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华人的流散变奏曲：走出唐人街，但走出族群飞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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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温哥华的旅游景点，大部分本地华人会推荐罗伯逊街（Robson Street）、斯坦利公园（Stanley Park）、固兰湖岛（Granville Island）；或者温哥华的卫星城列治文（Richmond）和本那比（Burnaby）的餐饮和娱乐区域。乍一看并无太多独特之处。但若想多一秒，会发现在纽约、旧金山、乃至西雅图等北美城市经常出现的“唐人街”（Chinatown），不会被当地华人放在温哥华的景点名单上。

其实发端于十九世纪末的温哥华唐人街（又称华坞）并未消亡，因为它紧邻温哥华市中心，交通也算便利。但之所以不受游客甚至本地人的欢迎，则是因为这里属于被毒品、犯罪、贫困和暴力所深深影响的温哥华市中心东区（Downtown Eastside）的一部分，治安问题让许多人避而远之。在二十世纪末，伴随着华人群体逐渐迁出，温哥华的唐人街走向了沉寂和凋敝。

这条老唐人街“遇冷”的同时，华人群体本身却在大温哥华（Metro Vancouver）的其他区域逐渐发展壮大，根据2016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华人占大温哥华地区总人口比例已经接近20%。温哥华西区（Vancouver West Side）、温哥华东区（Vancouver Eastside）、列治文（Richmond）、本那比（Burnaby）、高贵林（Coquitlam）、南素里（South Surrey）都成为新兴的“华人区”。其中列治文的三号路（No.3 Road）和本那比的铁道镇（Metrotown）区域，则因为拥有众多的正宗中餐馆和娱乐场所，成为了年轻华人和留学生的新宠——如果抛开“温哥华唐人街”作为特定地点的历史意涵，可能这两个地方更符合“唐人街”作为华人聚集区的原初定义。

一条唐人街上发生的巨大转变，折射出大温哥华地区华人跨越百年的、曲折多元的历史变迁。

一战前的华人移民：劳工与经济威胁

在温哥华正式建市（1886年）之前，就已经有华人在这里生活。在1884年，生活在温哥华的114个华人中，大都是锯木厂工人、洗衣工、厨师和商店职员。这一统计折射出早期华人的单一的职业结构和处于底层的生存处境。1880-1885年，伴随着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修建，更多来自广东四邑的铁路华工抵达温哥华，并在这里开始构建起温哥华唐人街。在这片原住民生活了上千年的土地上，华人成为了白人殖民者之外，另一个到访的族群。

虽然比起动荡、贫穷的故国，温哥华的生活稍稍安逸，但北美种族歧视的大环境却压抑和威胁着华人社区的发展。

首先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在太平洋铁路工程修建完成后，加拿大联邦政府于1885年开始征收只针对华人移民的50加币的人头税；1902年，人头税进一步翻倍到了100加币；1903年，人头税则进一步被扩充到了500加币，约等于华人大约两年的工资。1923年，依然属于间接限制的人头税最终演变成为了臭名昭著的《加拿大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彻底断绝了中国移民进入加拿大生活的可能，华人社区的扩散也因此陷入停滞。直到法案废除的1947年，温哥华的华裔人口已经由1923年的45000人锐减至1947年的20000人。

在联邦层面以下，温哥华地方政府也对华人施加以各种各样的限制。1893年，温哥华市政厅以卫生为借口，强行规定洗衣房只能严格设立在唐人街区域，但事实上那时候一半的华人洗衣房都设置在唐人街之外。此外，温哥华市政府对华人商业中的卫生、员工待遇、地产用途等方方面面都加以专项监管，不堪其扰的华人商人只得与政府不断斡旋。

一系列针对华人群体的骚乱，则以直接的排斥、羞辱和威胁的形式让华人群体更加边缘化。

早在1886年的一月份，温哥华便发生了针对中国劳工的骚乱。在十九世纪末，华人劳工以低工资、长工时而受到雇主欢迎，但也被认为侵占了白人的工作机会，于是在失业和饥饿的驱使下，一群白人暴徒在冬夜攻击和侵占了华人的营地，导致华人劳工受伤，这次骚乱因而被称为“冬季骚乱”。虽然这次骚乱的规模不算大，但体现出反华的社会情绪已经在逐渐兴起。

