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疫情與監獄的雙重籠牢︰暫停家人探訪、在囚者無法出庭應訊

裁判法院庭內，旁聽席上部分座位被紅白膠帶劃封起，以區隔旁聽人士減低傳染風險。這天原定提訊的案件牽涉多名被告，法官未到庭，逾20名法律代表坐滿律師席，七嘴八舌地商討另訂提訊日子。

「4月4日可以嗎？......有人不可以……那4月25日？4月25日可以嗎？......」律師們盯着日程，喊叫着詢問，現場吵成一片。「Twenty-fifth？Twenty-fifith不行......」外籍大狀話中夾雜英語粵語，他低頭皺眉翻着筆記，最後撒手放棄，「是但啦（無所謂了）...... I don’t care（我不理會了），遷就其他人吧......」

第五波疫情突襲，在屢創新高的感染數字下，懲教署指為減低監獄內感染風險，先後宣布暫停親友探訪監獄內的在囚及還押人士，及暫停安排還押人士出庭應訊，案件進度將無可避免滯後，有傳媒估計受影響案件數目逾百；部分出現確診個案的監獄，律師進行公務探訪亦被一併停止，為期數天或暫停至另行通知不等。

「資訊斷絕，我完全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其實就算他死了，我也不知道。」Alice（化名）未能探望還押中的丈夫，既無奈又氣憤，加上近日天氣持續寒冷，她很擔心，「不知道他夠不夠衣服？夠不夠毛氈？會不會冷得睡不着？」

截至2021年9月，香港監獄有7840人正在服刑或被還押。懲教署派發給每名在囚者的《在囚人士須知》中，列明在囚者與外界保持接觸的權利，包括親友探訪、法律探訪等。社會上眾多過去習以為常的運作模式，在對抗疫情的理由下，一次又一次開特例。

無所適從的家人

2月4日早上，Alice正在前往赤柱監獄探訪丈夫的途上。10時許，她在車上赫然讀到翌日暫停探訪的消息，決定折返，先去赤柱市中心的士多，為丈夫購買紙巾、原子筆等消耗得最快的日用品，再趕着中午12時截止登記探訪前回去，趁這「最後機會」見丈夫一面。

「因為不知道暫停的話會停多久，所以要早點提交最重要、消耗得最快的物品。」Alice說，由於日用品限額是以每月計，懲教署宣布暫停探訪是月初的事，估計大部分在囚人士親友尚未提交他們2月所需的物品。

她認為署方當天早上10時宣布翌日起暫停探訪，對需要自行張羅日用品的家屬而言，時間太倉卒。「雖然我知道疫情發展，要lock down（禁止探訪）便要立即做，但可否早一點公佈呢？或能否給我多一天時間準備？」

「大家都束手無策。」

在香港，被囚於監獄的所員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為未被定罪、但保釋申請被拒，正還押候審的還押人士，另一類為已定罪及判刑的在囚人士。還押人士與在囚人士在部分待遇不同，例如還押人士每日可獲安排15分鐘的親友探訪，在囚人士的探訪時間則為每月兩次，每次30分鐘。

Alice的丈夫因涉刑事案，於赤柱監獄還押將近一年。以前，她一星期總有2、3天會去探望丈夫，二人亦以1日1封信溝通。但從2月初開始，持續有探訪人士及職員確診，懲教署停止所有探訪服務，加上監獄規定，書信要隔離消毒，導致信件延遲收發數天，過去1個月，Alice對丈夫情況的了解極為有限。

本一同生活的二人被高牆分隔，暫停探訪安排後，親人猶如跌進黑洞。Alice說，現在她約一、兩星期才收到丈夫的信。「探訪和信件都是很重要的支撐，現在幾乎兩樣都沒有了。」Alice說。

