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丫岛：全香港都在变，但有没有不变的地方？

“世上不只有某些标准，不符合主流标准亦有它的价值。”

十年前，瑞典籍自由作家 Johan Nylander 决定从冬天总是寒冷的瑞典搬到香港。他在网路上搜寻“香港廉价租房”的时候，看见一个外籍白领论坛上有人发了个这样的帖子：“我应该搬到南丫岛住吗？”

他好奇点进去，看见底下有位女士留言：“警告！你绝对不应该搬到南丫岛，它是一个屎坑，那里到处都是记者和音乐家。”

到处都是记者和音乐家，他想，这听起来其实不错，蛮适合以写字维生又喜欢音乐的他。从来没去过香港、对香港只有粗浅认知的 Johan，因为这句话搬进了南丫岛。

当年，他与太太和儿子拉著两个行李箱下了飞机，搭著渡轮，穿越海洋，踏上这个有树林、沙滩、穿著拖鞋逛大街的街坊与缓慢生活步伐的小岛，从此爱上这里。一家人前后换了三间房子，现在在他们看得见海的公寓里，还多了两只岛上捡来的小黑猫。

“你想像一下，如果有人对你说，香港南方的海上有一座热带小岛，上面有茂密的森林和自然的海滩，有一个小小的渔民社群，野狗、野猫与野猪每天在岛上乱跑，岛上住著香港人、来自各个国家的人，而且距离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都市丛林只有 25 分钟的船程……你会觉得那是假的吧？”

不是Expat社群

“你认识卖牛奶给你的人，认识卖咖啡给你的人，他们成为你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店舖长大，你看他们从出生慢慢长高，开始上学。这些东西，在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经消失了。”

从中环码头搭船至南丫岛最热闹的地区榕树湾，一下船，就能感受到座岛上面住著几种人——周末在社区转角西班牙小酒吧吃早午餐的外籍都市白领，他们的狗慵懒地躺在地上晒太阳；世代居住在岛上的香港原居民，在一旁的海鲜餐厅吃点心、喝早茶；度假的游客一船船来到，好奇地打量他们的生活。

这个香港第三大离岛，相比自然生态丰富的大屿山，香港家庭旅游胜地长洲，纯朴、低调的坪洲，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弥漫异国情调的嬉皮岛屿——许多外籍人士聚集在这里，有音乐、酒精、药物和开不完的派对，刻意避开现代科技与消费主义的人也喜欢住在这里，崇尚自然、追求灵性。

Johan 说，“嬉皮岛屿”的刻板印象之外，南丫岛其实是个文化组成多元的社区。在拥有万名成员的南丫岛居民 Facebook 群组中，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7000 多个南丫岛民至少来自 71 个不同国家。看看大街上岛民开的餐厅就知道，有茶餐厅与海鲜酒家，有泰国菜、印尼菜、日本菜、四川菜、墨西哥菜，有西式扒房，有酒吧。离开大街，往山上走，还有有机农场、香草园、养蜂人家。“一般人说 expat 社群指的都是一群欧洲或是美国来的人混在一起，但南丫岛不是这样。”

岛上住著年轻白领、嬉皮、鬼佬、拥有村屋的本地乡事派，发电厂带来定居岛上工作的日本籍员工，来自菲律宾、印尼、泰国、印度等国家的移民在这个小岛上落脚。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因离岛长时间几乎没有确诊人数，公司与学校也停班停学，越来越多年轻人与家庭从市区搬进岛上。许多原先只打算在南丫岛待上一年半个月的外籍人士，也因为疫情滞留在岛上，一时之间，岛上的房子租金不跌反升。

在街上，常常能看见以物换物的街招，街坊们在村子组成的 Facebook 里面请其他人帮忙寻找走失的小猫、小狗、小鸟、乌龟，周未，有些岛民会一起组织爬山、净滩或是瑜珈活动。

住在岛上十年，Johan 最爱这里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他说，南丫岛上没有车子，所有的居民以单车代步，或是双脚行走，步调慢下来之后，人和人之间也多了时间互相认识与相处。他认识每一间酒吧、餐厅的老板，走在大街上，常常得停下与朋友们打招呼。对 Johan 来说，南丫岛紧密的“社区感”，根源也来自这些店舖。

