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与监狱的双重笼牢︰暂停家人探访、在囚者无法出庭应讯

裁判法院庭内，旁听席上部分座位被红白胶带划封起，以区隔旁听人士减低传染风险。这天原定提讯的案件牵涉多名被告，法官未到庭，逾20名法律代表坐满律师席，七嘴八舌地商讨另订提讯日子。

“4月4日可以吗？......有人不可以……那4月25日？4月25日可以吗？......”律师们盯着日程，喊叫着询问，现场吵成一片。“Twenty-fifth？Twenty-fifith不行......”外籍大状话中夹杂英语粤语，他低头皱眉翻着笔记，最后撒手放弃，“是但啦（无所谓了）...... I don’t care（我不理会了），迁就其他人吧......”

第五波疫情突袭，在屡创新高的感染数字下，惩教署指为减低监狱内感染风险，先后宣布暂停亲友探访监狱内的在囚及还押人士，及暂停安排还押人士出庭应讯，案件进度将无可避免滞后，有传媒估计受影响案件数目逾百；部分出现确诊个案的监狱，律师进行公务探访亦被一并停止，为期数天或暂停至另行通知不等。

“信息断绝，我完全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其实就算他死了，我也不知道。”Alice（化名）未能探望还押中的丈夫，既无奈又气愤，加上近日天气持续寒冷，她很担心，“不知道他够不够衣服？够不够毛毡？会不会冷得睡不着？”

截至2021年9月，香港监狱有7840人正在服刑或被还押。惩教署派发给每名在囚者的《在囚人士须知》中，列明在囚者与外界保持接触的权利，包括亲友探访、法律探访等。社会上众多过去习以为常的运作模式，在对抗疫情的理由下，一次又一次开特例。

无所适从的家人

2月4日早上，Alice正在前往赤柱监狱探访丈夫的途上。10时许，她在车上赫然读到翌日暂停探访的消息，决定折返，先去赤柱市中心的士多，为丈夫购买纸巾、原子笔等消耗得最快的日用品，再赶着中午12时截止登记探访前回去，趁这“最后机会”见丈夫一面。

“因为不知道暂停的话会停多久，所以要早点提交最重要、消耗得最快的物品。”Alice说，由于日用品限额是以每月计，惩教署宣布暂停探访是月初的事，估计大部分在囚人士亲友尚未提交他们2月所需的物品。

她认为署方当天早上10时宣布翌日起暂停探访，对需要自行张罗日用品的家属而言，时间太仓卒。“虽然我知道疫情发展，要lock down（禁止探访）便要立即做，但可否早一点公布呢？或能否给我多一天时间准备？”

“大家都束手无策。”

在香港，被囚于监狱的所员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未被定罪、但保释申请被拒，正还押候审的还押人士，另一类为已定罪及判刑的在囚人士。还押人士与在囚人士在部分待遇不同，例如还押人士每日可获安排15分钟的亲友探访，在囚人士的探访时间则为每月两次，每次30分钟。

Alice的丈夫因涉刑事案，于赤柱监狱还押将近一年。以前，她一星期总有2、3天会去探望丈夫，二人亦以1日1封信沟通。但从2月初开始，持续有探访人士及职员确诊，惩教署停止所有探访服务，加上监狱规定，书信要隔离消毒，导致信件延迟收发数天，过去1个月，Alice对丈夫情况的了解极为有限。

本一同生活的二人被高墙分隔，暂停探访安排后，亲人犹如跌进黑洞。Alice说，现在她约一、两星期才收到丈夫的信。“探访和信件都是很重要的支撑，现在几乎两样都没有了。”Alice说。

信息真空之中，她说有些家属特别忧虑，频频致电俗称“福利官”的更生事务组人员，追问各种事情：下次上庭日期敲定了没有？申请物资的批文，批出了没有？探访何时才能恢复？

但福利官的热线电话有时驳得通，但也有不少时候是无人接听。

如果在囚人士要求，他们亦可托福利官致电家属，传递口信，例如他们需要什么物资，或报个平安。Alice亦指，平常福利官不能替家属向在囚者传话，惟最近暂停探访，家属有重要信息，职员亦时会通融，替家属向在囚人士简单通传。

暂停探访至今的1个月里，二人唯一能见上面的一次，是早前署方仍未宣布“锁仓”，丈夫出庭应讯。Alice坐在公众席上，远远看着在被告栏内的丈夫。丈夫隔着玻璃，不停向她挥手、又夸张地比划着手势，表示他很好，“看见他挺精神的，也安心了点。”

2月10日，即暂停探访约一星期后，惩教署指因应疫情仍然严峻，宣布延长暂停亲友探访，惟考虑到在囚人士的生活物资需要，亲友可于指定日期内到监狱1次，提交获惩教署认可、特定款色及数量之物品。