訊息真空之中，她說有些家屬特別憂慮，頻頻致電俗稱「福利官」的更生事務組人員，追問各種事情：下次上庭日期敲定了沒有？申請物資的批文，批出了沒有？探訪何時才能恢復？

但福利官的熱線電話有時駁得通，但也有不少時候是無人接聽。

如果在囚人士要求，他們亦可託福利官致電家屬，傳遞口信，例如他們需要什麼物資，或報個平安。Alice亦指，平常福利官不能替家屬向在囚者傳話，惟最近暫停探訪，家屬有重要信息，職員亦時會通融，替家屬向在囚人士簡單通傳。

暫停探訪至今的1個月裏，二人唯一能見上面的一次，是早前署方仍未宣布「鎖倉」，丈夫出庭應訊。Alice坐在公眾席上，遠遠看着在被告欄內的丈夫。丈夫隔着玻璃，不停向她揮手、又誇張地比劃着手勢，表示他很好，「看見他挺精神的，也安心了點。」

2月10日，即暫停探訪約一星期後，懲教署指因應疫情仍然嚴峻，宣布延長暫停親友探訪，惟考慮到在囚人士的生活物資需要，親友可於指定日期內到監獄1次，提交獲懲教署認可、特定款色及數量之物品。

得知可以提交物品，Alice連忙為丈夫準備了全套生活用品，裝滿一大袋，「洗頭水、沐浴露、洗手液、牙膏、簿、筆、毛巾、紙巾、濕紙巾、底褲、毛巾、零食......」她擔心不知要繼續停止探訪至何時，「很不習慣，好像已經很久沒見到他了。」

某冷雨連連的早上，徐子謙（化名）一手提着雨傘，一手挽着藍色塑料袋，裏面放着給朋友的厚衣、書籍等，趕在截止登記時間前到達荔枝角收押所。荔枝角收押所是香港一所高設防監獄，收容的多數是未定罪或等候判決的男性成年被告。

徐子謙抵達後，戴上透明塑料面罩的懲教人員在門口排成一列，緊張敦促着每一個進門的市民完成一系列程序：「先生先生！『安心出行』（掃二維碼）......（出示）針卡！那邊那邊！......要填寫健康申報表......」平常擠滿等候探訪市民的登記室，中間放置了一張桌子，成為臨時接收日用品的櫃檯。

「他們不是在『兇』（嚇唬）你，但有點慌，我想他們內部狀況也有點混亂。」徐子謙說。他帶給朋友的物品，包括筆記本、零錢、寄信用的郵票；還有電話卡，如果向監獄申請獲批，之後可用作與親友視像通話。朋友學佛，徐子謙又帶來沉甸甸的一疊佛教書籍。據懲教署網頁指，每名在囚人士每月可接收6本雜誌、期刊或其他一般刊物書，但宗教書籍及已獲批的教科書不在此限。

朋友原定3月初出庭應訊，徐子謙為他預備了一套恤衫、毛衣及褲子，想了想，怕不夠禦寒，又多拿了一件連帽衛衣。

不過一袋物資帶進去，徐子謙拿了半袋回來。他說懲教人員最終未有接收佛教書籍及連帽衣，並引述職員說，由於最近疫情嚴峻，情況特殊，監獄人手緊張，未能在每月6本書以上再額外交收宗教書籍。

至於衛衣被拒絕，他也感到意外：「職員說有帽，不能接收。但我不明白，以前是可以的，只是（因保安理由）不能接收有繩子的衣服。」

疫情爆發，常規被打亂，在制度的鐵籠裏，有時衍生令家屬無奈的結果。Alice說，監獄可提交的日用品的數量，部分數量上限以每月計，部分則以每日計，譬如內褲上限是每月3條，零食巧克力則是每日最多5包。最近得悉可以去監獄交收物品，她搜羅了數十包巧克力回來，打算可以一次過提交1個月的巧克力分量，未料被告知監獄的電腦記錄系統最多只能輸入「5包」，其餘被打回頭。

「他在裏面也很悶，沒有探訪、沒有信，雖然沒有（零食）不會死，但總是有比沒有好。」Alice說。

徐子謙稱，部分監獄規矩並非以明文規定，但懲教人員一般都是按慣例處理，日子久，親友都會摸到準則。

不過，部分準則較浮動，譬如某些談及政治的書籍，可能在一個監獄被視為「敏感」，不能轉交在囚人士，在另一個監獄卻能成功提交；對信件內容的審查，部分監獄又會比另一些寬鬆。

