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选举中的性别议题：女权主义认同将决定本次大选结果？

“什么是女权主义？”

这是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李在明，在3月2日的韩国大选电视辩论中，向第一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竞选人尹锡悦提出的问题。这是3月9日大选前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关于性别问题的激烈攻防是韩国舆论早早便预测到的。

这届总统选举被称为韩国“史上最不受欢迎的选举”。整个竞选过程充斥着各类丑闻、相互爆料，过度的恶性竞争让选民疲惫不堪。而尖锐的性别对立，两大候选人为争夺选票，极力分化男女的做法，也让这场政治选举有了几分“性别之战”的味道。

性别对立，韩国政治的新“分裂议题”？

在“厌女”氛围高涨的当下，此次大选中，女性家族部的去留，成为双方候选人的焦点政见。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认为该机构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的性别歧视”。

今年2月，韩国舆论调查机构Embrain Public在推特上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这次大选中最关心的政策公约”这一提问，“性别（女性·家庭）政策”（25.6%）排在了第一位。其后依次为“房地产供应及税制政策”(18.8%)、“宏观经济、产业、资本市场”(16.1%)。不少媒体及专家指出，性别议题正在动摇韩国第20届总统大选格局。

1月，尹锡悦在Facebook上写下的短短七个字——“废除女性家族部”，让大选中的性别之争走向白热化。“女性家族部”是韩国中央行政机关，前身为女性特别委员会，设立于1998年，当时主要负责妇女政策综合规划和协调工作。卢武铉执政时期，作为具有进步倾向的政府，当局将该机构更名为女性家族部，承担女性之外，青少年、性少数者等社会弱势群体相关的工作。

但一直以来，女性家族部存在感模糊，设立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李明博政府上台后，一度承诺废除女性家族部，由于女性团体和在野党的强烈反对，最终将女性家庭部缩小为女性部，并将原来的家庭政策划分给保健福利家庭部推行。2010年以后，为了实现部门之间业务量的均衡，家庭、青少年政策重新移交给妇女部，并再度更名为女性家族部，延续至今。

女性家族部长期以来受人诟病，主要原因在于对女性权益保障的工作推进缓慢。对慰安妇问题的不作为等问题，也让女性家族部频频成为被讨伐的对象。而在“厌女”氛围高涨的当下，此次大选中，女性家族部的去留，成为双方候选人的焦点政见。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认为该机构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反向的性别歧视”，并表示韩国社会并无结构性性别不平等问题，所有歧视都只是“个人对个人”。截至3月7日，尹锡悦的这篇帖子共得到了4.2万赞，1.1万条回应。

此前，他还发布过“加强对诬告罪的处罚”等内容，被认为在选举运动期间全面提出“反女权主义公约”。他曾多次表示，“不再区分男女，将推进新设综合处理儿童、家庭、人口减少问题的部门”，把女性政策和性别平等业务排除在外。

在“废除女性家族部”的宣言后，尹锡悦在20、30岁男性中的支持率出现了反弹。

韩国不少政治评论家认为，“国民力量党”最近的动向是彻底“算计好的”选举战略。首尔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朴元浩（音译）分析称，性别争议是可能引发矛盾的“分裂议题”（wedge issue），“在没有对立问题的情况下，政党需要寻找新的选民团体，保守阵营找到的‘裂缝’便是性别争议。”在经历了朴槿惠被弹劾、2017年大选惨败后，保守党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很难再从过去与民主党的分歧和矛盾中，找到突破口。在“废除女性家族部”的宣言后，尹锡悦在20、30岁男性中的支持率出现了反弹。

随着第一在野党候选人开启明显的针对“二代男”（20-30岁男性）的战略，性别战线已经超越了网络社区，正式进入了总统选举的实体空间。

在性别问题上，“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选择了与尹锡悦完全相反的路线，他批评尹锡悦的种种公约（指“公共约定”：竞选人对公众的选举承诺）只为“争夺20多岁男性的选票”。虽然在去年11月，李在明曾在Facebook上转发过对女权主义持批判意见的社区“femkorea”以及“DC inside”的文章，他对此回应道，自己并不赞同文章内容，但尊重各方不同的声音。在此之后，李在明基本保持了与过去民主党一致的策略。在尹锡悦提及废除女性家族部的当天，李在明进行了Youtube频道“.face”的录制。“.face”是韩国颇具代表性的女权主义频道。去年，因部分支持者反对，李在明的演出曾被暂时延期。

