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异见者的另一个上海：当躲避政治的城市遭遇防疫政治

3月份中旬，上海推行一系列严厉的防疫措施后，持续出现次生灾难事件。3月23日，上海东方医院护士周盛妮哮喘发作，无法在本院得到救治，最终去世。3月30日，处于封控状态的另一位哮喘病人，因120救护车拒绝救援而身亡。4月4日，上海将阳性儿童和家长分开、单独隔离备受批评后，官方回应，家长阳性才可以陪护儿童，导致有家长为了不分离主动感染病毒。4月6日，上海一位阳性患者的柯基犬被防疫人员打死。多起事件，均引发公众愤慨：“连上海都这样了？”

在本轮上海疫情中，有关上海应该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的讨论，甚至超越了对每日新增病例数的关注。上海“精准防疫”策略是否失败，上海还有没有可能试点“共存”，和上海封城中展现出的粗暴和“不文明”，成为疫情舆论的核心。

上海模式失落：从“一刀一刀切”到“一刀切”

3月2日的老年舞蹈队传播链，是上海市民麦芽（化名）觉察到“来了”的时候。当时传播链中有8名确诊病例，密接和次密接者一共约700人，却对8.7万人进行了核酸检测。“接近三个街道做了核酸，那是我感受到的上海全员核酸的雏形。”麦芽说。对比之下，1月11日上海“最小中风险区”——一家奶茶店的传播链被发现后，隔离管控了2830位密接者，但并无更大范围的核酸检测。这一案例被官媒评价为“精准防控让人欣喜” 。

“接着有病例零星出现，大家的论调还是我们要精准防控，也相信这个城市有足够的应对能力。”麦芽说，直到3月11日，上海宣布用于入境人员隔离的华亭宾馆存在管理疏漏，并发布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停课通知，她虽然觉得“一切都不对了”，但对能承认错误的政府仍有信任。

3月15日早上，住在上海普陀区的中学教师袁大石（化名）则遭遇了一次艰难的求医经历。他母亲发高烧到40度，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一刻钟就到，但跑了好几个医院都被拒收了，理由是发热门诊关掉了。“我们从早上开始找医院，一直找到下午下班，从普陀到徐汇、长宁（的医院）都不接收。”到了晚上8点，他们才找到一家有发热门诊的医院。

“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上海医疗资源的紧张，可能大家都去被抽调去做核酸去了。”袁大石说，后来他舅舅在封城期间也发高烧，没有医院有发热门诊，当时医生提了一个看似荒唐的建议，让他先吃退烧药把体温降下去，再以别的名义去急诊挂号。

3月16日-20日，上海以街道（乡镇）为单位，对“重点区域”进行封控，在48小时内做2次核酸筛查。又对“非重点区域”进行核酸筛查。仅18-20日三天，累计筛查3000多万人次。根据新华社的报导，这一“打法”仍然被认为是“科学精准”的，其原理是“逐级缩小 ‘包围圈’”“科学切块”“针对高风险的区域继续开展精准的筛查，及时将风险源管理起来，也排掉了隐藏的‘雷’”。

不过，“雷”没有排掉，“包围圈”没有成功缩小。麦芽认识的一些人此时已经开始恐慌，很多人发现48小时后小区没有解封，而是被告知要继续封控。由于3月13日上海开始实行“2+12”（即密接者涉及的场所2天封闭管理，进行核酸检测，全员阴性后进入12天的非必要不外出阶段），但实际上很多小区变成了不断地循环“2+2”（即封控完两天又宣布封控两天，也被民间称为“一刀一刀切”），麦芽朋友圈里有些人已经居家隔离10多天了。

住在上海的媒体从业者小文（化名）认为，“一刀一刀切”仍可以看成上海在坚持“精准防控”策略。他所在的楼栋，实际上经历了“1+2+3”的几次不同封闭管理，“在不同级别的政策之间，我是有缝隙可以出去囤物资，办我的事情的。”小文说。

