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即正义：留在香港的人，还可以营造自己的社区？

编者按：一年有终结，乱世则未必。年终专题里，文化组来探讨世界当下状态中，“美”之存在。在“香港美学崩坏”系列的上篇，我们盘点了香港政府大洒银币制造的眼冤地标，探寻什么制度、美学的原因，令这些地标一再改变香港城市景观。来到下篇，我们将目光放置于“人”，在大型景观改变过程中或没有能力参与环境建设的个体，还可能在今天的香港突围，为身边的城市之“美”做出一些改变吗？

美学息息关乎“人”。公共空间本由人和建筑物组成，关于“审美”的判断通常指向“人”本身──美感判断源自人，重视人的设计，才有可能展现合乎环境、群体及个体之美感。本系列上篇所言香港各区地标，不少在决策过程中，正是存在工程领导设计、在地居民日常需求未能尽入决策考虑等弊端。

观乎反修例运动后的香港，随着一波又一波政治检控，社会气氛彷似在低气压中持续低迷。然而，无论在私人空间抑或公共空间，香港也仍然有一群人尝试栽种一片美感的净土，他们中有人以散步记录城市的美丽；有人开舖展示创作；也有人选择在公共领域寻找与政府部门合作的可能，改善公共空间的美感。

为什么他们仍然有行动力？每个受访者都说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答案，大概就是──在乱世中，坚持美丽，是一种正义，也是一种抗争。

怀疑人生就去⋯⋯

“去年夏天出现许多事，许多令我们现在觉得痛苦的事。”城市研究学者、艺术家黄宇轩说，他也是“雨伞运动视觉库存计划”的负责人。在他眼中，香港这些年好像变得很奇怪，社会环境变得仿佛令人对自己原有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什么信心。

那些日子，黄宇轩与老朋友卢乐谦经常相约散步。二人每月至少见面一次，每次都喜欢在城市散步，不带目的，也没有终点。卢乐谦是艺术家，涉猎多种创作形式，包括诗、画、雕塑及装置艺术等，一直投入社区营造，推动社区艺术，曾担任湾仔蓝屋馆长。“日子好难过，所以我们想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做。”黄宇轩说。

他们因此开始一个名为“城市浪漫”的计划，观察我城，记录我城。“观看是属于自己的，别人怎样也抢不走。”John Berger提出理论“观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他认为如何观看也是一种权力关系。假如一个人能够突破“被安排”的观看方式，自己寻找方式观看和享受，就是一种反叛。

还有什么原因要留在香港？“因为我们看见香港还有美丽的地方。”

在心情最低落的日子，他们也问过自己，还有什么原因要留在香港？“因为我们看见香港还有美丽的地方。”为了记录他们眼中的美，黄宇轩找来摄影师曾梓洋拍摄短片，开设Youtube频道“怀疑人生就去散步”，邀请不同人士在各区散步。影片拍摄手法唯美，就连人人都认为沉闷的将军澳区，竟然也变得可观，一系列影片在网上引起不少回响。

开设Youtube频道一年多之后，在2020年12月20日，二人决定与另一朋友Terry开店，名为“窗后巷”。“我们想做一些以前未做过的事，例如是零售，一种可持续的业务。”卢乐谦说。近年，香港突然出现一股开店潮：独立书店如雨后春笋、被逼失业的记者转行开餐厅，还有一些文艺空间，散落各区。当然，还有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开的口罩店。

窗后巷又会卖些什么？小店位于铜锣湾闹市，霎西街转角。店面全木建造，灯光暖黄，窗户向上打开，远看就像日本街边的拉面档。目测已知店面不到五十呎，不可能是食肆。到底是什么？面向街边的玻璃窗偏偏是磨砂直纹，叫人看不出个所以然，唯有走近细看──原来是一间精品店。

