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场放映泪与火：10个在台港人看到的《时代革命》与《少年》

11月24日晚，流亡来台已两年的 Jacky 与390位观众一起在台北信义区最大的Muvie TITAN影厅观看了由周冠威导演的纪录片《时代革命》。电影的最后一个画面是黑底白字的“香港人制作”，Jacky 再也忍不住情绪，在黑暗的影厅中带头大喊：“光复香港！”

四面八方本在低声啜泣的人，此时也立即在黑暗之中呼应：“时代革命！”又有人喊“香港人，加油！”口号结束后，是一段持续几分钟的鼓掌声，直到开灯散场，仍有许多人在座位上未能起身，久久不能平复。

这样的场面在2021年台北金马影展的每一场《时代革命》放映后，一再地出现。人群之中，你好像很难分辨哪些观众是台湾人或普通的金马影迷，而哪些是特地来观影的在台港人，直到广东话的口号淹没了影厅。

这部记录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纪录片夺得本届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而另一部关于香港的剧情片《少年》则入围最佳新导演和最佳剪辑，虽最后未能获奖，但两片都曾在开售后数分钟内全数售罄，一票难求。而自《时代革命》放映第一日起，该片就日日蝉联观众票选排行榜第一名。

据公开售票记录估算，《时代革命》与《少年》自11月15日起至11月28日，总共在金马影展放映10场，总观影人数超过3600人。据不同场次内的10位在台港人向笔者估算，假设其中至少三分之一为港人，亦即有超过千名在台港人入场观影，极有可能使台湾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多香港人看到这两部电影的地方。

当过千港人在大荧幕上看到了这两部不能在香港公开播映的电影，笔者与其中10位，包括流亡港人Jacky、Jason、Keith，在台港生Chris、Krystal，全家移民台湾的“和理非”马先生，曾做“家长”的移民Color，移居台湾工作的阿欣与文学编辑K，一起聊了聊这两部香港看不到的香港电影。

曾剪辑大量文宣影片的流亡抗争者 Keith 早已阅尽反修例运动的所有纪录片，他特地搭四个小时的来回火车到台北看电影。“《时代革命》是里面最好的一部，”他说。

10场放映有伤心与感动的眼泪，也有未燃烧殆尽的怒火，有人在片中看到自己 full gear 的身影，有人看到救过自己的人，有人像是读了一本未完的历史书，有人想起那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想起那些不可替代的爱与伤痕。他们有什么想对导演说，对片中人说，对香港人说？

在电影中看到“前世的自己”

26岁的 Jacky 自2019年6月起参与抗争，在理大事件中逃脱，因同一小队的队友被捕而流亡来台。《时代革命》记录了许多他熟悉的画面，有几幕特别清晰，是因为他认出了自己。

“有些画面里，我见到自己在前线，”他说。他不方便透露是哪一个场景，但那是在电影跟拍的一位社工系大学生“蛇仔”附近，“那是夜晚，我认得他附近的一个人是我。”

片中的另一位受访者“Nobody”则是车手小队在前线负责帮人撤离的抗争者，也曾救过 Jacky。“我试过在旺角，有人说走啦，杀到来啦，即刻上车啦，应该就是他。”那些家长车曾不止一次帮他安全撤离，但他直到看了《时代革命》才知道，这位帮众人搭起逃生路线的“Nobody”原来也跟他一样，在运动后期受困于香港理工大学，差点出不来。

另一位24岁的流亡抗争者 Jason 曾在运动初期被捕，目前在台湾的大学就读，两年前也曾在美孚附近被家长车所救。电影中拍摄的哨兵 telegram channel 与 HK Map，是他在前线时必看，但电影的纪录让他第一次知道这些哨兵是怎样分工运作，才能清晰、高效率地给现场的人提供即时信息。曾参与香港中文大学抗争的流亡者 Keith 则说：“我最接近被捕的时候，都是刚好没有时间看 HK Map的时候。他们真的很有用，救了我很多次。”

电影中记录的社福界罢工与11月“黎明行动”全港三罢，都遇上一些反对罢工的人，这也让 Keith 想起当时的愤恨。运动中期，从前线稍微退下的他也尝试过做一些“和理非”的行动，例如与朋友一起跪在地铁站门口求人罢工。“我们身上挂著纸牌，上面写：我愿意为你挡子弹，你愿意为我罢工吗？”他记得那一年的爱与恨都特别强烈。“这好像是完全不平等的一个诉求，当时我好恨那些爱上班力量，觉得他们的良心在哪里呢？”

