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晨：曾是摇滚天团红遍台湾街巷，为何最重要作品《特富野》却遭遗忘？

综观台湾当代流行音乐文化史，就像是一座蕴藏著丰富资源和稀有动植物的高山，我们不该只从单一视角的平面观点来看，而是应该要以纵向的角度，才能真正深入体会其丰富多元的文化特质。

日前“丘丘合唱团”创团吉他手邱晨（1949-2022）病逝，陆陆续续看到各家新闻媒体和脸书河道上，众多乐友们各自从不同面向纷纷发文缅怀邱晨被遗忘的若干经典创作，才发现他自从淡出乐坛后，早已在大众面前消声匿迹了许久，也做过许多即便今日看来仍相当大胆前卫的开创之举，但除了私交往来的朋友圈外，在世时却几乎鲜少有人在公众领域讨论他。

清纯到狂野：遭黑道勒索流血

“丘丘合唱团”以一曲狂野奔放、连续十二小节不间断呐喊高歌的〈就在今夜〉风靡大街小巷，成为台湾第一个登上电视媒体的华语流行摇滚天团，声势如日中天。

主流市场上，他曾经是校园民歌时期的创作健将、红透半边天的摇滚明星，一度在音乐产业界短暂地大放光芒。二十四岁（1973）就读政大新闻系时担任吉他社长，相继写出〈小茉莉〉、〈风告诉我〉等歌曲。乃是当年（1977）第一届金韵奖纪念专辑中被收录最多作品的音乐人。

其中〈小茉莉〉歌词简单、朗朗上口，藉著咏赞大自然景致来表达对于心上人的纯情思念：“夕阳照着我的小茉莉，小茉莉，海风吹著她的发，她的发，我和她，在海边奔跑，她说她，要寻找小贝壳⋯⋯”，可谓树立了台湾民歌时代小清新的典范，后经包美圣演绎而被当成儿歌广为传唱，其质朴童真的音乐风格，更令曾获52届（2015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的中国青年导演毕赣把它放在自己的电影《路边野餐》（Kaili Blues）作为片中插曲。

不出数年，邱晨已越来越无法满足于校园民歌那种甜美而不食人间烟火的风格框架，他急切需要一种能够反映台湾当代年轻人内心渴求蠢蠢欲动的新乐种，于是就在三十二岁那年（1982）推出“丘丘合唱团”以一曲狂野奔放、连续十二小节不间断呐喊高歌的〈就在今夜〉风靡大街小巷，成为台湾第一个登上电视媒体的华语流行摇滚天团，声势如日中天。

此后他们四处巡回各地歌厅秀场表演，没想到庞大的演出酬劳却引来各方黑道觊觎，不仅造成团员间的误解，邱晨本人甚至还被不肖人士拿刀刺伤大腿送医而登上社会新闻，俨然活生生重演了上世纪8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王祯和（1940-1990）在小说《人生歌王》指涉台语歌手叶启田早年（1976）同样也遭黑道流氓恐吓勒索而导致流血冲突的事件场景。

除此之外，当时的唱片公司更请非专业音乐人担任经理，试图介入乐团的音乐创作，让他对整个大环境相当失望，于是毅然决定只身离团，走自己的路。

受到邹族青年汤英伸事件激发的报导音乐《特富野》专辑（1987），由于不受商业市场青睐而绝版多年，歌曲中却有一股朴实而深刻的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在小众乐迷知音之间默默流传著。

端详不同的山有不同的山势，也有不同的棱线和走向。有人偏爱走马观花，行走热闹喧嚣的阳关大道，相对亦有人选择跳出主流的舒适圈，舍弃名利和掌声，取道荒烟冷僻的山野小径，攀越危脊险涧，以探索山林深处更为丰富的大自然面貌。

现今功利社会多以商业成败论英雄，抑或不免朝著“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之类的主旋律取向靠拢。然而在我看来，相较于“丘丘合唱团”在大众媒体取得巨大成功的《就在今夜》，邱晨毕生真正的最佳经典，无疑该属当年受到邹族青年汤英伸事件所激发、随后于飞碟唱片发行以报导音乐为名的《特富野》专辑（1987），由于不受商业市场青睐而绝版多年，歌曲中却有一股朴实而深刻的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在小众乐迷知音之间默默流传著。

收集部落民谣：听见大崩山的落石隆隆

五月的细雨飘飘
落在别离的山路上
特富野的姑娘哟
妳听听大崩山的落石隆隆
我心中也有一座山
也为妳崩落浓浓的思念

——邱晨〈告别特富野〉 1987

初见这张专辑封面写道：“特富野”，不只是个地名，不只是一首歌。而提起邱晨，同样也不只是个歌手，不只是个音乐人。事实上，早在邱晨筹组“丘丘合唱团”之前，原本就读政大新闻系的他，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新闻界工作，担任《大华晚报》记者期间仍持续创作歌曲。

