Free（自由），沒有束縛，反而短頭髮時就好像被人鎖死在框框內。」

因疫情關係，課堂改到網上，A便讓頭髮自然留長，漸漸到了鼻子位置，當時未有引起學校注意。有一次他要回校考試，便把頭髮用髮夾固定在頭的兩側，不蓋著耳和眼眉。A早到了學校，溫習時被經過的訓導主任盯上，指責他頭髮過長，趁着考試期前的時間，把他拉到學校附近的髮型屋，在門前說給他做個「選擇」： 要麼就回家，放棄考試，要麼就把頭髮剪掉，回校應試，說罷就離開。

「學生頭，唔該（有勞）。」A回想他當時這樣告訴髮型師。為了學業，他「心如死水」，想着剪多少、怎樣剪都不緊要，反正要和其他男學生一模一樣。剪刀一揮，一撮又一撮的頭髮唰唰落地，有5、6厘米。電動剪髮器又在他耳邊嗡嗡的徘徊，剷走了鬓角。回學校路上，他忍不住眼淚。

「我的身體好像被人刪去一部分。」他說，「雖然頭髮可以長回來，但需要的時間很長。那部分頭髮都是我珍惜的身體一部分，就像手手腳腳重要。」

A意識到，他的長頭髮和學業不能共存。那次經歷成為了他的夢魘，為了不再讓悲劇重臨，他在中四下學期開始戴起短假髮，「其實我沒有毅力，覺得人生沒有甚麼意義，但反而在頭髮上，我莫名其妙好想保護它、好想捍衛它，覺得這是我其中一個人生意義。」

上學出門前，A必然對着鏡子完成整套動作：先把髮網套在頸，將頭髮撥出髮網外，髮網向上拉至額頭髮線位置，把頭髮塞入髮網，在髮網尾打圈，若頭髮太長，便要用髮夾……最後蓋上假髮，整個過程花不了10分鐘。

A避過學校的責罰，但換來「精神虐待」。他覺得自己屈服在學校的規則下，戴假髮是「自我否定」和「扼殺自己」。

「會覺得很討厭，我不假設自己是這樣，為甚麼要塑造這樣的自己？」他說，「是難堪的。去廁所時，洗手抬起頭，看到鏡子，啊，又是這個樣子。」

A續說，香港天氣潮濕，在校園的時間有要7至8小時，假髮戴久了，髮際線開始冒出汗疹，發癢也要強忍。上體育課時，A不會帶體育服更換，上課時只會獨個在旁邊做卷。其實，一些老師是知情的，同學們也支持他，覺得他「有毅力去捍衛這件事」，但他怕一旦假髮脫掉，學校就會叫他離開，重演之前的情況。

漸漸地，他開始缺課，試過連續兩個星期沒有上學，出席率低令他擔心無法升班。他有想過轉校，但怕找不到選修科目相應的學校，而且只有一年就考文憑試。

「其實我很想讀書，但正正在這個位限制着我可不可以讀書，因為我只要不戴假髮，我就不可以入學校上課，但戴假髮對我來說很痛苦。」他說。

A也曾據理力爭。有好幾次他直接束長髮上學，但門前的訓導老師把他攔截，和他「聊一聊」。「都是告訴你，只要你不符合他們的標準，你走吧，學校不會歡迎你。」

他曾正面與校長對話，陳述了和林澤駿在片中類似的原因。校長聽的時候不時點頭，但最終也以「學校有學校的規矩，你如何也要符合」的理由，拒絕他以長髮造型留在學校，讓他早退離開。

「人們經常說，學校是社會的縮影，我們就好像一個個齒輪，維持社會運作。人們不care齒輪是甚麼感想，只要你符合形狀、繼續運作，就沒有所謂。可能這些齒輪長時間維持一個很痛苦的狀態，但他們不會care。」A說。

教育局對學校儀容標準的制定沒有指引，而適用於資助學校的《學校行政手冊》列明，校規「應以培養學生自律為目標， 並設法營造一個和諧的環境讓學與教能夠有效進行」，必須「簡單、清楚、合理和精簡」，旨在「教導、輔導和保護學生」，「 在執行時要公平及一致」。

林澤駿拍片剖白會向平機會投訴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翌日回應指，每間學校的文化不同，因應不同的價值觀教育或希望營造的校風制定校規。她又指，行政手冊上對校規有清晰指引，相信學校能根據專業處理。

教聯會副主席、本身是中學校長的鄧飛在7月22日接受商台訪問，認為校規的制定和執行是基於「整潔樸素」，不是性別定型。他指男生較「大汗」，因此應留短髮。若平機會要求學校讓步，教育界將面對很大震盪。在7月23日另一個訪問中，鄧飛指學校是照顧未成年人的地方，可「適當地、審慎地保守」，不用事事緊貼潮流。