两年后，他再看电影，比较能理性看待香港人难罢工的经济结构因素，但也从电影中再次理解了自己当时的情绪。“电影对香港集体情绪的描写，跟我的感受是非常一致的。”他中学时参与雨伞运动，“之后那几年经历的政治绝望，到反修例是绝望后的反弹，再到警黑合作让我的仇恨加强，真的想通过破坏实物来宣泄仇恨，这一切我都有经历。”

这也是他觉得《时代革命》比许多外媒拍摄的纪录片都更好的原因。“因为周冠威了解香港，也了解香港人的情感。”

包括Keith在内，每一位受访的流亡者都在画面中寻找著自己。“有几个人的声音很耳熟，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谁呢？”时隔两年，他们都隐藏了那段过去，在台湾用另一个身份生活，而看电影的感觉就像是“看到了前世的自己”。

“我们都在电影里寻找自己曾经存在的证明。”他说，“在前一生曾经活过的证明。”

举家移民台湾的53岁马先生，则因电影中的游行、连侬墙、人链等片段，想起自己曾做过的这些事。电影中，四位抗争者最后流亡来台湾，参加了2020年的蔡英文选举造势大会与胜选晚会。马先生当时也在场。“我记起当晚有班香港人在挥舞旗帜，我也在旁边一起喊过口号。现在回想，原来我也是电影里面那批人其中的一个，来了台湾，仍然对香港很在意。”

而另一部《少年》虽是剧情片，但是基于现实情况改编，讲述了2019年运动初期，香港爆发自杀潮，一群少年为救一位想自杀的少女而全城寻人的故事。片中少女YY想自杀的原因很复杂，最后是否真的自杀，电影也做了开放式结局。

但 Keith 觉得这才是真实。两年前的他也曾不断想，会不会就这样死在街头？“一个人心里的困惑、孤单、绝望，可能在当时可以靠一起去行动来化解，但在过后怎么解决，不是单纯的生或死可以回答。”

68岁的“家长”Color来台一年多，在观看《少年》后坦言自己一直不明白年轻人想自杀的真正原因。“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真的不知道少年在想什么，不知道想自杀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即使看了电影，她也还是不明白。“但这也的确就是现实。”

“《时代革命》也有播放自杀少女的遗书，但我们知道的就只有那么多，就算是梁凌杰，我们到现在也对他一无所知，你只知道报纸说他身体健康，家庭正常，但你不会知道他在运动中见到什么，经历过什么。”成年人对少年的不明白，是真实的，对许多自杀者的不了解，也是真实的。

看了电影才知道的事

《时代革命》中除了大量的抗争现场画面，还有许多当事人事后的访问与自白。受访者包括哨兵台的成员、家长车台的成员“Nobody”、中学生V仔、大学生蛇仔与Jojo、销售员Runner、七一立法会的留守死士Tiger、救护员morning、家长“阿爸”与“阿妈”，以及法律学者戴耀廷、记者何桂蓝、评论人李怡、“守护孩子”陈伯、社工陈虹秀以及“铜锣湾书店”老板林荣基等。

虽然入场观影的在台港人不少都参与过运动，但这些访问还是传递了不少全新的信息，是他们看了电影才知道的事。例如片中访问到8月31日太子地铁站外举著SOS旗帜请求入站救人的救护员 morning，原来是一位年仅14岁的中学生。

影片完整呈现了他如何在现场救人，还曾把自己的面罩脱下，给一位中催泪弹的普通市民。但在太子站事件之后，他开始从“大爱”转变为一个对制度暴力产生仇恨的人。“很震撼，”Jacky 说，“我不知道原来那个人只是中学生。在电影里面，他还穿著中学校服参加小组讨论，其实跟我们考DSE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身为前线抗争者，他一直知道有许多比自己更年轻的人上街，“但这样看到一个清晰的形象，特别觉得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另一件让他震撼的事，是影片拍摄到有流亡者在《国安法》通过后又回到香港继续抗争。他在电影画面中认出了受访者所处的那个房间。“他接受访问的地方，戴的黑色光复香港颈巾，我也有。”那是流亡者在台湾受助的共同经验。“也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来过台湾。”

