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航坠机后七日，家属的漫长跋涉

莫埌村被一架飞机打破宁静。

3月21日14时38分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从昆明飞往广州时，在广西梧州市上空失联。事后的监控视频显示，飞机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坠毁于梧州藤县琅南镇莫埌村一处山林中。

得知坠机的消息，132名遇难者中的部分家属，从各地赶往梧州。张煜（化名）也是其中之一。坠机现场，是张煜和其他家属最迫切想靠近的。然而，被迅速封控的坠机核心区，和被政府垄断的信息，将他们困于梧州和藤县的接待酒店中，“一直等，就在那等。”

唯一一次靠近现场，是在家属们多次要求后，在距离搜救现场百米左右的区域，对遇难者的祭拜典礼上。多数时间，他们都待在酒店房间里。“等通知”，是他们最常从志愿者、工作人员口中听到的三个字。

七天后，家属陆续离开梧州。因一场突然的空难而喧嚣的莫埌村，也逐渐回归往日的宁静。张煜希望，政府能尽快找到遗体，让他们带一部分回去。“拿点碎片回去也好。”张煜的父亲张佑民（化名）说。

曾被层层把守，通往坠机现场的律村村口，几名交警和便服工作人员仍在执勤。村口外一处角落，摆着几束黄白色菊花，一块简陋木板上写着：“2022.3.21 MU5735”。

等通知

3月21日傍晚6点，张煜和家人便赶到了MU5735航班的原定目的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和其他闻讯而来的家属一道，他们被安置在机场的临时接待区内。

临时接待区位于机场28号门附近，黑色围挡将其与机场其他区域隔开。当天晚些时候，另一名遇难者的家属周秦天（化名）在这里失声痛哭。

张煜家人乘坐的MU5735航班，本应于当天15时05分抵达广州。原本的机票是他帮买的，因航班被临时取消，家人只好再托老乡订下其他机票。得知飞机失事的消息，张煜向航空公司的朋友确认乘客名单后，心早已沉到谷底。他清楚，家人已经出事了。

负责事故处理的东航工作人员，接待了张煜和其他乘客家属。他们被告知，第二天早上才能统一安排前往坠机地广西梧州市。

但没有人按耐得住，有家属决定自行开车出发。在家属的不满声中，东航妥协了，晚上8点半，张煜坐上了预备前往梧州的大巴。临近晚上10点，这辆载有不同乘客家属的大巴，终于启程前往梧州。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张煜一行抵达梧州，被安顿在市区一家酒店暂住。“晚上我们就说要去（现场），志愿者说先休息一下，明天再通知。”挨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前往现场的要求再次被一句“等通知”搪塞了过去。

去坠机现场是家属们当时最迫切的诉求。“我们觉得等通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张煜说，他们决定自行叫车前往藤县莫埌村，“当时心情特别糟糕，就一心想着去现场看一下，不管怎么样。”

从梧州的酒店到律村村口——进入坠机核心区莫埌村的主要入口——约有40公里车程。位于321国道旁的律村村口牌坊下已经扎起蓝色的救灾帐篷，堆放着一箱箱食物和救援物资。这里往东北方向约5公里就是梧州西江机场，站在村口，不时能见到飞机低空掠过。坠机核心区是一片山林，几个村子分散在山里，出入只有一条泥土路。

抵达律村村口的张煜一行，此时距离坠机点只剩下约8公里脚程。但早已被封控的律村村口，有工作人员层层把守。他们被阻拦并告知，前去藤县另一家属接待酒店咨询。25公里外的藤县酒店，再一次让张煜“去现场”的希望受挫，辗转近70公里后，他们依然只听到三个字：等通知。

张煜决定放弃沟通，径直驱车回到律村村口，打算直抵莫埌村。令他意外的是，这一次工作人员没有阻拦。来到距事发地较近且被征用为临时指挥部的莫埌小学后，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但他们最终还是没能进入现场，被志愿者送回了藤县家属接待酒店。