说是精品店，但是货品又似乎多得叫人眼花缭乱。骤眼看来，店面摆放了超过五十种货品，而且没有统一主题。最近街边的左下角摆满本土食物，有街坊亲自酿的梅酒，有蜜糖来自西营盘的自养蜜蜂场，还有荔枝窝出品的姜制品。抬头向上望，摆满各种有趣手作，以及从各地搜罗回港的精品。往右突然有出现一排木土酿制啤酒，下方又陈列出各种纸本，当中有本土插画师绘制的明信片，也有独立出版的自制杂志，也有农业读物。其中一系列手绘食谱，折起是手心大小，摊开是一张海报，主题是寻找爷爷嫲嫲（爷爷奶奶）的味道，也就是小时候吃过的家常菜。

卢乐谦会相信，参与社区项目是能够在十年后种出一些花朵。现在，他也难以想像十年之后要建立一种怎样的公民意识，“我们唯有做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的事情。”

“窗后巷的定位是一间城市选物店。”卢乐谦说。他看见社会上有许多人都有动力去创作，但是未必有地方展示，才决定租一间实体店，为大家提供一个方便的空间。“希望大家走在路上，见到一个美轮美奂的街角，开心一下，是我们在表面上最希望做到的事情。”卢乐谦说。

“租店之前三日，我们才说要放弃实体店。”卢乐谦笑说。缘何自打嘴巴？原因是几个舖位前面那间咖啡店AP。AP全名Artista Perfetto，在台湾起家，六位店主都是香港人，其中一位曾夺得纽约拉花世界赛的Coffee Fest Latte Art World Championship，是首位华人获此殊荣。2019年，他们回归香港，有一次路经霎西街，感觉就像身处台湾巷弄，毅然决定在此开店。“去年夏天，心情最沮丧的时候，我见到有人仍在试，仍在做──那道力很重要。”卢乐谦说。

租金因为疫情有所下调，开店门槛降低，黄宇轩认为现时有更多人开始认真看待商业营运。早些日子，视频创作单位“试当真”在公开表演也提到，将来开拍电影，希望观众也愿意付钱入场。“我感受到他们强调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要有影响力。我相信大家现时仍然留在香港，或多或少会有这种想法。”黄宇轩说。“可能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可以做，唯有尝试从商──煮一桌美味好菜，做一件精致手作，办一个能够叫人尽兴的表演。我们想做一些即时做到，即时见到的事情。” 至于生意，他们说“卖得最好是食品，另外有些精品例如梅花骨雨伞，还有外层是布制品的花瓶，同样吸引客人目光。”

坚持美丽也是一种抗争

提供展示的平台，卢乐谦是想换个方式鼓励创作。他知道许多人都是身兼两职，日间上班，夜里分身创作，可能是绘画、手作、写作、下厨。一个人有创作的力量，自然会养成观察的习惯和能力，找到生活中的美感。“人人都说香港靓，到底香港靓喺边（香港的美丽在哪里）？社区发生什么事？一切有待大家在创作时发掘。”卢乐谦说。

当然，过程中也会揭开丑陋的一面，例如养蜜蜂会发现香港的土地问题，出一本书会知道处处是红线。“然而，展示的意义在于，你的创作可以影响到其他人。”卢乐谦说，每一个人都会有想法，但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实行的力量，“就算展示得再表面，也是一种正面的力量。”

就是同一道力，鼓励他与朋友开店，将力量分享给更多人。现时在窗后巷寄卖的档主，部分是慈善团体或社企制作的产品，其余大部分都是个人创作，当中有八成是卢乐谦透过Instagram认识。他会为创作人提供意见，有时是改善产品，有时是衡量货品如何量产。卢乐谦认为其实跟他以往在社区与街坊做产品的过程相似，不过他并非在研发阶段介入，因为大家已经会自行创作。“我仍然是一个curator，不过curate的东西有所不同。”

这些年来，卢乐谦一直投入社区营造，见证雨伞运动如何“伞落社区、深耕细作”。昔日由团体空降社区，凝聚居民力量，带领他们了解和改善社区。渐渐地，开始有居民会自发在一幢大厦组织业主立案法团，或是在一条街设立“不是垃圾站”做回收。