因为居民反对，岛上没有连锁店，没有7-Eleven，没有超级市场百家或是惠康，没有麦当劳，唯一能算是连锁集团的是一星期只营业三天的汇丰银行分行。所有的士多（杂货店）、五金、杂货舖、餐厅、酒吧，都是岛民们自己开设的小店。

“你认识卖牛奶给你的人，认识卖咖啡给你的人，他们成为你的朋友。他们的孩子在店舖长大，你看他们从出生慢慢长高，开始上学。这些东西，在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已经消失了。”

暗涌，在本来远离政治的小岛上

“南丫岛这个地方的神奇就是来自这里，人们的生活并不直接交织，外国人和香港人去不同的酒吧，大家的生活其实不是完全融合在一起，有时大家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南丫岛的多元社区是怎么形成的？

53岁，母亲家族世代都住在南丫岛南段索罟湾一带的黄明达（阿达）过去一直收集南丫岛的历史故事、剪报、相片，在 Facebook 专页“南丫岛 历史变迁”上与人分享。他说，南丫岛在六十年代之前都还是一片荒山野岭。旧时的南丫岛，居民以捕鱼、务农为生。南丫岛北段的北角、大坪、榕树湾、洪圣爷村，与南段的芦须城、榕树下、东澳，过去有相当广阔的耕地，索罟湾一带的海湾则渔业兴盛，排满一个又一个的渔排。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港灯在南丫岛兴建发电厂时，大量日籍工程师发现这个岛型如树的枝枒，拥有许多好的海湾的小岛环境怡人、适合居住，口耳相传下，越来越多外国人到此定居，久而久之，有了“拥有异国风情的嬉皮岛屿”这样的形象。

这个拥有多元色彩、步调缓慢的小岛，多年来年轻、流动、住民来来去去，也与香港政治、社会保持著礼貌距离。但在 2019 年反修例运动之后，南丫岛也曾长出关注社区事务的那一面，与原来“离地”的社群接触、碰撞。

澳大利亚悉尼出生长大、在南丫岛住了十多年的 Matthew Chapple 是其中一位。

Matthew 刚来到香港时，在一家跨国企业任职，薪水优渥。“我每天上班下班，完全不关心政治。” 几年前，他希望能改善南丫岛上乡村车辆车速不受限制的问题，开始联系岛上任职超过20年的民建联区议员、当时的新界西立法会议员朱凯廸与拥有岛上乡村车辆驾驶权的原居民、乡事委员会。虽然后来各方没有达成共识，但 Matthew 因为这样开始关心南丫岛的社区。

然而 2020 年疫症爆发和国安法实施之后，才刚刚冒出芽的社区连结又被迫走回原点。Matthew 现在也将眼光摆向较不不敏感的民生议题。

过程中，他认识了一群对岛上民生、政治事务抱有热诚的街坊。2019年夏天，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Matthew 与这群街坊组织起来，一起在码头派传单、用流利的广东话鼓励岛民参加游行、为政治运动发声。

连结南丫岛上各种不同背景的居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Matthew 说，外人常常想像南丫岛的社群是一碗浓汤、大家共容而且混合，但它其实是一盘沙拉。“南丫岛这个地方的神奇就是来自这里，人们的生活并不直接交织，外国人和香港人去不同的酒吧，大家的生活其实不是完全融合在一起，有时大家也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当时，岛上与香港其他地方一样出现黄蓝标签。参与运动的岛民搭船出门抗争，回到像是平行时空、歌舞升平的岛上也继续尝试微小的抗议，在黄店吃饭、在码头附近的布告栏上贴起连侬墙（虽然隔天上面的内容便会被拆除）。Matthew 记得，2019 年一个深夜，有人爬上每年十一码头附近都会立起的庆祝国庆大花牌，写下抗争标语，天亮时标语已被匆匆擦去，留下一团模糊的灰色印子。

但 Matthew 说，这些碰撞好像松动了南丫岛的社群。“在派传单时，不论立场，我感受到遇到的街坊开始更关心自己住的地方，也更愿意发表意见。”区议会选举时，Matthew 帮忙进行选民登记，讨论由谁出马参选区议会。作为过去也十分“离地”的 expat，当时，他对这种新气象可能带来的东西非常期待。