“我在台湾都听过有人会回去，但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是很模糊的印象。”他说，“但当你真的看见一个例子，讲完心路历程，知道他要回去的原因，就觉得很 respect他，很厉害，也同时很respect这部电影讲出他的故事。”

“家长”Color与移居台湾工作的阿欣则被片中两位受访者诠释的online game概念启发。片中有人提到，这个世代的人彼此连结和分工的方式，就像online game一样，是不需要见过面，在网上认识，然后就找到自己擅长的“职业”，也就是片中拍摄的前线勇武、“魔法师”、哨兵、车手、telegram channel管理员与地图组成员等等。

“这将运动的很多不同层面带出来，不只是暴力抗争的现场画面，很多后面的工作其实是你看直播也看不到的，因为这些事的发生可以是没有‘场面’的，”阿欣说，“而电影就将这些人也勾勒出来。”

另一个让Color与Keith都深受感动的细节，则是“守护孩子”的陈伯上街的真正原因。Keith曾几次在抗争现场遇过“守护孩子”，“他们会劝你快走，但通常年我们都是敷衍一下，不会真的离开，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只知道是一班老人家。”看完电影，他才知道陈伯原来是来自马屎埔的农夫，知道原来2019年与2016年的社会运动还有这样的连结。

2016年，13人因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冲击立法会而入狱，电影中解释，陈伯因为觉得反东北的时候年轻人帮他保护农地而坐牢，所以才特别保护年轻人。“那个脉络是，当时是你们保护我的家，现在轮到我陈伯来保护你们。”Color说，《时代革命》不局限于2019年，点出这样的历史连结，非常重要。

看一本未完的影像历史书和抗争百科全书

“香港反修例的故事是很难讲的，太复杂了。”53岁的移民马先生说，“但周冠威讲得好好。”

24岁流亡抗争者Jason对比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和《理大围城》：“《占领立法会》是运动早期的事件还原，《理大围城》是在地狱深处直视绝望的深渊，而《时代革命》则是整理和还原了整场运动，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它就像历史书一样，让外国人也看得懂，而香港人看了则会有特别深的感受。”同时做到这两件事，他说，“是功德无量的。”

如 Jason 所说，《时代革命》就像一本充分解释的影像史书，按运动发展的时序分为九章，涵盖了几乎所有的标志性画面。对警察暴力的呈现，从6月中枪的教师杨子俊，到“爆眼少女”、“健仔”与“熊仔饼”中枪的事件画面；对抗争关键事件的呈现，从勇武抗争的中大、理大前线到狮子山上的灯光人链与民主女神像，无所不有，几乎是一本抗争运动的百科全书。

而章回体的设计，结合近身跟拍与事后访问，再辅以空拍镜头与少许动画，剪辑出一部逻辑清晰又不流水账的电影。影片九章标题分别为“The begining of the end”、“和勇不分”、“警黑反噬”、“无力感”、“对准政权”、“生死与共”、“黎明行动”、“The end of the beginning”、“香港人”，把运动的发展分为9个阶段，提醒观众运动的推进并不是随机的，而是背后有著内在的逻辑。

此外，众人都提到影片对运动分工的讲解和专有名词的解释，既清晰又生动。例如在影片第二章“和勇不分”中，各种铁枝与竹枝敲击地面、敲盾牌、敲路牌、砖头敲击地面的声音，犹如战鼓般拉开勇武抗争的序幕，不同角色的勇武抗争者一一出现在画面中：盾阵、哨兵、灭烟队、制作汽油弹、漆弹与水弹的“魔法师”、撤退时帮忙喊“一二一二”的咪手（手执麦克风的岗位）等等。

而对运动中“如水”概念的讲解，电影用一个快转的空拍镜头解释了一切。在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庞大的人群化为许多黑色的点，在警察追捕下迅速向各个方向散去，然后消失在四面八方的巷弄之中，不久后又重新在另一处出现。“那个画面，你真的感觉到人就像水一样四处流动。”Color说，“那是我们站在地面上从来没有的视角。”

Keith 剪辑大量文宣影片，因此相当熟悉网络上的影片素材，“我会很容易认出《时代革命》中哪一段是来自苹果日报，哪一段是南华早报。”但剪辑和访问的力量让电影变得比普通文宣片更加强大，“他时不时把人的感情从现场的激烈画面中拉回来，做一些理性的回顾和思考，去理解和勇不分是怎么产生的，抗争的自我牺牲是什么，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他觉得《时代革命》就像一本没那么学术的影像论文，不只还原运动内容，也做了很好的分析与论述。