1907年，北美针对华人的反感和仇恨持续加剧。在温哥华，由白人工会和小产业者组成的游行、演讲和示威中反亚裔的气氛不断升温，甚至有人打出了“为了一个白人的加拿大”的口号。之后这场游行示威活动演变成了加拿大移民史上的重要事件，排亚暴乱。华裔的商店橱窗被砸碎，蒙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暴乱也牵连到附近的日裔社区，日裔受到直接攻击。

于是，在政府限制性的法律框架和充满敌意的社会氛围的双重夹击之下，早期华人在温哥华艰难而顽强的生活着，位处市中心东边的华坞则见证了这段历史。

二战后，华人的扩散：共融与经济动力

二战成为了关键的转折点。在二战中华人士兵用浴血奋战寻求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的机会；中国作为战胜国的身份也提升了华裔整体的社会地位。最终，加拿大签署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也迫使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47年废除歧视性的《排华法案》。华人移民加拿大的新篇章得以重启。

从1947-1970年，加拿大的华人移民主要来自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这是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大陆还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之中，普通民众缺少移民的途径。1980年代，伴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台湾移民又开始涌向加拿大，构建了早期的台湾裔移民社区。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1997年的主权移交，则更是催生起了香港人的焦虑与惶恐情绪，促成了旷日持久的香港移民潮。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经济发展并接入全球化，中国大陆移民才逐渐取代香港移民，开始成为大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的华人移民中的主流。

来自不同地域，在不同时期抵达的华人移民不再将居住场所限制在温哥华唐人街，开始逐渐向温哥华市的其他区域和郊区扩散，列治文、本那比等城市的发展也直接受惠于此。虽然在人口比例上有所差异，但时至今日组成大温哥华都市区的每一个区域都有数量可观的华人存在。

华人群体使用的语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2011年，粤语依然在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华人用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在2016年，就母语人口而言，普通话开始与粤语不相上下。而针对在家讲的语言的统计中，普通话人口已经超过了粤语。主导语言的变化，折射出了大陆移民逐渐开始占据优势地位。

在语言之外，政治观点和次族群认同的矛盾也在大温哥华华人群体中显现。时常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认为自己被香港人、台湾人歧视，也有台湾的留学生在高中因为称自己来自台湾（而非中国）而被中国留学生霸凌。在2019-2020年的香港人在温哥华针对《逃犯条例》的一系列抗议中，也时常可见香港移民和大陆移民因为政治理念不合而发生的冲突。在大温哥华地区，华人群体内部的差异并没有因为大家离开家乡而消解，反而因为在生活空间上相互重叠和碰撞而变得更加突出。

不过，在2021年，伴随着疫情中针对华裔种族歧视的爆发式增长，大温哥华地区的华人和其他亚裔族群又开始团结起来，共同发起了反对歧视的“Stop Asian Hate”（停止亚裔仇恨）运动。

年轻华人带动的文化图景的迁移

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大温哥华地区的华人在地域、代际和认同上的多样性，最终都转换到了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塑造了大温哥华地区多层次的华人图景。

二战前的早期的华人移民奠定了温哥华唐人街的基本格局。虽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华人迁出，唐人街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开始处于劣势，但作为华人文化的象征，温哥华唐人街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温哥华市政府向华人就过去的歧视的正式道歉中，所采用的语言是台山话，这正是温哥华唐人街早期居民所使用的语言。这一语言的选择是对最初一辈华人的努力和贡献的重要认可。

而日后香港移民不仅让粤语成为大温哥华地区的重要语言，更推动了为数众多的粤菜馆和早茶店、烧腊店、茶餐厅的出现。在温哥华一直流传着一个都市传说，那就是温哥华的粤菜水准，要比香港的餐馆还要好，因为人们认为许多优秀的粤菜师傅都从香港移民到了大温哥华地区生活。

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潮进一步扩充了大温哥华华人区的风貌：温哥华的餐饮行业中的北方菜、西北菜、川菜等多种菜系开始浮现。在服务业中，国语在粤语之外也开始逐渐成为必不可少的选项之一。

于是在如今的大温哥华区域，虽然在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华人群体内部依然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文化和生活上，不同族群的华人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状态。在一个商场的“美食广场”（food court）里，经常能够看到老派的烧腊店和北方面馆同时出现，而老板们大都是粤语、普通话和英语都能讲。在银行、贷款、移民等行业，地域来源的概念也在逐渐淡化。