变得热衷参与社区事务的还有阿达。阿达一家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三，近十几年和二哥一起打理父母退休后留下的威记海鲜酒家。二哥做厨，他做楼面。他不是主导岛上社区事务的乡事委员会成员，他说，他也不喜欢岛上那些“很黄”的人“将一切话题都变得政治化”，平时他帮邻居修坏掉的水渠，疫情时组织索罟湾的街坊做自愿检测，鼓励大家对码头改善工程发表意见⋯⋯

然而 2020 年疫症爆发和国安法实施之后，才刚刚冒出芽的社区连结又被迫走回原点。Matthew 现在已经不再更新自己的脸书专页，其他仍然进行社区工作的街坊，也将眼光摆向较不不敏感的民生议题。“像是保护海豚、码头修建、要不要起单车架等等。越来越难了⋯⋯”

这个岛给了很大的包容

“我觉得这反而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常态。对，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大家也可以对话也可以不对话，但是我们互相尊重彼此的生活。”

经过震荡，后国安法时代的南丫岛，乍看之下并无太大不同——黄店里的文宣仍然存在，乡事委员会屋顶上的中国国旗与香港区旗仍然飘扬。周末，疫情带来一船一船前往小岛透气的游客，外籍白领也还在大街上的酒吧饮酒。

阿达耸耸肩，说这种社群与社群之间隐隐存在张力，但之间也保持距离、不互相干涉，原先便是南丫岛一直以来的特色。“像小时候的索罟湾，每到十月，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共产党的人会插起不同的旗子庆祝‘国庆’，有些人饮完酒在大街上打架呀！”他说：“但听日（明天）又相安无事。”

Matthew 也说：“我我觉这个地方有一种‘我们在这里共存’的意识，大家尊重彼此的文化，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

从大陆移居至香港的 Linda 有类似观察，她说，这两年香港的政治情况带来的社会分裂，她在岛上感觉不到太多。

“大家立场可能很鲜明，比如说 Green Cottage 他们就是黄店嘛，可是也没有因为我是内地人就对我怎么样，”她说。“有时候我们吃早茶，旁边的乡事委员会贴了一个巨大的海报说，我们支持警察，也没有人把它撕掉，大家之间不会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

“我觉得这反而才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常态。对，我坚持我的，你坚持你的，大家也可以对话也可以不对话，但是我们互相尊重彼此的生活。”

Linda 2003 年从大陆到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念书，后来因为喜欢上南丫岛的简朴与原始，Linda 带著家人一起搬进小岛。Linda 说，原先她有点担心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下，86 岁的妈妈在岛上生活会不会有麻烦。

但岛上的人，不论在地和外国人，大家对老人家都很友善，会帮忙拎东西，给她很大的耐心。“我觉得这个岛给了她非常大的包容，这个地方，人心是向善的，”Linda 说。“我一路没有刻意地去认识谁，对这个岛好像也没有什么贡献，但是我很感谢这个地方。”

回到岛上好像充电

现代人跻在城市狭小的空间里，好像住在一个监狱，人的生命就是买楼、供楼，困在里面。“在大自然中生活，是从天与地拿能量。”

各种生活方式都能在南丫岛的山与海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大自然拉开了空间，令拥有不同文化、立场的岛民彼此之间维持相安无事的距离，组成一个自然生长的社群。因为如此，近年越来越多相信生命有城市主流以外的价值的年轻人，从市区搬进南丫岛，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生活。

独立音乐人黑鬼 2012 年到了澳大利亚 working holiday，在墨尔本街头卖艺，他说那趟旅程带给他很大的冲击。离开香港以前，黑鬼卖结他，做吉他技师，也做过通利琴行员工，救生员，每天上班下班。“那时候觉得人生没什么希望了，不停地重复，返工、放工，储到一些钱，你买了一些东西，不断循环。我的努力让公司营业额上升，但是我没有升 level，好像打机一样，你花好多时间打机，但是升 level 的是里面的主角。”

澳大利亚的旅程转变了他的人生。“在香港长大，生活的可能性好像少一点，读书好的话就继续读书，读书不好就早点出来工作，我去到澳大利亚之后大开眼界，原来生活有这么多可能性。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在街头分享音乐，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你不用出名做明星，做音乐过生活，是最幸福的事。”

