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法院庭內,旁聽席上部分座位被紅白膠帶劃封起,以區隔旁聽人士減低傳染風險。這天原定提訊的案件牽涉多名被告,法官未到庭,逾20名法律代表坐滿律師席,七嘴八舌地商討另訂提訊日子。
「4月4日可以嗎?……有人不可以……那4月25日?4月25日可以嗎?……」律師們盯着日程,喊叫着詢問,現場吵成一片。「Twenty-fifth?Twenty-fifith不行……」外籍大狀話中夾雜英語粵語,他低頭皺眉翻着筆記,最後撒手放棄,「是但啦(無所謂了)…… I don’t care(我不理會了),遷就其他人吧……」
第五波疫情突襲,在屢創新高的感染數字下,懲教署指為減低監獄內感染風險,先後宣布暫停親友探訪監獄內的在囚及還押人士,及暫停安排還押人士出庭應訊,案件進度將無可避免滯後,有傳媒估計受影響案件數目逾百;部分出現確診個案的監獄,律師進行公務探訪亦被一併停止,為期數天或暫停至另行通知不等。
「資訊斷絕,我完全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其實就算他死了,我也不知道。」Alice(化名)未能探望還押中的丈夫,既無奈又氣憤,加上近日天氣持續寒冷,她很擔心,「不知道他夠不夠衣服?夠不夠毛氈?會不會冷得睡不着?」
截至2021年9月,香港監獄有7840人正在服刑或被還押。懲教署派發給每名在囚者的《在囚人士須知》中,列明在囚者與外界保持接觸的權利,包括親友探訪、法律探訪等。社會上眾多過去習以為常的運作模式,在對抗疫情的理由下,一次又一次開特例。
無所適從的家人
2月4日早上,Alice正在前往赤柱監獄探訪丈夫的途上。10時許,她在車上赫然讀到翌日暫停探訪的消息,決定折返,先去赤柱市中心的士多,為丈夫購買紙巾、原子筆等消耗得最快的日用品,再趕着中午12時截止登記探訪前回去,趁這「最後機會」見丈夫一面。
「因為不知道暫停的話會停多久,所以要早點提交最重要、消耗得最快的物品。」Alice說,由於日用品限額是以每月計,懲教署宣布暫停探訪是月初的事,估計大部分在囚人士親友尚未提交他們2月所需的物品。
她認為署方當天早上10時宣布翌日起暫停探訪,對需要自行張羅日用品的家屬而言,時間太倉卒。「雖然我知道疫情發展,要lock down(禁止探訪)便要立即做,但可否早一點公佈呢?或能否給我多一天時間準備?」
「大家都束手無策。」
在香港,被囚於監獄的所員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未被定罪、但保釋申請被拒,正還押候審的還押人士,另一類為已定罪及判刑的在囚人士。還押人士與在囚人士在部分待遇不同,例如還押人士每日可獲安排15分鐘的親友探訪,在囚人士的探訪時間則為每月兩次,每次30分鐘。
Alice的丈夫因涉刑事案,於赤柱監獄還押將近一年。以前,她一星期總有2、3天會去探望丈夫,二人亦以1日1封信溝通。但從2月初開始,持續有探訪人士及職員確診,懲教署停止所有探訪服務,加上監獄規定,書信要隔離消毒,導致信件延遲收發數天,過去1個月,Alice對丈夫情況的了解極為有限。
本一同生活的二人被高牆分隔,暫停探訪安排後,親人猶如跌進黑洞。Alice說,現在她約一、兩星期才收到丈夫的信。「探訪和信件都是很重要的支撐,現在幾乎兩樣都沒有了。」Alice說。
訊息真空之中,她說有些家屬特別憂慮,頻頻致電俗稱「福利官」的更生事務組人員,追問各種事情:下次上庭日期敲定了沒有?申請物資的批文,批出了沒有?探訪何時才能恢復?