「規範了男生要做一樣事，或期望某一個外觀，然後女生要一個外觀，很明顯是基於性別有一個分別，所以我覺得是性別定型。」中大社會科學院助理院長（跨學科課程）、性別研究副教授黃泓說道。「出發點如何，這不影響結果是不是性別定型。」

她說，性別定型有不同種類，包括行為、性格，而非所有性別定型都完全沒有根據，例如男生較容易暴力傾向或女性母性較強，但這不能代表每個男、女生個體都是如此。

她又指，外觀的性別定型是常見和強烈的，但人往往難以察覺或承認這些設定。在父母和環境的影響下，小孩在幾歲時對外觀已有取態，因為性別而喜愛或厭惡某種顏色和衣服款式。現時大多數的已發展國家仍存在性別定型。

但歷史上，社會對男性和女性的期望是不停轉變，黃泓舉例說，在古代，中國的男人會留辮子，英國的男性會穿蕾絲和穿絲襪。

而香港學校在校服和儀容上的規定從上世紀起，隨着教育發展、歷史和審美觀演變，成為現在的模樣。根據《校服歲月：圖說香港校服史》一書所寫，晚清時期的私塾，校服以便服為主，男生穿長衫馬褂，薙髮留辮，少數可以上學的女生以上襖下褲或裙款式為主，戴髮簪等飾物。

在1920年代後，西服取代唐服，男生剪去辮子，女生剪短頭髮。潮流亦令不同校服的款式冒起，學生有時亦可反傳統裝扮自己：戰後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或因應大陸和香港工業發展，有學校把旗袍轉成工人褲、吊帶西褲或吊帶裙；1970年代，受「嬉皮士風」影響，不少男生留長髮至耳朵或肩的位置，中間分界或把瀏海撥向一方； 同一年代，外國的「迷你裙」風吹到香港，學校也把校裙變短。

「如果有人說男性不可以留長頭髮，這個自古以來就是這樣、是規矩，不用討論、不用挑戰，我覺得不是這樣。」黃泓說。

「有些校規的實際作用在哪，而且是否一旦set up了，所以永遠不用再討論……我覺得這樣忽視了不同文化對於性別定型的分別，以及在歷史上，有很多性別規限都改變了。」

男女設定框不住的人

「這不單單是性別議題，這裏面對性別的認識很二元，」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陳潔華說。「它否定了每個人的性別氣質是多樣化。即使你生理性別是男性，不代表你一定可以有一種性別氣質。」

17歲的Yuki今年就讀中五，是位跨性別女生。她在中二、三時開始有性別不安，看戲和玩電子遊戲時會代入女生角色，之後認同自己是女生和抗拒男生的身份和身體。一開始的改變是心理上，不希望被看作男生，之後是偷偷穿女裝。這些她都沒有告訴父母和學校。

中三、四時，Yuki開始留長頭髮，與A和林澤駿一樣，這舉動引起了學校的關注及阻止，每天上學都是一場和老師的捉與躲。為了避開站在門前老師的目光，她總會混入人群中，匆匆跟其他學生們進校。有一次，訓導老師在門口抓住Yuki訓話了10多分鐘，說她「不是做明星」。「好像我頭髮長一點是罪大惡極。」Yuki說。

然而，上到課室後，Yuki又要應付班主任的冷言冷語，帶點嘲諷地問她「怎麼還是這樣。」

「當然不解釋，這東西怎樣解釋？」 Yuki說。

一位要好的老師曾建議Yuki戴假髮，使她痛心的是，她知道老師是出於善意、為她好，結果卻造成傷害。

「我本身因為性別認同的問題，很不喜歡自己，身體很不舒服，對身份上也不舒服，但學校在這事上不是幫助我，是製造麻煩給我。」

2021年，Yuki向家人出櫃，家人接受並支持她，也為她向學校提出要求，讓她束長髮上學。出示醫生紙後，學校最終默許Yuki留長頭髮。可是，除頭髮外，一切如常。她仍要穿男生的校服、使用男洗手間，但她再未有向學校提到需要，「沒有期望學校幫我，不要害我就算了。」

Yuki說，每當學校以性別界分和標籤事情，例如以性別分組，都刺到了她的痛處。令她不舒服的，是學校的環境，「很清楚分了誰是男、誰是女，那我就像一個異類。」

如果可以從裙子、褲或其他款式的校服選擇，又會怎樣選？Yuki說不知道，只要想快點捱過中學的階段：「我覺得裙褲這件事本身沒有問題，是標籤了褲是男、裙是女，這才是問題……如果中性點的話，可能是體育課運動衣？會舒服一點？但我又很怕別人的好奇心。」