“反修例运动之后，公民意识提高得更多，加上居民比外来团体熟悉自己的社区，我认为不再需要用以往的方式营造社区。”卢乐谦说。况且，现实环境亦不太容得下这种凝聚社区的项目。以前，卢乐谦会相信，参与社区项目是能够在十年后种出一些花朵。现在，他也难以想像十年之后要建立一种怎样的公民意识，“我们唯有做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的事情。”

窗后巷定位做城市选物店，售卖的不止是有关城市的物件，还有这个城市的故事。卢乐谦和Terry会按照创作的故事，决定如何在窗后巷介绍产品。假如货品本身有趣，帖文就形容产品的特别之处，例如前文提到梅花骨雨伞，开遮（开伞）之时温柔如开花，纯白设计相当复古。此外，他们也会分享创作人的故事，有人可能是文员，早上做一份极普通的工作，晚上则倾尽心思钻研厨艺。“许多人仍然尝试过着不同形态的生活，在生活捕捉美感。”黄宇轩说。

另一店主Terry是一个设计师，本业做展览相关的设计。“合伙开店也是为了‘自肥’。”Terry说，他本来也有自制一些产品，但是不知道要放在哪里卖。“开一间实体店，顾客的回馈是最即时。”例如他将饮料盒升级再造成为烟盒，摆在货架两个月，一件也卖不出。“销情反映我做这个产品只是自我感觉良好。”Terry自嘲，但是亦有另一畅销产品，是一款布制品外层的花瓶。因为开店，他观察到喜欢花瓶的客人主要是三十岁左右的女士。“窗后巷可说是发布产品的试点，锁定目标顾客之后，我也会有信心量产。”

城市权是David Harvey 提出的重要主张，他认为城市居民有权自主，选择城市的发展方向，是公民参与的一部分。 从此，民间力量不止争夺香港的地方和空间的使用权，还要争夺话语权，背后用意是补充城市故事的论述，确立身分认同。

栽种美学：背后一部香港社运史

采访窗后巷那天，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平日晚上，已经有几位店主的朋友到访，三三两两坐在店外后巷，自携饮料放在窗台。忽然，店主Terry取出小小电磁烧烤炉，两包芝士肠，一排生命面包，大家就在一旁BBQ起来。“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正在过来，他今天去大屿山采访，说是要带些海产鱿鱼来烧烤赠兴。”卢乐谦说。

舖面实际面积只有四十六呎，但是对出的后巷，是一整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本来就是香港的社会运动发展的主轴。九七年中英移交主权后，香港社会运动的发展轨迹，其实就是“以公共空间重构香港历史”。

2006年，政府因为开始中区填海工程，宣布拆卸旧天星码头。天星码头具有四十八年历史，是香港人的共同回忆。事件引起民间反对，第一次使用占领方式，保卫天星码头。事件令民间开始重视保育和本土文化，其后衍生保卫皇后码头、反高铁、反新界东北发展行动⋯⋯

保卫天星码头之后，社会运动出现空间转向（spatial turn） 。黎国威于《香港？社会？角力》一书文中，引述梁启智于2014年的论述，认为自保卫天星码头运动之后，出现以争取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为主的空间转向。城市权是David Harvey 提出的重要主张，他认为城市居民有权自主，选择城市的发展方向，是公民参与的一部分。

从此，民间力量不止争夺香港的地方和空间的使用权，还要争夺话语权，背后用意是补充城市故事的论述，确立身分认同。

一直以来，无论是英国殖民政府，还是今日掌权者，两者所敍述的香港故事都是非常相似──香港就是由渔村发展成金融中心。太平山顶、维多利亚港、甚至是狮子山，所谓地标都是与经济有关。昔日讲“狮子山”，是讲《狮子山下》那首歌，重视的是同舟共济。然而，经历一代又一代社会运动，市民与香港愈来愈多地方和空间产生连结，特别反修例运动之后，狮子山在许多人心目中，已不止一座山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经济效益及全球化思维主导下，陈慧燕形容香港的城市建设，是“拆．拆．拆”及“建．建．建”：拆掉、抹掉、丢掉被认为是“破旧”、“脏乱”和“贫困”。