麦芽也在3月20日左右经历过一次“2+2”。“封了两天然后说，放你两个小时出去买东西但是必须回来。那天我走在马路上，人生中很少有那种感觉，所有感官都打开了。”麦芽买完菜，看到有人买到一束花，脱口而出“花在哪里买”。她知道那几天闵行一个小区也暂时解封，有居民大喊“我要买咖啡”上了微博热搜，但那时明显有比咖啡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比如“有需要去肿瘤医院的外地病人家属跪在居委会面前”，对此她的感受也很复杂，“在混乱当中，可能需要一些东西稳定你的心性”。

麦芽的信息渠道也发生了变化。3月初，她还会每天看上海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她信任用大白话把情况讲明白的卫健委主任邬惊雷，他和张文宏都被看作是实干派的技术官僚，颇受市民欢迎。到了3月16日之后，麦芽发现新闻发布会的信息越来越迟缓，反而微信群聊和朋友圈很多“看着非常假”的消息——比如某个小区四个小时内就要封闭，比如有车在上海街道上喷消毒水，逐一被证实是真的。

“进退失据。”麦芽形容上海给她的感觉，“你原来觉得上海可能在走上海的模式，至少宣传上海在走自己的模式。这两年疫情对上海人民的生活影响也比较小，但是自那之后的很多事情，你会发现上海跟别的城市没有什么不一样。”这是麦芽个人的分水岭时刻。

3月27日，上海市政府发布通告，宣布以黄浦江为界分批实施核酸检测。3月28日5时起，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先行实施封控，4月1日5时解封；4月1日3时起，对剩余浦西地区实施封控，4月5日3时解封。封控区域内，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封城由此开始。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被称为“疾控女侠”的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吴凡还说，上海不能封城，因为“上海不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还对全国经济发展承载重要功能，甚至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

直到4月6日，浦东、浦西均未按照计划解封。梳理上海、吉林市、西安（2021年12月）三地的封城政策，上海封城期间要求居民足不出户，物资由居委会统一配送，甚至比吉林和西安更严格，吉林部分居民可以出户，西安允许非重点封控小区每户两天出去一人采购物资。其他服务如快递、外卖、餐饮、公共交通的限制，则三地大体一致。两个月间，“精准防控”的模范生上海，采取了和一度因防疫食物紧缺的西安同等严厉的封城措施。

防疫异见者：“政治性的一个疾病”

中央意见的到来，被几位受访者共同认为是上海无法再坚持“精准防控”，转而选择封城的原因。3月2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第五督查组到上海跟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座谈，根据座谈记录，督导组强调了“动态清零”总方针。李强也表示上海会“补齐漏洞，坚决消除隐患”。同一天，袁大石在本地医院工作的朋友给他看了一份文件，要求全上海所有的综合性医院每个医院抽调240个人，专科性的医院每个医院抽调120个人，组成一支庞大的医疗队准备进驻方舱医院。3月25日，世博展览中心方舱医院启用，来自上海5家医院的910名医疗队员入驻。

4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从吉林到上海，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要“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第二天，孙春兰又表示，要“坚决打赢疫情防控大仗硬仗”，要“兵贵神速”地“尽快斩断疫情传播链条”。

和坚决“清零”的中央意见同时在上海出现的，是体制内的“异见”吹哨声。4月2日，一段据称是“上海市民与疾控中心对话录音”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录音中的女性疾控专家表示，自己作为专业人员写了很多方案，建议轻症无症状患者居家隔离，但“专业人员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现在全部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一个疾病，花了这么多的人财物在做一个流感那样的病。”