而从情感层面，Jacky 说，“周冠威的访问将 Nobody 变成有 body”，因此可以触动人心。一群无法以真面目讲述自己故事的人，组成了一场没有脸孔的社会运动，而这些事后访谈则让他们能够对著镜头讲出自己的故事和想法。“你会发现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这样做的意义，而不只是表面讲自己在现场是做什么位置。”马先生说，作为一个中年人，这更加深了他对前线年轻人的理解。

影片中的受访者何桂蓝说，自己在七一立法会事件直播时累积的名气，刚好在721元朗白衣人事件直播被打的那一刻，释放出最大的政治能量。而周冠威则把自己拍摄电影《十年》累积的政治能量，用在了拍摄《时代革命》。“这些访问之所以可以做出来，是因为片中人对周冠威的信任。所以这是只有周冠威才做得到的纪录片。”阿欣说，“还好他拍了。只有他能拍。”

看到共享的爱与伤痕

“为了救手足，少年跑遍了香港。他们觉得，快要救不到了，要永远失去，一个为了救手足而身陷险境的同伴。他们只想在一起，因为一种不甘，一种绝望的孤独，只想并肩进退，撑得几耐得几耐（能撑多久是多久），输也一齐输。香港的烂，少年看在眼里，但高楼下的人海，少年也记在眼里。‘香港不会因为你的死而改变！’因此少年救手足。没有谁可放弃谁。少年求生。”

这是移居台湾工作的文学编辑K在看完《少年》后写下的句子。《时代革命》完整记录了2019年6月的集体绝望与自杀潮，理大事件带来的集体伤痕与香港人集体身份的形成过程，而《少年》则聚焦在6月的自杀议题。

在《时代革命》中，何桂蓝形容2019年6月的香港陷入了严重的自毁倾向。《少年》亦以女主角YY悼念梁凌杰的画面作为开场，以众人抓住自杀少女的手为结局。Keith 对片中少年彼此之间的连结和张力都感同身受。“我也经历过那种状态，很容易生气，不能接受伙伴的提问，因为那个时刻很危险，没有时间思考。”

“但大家又面临同样的威胁，就算你之前凶我，我还是相信我要死的时候你会救我。”他说，“手足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充满了彼此的矛盾和伤害，血淋淋的、血肉模糊的，但还是很亲密的，好像无条件的爱。就算你真的不同意他的一些意见，你还是会救他。”

他记得《时代革命》中一个中学生受访者说，最喜欢手足帮他戴头盔。“我也试过刚开始戴猪嘴的时候自己换不了滤罐，就在街上随便找一个手足问，可不可以帮我换？他就真的帮我换。”到了2020年1月，他再次上街，但已经没有那么前排，只穿著风衣。“就到我帮一些傻乎乎的少年换滤罐。我就在想，为什么现在到了这些傻乎乎的人要上场，而我反而却没有 full gear 了？”

陌生人之间的这种行为，“其实很亲密”，他说。“好像那一瞬间跟那个人连接起来，可是也不会再见了，或是再见到也不知道是彼此。”而这也是正是《时代革命》电影第六章“生死与共”所描绘的手足之情。

两部电影都记录了这种共享的爱，当然也有伤痕。Jason 曾经被捕，就像《少年》的情节一样，他和一起被捕的人出来之后会保持联络，“有一种 bonding，是缘份，因为大家在同一个地方被捕”。一同被捕的伤痕也好像只有彼此能懂，“那是很纯粹的感情，爱不一定是跟血缘有关系的。我在手足里面感受到爱。而爱的背后承担著什么？支撑著什么？”

是痛苦与责任。“你get到我痛苦，我get到你痛苦，你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是因为你对这些事情有感觉。”Jason 说。

两部电影在影展放映的时间刚好是11月，正是理大围城事件发生两周年期间。看著电影中关于理大围城的画面，Jacky 明白自己与队友共享的伤痕与痛苦还没有结束。当日，他的队友被捕，如今还在等待排期上庭。“但他却跟我说，既然你都成功离开了，就不要把香港的事这样放上心了，做一个新的自己吧。”而那个会入场看《时代革命》的Jacky，显然做不到队友要求的事，所以他仍会在电影完场后，做带头喊“光复香港”的那个人。