李在明在竞选期间也提出了多数女性相关公约，可以总结为“女性安心平等社会”。首先，为了实现没有歧视的公正工作岗位，他提出了引入“雇用平等工资公示制”、在雇用时加强对性别歧视工作场所的监督、支援小规模工作场所性别歧视和性骚扰受害者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于3月2日的电视辩论上，毫无悬念地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而在面对“什么是女权主义”的提问时，尹锡悦的回答是：“女权主义是人文主义之一，即尊重女性。”李在明则回应称，“女权主义是指承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的现实，并纠正这种现状的运动。”

此前，尹锡悦曾表示，女权主义成为男女之间形成良好关系的绊脚石，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低出生率。这一系列观点，也都在当天的辩论中被提及，这也让尹锡悦成为各竞选人抨击的对象。李在明表示，“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结构性性别歧视，（男女之间）工资差距很大，（女性）晋升困难，玻璃天花板指数是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糟糕的。”他还对尹锡悦连续发问“是否仍然认为没有结构性的不平等，仅仅是个人问题？”对此，尹锡悦没有正面回答，他表示：“重要的是不应该这样划分男女，而是把它们作为整个社会的问题来对待。”

“二代男、二代女”，分裂的青年票心

随着青年失业等问题加剧，自嘲生活在“地狱朝鲜”的韩国年轻人，出现对“抢饭碗的逃票者”的厌恶情绪，这其中便包括了对女性的敌意。

韩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尽管韩国女性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劳动力，但其性别薪酬差距在所有发达国家中是最高的。

与此同时，随着青年失业等问题加剧，自嘲生活在“地狱朝鲜”的韩国年轻人，出现对“抢饭碗的逃票者”的厌恶情绪，这其中便包括了对女性的敌意。一些年轻男性将不服兵役的女性、不工作的家庭主妇、不纳税的外国劳动者等群体视为所谓的“逃票者”。韩国圣洁大学教授禹石勋（音译）分析说，目前韩国式的“女性厌恶”与“轻视或无视女性”的父权制传统“女性厌恶”不同，是结合成长过程中入学、就业等复杂现实问题及自卑感为一体的、接近于“憎恶”的情绪。

评论家金内勋（音译）则在他的书《激进的20多岁》中写道，韩国年轻男性对女性并不是单纯的厌恶情绪，对公正性的执着、以及社会资源的稀缺导致了他们的反女权主义。部分调查结果显示，在韩国，二十多岁男性的性别平等意识比其他年龄段男性高，但同时，对女权主义的反感度也比其他任何一代男性都高。他们身上具有“愿意分担家务，但反感女权主义”的韩国式“厌女情节”。金内勋援引各种研究分析说，把老一代制造的结构性问题交给20-30岁男性解决的做法本身就不妥当。这些年轻男性认为，他们没有得到过父权制的好处，却被当成既得权者，还被要求给比自己强的同一代女性特惠。因此，韩国年轻男性才会把自己定性为受女权主义等“政治正确”压迫的男性少数群体。

金内勋对“公平公正”也进行了“有趣”的分析：“现代社会，只要努力就能得到回报的美好神话不复存在，但如果不够努力就一定会被惩罚。对于分数低的人，能力没有得到验证的人，一定要有相应的惩罚，这是90后之间的默契。这就是为什么二十多岁的男性强烈反对雇用配额制等有意介入结果的行为。”

因此，政府针对性别平等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被不少韩国男性解读为逆向歧视。

因此，政府针对性别平等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被不少韩国男性解读为逆向歧视。而随着2018年#Me Too运动的开展，女权主义运动在线上线下蓬勃发展，性别矛盾日益尖锐。民调机构Reakmater在调查中发现，韩国男性中极端反对女权主义的比例已高达25.9%，有76%的20多岁男性反对女权，30多岁男性中有66%。经济、资源、兵役等原因，让男女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鉴于这种现状，现任政府的女性友好政策可能会在民意调查中适得其反。有专家表示，由于多项女性友好政策的出台，许多年轻男性已经从进步变为保守。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去年4月的首尔市长补选。在那场选举中，有72.5%的年轻男性投票给了保守派，这一比例甚至高于60岁以上的男性选民。2017年大选时，20-29岁男女对文在寅的支持率都达到了80%以上，当时，基本上形成了“青年支持民主党、中老年支持保守党”的稳固趋势。也恰恰是年轻男女走上街头，表达对保守政党的不满，最终让朴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个被弹劾下台的总统。然而在四年后，18-29岁的男性选民却成为了民主党最薄弱的一环。