「但疫情之後，更多時間會出現一種說法，說『因為疫情，所以有特別安排』，而不同監獄、不同懲教人員對『特別安排』也有不同詮釋，令我們有時挺無所適從。」

親友探訪不知不覺已暫停一個月。徐子謙說，最初看見暫停探訪消息時，雖然感氣餒，卻說不上意外。

「這兩年來，很多政策不斷朝令夕改，今天是2人限聚令，突然變成4人，又再收緊至2人......牆外的世界姑且如此，監獄裏更加。何況在監獄裏，從來也是懲教人員說了算，我們不能不從。」

「鎖倉」之後　停滯不前的時間

對協助在囚人士的辯護律師而言，最新一輪的抗疫安排同樣為其工作帶來困難。

2月18日，香港多家主流傳媒引述懲教署報道，當局即日起推行「鎖倉運作模式」，為所有職員及在囚人士檢測，並暫停安排在囚者前往法庭應訊至27日。懲教署4天後發出新聞稿指，「鎖倉」模式有助減少監獄內流動及接觸。部分監獄因出現確診個案，亦一度暫停公務探訪，包括律師申請的探訪。

至於用作羈留違反入境法例人士、由入境處管轄的青山灣入境事務中心及馬頭角羈留中心，亦於2月一度暫停親友及公務探訪，至2月24日恢復。

懲教署2月25日發新聞稿指，由2月18日「鎖倉」檢測至2月24日期間，當局在不同監獄共發現202名確診在囚人士，及135名快速測試呈初步陽性在囚人士，主要集中在荔枝角收押所及赤柱監獄。新聞稿又指，因「疫情持續惡化」，親友探訪安排繼續暫停至3月6日。

端傳媒曾另以電郵查詢確診懲教職員人數，獲口頭答覆指就新聞稿內容沒有補充。

懲教署職員口頭答覆查詢時又表示，至截稿前，除赤柱監獄及荔枝角收押所外，其餘監獄已恢復公務探訪安排。

「我印象中未出現過這樣的情況。但（律師們）也沒有辦法，只能無奈接受。」當了兩年律師助理的林子如（化名）說。

本月初，一宗共涉十數名被告的案件，原定當天早上於法院判刑，林子如與同案十多名律師一早到達，打算開庭前往法院羈留室會見已定罪被告。

未料其中代表男被告的律師，到達羈留室方發現「摸門釘（撲空）」，他們獲告知因荔枝角收押所出現確診個案，多名男被告是密切接觸者，需接受檢測，未能被帶往法院應訊。

林子如說，律師們當時對如何處理此陌生狀況毫無頭緒，法官一度建議先為同案女被告判刑，男被告則另訂日期處理。雙方律師沒有很強烈意見，討論過後，法官最終決定押後全部被告的判刑日期，但明言情況並不理想。

「（案件）本來押後到這個星期判刑，但結果還是判不到。」林子如說。

感染數字未見回落，除了在囚人士因「鎖倉」而不能赴法庭，懲教署亦先後3次延長暫停探訪安排日期，家屬與在囚親人正面對一次未知限期的分離。

每日探訪時間只有短暫15分鐘，加上Alice住在離島，赴赤柱一程動輒花上兩個小時，路途遙遠，Alice和丈夫平日的大部分溝通，依靠每天寫信進行。早前剛適逢農曆新年，郵政局休息，書信好幾天無法送遞，Alice以為好不容易熬過公眾假期，未料又宣布暫停探訪。她說那天到達赤柱監獄，完成手續，趕及與丈夫見面。二人隔着玻璃以話筒對話，都對突如其來的安排感到沮喪。