张煜的父亲张佑民21日晚8点也从云南驱车赶往梧州，次日下午5点多才在藤县和张煜汇合，同行的还有另一名亲属。

和张煜一样，乘大巴抵达梧州的周秦天，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在律村村口，他悲伤难抑，村里一对夫妻同情他的遭遇，用摩托车载着他绕行几十公里，试图从另一侧进入现场，也在封锁线外被拦下。

工作人员告诉周秦天，要等国务院的通知，指挥部才可以放行。“东航也没有给任何答复和解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在这里等。”当晚，周秦天称，“我们不给政府添乱，但是要让我们知道现场的情况，让我们去事发地看看，现场的视频、救援进展等等。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但就是不让我们去，一问三不知。”

在酒店暂住的几天，负责与家属对接的工作小组常来敲门，询问诉求。家属想去现场看看的愿望，得到的却总是“会上报领导”的答复。张煜说，自己也理解基层志愿者只能做一些善后的工作，没有权限让他们直接去现场。

事故发生后，坠机地梧州和航班始发地昆明，临时征用了部分酒店作为家属接待处。两天时间内，约有71名乘客的近300名家属安顿入住。

3月22日下午，记者抵达某家接待遇难者家属的酒店时，其门口已有“本酒店已被征用为东航3.21客机事件相关人员应急使用”的字样，还有两张为入住者做核酸检测的长桌，一板贴了健康码、行程码的标牌。一位藤县本地人告诉记者，这家酒店去年刚刚开业，是当地比较好的酒店。

酒店门口，一名戴口罩的警察双手交叉于腹下，不时盯着驻足张望的记者。被调派入驻酒店的志愿者正在门口进行身份登记和核酸检测。一位藤县当地公务员透露，酒店“志愿者”大多是藤县政府公务员，包括下辖乡镇的干部，还有少部分是东航职员或者临时雇佣的“志愿者”。

进不去的现场

进不去的现场，让一些遇难者家属决定组织起来。

3月22日晚10点左右，藤县一家餐厅内，大约10位家属聚集在一起。

“明天早上6点，我们会聚集在高速路口（进搜救现场）的口子上，诉求是带我们到现场去。”一名女性家属被其他家属团团围住，她向着站在外围的两名随行“志愿者”高声说道，“之后，希望东航能把所有受害者家庭组织起来，因为我们需要在一起。毕竟他们（遇难者）是最后在一起的人，所以我们（家属）很可能会保持长期联系。”她补充称，希望政府给一个说法，要么把家属组织在一起开发布会，要么说话算数的领导出面沟通。

有家属提醒她，在微信群用“聚会”这样的字眼，可能会收到警察的电话。她表示自己无所谓，并说已经把诉求都通过志愿者向政府传达了。她继续告诉在场的家属：“大家也都回去预想一下，去完现场后（会发生什么）。他们可能会找我们私聊，可能是赔偿或者其他什么。”

后来一名遇难者家属对记者表示，他们怀疑家属组建的微信群里有政府人员混入，他们时不时会出来说一些安抚的话。

聚会的最后，这名女性家属转过头询问在场几名记者：“我不知道媒体朋友能帮我们做到什么程度，我希望你们可以告诉我，现在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报导采访……现在就可以行动，明天趁着事情热度还在帮我们报导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同情也好，可怜也好，帮我们发声。”

但采访最终没能开始，一名家属以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考虑劝阻了其他家属，聚会也随之解散。

前往现场的尝试如约而行。餐馆聚会后的次日清晨，张煜和父亲驱车再次来到律村村口，被志愿者阻止后两人便下车步行，两个多小时后抵达莫埌小学。途中，一名五十多岁的村民和一辆政府救援车辆先后载了他们一程。

从莫埌小学通向现场的路仍有警察把守。张佑民决定自己想办法翻山，他想快点去到现场。在当地一位老人指引下，他绕过身后的一间小屋，走上一条弯弯绕绕的小径。二十分钟后，张佑民撑着雨伞站在了山尖。从这里再翻下去，他就能到达事故现场了。