这样的转变不得不提到2021年席卷韩国政坛的“李俊锡旋风”。年仅36岁的李俊锡依靠反女权思想获得年轻男性的支持，在2021年6月成为国民力量党的党魁。李俊锡认为配额制挤压了年轻男性的就业，社会出现逆向歧视，重视女性权益的“政治正确”侵害了男性的生存空间和正当权益。

到目前为止，政界人士大多以“女权主义者”自居，高调提出男性受到逆差别的政客只有李俊锡一人，这样的举动获得了20至30岁男性的爆发性支持，“青年票心=进步政党家”的公式被推翻。当然，李俊锡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通过激化性别矛盾以获得政治利益的指责。韩国右翼政党重新崛起，刚刚组成不到两年的国民力量党迅速成为韩国最大在野党，占有国会中103个议席（共300席）。

李俊锡的“性别哲学”与尹锡悦的竞选策略基本相符，废除女性家族部一直以来是李俊锡的政治主张。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曾对此开启嘲讽，说“尹候选人的女性政策顾问，是否只有李俊锡一人”。但去年，尹锡悦与李俊锡曾被爆不和，关系破裂，李俊锡更一度退出选举委员会，双方在性别问题上的分歧被视为矛盾的重要一环。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教授政治系国承民（音译、舆论和选举专业）分析称，“国民力量党内讧的根本原因是围绕如何攻占20、30岁选民群体的争论”。

在去年竞选一开始，尹锡悦聘请了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水晶、前韩国女性政治网络代表辛志睿加入竞选阵营，却遭到年轻男性的抗议和支持率的低迷。两周后，辛志睿递交辞呈、李水晶卸任竞选委员长一职。事后，尹锡悦承认“没能仔细解读20、30岁群体的想法。（对性别问题）判断失误，让青年一代大失所望。”随着大选的临近，“废除女性家庭部”、“军长加薪”、“重罚诬告罪”等公约的连续释出，尹锡悦的性别战略变得更加明朗，和李俊锡的不和也再未出现。

从地域政治到性别问题，脱离传统支持格局的另类大选

被称为20、30岁群体中最尖锐的“性别”矛盾被政治化，成为大选最大变数。

过去，韩国大选很大程度上带着地区主义和年龄代沟的烙印。在韩国的政治版图中，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体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岭南、湖南地区的对立——湖南地区（全罗道和光州市）的选民普遍支持进步阵营，而保守阵营的候选人则更受岭南地区（庆尚道、大邱、釜山、蔚山）选民的青睐。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全罗道与庆尚道的隔阂由来已久，此后地域感情对立被政治化，一些政治人物开始以此谋求利益。

1960年代，朴正熙与金大中等政界人士开始以地区情感来激发选民的投票意愿。1969年10月13日，据《京乡新闻》报导，金大中等6名新民党议员为在光州游说拉票的过程中，发表了“打倒庆尚道政权”的演说，这可以看作是韩国政治中狙击其他地区的经典案例。此后，岭湖南地区的政治定律基本没有变化。

2012年大选当时，新国家党候选人朴槿惠在自己的政治故乡大邱、庆北获得了80.19%的得票率。而在光州、全罗（湖南地区）只获得了10.47%。民主统合党候选人文在寅在湖南获得了88.50%的得票率，在大邱、庆北获得了18.98%的得票率。2017年大选在“烛光民心”崛起和政权交替舆论沸腾的情况下，大邱还是给了自由韩国党（现国民力量）候选人洪准杓43.35%的支持率。当时，最后获胜的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在大邱也只获得了21.76%的得票率。

但针对今年大选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地区主义正被具体的竞选理念排挤。从2月实施的民意调查结果来看，进步派李在明在大邱、庆北地区的支持率少则20%，多则30%。保守派尹候选人在湖南的支持率也突破了30个百分点。

明知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申律（音译）表示：“（今年）与历届大选不同，各地区的（传统）集结力度可能会减弱。20、30岁的选民起到了很大作用。” 随着实用主义倾向较强的20、30岁一代人的政治参与度提高，通过整体意识形态和地区主义支持特定政党和候选人的现有模式正在被打破，专家分析认为：“这是脱离传统支持格局的另类大选。” 与此同时，被称为20、30岁群体中最尖锐的“性别”矛盾也被政治化，成为大选中最大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