但福利官的熱線電話有時駁得通,但也有不少時候是無人接聽。
如果在囚人士要求,他們亦可託福利官致電家屬,傳遞口信,例如他們需要什麼物資,或報個平安。Alice亦指,平常福利官不能替家屬向在囚者傳話,惟最近暫停探訪,家屬有重要信息,職員亦時會通融,替家屬向在囚人士簡單通傳。
暫停探訪至今的1個月裏,二人唯一能見上面的一次,是早前署方仍未宣布「鎖倉」,丈夫出庭應訊。Alice坐在公眾席上,遠遠看着在被告欄內的丈夫。丈夫隔着玻璃,不停向她揮手、又誇張地比劃着手勢,表示他很好,「看見他挺精神的,也安心了點。」
2月10日,即暫停探訪約一星期後,懲教署指因應疫情仍然嚴峻,宣布延長暫停親友探訪,惟考慮到在囚人士的生活物資需要,親友可於指定日期內到監獄1次,提交獲懲教署認可、特定款色及數量之物品。
得知可以提交物品,Alice連忙為丈夫準備了全套生活用品,裝滿一大袋,「洗頭水、沐浴露、洗手液、牙膏、簿、筆、毛巾、紙巾、濕紙巾、底褲、毛巾、零食……」她擔心不知要繼續停止探訪至何時,「很不習慣,好像已經很久沒見到他了。」
某冷雨連連的早上,徐子謙(化名)一手提着雨傘,一手挽着藍色塑料袋,裏面放着給朋友的厚衣、書籍等,趕在截止登記時間前到達荔枝角收押所。荔枝角收押所是香港一所高設防監獄,收容的多數是未定罪或等候判決的男性成年被告。
徐子謙抵達後,戴上透明塑料面罩的懲教人員在門口排成一列,緊張敦促着每一個進門的市民完成一系列程序:「先生先生!『安心出行』(掃二維碼)……(出示)針卡!那邊那邊!……要填寫健康申報表……」平常擠滿等候探訪市民的登記室,中間放置了一張桌子,成為臨時接收日用品的櫃檯。
「他們不是在『兇』(嚇唬)你,但有點慌,我想他們內部狀況也有點混亂。」徐子謙說。他帶給朋友的物品,包括筆記本、零錢、寄信用的郵票;還有電話卡,如果向監獄申請獲批,之後可用作與親友視像通話。朋友學佛,徐子謙又帶來沉甸甸的一疊佛教書籍。據懲教署網頁指,每名在囚人士每月可接收6本雜誌、期刊或其他一般刊物書,但宗教書籍及已獲批的教科書不在此限。
朋友原定3月初出庭應訊,徐子謙為他預備了一套恤衫、毛衣及褲子,想了想,怕不夠禦寒,又多拿了一件連帽衛衣。
不過一袋物資帶進去,徐子謙拿了半袋回來。他說懲教人員最終未有接收佛教書籍及連帽衣,並引述職員說,由於最近疫情嚴峻,情況特殊,監獄人手緊張,未能在每月6本書以上再額外交收宗教書籍。
至於衛衣被拒絕,他也感到意外:「職員說有帽,不能接收。但我不明白,以前是可以的,只是(因保安理由)不能接收有繩子的衣服。」
疫情爆發,常規被打亂,在制度的鐵籠裏,有時衍生令家屬無奈的結果。Alice說,監獄可提交的日用品的數量,部分數量上限以每月計,部分則以每日計,譬如內褲上限是每月3條,零食巧克力則是每日最多5包。最近得悉可以去監獄交收物品,她搜羅了數十包巧克力回來,打算可以一次過提交1個月的巧克力分量,未料被告知監獄的電腦記錄系統最多只能輸入「5包」,其餘被打回頭。
「他在裏面也很悶,沒有探訪、沒有信,雖然沒有(零食)不會死,但總是有比沒有好。」Alice說。
徐子謙稱,部分監獄規矩並非以明文規定,但懲教人員一般都是按慣例處理,日子久,親友都會摸到準則。
不過,部分準則較浮動,譬如某些談及政治的書籍,可能在一個監獄被視為「敏感」,不能轉交在囚人士,在另一個監獄卻能成功提交;對信件內容的審查,部分監獄又會比另一些寬鬆。
「但疫情之後,更多時間會出現一種說法,說『因為疫情,所以有特別安排』,而不同監獄、不同懲教人員對『特別安排』也有不同詮釋,令我們有時挺無所適從。」
親友探訪不知不覺已暫停一個月。徐子謙說,最初看見暫停探訪消息時,雖然感氣餒,卻說不上意外。
「這兩年來,很多政策不斷朝令夕改,今天是2人限聚令,突然變成4人,又再收緊至2人……牆外的世界姑且如此,監獄裏更加。何況在監獄裏,從來也是懲教人員說了算,我們不能不從。」
「鎖倉」之後 停滯不前的時間
對協助在囚人士的辯護律師而言,最新一輪的抗疫安排同樣為其工作帶來困難。