为什么当年的天星码头会成为触发点？“因为天星在海滨，原因与全球化和都市衰败有关。”社会学学者陈慧燕博士说。如本系列上篇文章所言，在工业化年代，一个城市如香港，可以向外倾销货品；后全球化过程中，工厂迁移至大陆，香港从轻工业转型至服务业。一个城市自此售卖的，就是城市本身。A city for sale。而文化研究学者马国明也曾于《全面都市化的社会》一书指出，在这个前提下规划城市，目的只为促进经济效益和发展。

九八年金融风暴之后，政府需要量入为出，加上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风气吹至香港，政府将许多公营服务私有化，外判政府责任，高举营商原则──医管局、机场管理局、市建局、领展通通因此诞生。工业旧区因去工业化变得残破，土地用途落后。政府顺理成章于2001年成立市区重建局，规划旧区重建等工作。而政府亦于2009年确立香港六项“优势产业”（教育产业、医疗产业、检测和认证产业、环保产业、创新科技产业、文化及创意产业），期以此吸引外来人流与资源，加速同周边区域融合。惟这种纲领下，市建局将城市“扮靓”的同时，其重建模式也曾被批判为“向钱看”，被指摘倾向考虑商业盈利的重建模式。

在资本主义、经济效益及全球化思维主导下，陈慧燕形容香港的城市建设，是“拆．拆．拆”及“建．建．建”：拆掉、抹掉、丢掉被认为是“破旧”、“脏乱”和“贫困”，典型的例子是当年因历史自带美感的湾仔囍帖街（利东街），变为地产及商场项目“囍欢里”（粤语谐音“喜欢你”），而市民的意见在过程中未能有效参与。

从植物开始为社区做些事

“从一棵植物开始，街坊会学懂在社区行使自己的设计力量，添加个人美学，从而与地方或空间建立情感，然后可能会为社区做些事情。”

在眼下的香港，若想为自己的城市增添“美感”，在公共空间中有美学方面的“作为”，除了开舖和创作之外，市民在个人生活层面还有什么可做？

“每个人对美都有一种想像，你有信念就要行动，展现你对美学的想法。”社区设计师邝家乐说，他主修城市研究，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一直涉足社会创新及公共艺术等不同领域，探索空间设计与各种美学的实践。

邝家乐同样喜欢散步，采访那天，他相约记者于北角来一场植物主题的散步。我们从书局街出发，穿过多条小巷，看见一间士多（杂货店）在门外挂满植物而不是货物，也看见有人在大厦门外对出的斜坡面上，利用胶樽（塑料水瓶）和绳索自制“盆裁架”，种了芦荟、香草还有藤蔓类植物。在公共空间类似区域，没有明文规定空间使用权谁属，大家都是按个人喜好和出入范围，装饰个人生活。沿途有一条行人斜路，莫名奇妙生出两棵小树。走近细看，我们推断是路面本身有坑洞，有人可能乘势挖深洞口，填了几把泥，就在石屎路上强行种树。

“一个人能够好好打理私人空间，才能行多一步，在公共领域做更多事情。”邝家乐说。

早前，他应邀带领一个社区种植计划，先是为参加者设计路线，认识生活中遇见的植物。然后，他鼓励参加者像搬新屋时睦邻一样，在社区找出喜欢的植物打招呼，送上一份礼物。有街坊手绘挂牌，系于植物茎部；有街坊将植物以心爱的偶像命名，分别称为Anson和Edan。“从一棵植物开始，街坊会学懂在社区行使自己的设计力量，添加个人美学，从而与地方或空间建立情感，然后可能会为社区做些事情。”

