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華人的流散變奏曲：走出唐人街，但走出族群飛地了嗎？

「異鄉人」每月一期，由身在香港、台灣和海外的端傳媒編輯們輪班主持，為讀者帶來移民、逃離、互動、對峙和作為「他者」在彼岸尋找自我的點滴，歡迎點擊訂閲。我是本週的值班編輯符雨欣，想把異鄉人的個人概念擴展到群體和歷史層面去述說。

提起温哥華的旅遊景點，大部分本地華人會推薦羅伯遜街（Robson Street）、斯坦利公園（Stanley Park）、固蘭湖島（Granville Island）；或者温哥華的衞星城列治文（Richmond）和本那比（Burnaby）的餐飲和娛樂區域。乍一看並無太多獨特之處。但若想多一秒，會發現在紐約、舊金山、乃至西雅圖等北美城市經常出現的「唐人街」（Chinatown），不會被當地華人放在温哥華的景點名單上。

其實發端於十九世紀末的温哥華唐人街（又稱華塢）並未消亡，因為它緊鄰温哥華市中心，交通也算便利。但之所以不受遊客甚至本地人的歡迎，則是因為這裏屬於被毒品、犯罪、貧困和暴力所深深影響的温哥華市中心東區（Downtown Eastside）的一部分，治安問題讓許多人避而遠之。在二十世紀末，伴隨着華人群體逐漸遷出，温哥華的唐人街走向了沉寂和凋敝。

這條老唐人街「遇冷」的同時，華人群體本身卻在大温哥華（Metro Vancouver）的其他區域逐漸發展壯大，根據2016年的加拿大人口普查數據，華人佔大温哥華地區總人口比例已經接近20%。温哥華西區（Vancouver West Side）、温哥華東區（Vancouver Eastside）、列治文（Richmond）、本那比（Burnaby）、高貴林（Coquitlam）、南素裏（South Surrey）都成為新興的「華人區」。其中列治文的三號路（No.3 Road）和本那比的鐵道鎮（Metrotown）區域，則因為擁有眾多的正宗中餐館和娛樂場所，成為了年輕華人和留學生的新寵——如果拋開「温哥華唐人街」作為特定地點的歷史意涵，可能這兩個地方更符合「唐人街」作為華人聚集區的原初定義。

一條唐人街上發生的巨大轉變，折射出大温哥華地區華人跨越百年的、曲折多元的歷史變遷。

一戰前的華人移民：勞工與經濟威脅

在温哥華正式建市（1886年）之前，就已經有華人在這裏生活。在1884年，生活在温哥華的114個華人中，大都是鋸木廠工人、洗衣工、廚師和商店職員。這一統計折射出早期華人的單一的職業結構和處於底層的生存處境。1880-1885年，伴隨着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修建，更多來自廣東四邑的鐵路華工抵達温哥華，並在這裏開始構建起温哥華唐人街。在這片原住民生活了上千年的土地上，華人成為了白人殖民者之外，另一個到訪的族群。

雖然比起動盪、貧窮的故國，温哥華的生活稍稍安逸，但北美種族歧視的大環境卻壓抑和威脅着華人社區的發展。

首先在法律和政治層面，在太平洋鐵路工程修建完成後，加拿大聯邦政府於1885年開始徵收只針對華人移民的50加幣的人頭税；1902年，人頭税進一步翻倍到了100加幣；1903年，人頭税則進一步被擴充到了500加幣，約等於華人大約兩年的工資。1923年，依然屬於間接限制的人頭税最終演變成為了臭名昭著的《加拿大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徹底斷絕了中國移民進入加拿大生活的可能，華人社區的擴散也因此陷入停滯。直到法案廢除的1947年，温哥華的華裔人口已經由1923年的45000人鋭減至1947年的20000人。

在聯邦層面以下，温哥華地方政府也對華人施加以各種各樣的限制。1893年，温哥華市政廳以衞生為藉口，強行規定洗衣房只能嚴格設立在唐人街區域，但事實上那時候一半的華人洗衣房都設置在唐人街之外。此外，温哥華市政府對華人商業中的衞生、員工待遇、地產用途等方方面面都加以專項監管，不堪其擾的華人商人只得與政府不斷斡旋。

一系列針對華人群體的騷亂，則以直接的排斥、羞辱和威脅的形式讓華人群體更加邊緣化。

早在1886年的一月份，温哥華便發生了針對中國勞工的騷亂。在十九世紀末，華人勞工以低工資、長工時而受到僱主歡迎，但也被認為侵佔了白人的工作機會，於是在失業和飢餓的驅使下，一群白人暴徒在冬夜攻擊和侵佔了華人的營地，導致華人勞工受傷，這次騷亂因而被稱為「冬季騷亂」。雖然這次騷亂的規模不算大，但體現出反華的社會情緒已經在逐漸興起。

1907年，北美針對華人的反感和仇恨持續加劇。在温哥華，由白人工會和小產業者組成的遊行、演講和示威中反亞裔的氣氛不斷升温，甚至有人打出了「為了一個白人的加拿大」的口號。之後這場遊行示威活動演變成了加拿大移民史上的重要事件，排亞暴亂。華裔的商店櫥窗被砸碎，蒙受了巨大的財產損失，暴亂也牽連到附近的日裔社區，日裔受到直接攻擊。