时值1983年6月，邱晨离开“丘丘”退出歌坛之后，便开始背起了登山行囊，陆续在台湾各地进行山林旅行。从大甲溪上游经梨山到合欢溪，从雪山到磺流溪，他先后前往北势溪支流与与金瓜寮溪上游，造访拉拉山东麓之福山与哈盆，看见苗栗中港溪受污染的景象，也探访了东部各河口及南横一带。短短三、四年间（1983〜1987），邱晨几乎走遍岛内各处名山大川，一站又一站密集地展开实地踏查，也让他得以更深入了解彼时台湾的环境危机（包括李长荣化学工厂污染、鹿港反杜邦等环保运动），以及那些被主流媒体刻意忽视的阴暗角落。

与此同时，仿佛又让他重新燃起了学生时代的“记者魂”，为了声援犯下杀人案件的邹族青年汤英伸，在1986年5月梅雨季时，丘晨便向嘉义县内最深山的部落走去，来到了嘉义吴凤乡达邦村的特富野部落。

当时，有一场震撼全台湾的社会运动事件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是十八岁邹族青年汤英伸犯下杀害雇主一家三口的重大刑案。起初，汤英伸以强盗杀人罪名遭起诉、一审被判死刑，消息传回他的故乡“特富野”部落，全村哗然！随后，该案于二审时引起《人间杂志》主编-作家陈映真的高度关切。后来包括邱晨本人，以及民族音乐学者明立国、原住民诗人莫那能、小说家黄春明等也都陆续来到“人间”编辑部，大伙全挤在人间杂志社小小的办公室里讨论替汤英伸争取“枪下留人”的一切可能，甚至就连一些早年党外政治人士及人权团体也纷纷加入声援行列。

那年八月，参与声援行动的邱晨便与其他记者同住在阿里山的特富野部落、汤英伸的老家，大家一起分工找资料，官鸿志负责写报导，邱晨收集山上的部落歌谣并采访被害雇主的家人。及至翌年（1987）2月，邱晨还参加了特富野丰年祭，留下珍贵的祭典实况录音。

最终，由于当年仍属戒严时期、不敌“杀人者千夫所指”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作家陈映真等人拯救汤英伸的行动依然不能挽回其生命。1987年5月15日，邹族名“迪亚”的汤英伸终究伏法（枪决），成为台湾史上最年轻的死刑犯。

“说它是‘民歌’，它远不同于近年大多数‘校园民歌’的浅薄造作。说它是‘通俗歌曲’，它丰富的现代色彩与前进意识，显然超越了现有的所有旧作。当我们被这般小家子气而几近陈腐的框框绑缚住所有对原创作品的震撼与感动。当我们渐渐变得：除了台北，不知有台湾⋯⋯”

街头运动狂飙年代的“报导音乐”

回顾历史，1987年蒋经国明令宣布解严的这一年，可说是台湾民主运动发展阶段的重要分水岭。对邱晨而言，当时参与营救汤英伸的社会行动，以及据此创作的报导音乐《特富野》专辑，毋宁也大大改变了邱晨的人生方向。自此之后，他更加积极投身为弱势族群、原住民和社会运动发声，成了一名热血义愤的“社运歌手”。

那些年上过街头的人，相信或多或少都应该唱过他担纲编曲的民进党党旗歌〈绿色旗升上天〉（诗人李敏勇作词、邱垂贞主唱），还有他为了纪念郑南榕所谱写的歌曲〈南国的大榕树〉，以及支持野百合学运欲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万年国代呐喊著“过桥啰”！根据民间丧葬（送终）仪式牵亡歌阵改编创作的〈新牵亡歌〉。

彼时进入整个80年代，恰正是台湾街头运动的狂飙年代，政治和社会场域累积的能量迅速爆发，包括环保、人权、妇运、工运、教改、母语运动等议题纷纷浮上台面，相对也带动了“报导文学”（literary journalism）的类型潮流。许多青年记者、文化人相继投入田野调查（蹲点）的方式介入观察事件，并且运用纪实写作手法深入挖掘真相，关注那些被主流社会忽视的边缘弱势及底层人民，充分展现作者本身的人文关怀精神，亦盼能激起社会改革的动力。

顾名思义，邱晨所谓的“报导音乐”，其精神源头即由“报导文学”概念转化而来。从叙事者的观点来看，报导文学尽可自由采用日记、散文、诗歌甚或是小说对话等形式，但为了令读者更贴近、同理感受主角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独白，台湾的报导文学也经常使用“第一人称”。类似情况，邱晨在《特富野》专辑当中，即依据汤英伸在狱中的家书撷取部分内容，谱写了以汤英伸的族名“迪亚”作词的〈真想痛哭一场〉：“好想家啊，美丽的家园，只能在梦中浮现，双亲的慈颜，只能从记忆的箩筐中去寻找，真想痛哭一场，只恨自己太冲动，到如今回头已经不可能”。聆听同样的叙事手法，又或者一如邱晨笔下〈彩虹少年〉歌中所唱：“我坐在断崖下面那条溪畔，不知为何难得看见 鱼游来游去，产业道路年年输出各种农产品，但愿不会载走彩虹村的青春容颜”。

