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香港道别：一家独立英文书店的意外结局

Reena每季都会收到三到四本由书店老板温敬豪（下称 Albert）按她喜好挑选的小说。她是清明堂读书会的成员之一。为期一年的会籍是去年圣诞，Reena上司送给五位员工的礼物。

数天后，包裹第一次送达办公室，Reena刚好在场，兴奋得就好像再过了一次圣诞节。“每人都有一个箱，很个人化，（看得出）花了很多心思，”她说。

和书店的英文名字“Bleak House Books”一样，“Pickwick Club”读书会的灵感也来自英国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

读书会本来只提供三个分类：悬疑及惊栗，一般小说，和青年读物。但从事写作和出版的Reena，专爱为约8到12岁学童写的小说，所以她写电邮要求清明堂搜罗这样的书。“我不太会跟规矩做事，所以我把它改了，”Reena笑称。

她特别喜欢清明堂送来的一本叫《The Wild Robot》的书。里面载有一个机器人因为船搁浅了，流落荒岛，后来又成了一只鹅的养母这样奇幻的故事。

Reena赞叹每一个清明堂寄来的包裹里面，都最少有一本是“正中红心”的书，又往往是她从未听说过的作者或作品。她说就连自己去书店，也不一定能成功带将会爱上的书回家。

书信往来快一年后，Reena在十月首次踏入清明堂在新蒲岗的店，原因却是因为清明堂要结业了。随著香港政治环境遽变，Albert决定举家回到美国生活，只好把在香港硕果仅存的独立英文书店收掉。

“我想问他们：你的秘方是什么？你怎知道我想读什么书？你可否教我，让我为自己做同样的事吗？”Reena说。

她失去的不只是那些未遇上的书，还有一个懂她的卖书人。

四个机会去做好这件事

他说就算只有一个人曾透过读书会接触到新的作者和书，这计划已是成功。“请继续阅读，我的朋友们。”

Albert父母是香港人，他们在70年代移民到美国，并诞下他。本来主修文学的Albert，中途转到另一家大学的商学院，攻读金融。进入职场后他发现金融行业并不适合自己，就重新投入法律课程，后来以辩护律师为业，辗转在纽约和亚特兰大等地生活、工作和组织家庭。

在2017年，随著妻子Jenny在香港取得教职，Albert带著两个孩子回流到这个城市，同时开始以网上书店形式经营清明堂。过了几个月将书本拖到大小市集售卖的日子后，两人决心要累积足以支撑一家实体店的库存。很快，他们就遇上在新蒲岗一栋商业大厦27楼的单位。

Albert说这个地方的风景和光线一看就很合眼，一下就决定把它租下来——那是2018年10月的事。“新蒲岗本身就感觉是一个比较开扬的地方，”他说。

确实，天气好的话，暮光会穿过工业区稍为混浊的空气，缓缓投进清明堂。二十多个书架上的新旧书本发出令人安心的气味，窗户一角挂著写上“好景”的字画，构成分不清现实和书本世界的魔幻时刻。

Albert指他刻意不让书店变成一个“囤积症患者的天堂”，希望来看书的人可以坐舒服一点，不用担心书本会随时掉到头上。书室内又有为儿童布置的读书角，放上地毡和豆袋。

提到Reena，店主Albert笑称她是一个“难搞”的客人，不单要求独特，书店发货不合心意时，又会来信反映。他又说其实为其他人选书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要花点时间，留意对方的反应。“我想，你有四个机会去做好这件事，所以⋯⋯（笑）要是你搞砸了头两次，他们也会告诉你，让你改一下，”他说。

在清明堂结业前，读书会有约20个成员，意味著Albert一年要为他们挑上数百本书。对工作繁忙，一个月只有时间读完一本书的他来说，也是一个接触新书和作者的机会。今个月，他提早送出了今年第四批、也是最后一批读书会包裹。

在纸箱中，Albert留下简讯向读者们道别，感谢他们对清明堂的信任和对阅读的爱。他说就算只有一个人曾透过读书会接触到新的作者和书，这计划已是成功。“请继续阅读，我的朋友们，”他说。

关于离别，他说最难过的是不能再用一样的方式和读者们维持这种真诚、亲密的关系。对于Albert一家来说，书店就是家的延伸。在清明堂不时会看到他的孩子，任职人文学系副教授的Jenny偶尔也顾店，加上员工和熟客们就是一个大家庭。

“不能说我们的关系就此中断，但肯定会被削弱。”