2月18日,香港多家主流傳媒引述懲教署報道,當局即日起推行「鎖倉運作模式」,為所有職員及在囚人士檢測,並暫停安排在囚者前往法庭應訊至27日。懲教署4天後發出新聞稿指,「鎖倉」模式有助減少監獄內流動及接觸。部分監獄因出現確診個案,亦一度暫停公務探訪,包括律師申請的探訪。
至於用作羈留違反入境法例人士、由入境處管轄的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及馬頭角羈留中心,亦於2月一度暫停親友及公務探訪,至2月24日恢復。
懲教署2月25日發新聞稿指,由2月18日「鎖倉」檢測至2月24日期間,當局在不同監獄共發現202名確診在囚人士,及135名快速測試呈初步陽性在囚人士,主要集中在荔枝角收押所及赤柱監獄。新聞稿又指,因「疫情持續惡化」,親友探訪安排繼續暫停至3月6日。
端傳媒曾另以電郵查詢確診懲教職員人數,獲口頭答覆指就新聞稿內容沒有補充。
懲教署職員口頭答覆查詢時又表示,至截稿前,除赤柱監獄及荔枝角收押所外,其餘監獄已恢復公務探訪安排。
「我印象中未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但(律師們)也沒有辦法,只能無奈接受。」當了兩年律師助理的林子如(化名)說。
本月初,一宗共涉十數名被告的案件,原定當天早上於法院判刑,林子如與同案十多名律師一早到達,打算開庭前往法院羈留室會見已定罪被告。
未料其中代表男被告的律師,到達羈留室方發現「摸門釘(撲空)」,他們獲告知因荔枝角收押所出現確診個案,多名男被告是密切接觸者,需接受檢測,未能被帶往法院應訊。
林子如說,律師們當時對如何處理此陌生狀況毫無頭緒,法官一度建議先為同案女被告判刑,男被告則另訂日期處理。雙方律師沒有很強烈意見,討論過後,法官最終決定押後全部被告的判刑日期,但明言情況並不理想。
「(案件)本來押後到這個星期判刑,但結果還是判不到。」林子如說。
感染數字未見回落,除了在囚人士因「鎖倉」而不能赴法庭,懲教署亦先後3次延長暫停探訪安排日期,家屬與在囚親人正面對一次未知限期的分離。
每日探訪時間只有短暫15分鐘,加上Alice住在離島,赴赤柱一程動輒花上兩個小時,路途遙遠,Alice和丈夫平日的大部分溝通,依靠每天寫信進行。早前剛適逢農曆新年,郵政局休息,書信好幾天無法送遞,Alice以為好不容易熬過公眾假期,未料又宣布暫停探訪。她說那天到達赤柱監獄,完成手續,趕及與丈夫見面。二人隔着玻璃以話筒對話,都對突如其來的安排感到沮喪。
還押人士與在囚人士不同,前者可選擇從私人飯商訂飯盒(俗稱訂「私飯」),後者則不能。Alice憶述,最後見面當天,丈夫又不忘苦中作樂:「他有訂私飯,平常是他自己選擇餐單,但暫停探訪,就要由我替他去選……我之前試過幫他點餐,會選一天吃肉、一天吃素,天天吃肉太不健康。但他就千叮萬囑,『全部要點肉!我不要吃素!』」她沒好氣地笑。
兩人把握15分鐘時間聊天、交代實務,叮囑對方好好照顧自己。
懲教署過去一段時間推出各種措施,務求減低監獄爆疫風險。已解散的囚權組織「石牆花」創辦人、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曾在網絡發文,指出疫情兩年多以來,署方多次收緊措施,例如取消俗稱「加探」的直系家屬額外探訪、監獄內強制戴口罩、信件及物資消毒等。惟至近日,措施已收緊至24小時「鎖倉」,甚至連在囚人士每日到室外活動、做運動的1小時「放風」時間,和到工場工作、到飯堂吃飯也被取消。
見習事務律師Janice(化名)透露,她近日曾赴已重新開放公務探訪的監獄工作,接觸到的在囚人士,大概因日子格外無聊,難得有律師到訪,部分人顯得份外雀躍。
「我看見很兩極的反應,有些人很崩潰,情緒不穩定。有些人則很雀躍,滔滔不絕地講他們在裏面的生活。」
如工作不太繁忙,公務處理完後,Janice也與他們閒聊兩句,或替他們與家人簡單傳話,畢竟在最近一段時間,公務探訪成為在囚者唯一與外界人士見面的機會。「他們有人說,看到新聞,很多人在外吹着冷風排隊強檢,還說笑說他們可以剪髮,外面卻不能。」
Alice說,探訪見面本是二人重要的精神支撐,加上最近疫情嚴重,平常盡量減少出門,她開始感覺生活混沌,不知時日過,「開始忘記今天是星期幾……每天都是一個模樣。」她唯有更頻密地每天給丈夫寫信,彌補二人失去的相處時光。