回到香港，他尝试让自己过与在澳大利亚一样的生活，每天起床便出门在街上 busking 分享音乐，得到足够生活的收入就回家。刚刚搬进南丫岛时，黑鬼帮忙打理一间在石洞旁的屋子 Gaia Valley。黎巴嫩籍的屋主在九十年代来到南丫岛定居，在岛上四处种树，Gaia Valley 屋子旁的一棵大榕树，树下刻著屋主种植的年份 1995。当时，黑鬼希望在这里打造一个融合自然的艺术空间，与到访的朋友来分享大自然的疗愈力量。他在这里上堂，举办工作坊、音乐会。“那一年我用了好多时间种植，在这里自给自足，种菜、养蜜蜂，日落时落沙滩坐禅修，做瑜伽⋯⋯”

黑鬼与太太一直渴望亲近大自然。“有位日本街头音乐人跟我说过，现代人跻在城市狭小的空间里，好像住在一个监狱，人的生命就是买楼、供楼，困在里面。住在大厦，人与人之间其实在互相吸取彼此的能量，因而产生情绪。在大自然中生活，是从天与地拿能量。”

山竹台风后，GAIA Valley 受到许多破坏，他没有续租了。现在，他在南丫岛借朋友家的天台教学生 handpan，让他们也能感受离岛的生活。

“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简单的生活，简单的关系，但是简单是难得到的，要靠努力才能达到的，”黑鬼说。“住在贴近大自然的地方，生活简单好多。接触了少一些人，宁静一点，可能你出门你要小心不要踩到狗屎，但是望著海，你已经，唉⋯⋯城市里面其实好多东西对我们的心是不健康的。回到岛上好像充电一样，一落船就，哇，呢度唔系香港（这里不是香港）。”

走到树林里，你马上变得谦卑

森林有这个神奇的能力。“在城市里大家都要斗大，但一踏进森林，会觉得自己好渺小。”

政治空间极速缩小的时候，也有岛民在大自然与街坊的身上找到连结的力量。

岛龄八年的 Wyee 是个巴松管手，有一个乐团“七呎六寸半”。她一直希望生活里有足够休息与抒展身体的空间，在南丫岛，她发现，很多岛民都是喜爱动物与热爱大自然的人，而且很愿意付出去保护这一切。有居民组成动物义工队带流浪猫狗看医生，组织塑胶回收群体“不是垃圾站”，Wyee 有空时便会协助这些工作。周末，有时候她会与朋友划直立板出海，在南丫岛的海滩上捡垃圾。在她的小花园里，她种了柠檬、蕃薯叶、油麦菜等蔬果，每天，都有一只流浪猫玳玳慢悠悠地晃来串门，讨罐头吃。

Wyee 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在自己爱的南丫岛山林里举办一场音乐会。

Wyee 说，巴松管来自森林。它的身体以枫木制成，吹奏用的簧片取自芦苇，发出声音的本管、底管、侧管等在木头身体里弯弯绕绕，有七呎六寸半长，可以发出浑厚的低音，但也可以很俏皮滑稽。

在长笛、单簧管、双簧管等木管乐器家族里，巴松管以长度自居。但是当它走回森林里面，所有的树都比它更长、比它更高。“好像在一个社会里，你是最骄傲的那个，但是当走到树林里，你马上变得谦卑。”

森林有这个神奇的能力。“在城市里大家都要斗大，但一踏进森林，会觉得自己好渺小。”

Wyee 相信，森林和山有自己的语言。树木之间不但能相互对话，也能和人沟通，如果人愿意聆听。但是城市里太多噪音，人与大自然之间的连结也消失了。她好想有一天能把生活在演奏厅里的巴松管，带回山林里举办音乐会，让听者在大自然中打开耳朵。

疫情前，她与一群朋友开始筹备这个音乐会，取名“山山林林”。她们摸黑爬上南丫岛北面的山探路，路上没有路灯，但有萤火虫相伴。

每次她烦恼的时候走进大自然，赤脚走在草地上，坐在树木下呼吸，聆听林中的各种声音，感受与野生动物共生共存，她说，这时候，人会突然变得谦卑。“在大自然中，谦卑能带来心里的平静。”Wyee 说，这是南丫岛带给她最无可取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