陳潔華指，香港教育對性別議題認知落後有一籃子因素：師訓教育沒有系統性教導準老師性別議題，他們只可以選修有關科目；學校遇到問題時，教育局沒有指引，要學校個別處理； 學校要處理課程改革，性別問題相對不重要，而且還要着重傳統。

「學校有時很有趣的是，他們不喜歡學生太不同。當有學生走出來說自己的不同時，他們有個傾向覺得是標奇立異，或者這種不同是負面的，於是覺得我們要整齊，要校服， 所以有時會忽視這些不同。」陳潔華說。

任教性別研究的她說，社會不斷變化，「現在我覺得如果你說Gender（性別），不講Transgender（跨性別）、Intersex（雙性人） ，或者LGBTI議題，你會覺得有些事缺失了。」

「在學校分男女排隊、去女廁，我的心也很不舒服。」Aaron說。

在一所基督教學校就讀中五的Aaron是跨性別男性，一頭清爽短髮、中性便服打扮，他在校外自由做自己，把規矩都拋開，但回到校園，他還是守規矩地穿上校裙、進女廁、在女更衣室換上運動服。

縱使生在女性身軀，但多年來Aaron心裏住着的是男生靈魂，「我知自己天生被分配是一個女性，但心都會不舒服。」他呢喃道。

從小Aaron就十分抗拒穿裙、留長髮，直到小學六年級在網絡上接觸到介紹跨性別的影片，他發現自己並不是唯一面對這種性別不安的人。經過不斷探索、了解，他確定了自己的性別認同為男生，並在中二那年向家人坦白。

沒有強烈謾罵，但卻也沒有表態支持，家人不溫不火的取態，加上學校的保守取態和宗教背景，Aaron不曾向老師表明自己的性別認同，但就暗暗立下決心，在成年後做性別重置的手術。

在還有一年多的校園時光，Aaron除了背負一般學生的學業、交際煩惱，還有一半煩惱是他在面對性別認同上的情緒。上游泳課堂時，要穿上緊身的泳衣、在水中擺動自己的身體，這些都令他感到赤裸、暴露。他會「自己㔷埋（自我隱藏）」，「每次都想快快游完、、快快下課，有時也會用生理期的藉口。」

直到去年，Aaron鼓起勇氣，跟志同道合的同學向學校申請開辦關注性小眾群體的學會，希望在學術層面帶出討論，也讓在校園某角落獨自不安的性小眾知道，自己並不是孤獨一人。

從萌生想法，到討論實行方針、擬定活動，再到撰寫計劃書，Aaron和同學籌備數個月，當中不乏非性小眾的同學參與。無奈事與願違，學會的申請在長達數星期的審批後遭校方反對。當時老師與數個負責同學開會通知，而同學在會內也一度爭取，表示只是希望從學術角度探討議題。不過，Aaron指會內校方的態度強硬，因此認為再爭取也不會被接納，只好無奈放棄。

「負責老師找過我們，說因為社會對於這些議題未有這麼容忍和接受，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也不應該對於這些太容忍。這是他們的邏輯。」Aaron說起，還是有點不忿。

對於校方以「社會接受程度不足」作為衡量的理由，Aaron直言並不合理，認為學校是把自己帶宗教背景的價值觀強行加諸在整個社會之中，「我覺得他們嘗試說是社會的普世價值，我寧願他們從學校宗教更加直白去說，而不是假定了全世界的價值觀。」

在Aaron的生活圈子中，有不少朋友是認同性別多元化，亦有校內同學在社交平台上創建的群組討論這些話題，群組內有近40人。

「禁絕這個話題（性小眾），延伸下去是禁絕有這些表現的同學在學校存在。」據Aaron所知，今個學年也有同校學生嘗試提出類似性質的學會申請，同樣遭校方拒絕，而校長當時則聲稱會歡迎學生跟老師、社工等教職人員討論任何相關議題。

因為忠於自己，這些學生們一直猛受來自校方、社會和身邊人的壓力。林澤駿的片段將他們連結起來，令他們的訴求得到關注，而打破性別定型的漫長抗爭才剛開始。

對於快將和校方進行第一次調停，林澤駿覺得校方在輿論壓力下最終可能特事特辦，但頭髮已經失去，「你讓我留長也沒有意思」，ta追求的是校方取消髮禁，達到「真真正正校規上的改變。」可是，ta對此並不樂觀，亦有意在成年後對學校展開民事訴訟，但還要看未來發展。

訪問A時，是星期天。記者問A翌日是否要上學，他側身望向旁邊的布袋，拍拍裏面裝着的假髮，苦笑一下，「絕望。我要戴假髮，整件事是冇癮的（無聊的），我經常覺得我上學很折墮。」

「我不是甚麼怪人，我是個正常想求學的學生，頭髮長短不代表我是個壞學生、一個反社會的人。」A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