但下山的路并不好走，山坡上全是树，没有一条能直接通行的小道。张佑民用手势向记者比划了一下山尖的树有多深，如果不是因为下大雨，他本打算直接翻下山去。后来，张佑民和家人被安排进去祭拜的时候，抬头看见了那个山头，还有那些阻拦他的山木。不过，张佑民说，祭拜的地点距离挖掘现场还有100米左右，“看不到什么。”

同一天上午约10点，从梧州市区出发的周秦天和亲属也赶到了律村。藤县气象台当天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律村暴雨磅礴。工作人员检查完他们的健康码和行程码，便放行让他们进入了村内。一位据称是镇委书记的干部在村口和周秦天沟通。

“我们安排人陪你们去比较近的地方，但是核心区还是没有开，里面有很多领导。12点吃完饭我们就去。”镇委书记说。

“我们就在边缘上祭拜一下，拜完就走。”周秦天说着哽咽了起来。镇委书记安抚周秦天，带他进帐篷休息。交流中，周秦天不断感谢当地政府和律村几名帮助过他们的村民。之后，有两辆警车开进律村，村口的牌坊下站着警察、交警，还有分别穿着红、蓝马甲和便服的工作人员。

中午12点多，周秦天的亲属告诉记者，政府安排进入现场的时间推迟至四点，他们等不了了，决定自行进去。另一名遇难者家属回忆，家属们后来又“闹得大一些”，一名当地领导才松口，说下午会安排他们进入现场。家属们并不妥协，继续“闹”，要求早一些进入，这名领导才表示“马上安排”。

祭奠现场附近的山头上，有政府准备好的祭祀用纸钱和鲜花。下午两点多，家属们按批次进入现场祭奠。周秦天的亲属在朋友圈分享的视频显示，一名村民开车载他们进入了莫埌村，在距离搜救区约100米的地方上香、烧纸，现场哭声不绝。

被封锁的信息

在藤县的大部分时间里，张煜和父亲都待在酒店房间里，吃饭、睡觉之外，就是通过手机从每天的新闻发布会了解搜救现场的进展。他们从未打开过电视，也很少和其他遇难者家属见面聊天，“一直等，就在那等。”

几位亲属有时会聚在一起聊天，话题离不开逝者生前的故事。原本，两名遇难者并非要去同一个目的地，但直飞机票被临时取消，最后才决定一起先去广州，再转高铁。张煜叹了口气，其中一位家人临行前还说，“正好买一起有个伴。”

这些巧合成为张煜的心结。他总在想，如果直飞航班没有取消，如果他们晚几天出发，哪怕任何一个其他的决断都能阻止他们搭上这趟航班。

这家酒店房间楼层的走廊装潢新式，暖黄的顶灯照在紫调地毯上，房门紧闭，走廊多数时候异常寂静。家属所在楼层的电梯口，常常坐着值班留守的工作人员，最多时可达五六人。不时有志愿者来敲家属的门，进入房间谈话做笔记。有时也会出现沟通不畅、久久才对上一两句话的情况。

3月22日晚上，一个六七人的“志愿者”团队敲开了一位家属的房门，一位志愿者问家属：“有什么诉求可以告诉我们？”家属略有疲惫，犹疑半晌：“不能安排去现场，别的说了有什么用？”双方沉默僵持了一会，一位志愿者又说：“你们不要想那么多，先休息一下。”另一间房，两位志愿者敲开了家属的门，家属开门称自己已经入睡，志愿者大声说：“留一下我们的电话，有什么事找我们。”

张佑民说，酒店志愿者每天最少会来敲七八次门，问家属们需要什么帮助，并表示他们可以想办法向政府反映。张佑民也不知道这些志愿者哪些是东航的，哪些是政府的，只要他们过来问问题、搜集信息，他就配合。

这些天他们睡得并不好。张佑民晚上只睡了两三个小时，身体也不大舒服，和医生开了不少降血压的药吃。医生嘱咐他不要抽烟，但他床边的烟灰缸堆满了烟蒂。

3月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东航负责人提及针对家属的“一户一册一专班的援助服务”，根据端传媒记者得到的“志愿者”工作笔记，“家属援助队”需要把“诉求如实记录并反馈给政府和航司”。