“现在次生灾害远远大于新冠。完全把上海之前的树立的所有的形象全部给打发了。”这名女性疾控专家同意打电话的市民把录音公布到互联网上。当天，上海浦东新区卫健委发表情况说明，回应这段录音中关于“健康云”不显示阳性结果的部分，上海疾控中心则发表关于市民咨询服务的工作提示，要求“接听答复口径必须与国家和本市的防控政策一致，不得加以个人的主观意见”。不过，随后社交媒体上又流传出一段疾控专家和一段居委会书记的“异见”录音。

根据财新网的报导，4月1日，上海浦东一个小区民集体签联名信，希望阳性居民在无重症征兆的情况下居家隔离，后果自负。联名信的截图引发舆论热议，但当天晚上，阳性居民已经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会把阳性人员全部拉走去隔离。“我们签联名信、生死状都没用，政策说了算。”财新网的报导已被删除。

截至4月6日，上海累计报告感染者超9万例，其中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报告重症患者。与此同时，封城不断引发如血透病人、哮喘病人来不及救而身亡的次生灾害。反对封城、要求改变防疫政策、轻症患者居家隔离的音量在民间前所未有的增大。

袁大石说，他身边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应该选择“共存”的策略，只有少数人还是觉得应该“清零”，他们会以美国、香港的死亡人数为证据，说明中国承受不起“共存”的代价。但是袁大石认为，“每天我们都在付出清零的代价，经济上的损失，其他的疾病带来的健康损失，小孩子长期待在家里心理健康上的损失。这些损失没有科学的评估，对于上海这样城市，不管采取哪个政策，至少得让大家去好好地去讨论去评估。”他在上海生活了四十多年，一直觉得上海是中国的试点改革城市。他身边的人都在等复必泰的进口mRNA疫苗通过审批，或至少先在上海试点。但他感到上海防疫政策的转向意味着这座城市在变封闭，城市活力慢慢被扼杀。

不过，袁大石只反映一部分教育界人士的想法。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李欢龙在3月25日撰文指出，上海是极少数做到了“防控疫情+经济发展+最小限度的折腾”的城市，但他认为，这套“精准防控”已经失败了，他建议上海“全力击退这一波”，再开始精准防控。这种认为上海面临的种种问题是因为没有更早封城的观点，也颇有市场。

“共存”和“清零”的观念争夺，十分具体地落在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身上。作为以敢言、开明闻名的防疫专家，张文宏在2021年6月就公开提及“新冠病毒会一直在地球上存在，人类应该学会与其共存”，备受一部分人好评，也在当时就遭遇体制内外反对者的批评和讨伐。

今年3月25日，张文宏出席上海防疫新闻发布会后，连续一周缺席会议，导致坊间不少声音猜测他已经被解职。与此同时，上海进入封城后进退失据的状态，张文宏个人微博的评论区，也出现了大批对他的攻击，许多人讥讽他是“网红医生”。一条评论写道：“上海要是成了中国扩散源头，你第一个以死谢罪。”另一条评论则扣了多顶帽子：“资本代言人，公知代表，第五纵队（指间谍），祸国殃民，里通外国，汪精卫。”

袁大石说，他的朋友大多是张文宏的支持者。“我们感觉他越来越发不出自己的声音，意味着防疫越来越不再走科学的专业的道路了。”他很惋惜。

红三代背景的政治评论写手兔主席也在4月3日发文评价上海疫情，他写道：“防疫从来就是政治问题……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政治问题了，这个是基本的政治站位，是底线思维。”早在3月20日，《深圳特区报》就进行了同题写作，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清零和共存，本质上是“制度之争、国力之争、治理能力之争，甚至是文明之争”。兔主席的文章随后被各个平台删除，防疫的政治和科学之争，也无空间展开。

中国最“现代”的城市还有自主空间吗

上海的逐步管控中，麦芽感受到了信息的极大分裂：“微博热搜是咖啡，关注的博主在转救助的消息，朋友圈是抢不到菜的消息，微信群聊是哪个小区又被封了、发生了比较极端的状况，而这些都不会出现在发布会里。”