還押人士與在囚人士不同，前者可選擇從私人飯商訂飯盒（俗稱訂「私飯」），後者則不能。Alice憶述，最後見面當天，丈夫又不忘苦中作樂：「他有訂私飯，平常是他自己選擇餐單，但暫停探訪，就要由我替他去選......我之前試過幫他點餐，會選一天吃肉、一天吃素，天天吃肉太不健康。但他就千叮萬囑，『全部要點肉！我不要吃素！』」她沒好氣地笑。

兩人把握15分鐘時間聊天、交代實務，叮囑對方好好照顧自己。

懲教署過去一段時間推出各種措施，務求減低監獄爆疫風險。已解散的囚權組織「石牆花」創辦人、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曾在網絡發文，指出疫情兩年多以來，署方多次收緊措施，例如取消俗稱「加探」的直系家屬額外探訪、監獄內強制戴口罩、信件及物資消毒等。惟至近日，措施已收緊至24小時「鎖倉」，甚至連在囚人士每日到室外活動、做運動的1小時「放風」時間，和到工場工作、到飯堂吃飯也被取消。

見習事務律師Janice（化名）透露，她近日曾赴已重新開放公務探訪的監獄工作，接觸到的在囚人士，大概因日子格外無聊，難得有律師到訪，部分人顯得份外雀躍。

「我看見很兩極的反應，有些人很崩潰，情緒不穩定。有些人則很雀躍，滔滔不絕地講他們在裏面的生活。」

如工作不太繁忙，公務處理完後，Janice也與他們閒聊兩句，或替他們與家人簡單傳話，畢竟在最近一段時間，公務探訪成為在囚者唯一與外界人士見面的機會。「他們有人說，看到新聞，很多人在外吹着冷風排隊強檢，還說笑說他們可以剪髮，外面卻不能。」

Alice說，探訪見面本是二人重要的精神支撐，加上最近疫情嚴重，平常盡量減少出門，她開始感覺生活混沌，不知時日過，「開始忘記今天是星期幾......每天都是一個模樣。」她唯有更頻密地每天給丈夫寫信，彌補二人失去的相處時光。

署方一刀切禁絕探訪及出庭的做法，Alice對此感到疑惑，「是否有必要連出庭應訊都停止？其實出庭應訊是他的權利，何況他現在是（未定罪）還押。」

防疫與司法公平的張力

「你的公事探訪預約不被接納，原因如下：其他原因，請致電相關懲教設施查詢。香港懲教署」

見習律師Janice的日常工作，包括到各監獄與當事人會面，以提供法律建議或索取指示。2月初，有次她照常在網上系統預約公務探訪時間，未料會面前一天卻收到電郵，獲告知申請不被接納，電郵上只列明是因「其他原因」。她致電監獄查詢，得悉因有監獄職員確診，監獄一切探訪安排包括公務探訪暫停。

等着向當事人索取指示的Janice追問，什麼時候會恢復探訪？對方難為回答，不知道。

近日部分監獄重新開放公務探訪後，規定律師進入監獄前要即場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呈陰性才可進入監獄。措施剛推行，不論是懲教人員、以至律師均未熟習，訪問當天，Janice上午和下午分別到兩間監獄探訪，做了兩次檢測，其中一個監獄檢測位置在室外的帳幕裏，角落放置幾張膠椅，椅上放檢測套裝，設置簡陋。

當天還下着雨，雨水順着帳幕邊滴下，Janice一手提着手袋雨傘，另一手執採樣棒自行檢測，「好不狼狽。」

「其實懲教署職員都很幫忙，我們提出詢問、要求，他們會盡量協助。但我相信他們有時內部指示都不太清晰。」

探訪以外，更大的挑戰，在不少案件因疫情進度滯後，對司法系統造成整體壓力。

平日常要出庭工作的法律助理Gary（化名）透露，不論是因「鎖倉」影響，以至時有律師、被告或證人確診或需要檢測無法出庭，均致案件無可避免要押後處理。

「譬如導致某些審訊要暫停，押後，這會影響大律師、法庭、被告的時間表，都造成不便及延期。」

重要的脈絡，是自從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過萬人被捕，超過2700人已完成或正在司法程序中，據過去報導，部分案件已排期至2023年底開審。大量案件積壓，法庭、律師日程本已排山倒海，在目前未知確實有多少案件因疫情再度延期情況下，壓力無疑百上加斤。