话说当年这张专辑问世之后，虽然没有被新闻局查禁，但因不符合商业市场取向，许多电台、电视都不愿播放，却让当时的原住民和知识份子留下深刻印象。

过去，从没有一张唱片，像《特富野》这样奇特而难以界说，其不落流俗的铿锵性格，就像邱晨在这张专辑的文案中坦然写道：“说它是‘民歌’，它远不同于近年大多数‘校园民歌’的浅薄造作。说它是‘通俗歌曲’，它丰富的现代色彩与前进意识，显然超越了现有的所有旧作。当我们被这般小家子气而几近陈腐的框框绑缚住所有对原创作品的震撼与感动。当我们渐渐变得：除了台北，不知有台湾⋯⋯”。话说当年这张专辑问世之后，虽然没有被新闻局查禁，但因不符合商业市场取向，许多电台、电视都不愿播放，却让当时的原住民和知识份子留下深刻印象。

听闻此专辑里的每首歌，大多皆由邱晨主唱。其中包括由他个人包办创作的四首新歌〈彩虹少年〉、〈告别特富野〉、〈勇气〉、〈狩猎〉。一首收录事件主角迪亚（汉名汤英伸）生前写给女友的歌曲〈别离〉，连同取材于狱中家书的〈真想痛哭一场〉；两首由“音乐怪博士”陈志远担纲编曲、改编自传统邹族民谣的〈朋友欢聚歌〉与〈青春之歌〉，呈现原住民歌曲结合摇滚乐的创新诠释——其中〈朋友欢聚歌〉更能听见“台湾鼓王”黄瑞丰展露一手狂野奔放的精湛鼓艺；一首由吉他手游正彦（Masa）与邱晨两人互飙电吉他的演奏曲〈大崩山〉；以及另外收录一段当年（1987）参与邹族祭典的现场实况录音，而每首曲调主题几乎都围绕著特富野这一地方。

从融入他者，到回到自己的母语

遗憾的是，过去长期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由于针对本土语言的各种摧残打压，即便像是邱晨这样的音乐人才，曾经写过不少红极一时的华语流行歌，甚至还有台语运动歌曲、邹族传统民谣，却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故乡学过任何一首客家母语歌。

从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轨迹来看，邱晨的《特富野》这张唱片可说是当时罕见带有强烈“社会意识”的概念专辑，亦为前所未见超越时代的先锋之作。倘若你更进一步深入聆听、理解其创作背后的历史脉络，便能体会邱晨的企图不仅于此。他借由音乐说故事的目的并不只是单纯出自一种旁观者的悲天悯人，而更在于设想自己置身在他人的处境当中感同身受。

为此，他实地走进田野现场，并在为期半年左右的这段时间，与特富野当地部落的邹族人共同生活、一起参与祭典，甚至开始学习使用邹族语进行音乐创作。如邱晨这般尽心努力融入邹族的部落文化与生活方式，直让人感受他内心仿佛也想要真正成为原住民的一份子。

回顾邱晨一生过往的音乐创作历程，青年时期他以抒情浪漫的校园民歌初试啼声；不久后他旋即以“丘丘合唱团”首席摇滚明星不断狂野嘶吼著“就在今夜我要离去”的反叛态势、绝然告别过去一度浸淫风花雪月的校园民歌小清新；随著年岁渐长，他又因汤英伸事件的契机而投身社运改革狂流，意图用音乐来质问当代社会的不公不义。直到41岁那年（1990），邱晨选择离开台北、举家迁回故乡（台中）东势定居。

此时，年届不惑、身为客家后裔的邱晨才真正开始回到他最初的母语，创作了生平第一首客语歌曲〈杨妹妹18岁〉。及至921地震灾难后，邱晨变得益发柔婉温厚，还为家乡谱写了〈龙安桥之恋〉（2003年），作为参选东势镇长的竞选歌曲。虽然竞选失利，这首歌却成为邱晨晚年最常公开演唱的一曲深情而悲悯的怀乡之歌。

遗憾的是，过去长期在国民党威权统治下，由于针对本土语言的各种摧残打压，即便像是邱晨这样的音乐人才，曾经写过不少红极一时的华语流行歌，甚至还有台语运动歌曲、邹族传统民谣，却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故乡学过任何一首客家母语歌。实际上，他的音乐养分更多是来自国外Eddie Van Halen与Eric Clapton的西方蓝调摇滚，而他最后仍是坚定地回头重新浇灌自己脚下这片千疮百孔的故乡土地。

如今，忆想汤英伸的悲剧事件尽管又过了将近40年，但在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之下，某些汉人对于“理解当代原住民”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及其在经济、文化层面的弱势处境却依然如故。

除此，更至关重要的，迄今一直在市面上绝版多年、始终传颂于口耳之间的这张堪称极致经典的报导音乐专辑《特富野》，不知待到何年何月才能有机会重新复刻出版？借此也让更多年轻一代的台湾人能够铭记这段伤痛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