署方一刀切禁絕探訪及出庭的做法,Alice對此感到疑惑,「是否有必要連出庭應訊都停止?其實出庭應訊是他的權利,何況他現在是(未定罪)還押。」
防疫與司法公平的張力
「你的公事探訪預約不被接納,原因如下:其他原因,請致電相關懲教設施查詢。香港懲教署」
見習律師Janice的日常工作,包括到各監獄與當事人會面,以提供法律建議或索取指示。2月初,有次她照常在網上系統預約公務探訪時間,未料會面前一天卻收到電郵,獲告知申請不被接納,電郵上只列明是因「其他原因」。她致電監獄查詢,得悉因有監獄職員確診,監獄一切探訪安排包括公務探訪暫停。
等着向當事人索取指示的Janice追問,什麼時候會恢復探訪?對方難為回答,不知道。
近日部分監獄重新開放公務探訪後,規定律師進入監獄前要即場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呈陰性才可進入監獄。措施剛推行,不論是懲教人員、以至律師均未熟習,訪問當天,Janice上午和下午分別到兩間監獄探訪,做了兩次檢測,其中一個監獄檢測位置在室外的帳幕裏,角落放置幾張膠椅,椅上放檢測套裝,設置簡陋。
當天還下着雨,雨水順着帳幕邊滴下,Janice一手提着手袋雨傘,另一手執採樣棒自行檢測,「好不狼狽。」
「其實懲教署職員都很幫忙,我們提出詢問、要求,他們會盡量協助。但我相信他們有時內部指示都不太清晰。」
探訪以外,更大的挑戰,在不少案件因疫情進度滯後,對司法系統造成整體壓力。
平日常要出庭工作的法律助理Gary(化名)透露,不論是因「鎖倉」影響,以至時有律師、被告或證人確診或需要檢測無法出庭,均致案件無可避免要押後處理。
「譬如導致某些審訊要暫停,押後,這會影響大律師、法庭、被告的時間表,都造成不便及延期。」
重要的脈絡,是自從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過萬人被捕,超過2700人已完成或正在司法程序中,據過去報導,部分案件已排期至2023年底開審。大量案件積壓,法庭、律師日程本已排山倒海,在目前未知確實有多少案件因疫情再度延期情況下,壓力無疑百上加斤。
Gary說,已知部分律師因手頭案件審訊超時,無奈要退出本身接下、緊接之後開審的其他案件。「如果客人選定了一個律師,(案件)準備了兩三年,突然間無法繼續,失望之餘,另一位律師是否很容易就能pick up(接手)呢?這些都可預想的情況。」
林子如透露,其中一宗她有份處理的案件,最近接獲法庭信件,法官建議在被告缺席情況下繼續判刑程序,詢問控辯雙方律師意見。她和律師商討過,認為為保障被告及程序公義,必須反對此做法;然而她理解法庭的關注。
「雖說『鎖倉』只維持一星期,但touch wood,如果下周、下個月,突然又有監獄爆發疫情,所有被告也會一併被影響。疫情何時會穩定下來,仍是未知之數,但長時間還押,對於被告而言同樣不公。」
Gary說,部分已進入審訊的案件,如果案中牽涉多名被告,當中有人短暫無法出庭,有時律師會按當事人指示,同意案件在其缺席下繼續審訊,尤其如果那幾天審訊不涉及該名被告的關鍵證供,以免影響整體審訊進度。
「我明白站在法庭的立場,如果不這樣做,每宗案件也無限拖延,整個司法系統都會面臨崩潰。但如果站在被告人角度,他們是有right to appear in court(出庭的權利),聆聽關於自己的審訊。這是right to fair trial(公平審訊的權利)的一部分,而且明顯是被侵犯了。」
Gary形容,理解這是現時折衷的做法,但如果在被告缺席下審訊的情況大規模發生,「是否代表以後都可以這樣呢?我們為了不浪費法庭時間,是否就可以犧牲被告利益?我覺得是很不理想的。」
見習事務律師Janice認為,如果疫情持續,當局應考慮仿效部分歐美國家發展視像庭審,「雖然疫情是一個理由,但為何不能用視像呢?當然這牽涉人力、物力,但尤其當損害到被告的利益,為何不嘗試做呢?還是疫情只是一個藉口?」
「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不是無法解決。」