得知可以提交物品，Alice连忙为丈夫准备了全套生活用品，装满一大袋，“洗头水、沐浴露、洗手液、牙膏、簿、笔、毛巾、纸巾、湿纸巾、底裤、毛巾、零食......”她担心不知要继续停止探访至何时，“很不习惯，好像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

某冷雨连连的早上，徐子谦（化名）一手提着雨伞，一手挽着蓝色塑料袋，里面放着给朋友的厚衣、书籍等，赶在截止登记时间前到达荔枝角收押所。荔枝角收押所是香港一所高设防监狱，收容的多数是未定罪或等候判决的男性成年被告。

徐子谦抵达后，戴上透明塑料面罩的惩教人员在门口排成一列，紧张敦促着每一个进门的市民完成一系列程序：“先生先生！‘安心出行’（扫二维码）......（出示）针卡！那边那边！......要填写健康申报表......”平常挤满等候探访市民的登记室，中间放置了一张桌子，成为临时接收日用品的柜台。

“他们不是在‘凶’（吓唬）你，但有点慌，我想他们内部状况也有点混乱。”徐子谦说。他带给朋友的物品，包括笔记本、零钱、寄信用的邮票；还有电话卡，如果向监狱申请获批，之后可用作与亲友视频通话。朋友学佛，徐子谦又带来沉甸甸的一叠佛教书籍。据惩教署网页指，每名在囚人士每月可接收6本杂志、期刊或其他一般刊物书，但宗教书籍及已获批的教科书不在此限。

朋友原定3月初出庭应讯，徐子谦为他预备了一套恤衫、毛衣及裤子，想了想，怕不够御寒，又多拿了一件连帽卫衣。

不过一袋物资带进去，徐子谦拿了半袋回来。他说惩教人员最终未有接收佛教书籍及连帽衣，并引述职员说，由于最近疫情严峻，情况特殊，监狱人手紧张，未能在每月6本书以上再额外交收宗教书籍。

至于卫衣被拒绝，他也感到意外：“职员说有帽，不能接收。但我不明白，以前是可以的，只是（因保安理由）不能接收有绳子的衣服。”

疫情爆发，常规被打乱，在制度的铁笼里，有时衍生令家属无奈的结果。Alice说，监狱可提交的日用品的数量，部分数量上限以每月计，部分则以每日计，譬如内裤上限是每月3条，零食巧克力则是每日最多5包。最近得悉可以去监狱交收物品，她搜罗了数十包巧克力回来，打算可以一次过提交1个月的巧克力分量，未料被告知监狱的电脑记录系统最多只能输入“5包”，其余被打回头。

“他在里面也很闷，没有探访、没有信，虽然没有（零食）不会死，但总是有比没有好。”Alice说。

徐子谦称，部分监狱规矩并非以明文规定，但惩教人员一般都是按惯例处理，日子久，亲友都会摸到准则。

不过，部分准则较浮动，譬如某些谈及政治的书籍，可能在一个监狱被视为“敏感”，不能转交在囚人士，在另一个监狱却能成功提交；对信件内容的审查，部分监狱又会比另一些宽松。

“但疫情之后，更多时间会出现一种说法，说‘因为疫情，所以有特别安排’，而不同监狱、不同惩教人员对‘特别安排’也有不同诠释，令我们有时挺无所适从。”

亲友探访不知不觉已暂停一个月。徐子谦说，最初看见暂停探访消息时，虽然感气馁，却说不上意外。

“这两年来，很多政策不断朝令夕改，今天是2人限聚令，突然变成4人，又再收紧至2人......墙外的世界姑且如此，监狱里更加。何况在监狱里，从来也是惩教人员说了算，我们不能不从。”

“锁仓”之后　停滞不前的时间

对协助在囚人士的辩护律师而言，最新一轮的抗疫安排同样为其工作带来困难。

2月18日，香港多家主流传媒引述惩教署报道，当局即日起推行“锁仓运作模式”，为所有职员及在囚人士检测，并暂停安排在囚者前往法庭应讯至27日。惩教署4天后发出新闻稿指，“锁仓”模式有助减少监狱内流动及接触。部分监狱因出现确诊个案，亦一度暂停公务探访，包括律师申请的探访。

至于用作羁留违反入境法例人士、由入境处管辖的青山湾入境事务中心及马头角羁留中心，亦于2月一度暂停亲友及公务探访，至2月24日恢复。

惩教署2月25日发新闻稿指，由2月18日“锁仓”检测至2月24日期间，当局在不同监狱共发现202名确诊在囚人士，及135名快速测试呈初步阳性在囚人士，主要集中在荔枝角收押所及赤柱监狱。新闻稿又指，因“疫情持续恶化”，亲友探访安排继续暂停至3月6日。