近十年来主要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大潮以及加拿大移民针对留学生的移民渠道，让年轻移民成为了塑造大温哥华华人文化图景的主力军。比起他们艰苦奋斗的前辈，经济实力更强的留学生和新移民群体更加向往消费和娱乐。互联网和跨国物流的发展则让他们更能够将中国的当代文化“无损”移植到他们生活的大温地区。

大温哥华的都市图景，也因此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居住层面，在温哥华西区的海滨大道（Marine Drive）、本那比的铁道镇、和列治文的三号路沿线，都出现了许多高层公寓，这些公寓紧邻轨道交通，适合不开车的年轻人，这些楼盘也往往带有商业设施，让居民可以在家附近享受到餐饮、娱乐、银行等多种服务。渴望生活便利性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新移民，成为这些居民区的主要住户。

年轻移民的大量涌入，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些社区的年轻化。例如在列治文的三号路两侧，针对年轻华人的炸鸡店、网吧、买手店、电子烟店、剧本杀馆频频冒起，移民中介、补习机构和职业规划机构也门庭若市。在华人区更加隐秘的角落，还存在“私斗”（地下酒吧）、“地下牌桌”、“私厨”（无牌餐饮服务商）等地下经济网络，以一种更加分散、灵活、低成本的方式服务年轻移民。

于是，对如今的留学生和年轻新移民而言，除了在上学的时候需要去接受英语教育之外，在其余时间，在衣食住行乃至教育、工作和移民的方方面面，他们都可以过上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比起他们被迫居住和生活在唐人街中的前辈，年轻一代的新华人选择生活在华人网络中，更多是一种个人选择。

而在大温哥华由这些年轻新移民所塑造的独有风貌也在持续蔓延：在列治文和铁道镇，更多的高层公寓火热开盘；年轻华人也纷纷涌向适合拍照打卡的网红餐馆和奶茶店；在夜晚，满身潮牌的年轻人聚集在网吧门口一起抽烟，跑车的轰鸣不绝于耳——风花雪月、灯红酒绿，在无形之中已经成为了年轻华人生活的主旋律。而在温哥华东区像域多利街（Victoria Drive）这样更悠久的华人聚集地，则可以看到老一辈的华人依然在酒楼里享用早茶，在街坊的杂货店里购物，说着台山话或是广东话，践行和传承着老派的文化。

温哥华华人走出族群飞地了吗？

即使在最困顿的时期，早期的温哥华华人也没有放弃积极参与加拿大社会的努力。郑天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面对华人被加拿大社会排斥的窘境，郑天华选择加入加拿大军队并远赴二战战场。战场归来并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毕业，后来他选择从政发声，并于1957年获得温哥华中选区的议席，成为华人当选国会议员的第一人，也让温哥华这座城市见证了华人参政的先声。

一直到今天都能看到华人参政的身影，在2019年加拿大大选中，有8位华人议员成功当选。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华人的参政议政也一直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在温哥华所在的卑诗省，华人聚集区的投票率总是比其他地方要低；同时，在参政方面，华人二代比华人一代积极；香港裔、台湾裔也比中国大陆移民的热情更高。不过，与印度裔的族群相比，华人整体上还是更加政治冷感，参与度偏低。

比起被迫要融入的加拿大社会的先辈，其实当代的加拿大华人拥有更为宽松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但这并不必然导向华人群体政治社会参与的提高。华人群体也可能被困在属于自己族群的文化温柔乡里——虽然唐人街在地理的意义上开始消散，但在文化和认同上的边界却更难走出，认同的交织和困局，在大温哥华地区的年轻华人身上格外明显。

一方面，大温哥华地区的年轻华人拥有独特的“加拿大”和“温哥华”认同。在近期的 “吴亦凡”的相关事件中，大温哥华的华人群体纷纷拿他的加拿大身份和温哥华经历调侃。在社交网络经常可以看到“温哥华炮王”、“加拿大的钱，加拿大花，加拿大的男人不回家”，以及“不好意思，我们加拿大出去的牙签不接受退货”之类的内容。“加拿大”、“温哥华”不仅代表着这些华人的居住地，更成为划分群体边界、确认群体身份的一种文化符号。