等待的人們
最近幾星期,林子如接聽不少家屬電話,不少都是憂心還押家人情況,或緊張追問案件進度。
其中一單案件的男生,未夠21歲,剛好在「鎖倉」前定罪後還押,一直未能獲家人探訪。沒有兒子的消息,青年憂心的母親致電林子如,詢問案件要押後到何時正式判刑,禁不住聲淚俱下。「她很擔心兒子,擔心他穿不暖。她問為何這麼久都未判刑?還要拖到何時?為何這樣不公平?」
林子如說,自己無法給出確切答案,只能告訴對方,你面對的無力、無奈感覺,大家都身同感受,律師也只能在無奈情況下,盡量做他們可以做到事情。
徐子謙說,還押於荔枝角收押所的朋友有關日用品事宜,平常由他主力打點,不過朋友通常會在探訪時交代清楚,這個月他要哪本書、要什麼零食、牙膏要哪一種味道……現時探訪被暫停,他唯有憑自己對朋友的認識,猜朋友需要和心思,為他選購。
儘管二人相識多時,但事情繁瑣,難免有錯漏。「我昨天早上突然收到福利官電話,說他沒有報紙啦。我才發現,糟糕,報紙應該早幾天送完了,所以我今天才趕着去訂報紙。」
他一臉尷尬說,報紙一訂是1個月的份,「我應該記住報紙幾時送完的。我收到福利官電話,才驚覺:這麼快就1個月啦?」
Alice的丈夫原定2月底再出庭,她在訪問時提及,若有機會,想趁上庭前給丈夫帶一套新衣,因他之前的一套,已穿了兩次,仍未帶回家洗衣。但出庭、提交物資、探訪每一個環節能否順利進行,仍存在大量未知數,Alice每天盤算着,感到很焦慮。
「總言之,只要監獄重新開放探訪,我無論如何也要第一時間奔過去。」
請問小編,香港無法進行視訊開庭及監所視訊會談(利用手機app)的原因??覺得蠻離譜的,因為台灣疫情中的應對是如此,香港這個現代城市太讓人意外了。
香港一直都沒有視訊開庭,亦沒有進行甚麼改革的。
至於視像探訪,香港懲教署網站寫明只有下列人士才有機會申請到︰
如在囚人士希望其因年長、懷孕、殘疾或其他特別原因而不便前往院所探望的親友探訪,在囚人士可以預先向院所管方申請視像探訪安排。合資格在囚人士每月最多可接受1次視像探訪,每次不得超過3名探訪者,每次探訪限時20分鐘。申請一經批准,探訪者會被通知可前往位於九龍旺角聯運街30號旺角政府合署閣樓的旺角輔導中心進行視像探訪。
一刀切处理真的是完全大陆化了,长官一声令下,下面跟着做就行,最大限度减少被疫情追责的可能,只是苦了当事者的权益没人关心。
點不可以綫上? 國外不很多都支持。
香港的司法、懲教有問題,這件事本身就是the elephant in the room,祇是以前大家不說出口。
我經常都這樣想,早日能做到AI判案是好事。因為就算AI model有偏見(比如種族偏見),祇要formula公開,我們都還有辦法改善。現時還多了一個理由——減少司法拖延,不管實際的拖延,還是陰謀的拖延。但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法官/法院的黑箱作業,卻講成司法獨立。
政府的壽命接近無限(不被推翻下),但人的壽命有限。極權暴政會用法律程序消耗反對人仕的生命及其意志。
另外我想补充的是:
香港有人权吗?表面上看,的确是有的;无论是在收押所还是监狱,都会给你好吃好喝地供着,还能订“私饭”送进去,的确很不错了。
但实际上呢?这种“锁仓”的做法本身就是违反人权了。香港有一条罪名叫“妨碍司法公正”,我想问港府和那些法官们,这样延后开庭,对案件如此怠惰,算不算“妨碍司法公正”呢?算不算侵犯基本人权呢?
我不想讲发达国家,就算是毫无人权的中国大陆,在2020年疫情那么严峻的情形下,依然可以会见律师,可以开庭甚至现场开庭。实际上,中国大陆早就做到了普通案件(定罪在3年以内)的案件在线上开庭,重大案件需要到场开庭的可以穿防护衣到庭。
相比之下,我会对香港的法律制度感到失望。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相反,无论是法庭还是惩教,显现出来的是一种怠惰,更是一种野蛮的一刀切,这一点显然已经是“大陆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