端传媒曾另以电邮查询确诊惩教职员人数，获口头答复指就新闻稿内容没有补充。

惩教署职员口头答复查询时又表示，至截稿前，除赤柱监狱及荔枝角收押所外，其余监狱已恢复公务探访安排。

“我印象中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律师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无奈接受。”当了两年律师助理的林子如（化名）说。

本月初，一宗共涉十数名被告的案件，原定当天早上于法院判刑，林子如与同案十多名律师一早到达，打算开庭前往法院羁留室会见已定罪被告。

未料其中代表男被告的律师，到达羁留室方发现“摸门钉（扑空）”，他们获告知因荔枝角收押所出现确诊个案，多名男被告是密切接触者，需接受检测，未能被带往法院应讯。

林子如说，律师们当时对如何处理此陌生状况毫无头绪，法官一度建议先为同案女被告判刑，男被告则另订日期处理。双方律师没有很强烈意见，讨论过后，法官最终决定押后全部被告的判刑日期，但明言情况并不理想。

“（案件）本来押后到这个星期判刑，但结果还是判不到。”林子如说。

感染数字未见回落，除了在囚人士因“锁仓”而不能赴法庭，惩教署亦先后3次延长暂停探访安排日期，家属与在囚亲人正面对一次未知限期的分离。

每日探访时间只有短暂15分钟，加上Alice住在离岛，赴赤柱一程动辄花上两个小时，路途遥远，Alice和丈夫平日的大部分沟通，依靠每天写信进行。早前刚适逢农历新年，邮政局休息，书信好几天无法送递，Alice以为好不容易熬过公众假期，未料又宣布暂停探访。她说那天到达赤柱监狱，完成手续，赶及与丈夫见面。二人隔着玻璃以话筒对话，都对突如其来的安排感到沮丧。

还押人士与在囚人士不同，前者可选择从私人饭商订饭盒（俗称订“私饭”），后者则不能。Alice忆述，最后见面当天，丈夫又不忘苦中作乐：“他有订私饭，平常是他自己选择餐单，但暂停探访，就要由我替他去选......我之前试过帮他点餐，会选一天吃肉、一天吃素，天天吃肉太不健康。但他就千叮万嘱，‘全部要点肉！我不要吃素！’”她没好气地笑。

两人把握15分钟时间聊天、交代实务，叮嘱对方好好照顾自己。

惩教署过去一段时间推出各种措施，务求减低监狱爆疫风险。已解散的囚权组织“石墙花”创办人、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曾在网络发文，指出疫情两年多以来，署方多次收紧措施，例如取消俗称“加探”的直系家属额外探访、监狱内强制戴口罩、信件及物资消毒等。惟至近日，措施已收紧至24小时“锁仓”，甚至连在囚人士每日到室外活动、做运动的1小时“放风”时间，和到工场工作、到饭堂吃饭也被取消。

见习事务律师Janice（化名）透露，她近日曾赴已重新开放公务探访的监狱工作，接触到的在囚人士，大概因日子格外无聊，难得有律师到访，部分人显得份外雀跃。

“我看见很两极的反应，有些人很崩溃，情绪不稳定。有些人则很雀跃，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在里面的生活。”

如工作不太繁忙，公务处理完后，Janice也与他们闲聊两句，或替他们与家人简单传话，毕竟在最近一段时间，公务探访成为在囚者唯一与外界人士见面的机会。“他们有人说，看到新闻，很多人在外吹着冷风排队强检，还说笑说他们可以剪发，外面却不能。”

Alice说，探访见面本是二人重要的精神支撑，加上最近疫情严重，平常尽量减少出门，她开始感觉生活混沌，不知时日过，“开始忘记今天是星期几......每天都是一个模样。”她唯有更频密地每天给丈夫写信，弥补二人失去的相处时光。

署方一刀切禁绝探访及出庭的做法，Alice对此感到疑惑，“是否有必要连出庭应讯都停止？其实出庭应讯是他的权利，何况他现在是（未定罪）还押。”

防疫与司法公平的张力

“你的公事探访预约不被接纳，原因如下：其他原因，请致电相关惩教设施查询。香港惩教署”

见习律师Janice的日常工作，包括到各监狱与当事人会面，以提供法律建议或索取指示。2月初，有次她照常在网上系统预约公务探访时间，未料会面前一天却收到电邮，获告知申请不被接纳，电邮上只列明是因“其他原因”。她致电监狱查询，得悉因有监狱职员确诊，监狱一切探访安排包括公务探访暂停。

等着向当事人索取指示的Janice追问，什么时候会恢复探访？对方难为回答，不知道。

近日部分监狱重新开放公务探访后，规定律师进入监狱前要即场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阴性才可进入监狱。措施刚推行，不论是惩教人员、以至律师均未熟习，访问当天，Janice上午和下午分别到两间监狱探访，做了两次检测，其中一个监狱检测位置在室外的帐幕里，角落放置几张胶椅，椅上放检测套装，设置简陋。