香港看不到的，与台湾所看到的

对看《少年》与《时代革命》，会生出一种荒谬感。如《时代革命》片头所说明，为保护受访者与制作团队安全，所有人的脸都要打马赛克，全部使用化名，而部分受访者在声音访问后失去联络，因此由演员来扮演，就连制作团队也只有周冠威一人是真名。再回头看《少年》，角色之所以能露出完整的脸，是因为《少年》是剧情片，而没有脸的，才是真实的世界。

而两部影片都无法在今天的香港上映，片中受访者有的流亡，有的失去联络，林荣基也来到台湾，何桂蓝与戴耀廷已经入狱。还有，“最唏嘘是一些没法复活的生命。”在台港生Krystal说。

阿欣则对戴耀廷的现况感到唏嘘。《时代革命》中，戴耀廷受访说，勇武的人比他要更爱香港，因为他最多只是入狱16个月，勇武则可能坐十年。“我听到这句的时候觉得好心痛，因为现在他在牢里面，可能坐十年都不止。”

在台湾看到这两部香港看不到的电影，Keith有一种不现实感。“这是我在台湾看的第一部香港抗争电影，觉得自己好像这里的少数民族。那个感觉是劫后余生，好像终于回到一个正常的生活，还可以看到香港人看不到的东西。原来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抗争、流亡，那么多伤口好像是好了，但电影又提醒我，原来事情发生并没有那么久。”

看著电影，Color有时会忘记自己身在台湾。“我知道在台湾可以看到这两部电影，第一感觉是还好还有台湾。”不过电影中，也有受访者分析中共的策略，在香港之后，下一步就是对付台湾。原本充满啜泣声的影厅内，在那一刻仿佛突然静了两秒。

对台湾人来说，这两部电影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众在台港人所欣赏的国际沟通效果呢？28岁的台湾影迷王彦廷肯定了这种说法。他曾经历太阳花运动，在《少年》中看到年轻抗争者面临家庭冲突和同侪之间的情感，让他很能投射自己的心情。“当你要去现场，你会受到很多来自家庭的挑战，慢慢的在参与民主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认识自己。”这些人性的微观互动，在他看来是普世价值的东西，“是超越国界的”，所以能够打动他。

王彦廷说，那么多台湾人愿意在工作日的白天或下班后的疲累夜晚入场去看一部电影，“你坐在电影院的椅子上过完了86分钟（《少年》的片长），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在台港生Chris相信，电影只要拍出来，就已经存在，虽然现在身在香港的香港人看不到，但一定会有人看到。“只要还有人看的时候，电影就有它的价值，不论是香港人还是海外观众，最紧要有人看，就有存在价值。可能过三十年，将来有人翻出这电影来看，电影是可以超越时间的。”

在《时代革命》的片尾，有受访者说，很想再上gear再去前线和手足一起战斗。Keith也有一样的欲望。但经历流亡的压抑和阴暗，他已经很难在影厅里放心地哭出来。“我还是走不出来，看了两部我都还没办法跟朋友分享自己的感受，没办法表现真实的自我。”

和Keith相似的还有同是流亡的Jacky和家希。看完《时代革命》，Jacky一夜未眠。家希曾在台湾观看《理大围城》，半途因为情绪无法承受而离场。这一次，她不敢再入场看《时代革命》。

但也有人被同场观影的气氛所鼓舞。Krystal说，完场之后跟大家一起喊口号和鼓掌，“心头一阵鼓动”。“我发现有许多人并不是真的回到了‘日常’，或者说，大家根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著平常日子的心理，只是暂时在台湾或别处觅到表面的一片宁静，内心深处依旧是永远未忘的香港。”

同场亦有许多台湾人。26岁的台湾人子晴曾在香港工作三年，曾在周末出门购物的途中吸到催泪烟，今年回到台湾。看完《时代革命》，她开始想多多关怀在台湾遇到的香港人，也想跟台湾人分享香港的事。“至少我以后可以说，如果你想要了解香港的事，你可以去看《时代革命》，或者我会跟他讲我在电影里看到的事。”

“你现在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了。”我说。

“你也是呀。”她说，“这一个世代都是。”

文中Jacky、Jason、Keith、Chris、Krystal、马先生、Color、阿欣、K、王彦廷、子晴、雅婷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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