沟通者：非官方对话模式

“社区参与的持份者有居民、社区组织，也有政府。政府职员必须要亲身耳闻目见，与市民直接对话，才能找到出路。”

除此个人行为，私领域附近空间，要为整个社区做事，可以从何入手？上篇提到的眼冤（刺眼，扎眼）地标，多是欠缺足够民间咨询横空出世。作为市民，可以如何参与今日公共政策？在眼下的香港，还有公共参与的可能吗？

“有关民生的公共空间，我认为还有很多可能。”陆桦说，他是Good Lab好单位的行政总裁。Good Lab于2012年创立，初衷是向香港各界推广社会创新及社会企业。那时，对于香港社会而言，社会创新仍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Good Lab是全港第二间公司，提供共享工作空间，更是首创专给社会企业租用。

为了推广社会创新及设计思维，也为了自负盈亏，Good Lab经常开办工作坊，政府部门的职员也是接受培训的常客。曾有渠务署职员参加工作坊后，第一次了解何谓社会创新和设计思维，发现手上一个耗时两年都未能解决的问题，可能会在Good Lab找到答案。由于新界北区居民增多，渠务署需扩建位于上水石湖墟的污水处理厂，但遇附近居民强烈反对。署方职员与Good Lab讨论，表示曾与村民沟通，但一直未能取得共识。陆桦正是在那时刚刚加入Good Lab，他认为团队会帮得上忙。

加入Good Lab之前，陆桦一直于商界从事企业顾问工作，为企业找出增加收入以及减低成本的方法。当时，Good Lab正在转型做社会创新顾问，陆桦的经验可谓一拍即合。“两者都是要先深入了解背后的问题和需要，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他说。“‘设计思维’听起来好像很犀利，其实只是几个步骤，最重要是愿意拿出真心了解社区需要。”陆桦说。Good Lab担任顾问，角色就像一个中间人，负责设计整个过程，包括落区做街站、与持份者访谈、公开招募市民参与工作坊。

“一进入官腔对话模式，事情就会变得形式化。Good Lab希望营造一种轻松和真诚的空间，先建立关系和信任，不同持份者才能听见彼此的内心说话。”

Good Lab强调“共创”（Co-creation），部分环节要求政府部门职员参与。“社区参与的持份者有居民、社区组织，也有政府。政府职员必须要亲身耳闻目见，与市民直接对话，才能找到出路。”陆桦说。

一直以来，政府设计公共空间都是由上而下，政府部门决定所有设计后，才象征式于社区举行咨询会。场景通常是一个社区会堂，台上坐着几位负责官员，台下主要参加者都是区议员，街坊身影寥寥可数。播放几张投映片之后，台下每人有三十秒发言时间，然后就算咨询完毕。

“一进入官腔对话模式，事情就会变得形式化。Good Lab希望营造一种轻松和真诚的空间，先建立关系和信任，不同持份者才能听见彼此的内心说话。”陆桦说。

落区和访谈，绝非政府职员的工作日常。有人担心与市民接触有反效果或惹来唾骂，询问陆桦是否需要事先预备回应。在这些场合，Good Lab团队先与街坊打开话匣子，如扩建污水处理厂的讨论中，常有街坊说：“处理厂常常传出臭味，我住了这么多年，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你问我意见？我也不知道政府是否会回应，信不过。”

街坊表达情绪后，陆桦表示理解，又追问原因。街坊见他愿意聆听，才又多讲几句，政府职员适时分享专业知识。有时举办数十人参与的工作坊，市民了解到一些实际操作的困难，之后或愿意尝试其他可能。

过程中，Good Lab团队发现，街坊反感污水处理厂，因为处理厂并非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Good Lab团队提议将处理厂与社区空间融合，由渠务署释出约两公顷公共空间，建造观鸟园、种植园、生态园、河畔步道等，开放给公众使用。