当天还下着雨，雨水顺着帐幕边滴下，Janice一手提着手袋雨伞，另一手执采样棒自行检测，“好不狼狈。”

“其实惩教署职员都很帮忙，我们提出询问、要求，他们会尽量协助。但我相信他们有时内部指示都不太清晰。”

探访以外，更大的挑战，在不少案件因疫情进度滞后，对司法系统造成整体压力。

平日常要出庭工作的法律助理Gary（化名）透露，不论是因“锁仓”影响，以至时有律师、被告或证人确诊或需要检测无法出庭，均致案件无可避免要押后处理。

“譬如导致某些审讯要暂停，押后，这会影响大律师、法庭、被告的时间表，都造成不便及延期。”

重要的脉络，是自从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过万人被捕，超过2700人已完成或正在司法程序中，据过去报导，部分案件已排期至2023年底开审。大量案件积压，法庭、律师日程本已排山倒海，在目前未知确实有多少案件因疫情再度延期情况下，压力无疑百上加斤。

Gary说，已知部分律师因手头案件审讯超时，无奈要退出本身接下、紧接之后开审的其他案件。“如果客人选定了一个律师，（案件）准备了两三年，突然间无法继续，失望之余，另一位律师是否很容易就能pick up（接手）呢？这些都可预想的情况。”

林子如透露，其中一宗她有份处理的案件，最近接获法庭信件，法官建议在被告缺席情况下继续判刑程序，询问控辩双方律师意见。她和律师商讨过，认为为保障被告及程序公义，必须反对此做法；然而她理解法庭的关注。

“虽说‘锁仓’只维持一星期，但touch wood，如果下周、下个月，突然又有监狱爆发疫情，所有被告也会一并被影响。疫情何时会稳定下来，仍是未知之数，但长时间还押，对于被告而言同样不公。”

Gary说，部分已进入审讯的案件，如果案中牵涉多名被告，当中有人短暂无法出庭，有时律师会按当事人指示，同意案件在其缺席下继续审讯，尤其如果那几天审讯不涉及该名被告的关键证供，以免影响整体审讯进度。

“我明白站在法庭的立场，如果不这样做，每宗案件也无限拖延，整个司法系统都会面临崩溃。但如果站在被告人角度，他们是有right to appear in court（出庭的权利），聆听关于自己的审讯。这是right to fair trial（公平审讯的权利）的一部分，而且明显是被侵犯了。”

Gary形容，理解这是现时折衷的做法，但如果在被告缺席下审讯的情况大规模发生，“是否代表以后都可以这样呢？我们为了不浪费法庭时间，是否就可以牺牲被告利益？我觉得是很不理想的。”

见习事务律师Janice认为，如果疫情持续，当局应考虑仿效部分欧美国家发展视频庭审，“虽然疫情是一个理由，但为何不能用视频呢？当然这牵涉人力、物力，但尤其当损害到被告的利益，为何不尝试做呢？还是疫情只是一个借口？”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是无法解决。”

等待的人们

最近几星期，林子如接听不少家属电话，不少都是忧心还押家人情况，或紧张追问案件进度。

其中一单案件的男生，未够21岁，刚好在“锁仓”前定罪后还押，一直未能获家人探访。没有儿子的消息，青年忧心的母亲致电林子如，询问案件要押后到何时正式判刑，禁不住声泪俱下。“她很担心儿子，担心他穿不暖。她问为何这么久都未判刑？还要拖到何时？为何这样不公平？”

林子如说，自己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只能告诉对方，你面对的无力、无奈感觉，大家都身同感受，律师也只能在无奈情况下，尽量做他们可以做到事情。

徐子谦说，还押于荔枝角收押所的朋友有关日用品事宜，平常由他主力打点，不过朋友通常会在探访时交代清楚，这个月他要哪本书、要什么零食、牙膏要哪一种味道……现时探访被暂停，他唯有凭自己对朋友的认识，猜朋友需要和心思，为他选购。

尽管二人相识多时，但事情繁琐，难免有错漏。“我昨天早上突然收到福利官电话，说他没有报纸啦。我才发现，糟糕，报纸应该早几天送完了，所以我今天才赶着去订报纸。”

他一脸尴尬说，报纸一订是1个月的份，“我应该记住报纸几时送完的。我收到福利官电话，才惊觉：这么快就1个月啦？”

Alice的丈夫原定2月底再出庭，她在访问时提及，若有机会，想趁上庭前给丈夫带一套新衣，因他之前的一套，已穿了两次，仍未带回家洗衣。但出庭、提交物资、探访每一个环节能否顺利进行，仍存在大量未知数，Alice每天盘算着，感到很焦虑。

“总言之，只要监狱重新开放探访，我无论如何也要第一时间奔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