经营书店是自找麻烦⋯

“尽管我们只是一家笨书店，（但我要）让人进来这个空间，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得到平静⋯⋯”

香港独立书店倒闭已非新鲜事，清明堂是不因财政问题而结业的罕见例子。8月29日，清明堂在社交媒体上贴出“最后一张备忘录”，公布即将结业。“在香港现在政治环境下，Jenny和我看不到自己和孩子们可以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Albert写道。

他后来补充，一家人离港主要的挣扎是在时间点的选择，而不在“离开与否”。正如Jenny要对大学的社群负责，Albert亦要确保书店的员工有充分时间面对清明堂结业。“并没有个别确定性因素，说真的就是所有事情，而他们大多的共通点都是政治，”他说。

Albert又提到，即将要回到的美国也有根深蒂固的问题。“但说到底，那里有一种自由，尽管有许多限制和假象，但它不再存在于香港。”

虽然一家人日常所做的事和政治不算有直接关联，他在备忘录写道：“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说，在这个世代并没有‘远离政治’一回事，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但书店并没有因此停下来，在最后的日子倒是进了一箱又一箱的新书。

被问到有没有人提议接手书店，Albert说：“谁他妈的会想在今天经营一家书店？你只会是自找麻烦，对吧？”他只期望将来可以在海外再次挂起清明堂的招牌。

话虽如此，他说经营清明堂完美地结合了肉体和精神劳动。由抵著炎夏将堆满包裹的手推车拉到邮局，到坐在书桌前苦思如何推广一本书，都带给这卖书人无比的满足感。

“我并不后悔什么，我想清明堂是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Albert说，“在过去这几年最艰苦的日子里，这书店给予我希望，让我继续走下去。”

清明堂曾明确支持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引进不少关于各地民主运动和人权的书籍。“当时觉得我们的工作很重要的，尽管我们只是一家笨书店，（但我要）让人进来这个空间，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得到平静，”Albert说，“所有事情都多了一点意义，虽然最后并没有影响（结果），你只是觉得，你该做点什么。”

后来在疫情期间，他又曾两次关闭书店。幸而由早期建立的邮销网络同时活跃起来，支撑著清明堂。直到最后，他形容清明堂是一家财政健康、快乐的书店。“我从没想到逼使我们离开（香港）的会是政治，”Albert说，“而书店是这决定的受害者。”

把书寄进高墙内

“这不只是书（的事），事实上在香港的人没有谁能免疫于这里发生的事。”就算没有人从身边步入牢狱，牢狱总是在不远处。

在公布结业两个星期后，清明堂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的信。这时 Albert才知道，他从个人收藏中送给某读者的一本小说，辗转落到因反修例相关案件入狱的Jane手上。

那位读者曾是 Jane 的补习老师，在她被捕后，他将自己最爱的书，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Beloved》转送给她。但由于书中留有 Albert 的笔记，未能带进高墙另一端，陪伴她度过三年多的刑期。

“当我知道不能在2024年出狱后造访清明堂，我非常伤心。我常想像香港在三年后会变得如何，更好还是更坏，”Jane在信中写道，“或者有一天，我可以再次踏进你的书店，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空。”

就这样，一本书将大学时期，在美国上文学课的Albert，和一个素未谋面，因2019年社会运动入狱的香港女生串连起来。同样的文字越过数段生命，转化成信件回到清明堂。

谈到这里，Albert重复地念著这是“有够悲哀的事”。“这不只是书（的事），事实上在香港的人没有谁能免疫于这里发生的事。”就算没有人从身边步入牢狱，牢狱总是在不远处。

他亦从未想到会以卖书人的身份收到这样的信：“以前会收到来自狱中的信，是因为我是个律师，而他们需要我的帮助。”Albert说他能做的就是回信，以及安排送一本没有笔记，可以通过监狱审查的《Beloved》到Jane手上。

回望做辩护律师的日子，Albert说那份工作教会了他故事和文字的力量。他发现在审讯期间，能否说一个有说服力的故事，足以左右一个人的将来。但日子久了，他亦看到美国法律制度被金钱主导和不民主的一面。

为书店取名“Bleak House”，是因为狄更斯笔下的同名故事对法律的描写和他的亲身体验有共通点。“法律制度有一些问题，令它在改进社会方面是一个不完美的工具，”他说，例如美国法律上对堕胎权已有解读，但未能终止这场纠缠多年的“文化战争”，依然有个别州份尝试限制女性堕胎。