Gary說，已知部分律師因手頭案件審訊超時，無奈要退出本身接下、緊接之後開審的其他案件。「如果客人選定了一個律師，（案件）準備了兩三年，突然間無法繼續，失望之餘，另一位律師是否很容易就能pick up（接手）呢？這些都可預想的情況。」

林子如透露，其中一宗她有份處理的案件，最近接獲法庭信件，法官建議在被告缺席情況下繼續判刑程序，詢問控辯雙方律師意見。她和律師商討過，認為為保障被告及程序公義，必須反對此做法；然而她理解法庭的關注。

「雖說『鎖倉』只維持一星期，但touch wood，如果下周、下個月，突然又有監獄爆發疫情，所有被告也會一併被影響。疫情何時會穩定下來，仍是未知之數，但長時間還押，對於被告而言同樣不公。」

Gary說，部分已進入審訊的案件，如果案中牽涉多名被告，當中有人短暫無法出庭，有時律師會按當事人指示，同意案件在其缺席下繼續審訊，尤其如果那幾天審訊不涉及該名被告的關鍵證供，以免影響整體審訊進度。

「我明白站在法庭的立場，如果不這樣做，每宗案件也無限拖延，整個司法系統都會面臨崩潰。但如果站在被告人角度，他們是有right to appear in court（出庭的權利），聆聽關於自己的審訊。這是right to fair trial（公平審訊的權利）的一部分，而且明顯是被侵犯了。」

Gary形容，理解這是現時折衷的做法，但如果在被告缺席下審訊的情況大規模發生，「是否代表以後都可以這樣呢？我們為了不浪費法庭時間，是否就可以犧牲被告利益？我覺得是很不理想的。」

見習事務律師Janice認為，如果疫情持續，當局應考慮仿效部分歐美國家發展視像庭審，「雖然疫情是一個理由，但為何不能用視像呢？當然這牽涉人力、物力，但尤其當損害到被告的利益，為何不嘗試做呢？還是疫情只是一個藉口？」

「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不是無法解決。」

等待的人們

最近幾星期，林子如接聽不少家屬電話，不少都是憂心還押家人情況，或緊張追問案件進度。

其中一單案件的男生，未夠21歲，剛好在「鎖倉」前定罪後還押，一直未能獲家人探訪。沒有兒子的消息，青年憂心的母親致電林子如，詢問案件要押後到何時正式判刑，禁不住聲淚俱下。「她很擔心兒子，擔心他穿不暖。她問為何這麼久都未判刑？還要拖到何時？為何這樣不公平？」

林子如說，自己無法給出確切答案，只能告訴對方，你面對的無力、無奈感覺，大家都身同感受，律師也只能在無奈情況下，盡量做他們可以做到事情。

徐子謙說，還押於荔枝角收押所的朋友有關日用品事宜，平常由他主力打點，不過朋友通常會在探訪時交代清楚，這個月他要哪本書、要什麼零食、牙膏要哪一種味道……現時探訪被暫停，他唯有憑自己對朋友的認識，猜朋友需要和心思，為他選購。

儘管二人相識多時，但事情繁瑣，難免有錯漏。「我昨天早上突然收到福利官電話，說他沒有報紙啦。我才發現，糟糕，報紙應該早幾天送完了，所以我今天才趕着去訂報紙。」

他一臉尷尬說，報紙一訂是1個月的份，「我應該記住報紙幾時送完的。我收到福利官電話，才驚覺：這麼快就1個月啦？」

Alice的丈夫原定2月底再出庭，她在訪問時提及，若有機會，想趁上庭前給丈夫帶一套新衣，因他之前的一套，已穿了兩次，仍未帶回家洗衣。但出庭、提交物資、探訪每一個環節能否順利進行，仍存在大量未知數，Alice每天盤算着，感到很焦慮。

「總言之，只要監獄重新開放探訪，我無論如何也要第一時間奔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