同时，年轻的华人群体也保留着自己的“中国认同”。他们依然使用微信和抖音等中国的社交网络、说中文，也自然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每逢国庆节，也经常能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他们赞扬中国的内容。在2019-2020年香港人在大温哥华地区的抗议中，有许多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自发组织和参与了反对香港抗议者的活动。在他们眼里，香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攻击和对自主权力的寻求是一种对祖国的“背叛”，是“汉奸”行为。年轻华人的“中国认同”趋于强势的语境，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华人的政治表达，消弭了跨族群政治对话的可能性。

比起他们因为生存背井离乡，或者逃离强权而远赴海外的华人移民前辈，新一代的华人移民的“加拿大”和“温哥华”认同更多来自于他们的消费和日常生活，而缺少历史积淀和思想支撑。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对加拿大社会的严肃讨论和深入思考，而长期生活在单一的华人网络之中， 也限制了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加拿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可能性。他们认为自己是“加拿大人”或“温哥华人”仅仅只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里，而华人前辈为了获得社会认同的那一段波澜壮阔、充满坎坷的历史则被他们忽视。

同时，这些华人新移民的中国认同也往往流於单薄和肤浅。他们身上的“中华民族主义”更多来自一种朴素的自豪感，而非对中国社会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因而他们往往只以敌意，而非理解的态度去面对香港族群的抗议行为，以及其他异议性的政治观点。

于是一个奇异的景象开始出现，虽然有机会出国留学移民并能够接受另一个视角的教育，大部分华人新移民显然没能以一个更加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他们赞叹中国一线城市的先进发达，但看不到那些因为户口被排斥的“低端人口”以及艰难生存的劳工群体；他们歌颂中国优秀的抗疫政策，但也时常自相矛盾地为中国边境管控的严苛、隔离酒店糟糕的环境感到愤怒；他们反对美国的霸权、日本的不思悔改、韩国的文化剽窃，但依旧在洛杉矶的环球影城、日本的东京的商场以及韩国的美粧店里玩的不亦乐乎；最重要的，他们热爱祖国，但并不打算真正去那里生活。

年轻华人群体在大温哥华地区的生存状态，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当无法留学和移民的中国年轻人在“内卷”的环境中艰难求生的时候，另一群既得利益者却能够在海外过上充满中国元素的轻松惬意的生活，构筑属于自身的独特网络，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形塑了大温哥华这个海外都市区的文化和经济面貌。

当然，加拿大政府的态度也十分耐人寻味。在疫情加剧，世界各国的移民和边境政策纷纷缩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却宣布给加拿大的国际留学毕业生直接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权的机会，并认为宽松的移民政策有利于加拿大的经济重启。在这样的政策利好的推动下，大温哥华地区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选择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权，留在加拿大生活，进一步扩充年轻华人的群体。或许宽松的移民政策会给年轻的华人移民积极参与社会，形成更坚实的认同的契机。但从百年前被视为经济上的威胁，到如今又被看作是经济重启的动力，华人群体经历的态度变化，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一百年多年踏入温哥华这片土地上的华人先辈一定不会想到，之后一代代的华人的到来，会将温哥华变成北美最具有亚洲和中国风情的城市。但如果他们看到如今温哥华唐人街落寞的样子，或许也会五味杂陈。唐人街的落寞和大温哥华其他地方的兴起，展现出的是大温哥华地区华人发展史中的更迭和断层。“华人”的概念似乎过於单薄，无法揭示出来自台山、香港、台湾、中国大陆的移民各自所拥有的多样性和独特体验。

在生活和文化层面，我们也看到了不同华人群体和谐共存的可能。正是前赴后继的华人群体所带来和创造的多样的文化元素，让当代华人在这里无需再忍受思乡之苦，过上得以品尝正宗早茶、火锅和奶茶，以及能够在许多场景下讲母语的生活。但只有走出唐人街这样的族群飞地，华人族群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去塑造充满自身色彩的文化风貌，并将其融合在城市的发展之中。

从2020年起温哥华种族歧视的加剧，给华人群体造成了新的挑战。这意味着曾经在某些议题上尖锐对立的华人次族群要学会团结起来，弥合差异，也意味着华人群体在日常生活之外，需要从更加深入的角度去思考和重塑属于自身的认同。能够抵达并生活在大温哥华地区仅仅只是最初一步，如何能够向先辈一样直面挑战，积极参与到加拿大的社会之中，将是华人群体真正需要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