“我们住在这里，他们的服务还是周到的。”谈话中，张佑民总是先强调政府和东航的好，再委婉讲出一句“但是”，“（可是）我们不是来享受的，主要是（想）了解那里（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也没办法。”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只能从网上获知坠机现场的信息。“他们也不知道那里，那里是封闭的。”张佑民说，每次出门，志愿者都会紧跟着他们，就连去公园散心，也有两名志愿者尾随。张煜有些不习惯，他不明白，志愿者为什么一直跟着他们。

入住接待酒店的第三天，张佑民和其他家属才在酒店会议室见到了当地政府领导和东航领导。他们告诉张佑民，清理遗骸的时间不确定，估计会很久，比他们想像得要久。这是张佑民唯一一次见到负责人，其他时候，围绕他们的都是志愿者。

“拿点碎片回去也好”

志愿者之外，遇难者家属最常接触的，还有在官方通报中屡被提及的心理专家。事故后第四天的新闻发布会称，已派出大量专班工作人员，对旅客家属开展全程服务保障和安抚沟通，累计为家属开展心理辅导500余人次。

张煜对志愿者一直紧随的疑问，在一名心理医生那里得到了解答。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掌握家属的路线。”这名被派来梧州提供心理支援的心理医生解释，虽说要保护隐私，但每一名家属居住地的地方政府都“必须掌握”他们的情况。“他们有人对接家属和东航，可以通过当地政府提出合理诉求。”

这名心理医生是“专班工作人员”之一。他介绍，梧州市为家属配备的团队包括一名政府的“志愿者”、一名东航的“志愿者”或工作人员，以及一名心理老师。心理医生可以理解为“代表梧州市的”，也可以理解为“是政府派遣我们来工作”。他强调，心理援助小组会尊重家属保密的意愿，不会未经家属同意向政府通报谈话内容，只会更新咨询人次的数字。

“梧州启动的是心理救援队、心理干预队，队员大部分属于心理咨询师，不是精神心理科的医生。”这位心理医生解释，中国有资质的心理医生并不多，但坠机事故涉及需要心理援助的人员比较多，因此心理救援队中大部分是心理咨询师。

在心理干预队员中，有一名中小学心理老师，她透露，第一次遇到这种大场面，“刚到这里都不知道要做些什么。”

地方政府的“必须掌握”也在张煜家搅动了一些风波。飞机刚坠毁时，张煜没有告知家里老人和小孩，怕他们受太大刺激。

但政府把消息传播出去了。“他们（政府）打电话到老家，到镇里、市里，搞得所有人都知道，就我妈不知道。”事故过去两天后，张煜母亲在镇上和人聊天时才得知真相，当晚，因血压升高被送去了医院。家里小孩随之也得知了这件事，“哭了两天。”

3月25日，东航集团宣传部部长刘晓东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所有航班的旅客名单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的范畴。被问及希不希望遇难者名单被公开时，张煜表示自己并没有什么倾向，不过他觉得政府应该不会在网络上公开。

对于网络上出现的“建议别再打扰遇难者家属”的声音，作为遇难者家属，张煜表示，如果是家属自己愿意说的话，没必要去批评媒体。“他愿意你发，我觉得也没什么。毕竟人已经不在了，留一点他的故事在那里，在视频上、在网络上也蛮好的。”张煜说，“（遇难亲属）是特别善良的一个人，为家里确实没话说。（另一位亲属）她也苦了一辈子，眼看家里搞得好了，突然就发生这个事情。”

他最不希望在网络上看到谣言。“真实的（消息）没事，那些造谣扭曲事实的报导，看到确实很不是滋味。”3月25日，《中国民航报》报导称第二部黑匣子已被找到，正文只有“真的”二字，随后又被辟谣。张煜感到很气愤，“这种玩笑也开。”

被问及是否需要一个来自政府或东航的道歉，张煜还没有头绪，“原因还没出来，我们也不会这样说。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到时就看官方或者东航的态度了。”去现场祭奠的心愿达成后，当下，张煜希望能看到乘客最后登机的录像，他们已经和东航方面提及，对方表示会满足他们的诉求。张煜还希望，政府能尽快找到遗体，让他们带一部分回去。