这种分裂正反映舆论场对上海是一座怎么样的城市的多重解读。媒体人张丰写了多篇文章赞美上海，他认为上海小区的“立约”是久违的自治实践，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公共性；还认为流传的录音中疾控中心的专家传达的是一种“上海共识”；对于化粧下楼做核酸和坚持喝咖啡，他则认为这是一种捍卫日常的“都市性”。

张丰代表一方观点，把上海视为中国最“现代”的都市，是“世界主义的大都会”（学者许纪霖对上海的评价）。麦芽也对上海的“现代”深有感触：“上海不是一个人情社会，是一个制度性的、契约性的社会，我不用认识税务局什么人，我就能去办事。”

而在舆论场，另一方流行的观点，则是认为上海此次防疫的失败，包括物资配送的混乱、医院的失序，都说明它是一座被资本主义荼毒的城市。持这种观点的网民，一部分只意在消解上海的“精致”，认为那只是“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是缺乏家国情怀的冷漠自私。在2021年疫情中备受批评的西安，也成为上海疫情中被不断拿来对比的城市，并在舆论中几乎被“平反”。

持这一观点的另一部分网民，则将讨论上升到路线之争，一则微博很好地展现了这种观点：“武汉疫情向我们证明了：医院私有化，不适合我们。上海疫情向我们证明了，资本主义化，不适合我们。”这一观点的终极演变，则是认为上海已经是一座“买办城市”，没有坚持清零、鼓吹共存是控制了这座城市的买办阶级在为辉瑞集团卖药，这种观点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解放军接管上海。

世界主义目光中的上海和民族主义目光中的上海，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样貌。袁大石觉得，意识形态在上海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太显眼，这座城市整体还是比较实在的心态，他举例，在疫情之前，居委会的存在感很低，组织能力也不强。

媒体人小文不同意上海远离意识形态的看法。他说：“上海是中共的发源地，党建做得很好。张文宏有句话出名，他说要让党员先上，当时的语境里面，其实是在强调党员作为先锋队的主体性。”小文觉得，上海的基层党建传统、市民社会传统、很细节的城市研究氛围，在当下的疫情管控中，是发挥不了作用的。

小猛在上海一家律所工作，她觉得上海的特别是反衬出来的：“如果没有国家机器强力地去抹杀，如果信息渠道让人们对病毒有相对科学的认识，人们就是会自发地想要自救。”把上海市民的自救称为“文明之光”令她不适，“上海的特权仅仅是基本的人权而已，而别的地方连基本的人权都达不到，只是现在这个人权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刺激。”

同样作为上海市民的撰稿人李南心说：“有很多城市在文化地缘上远比上海更远离意识形态，上海这方面不是最特别的，反而我感觉会有一种刻意的对意识形态的淡漠化和回避，这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存在形式。”她认为对许多人对上海的特殊性有一种误解，“上海作为一个模范城市的自主性是被赋予的，可以赋予当然也可以收回。这些天上海在承受的压力其实和其他城市没什么不同。”

李南心认为，目前上海疫情的能见度高，原因之一是上海市民相对更有权利意识、对现代化的城市管理要求更高、更容易发出声音。不过她也表达自己的失落：“我理解普通市民心中的上海，应该是个有能力捍卫个体尊严的城市，是文明宜居城市，现在这样是很让人难过。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避免的幻灭过程，疫情两年多，随着国外逐渐放开限制，考验上海是不是真正国际都市的试卷你无法回避。”她觉得，上海现在用各种声音博弈在试探能不能真正走出平衡之路，但归根到底，上海模式有没有空间，还取决于上层博弈的结果。

她说，上海是中国用来展示现代化成果的窗口城市。“它的国际化、现代化没有脱离民族主义的基础，只是被允许局部游离。所以这种繁荣窗口是有迷惑性的，会让人误以为上海具备了绝对的开放和自主性。这种心态在当前就很容易被冲击了。”

（端传媒记者何恩林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