相比由上而下的方式，社区参与模式的确需要更多时间。陆桦直言整个项目用了超过一年时间与社区沟通，过程中政府职员首次体会到，只有在这些非官方的对话模式中，才能与市民建立关系，听到其心声，找到不同持份者的共通点，最后得出一个平衡各方需要的设计。只是面对今日香港社会气氛，陆桦坦言直接对话确有风险，市民真的未必想同政府部门对话。

社区不需要美轮美奂

“作为一个小机构，或一个小市民，在政治层面难以做到什么改变，因为当中有其他更大的players。但是我坚信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社区出一分力，令大家生活好一点，开心一点。”

这次破天荒合作后，Good Lab也开始与更多政府部门合作社区项目。“居民眼中的美，并非什么美轮美奂的东西，而是真正符合社区需要的设计。”

他们亦曾与渠务处合作元朗市明渠改善工程。明渠位于元朗中心，是大部分元朗居民必经之路，不时传出臭味，旱季又只见光秃秃的石屎（水泥），居民已无甚感觉，只会称之为大坑渠或臭渠，作为相约等候的地标。

Good Lab团队希望趁机将“社区营造”置入一处原本只具备防洪功能的地方。例如明渠附近是游客景点，开满各种小食店，Good Lab整合居民意见后，建议扩阔渠上的路面空间，美化环境，让游客和街坊有地方享用小食和歇息。在旱季，渠底是一大片可用空间，有街坊大胆提议开放空间让市民使用。

“只要愿意开放空间，赋予意义，一条原本没人理会的臭渠，也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一条元朗河。”陆桦说，他也认为渠务处有职员愿意接纳意见，思考如何实践。但要成就这件事的关键，并非随便找一个建筑师或设计师入元朗画张图就做到，而是背后需要许多市民的参与。“我们作为中间人要推动部门接纳市民意见，提出创新方案，协助政府部门解决执行上的实际问题。”

Good Lab专注在公共领域实践社会创新，陆桦坦言不是一条容易行的路，特别是近年社会气氛紧张，“作为一个小机构，或一个小市民，在政治层面难以做到什么改变，因为当中有其他更大的players。但是我坚信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社区出一分力，令大家生活好一点，开心一点。”Good Lab团队认为香港的公共领域需要创新，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份推动社区的改变和进步。

在公共领域实践社会创新，许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窍妙在于尽量找出多赢局面，最可行的方案未必人人都认为最好，但是人人接受得到。“无论中间人是谁，都要找到那个平衡点。民生议题，没有一边需要赢晒（全部都赢）。”陆桦说。

“老土讲一句，社区无小事，社区空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间不止是一个形态，而是可以为社区带来更多价值。”

香港地域相对狭小，陆桦认为若能释放更多公共空间给社区，有助提升市民生活质素。例如元朗有不少难民住在㓥房或笼屋，因为家中缺乏空间，经常流连在公众地方。释出明渠附近的空间，他们也能享受多一些社区空间。“活用社区资源，增加空间使用弹性越多，越有可能发生创新活动，社区也可以多一点正能量。”陆桦说。Good Lab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将设计思维和社区参与模式，由公共空间设计，延伸至其他公共领域。

“有人可能觉得，香港都咁大镬（香港都这么大灾难了），还讲这些小事？”陆桦说，“老土讲一句，社区无小事，社区空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间不止是一个形态，而是可以为社区带来更多价值。”每一次完成一个项目，Good Lab团队也会与所有参与者拍一张大合照，照片上会有街坊、专业人士、店主、社区组织、政府职员等等。

“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美丽的画面，不是因为拥有一张合照，而是合照背后蕴含各个参与者付出的时间，以及在思维上产生的改变。”陆桦说。原来，在社会低潮、留下的人要韬光养晦的日子，还有许多人尝试用自己的方式，令大家在生活中、身边周围找到一点点美感。但愿留下的人，一起作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