张佑民也称，这次来梧州的目的是想把两位家人的遗体带回家，“拿点碎片回去也好。”张煜说，如果后续不能搜出更多遗体残骸，以后肯定会再回到藤县祭奠家人，“看会不会在那里建一个纪念（碑）。”

3月25日，张煜和部分遇难家属陆续离开梧州。两天后，遇难者的“头七”，周秦天又从广州赶往藤县现场，在靠近坠机现场的位置为家属祭奠。张佑民等了几天，但这天没再去现场，只在酒店待着，第二天离开了藤县。

原本因为众多遇难者家属和媒体的到来而略显喧嚣的律村村口，只剩几名交警和便服工作人员执勤。村口外一个角落，放着几束黄白色菊花，一块简陋的木板上写着：“2022.3.21 MU5735”。

尾声：飞机坠毁处的防疫

陶瓷、钛白粉、造船、林产林化是藤县这座广西腹地小城的支柱产业，公路上一块巨大的红色广告牌写着：“全面对接大湾区 深度融入珠三角”。另一种随处可见的宣传标语是禁毒口号：“参与禁毒 扫除黑恶 举报有奖”。2020年的报导显示，藤县半年中逮捕涉毒品案件110人，缴获毒品共294.44克，缴获制毒物品64173.77千克。

李行（化名）在藤县政府一个部门工作，县城距离事发地莫埌村20公里，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响，但半小时内，微信群已经全是村民拍的目击视频，窗外能见到森林公安的直升飞机，公路上也有疾驰而过的消防车，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在震惊中停下工作，讨论这场天降灾难。

当晚11点，李行收到单位通知，第二天需要紧急值班，负责当地接待酒店的防疫工作。

安置酒店里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每天都必须检测核酸。记者观察，大部分“志愿者”都可以自由出入酒店，前述派驻酒店的心理医生则表示，自己所在的酒店实行闭环管理，他不能出酒店，他猜测“可能酒店里有中、高风险地区来的人”。

李行和同事实行“三班倒”的值班，3月22日他去支援半天，3月23日又回到办公室做本职工作，等待下一轮值班。应急状态的启动并没有让李行觉得不适应，防疫已经让突然的加班成为常态了，他说：“飞机事故发生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做疫情防控工作，要出去检查各种经营场所，也是三班倒。”

3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梧州市副市长劳高进透露，“对参与事故处置工作的人员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累计核酸检测9006人次，确保救援过程中疫情防控工作万无一失。”救援现场的照片显示，不少参与搜救的工作人员身着全套防护服。

尽管梧州已经近两年时间没有Covid-19疫情的新增病例，常态化防控的压力依然加在了他这样的公职人员身上。2021年下半年至今，因为中国其他城市持续出现疫情，梧州也收紧了防疫政策。李行的本职工作很少需要加班，但摊派给他的疫情防控任务则占用了不少下班后的时间。他需要兼任社区网格员，挨家挨户敲门登记信息。

和李行约见面的地方是藤县的一条奶茶街，十几间奶茶店一字排开，年轻的男男女女坐在露天座位上边喝奶茶边打麻将，直到夜里十二点后仍有不少人流连。李行说，藤县人的日常娱乐是喝奶茶、唱K、去酒吧。

李行观察，突然而至的空难并没有打乱县城的节奏，除了接待酒店前多了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人们照常来往，县城的气氛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反而疫情带来的变化更多，他说，KTV已经全部暂停营业，当地一些景区也在疫情期间倒闭了。

李行发了不少微博，讲自己在救援工作中的“值守”：“我都发比较正能量的东西，比如救援很辛苦。”有一条微博收获了40万阅读量，许多人评论感谢他的付出。

清明前的藤县天气多变，冷暖空气交替来袭，留下一阵阴冷、一阵潮湿溽热的回南天。县城有明显的房地产大开发痕迹，新城区到处可见还未完工的新楼盘，但藤县的活力照旧来自老城区的餐厅、奶茶店和人流。

（阿唐、柳猫、Neil CHAN为报导提供了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