“推动社会改革有很多方法，这家书店就是其中一种⋯⋯虽然是微小的，但我们做的事改变了这个社群，”Albert说。

疫症与政治之外的安全空间

两人都认为，在打著“国际都会”旗号的香港，找有质素的英文书店竟然那么难，这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在清明堂最后的日子里，有不少人因为结业的消息才第一次来到书店。例如一位82岁的退休工程师，他专程来找一本马克思的书，可惜没有收获。又有像许太太般，读到报章提到清明堂要结业，才发现香港有这样的一家书店。有些人就算不买书，也带走香港的旧地图和一些明信片。

“迟到”的人包括印度裔女生Schoanna和Vedika。她们小时候经常一起在英文书店呆上整个下午，坐在地上读书。“所以现在找一家英文书店要想破头，感觉真的很怪，”Vedika说。透过朋友推荐，两人终于找上清明堂。

自从香港大型的连锁英文书店，如Page One等，一一结业，主流市场只剩下不适合她们的、以中文为主的书局和书展。但Schoanna始终拒绝在网上买书，或是转用电子书。“我要看到和闻到（书本），”她说只有拿在手上，才会感受到一本书是否适合自己。

所以每次回印度，或是到其他国家旅游时，Schoanna都会带一大堆英文书回来。Vedika同意在网上买书比较像是一个“工序”，亦容易受评论影响，然而香港实体书店又只进当下流行的​​英文书，没有空间给新晋或较小众的作者。两人都认为，在打著“国际都会”旗号的香港，找有质素的英文书店竟然那么难，这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也有像Major这样，每几个星期就来一趟清明堂的常客。家住附近的他，形容Albert“很有性格”，欣赏老板关心时事，和在社交媒体上敢言的作风。“现在很少有机会，如此抽离的在一个纯粹的书海中，漫无目的地游走。”

过去他在写著“自由定价”的箱子中寻宝，掘出像《Fahrenheit 451》和《Catcher in the Rye》等名作。清明堂于他来说，是一个安全的空间，疫症和政治一时找不著他。

一种共同的舍身

“如果你需要一点灵光和对更好未来的希望，我有那个东西。”

经历数个人山人海的周未后，清明堂终于在10月15日走到最后一个晚上。因为读者们连日来的“洗劫”，20多个比人还高的木书架上长出一个个洞。本来收在箱子里的二手平装书也被放出来，充撑一下场面。“早知道就不说我们会捐出剩下的书了，都没书了，”Albert后来说。

约900呎的空间堆满了读者，有些人明显没有找到心头好，但还是拿了一本书去柜枱，结最后一次帐。Albert一家以及4个店员都在，他们在附近酒楼订了枱，准备在收店后和朋友聚餐。

虽然书店在万圣节前就已停业，清明堂内还是挂起了骷髅人、南瓜和蝙蝠，又有写著“Bleak House Books”的特制糖果盒在柜枱前，偷步完成这个一年一度的习俗。

到原定要关门的时间，有数十人不愿离去，安静的望著书店的老板和员工。Albert称自己没有要说些什么，苦笑著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回家吧。”

没有人回应他，但答案想必很明显。

在一轮拥抱－流泪－道别后，Albert在7时45分将所有人赶出书店，关门，然后在外面贴上写著“香港是我家”的字牌。

到一行人坐在饭桌前的时候，已经迟到一个小时。

在访问期间，Albert数次提到自己热爱写作。确实，清明堂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都由他亲自主理，不时以日记方式记录书店的日常运作，或反映店主面对时局的思虑。

然而，若要为清明堂寻根，可能要再走远一点。

2016年11月8日，Albert在个人博客“Invisible Man”上留下最后一篇文章。他提到自己将要移居海外，并结束法律事业，因而停止更新这个以刑事辩护和公民权利为题材的博客。

动笔那天刚好是美国总统大选日，而结果尚未浮出水面，“如果我在写这个博客的七年中有学到什么的话，就是改变——在观点、政策、和人性上——总是来得很慢，”Albert写道，“更坏的是，不是所有改变都是正面的。”

可以想像，在文章发布之后，Albert和不少人一样，为选举结果感到痛心。但在那之前，他说：“如果你需要一点灵光和对更好未来的希望，我有那个东西。”他节录美国法官勒尼德‧汉德（Learned Hand） 二战期间在纽约中央公园，一篇名为《The Spirit of Liberty》的讲话。

“我们聚集于此，是要确认一种信念，有共同目标的信念⋯⋯一种共同的舍身。”

或许在此时，一家有棱角和良好光线的书店，已在他脑海中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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