於是，在政府限制性的法律框架和充滿敵意的社會氛圍的雙重夾擊之下，早期華人在温哥華艱難而頑強的生活着，位處市中心東邊的華塢則見證了這段歷史。

二戰後，華人的擴散：共融與經濟動力

二戰成為了關鍵的轉折點。在二戰中華人士兵用浴血奮戰尋求被主流社會所接納的機會；中國作為戰勝國的身份也提升了華裔整體的社會地位。最終，加拿大簽署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也迫使加拿大聯邦政府在1947年廢除歧視性的《排華法案》。華人移民加拿大的新篇章得以重啟。

從1947-1970年，加拿大的華人移民主要來自於香港、台灣和東南亞。這是因為那時候的中國大陸還處於相對隔絕的狀態之中，普通民眾缺少移民的途徑。1980年代，伴隨着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移民又開始湧向加拿大，構建了早期的台灣裔移民社區。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1997年的主權移交，則更是催生起了香港人的焦慮與惶恐情緒，促成了曠日持久的香港移民潮。直到二十世紀初中國經濟發展並接入全球化，中國大陸移民才逐漸取代香港移民，開始成為大温哥華，乃至整個加拿大的華人移民中的主流。

來自不同地域，在不同時期抵達的華人移民不再將居住場所限制在温哥華唐人街，開始逐漸向温哥華市的其他區域和郊區擴散，列治文、本那比等城市的發展也直接受惠於此。雖然在人口比例上有所差異，但時至今日組成大温哥華都市區的每一個區域都有數量可觀的華人存在。

華人群體使用的語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根據加拿大人口普查數據，2011年，粵語依然在在大温哥華地區的華人用語中佔據主導地位。在2016年，就母語人口而言，普通話開始與粵語不相上下。而針對在家講的語言的統計中，普通話人口已經超過了粵語。主導語言的變化，折射出了大陸移民逐漸開始佔據優勢地位。

在語言之外，政治觀點和次族群認同的矛盾也在大温哥華華人群體中顯現。時常有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認為自己被香港人、台灣人歧視，也有台灣的留學生在高中因為稱自己來自台灣（而非中國）而被中國留學生霸凌。在2019-2020年的香港人在温哥華針對《逃犯條例》的一系列抗議中，也時常可見香港移民和大陸移民因為政治理念不合而發生的衝突。在大温哥華地區，華人群體內部的差異並沒有因為大家離開家鄉而消解，反而因為在生活空間上相互重疊和碰撞而變得更加突出。

不過，在2021年，伴隨着疫情中針對華裔種族歧視的爆發式增長，大温哥華地區的華人和其他亞裔族群又開始團結起來，共同發起了反對歧視的「Stop Asian Hate」（停止亞裔仇恨）運動。

年輕華人帶動的文化圖景的遷移

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大温哥華地區的華人在地域、代際和認同上的多樣性，最終都轉換到了日常生活之中，進而塑造了大温哥華地區多層次的華人圖景。

二戰前的早期的華人移民奠定了温哥華唐人街的基本格局。雖然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伴隨着華人遷出，唐人街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開始處於劣勢，但作為華人文化的象徵，温哥華唐人街依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值得一提的是，温哥華市政府向華人就過去的歧視的正式道歉中，所採用的語言是台山話，這正是温哥華唐人街早期居民所使用的語言。這一語言的選擇是對最初一輩華人的努力和貢獻的重要認可。

而日後香港移民不僅讓粵語成為大温哥華地區的重要語言，更推動了為數眾多的粵菜館和早茶店、燒臘店、茶餐廳的出現。在温哥華一直流傳着一個都市傳說，那就是温哥華的粵菜水準，要比香港的餐館還要好，因為人們認為許多優秀的粵菜師傅都從香港移民到了大温哥華地區生活。

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潮進一步擴充了大温哥華華人區的風貌：温哥華的餐飲行業中的北方菜、西北菜、川菜等多種菜系開始浮現。在服務業中，國語在粵語之外也開始逐漸成為必不可少的選項之一。

於是在如今的大温哥華區域，雖然在政治和歷史的角度，華人群體內部依然存在巨大差異，但在文化和生活上，不同族群的華人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狀態。在一個商場的「美食廣場」（food court）裏，經常能夠看到老派的燒臘店和北方面館同時出現，而老闆們大都是粵語、普通話和英語都能講。在銀行、貸款、移民等行業，地域來源的概念也在逐漸淡化。

近十年來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大潮以及加拿大移民針對留學生的移民渠道，讓年輕移民成為了塑造大温哥華華人文化圖景的主力軍。比起他們艱苦奮鬥的前輩，經濟實力更強的留學生和新移民群體更加嚮往消費和娛樂。互聯網和跨國物流的發展則讓他們更能夠將中國的當代文化「無損」移植到他們生活的大温地區。

大温哥華的都市圖景，也因此發生了劇烈變化。在居住層面，在温哥華西區的海濱大道（Marine Drive）、本那比的鐵道鎮、和列治文的三號路沿線，都出現了許多高層公寓，這些公寓緊鄰軌道交通，適合不開車的年輕人，這些樓盤也往往帶有商業設施，讓居民可以在家附近享受到餐飲、娛樂、銀行等多種服務。渴望生活便利性的中國留學生和華人新移民，成為這些居民區的主要住戶。

年輕移民的大量湧入，又進一步推動了這些社區的年輕化。例如在列治文的三號路兩側，針對年輕華人的炸雞店、網吧、買手店、電子煙店、劇本殺館頻頻冒起，移民中介、補習機構和職業規劃機構也門庭若市。在華人區更加隱秘的角落，還存在「私鬥」（地下酒吧）、「地下牌桌」、「私廚」（無牌餐飲服務商）等地下經濟網絡，以一種更加分散、靈活、低成本的方式服務年輕移民。

於是，對如今的留學生和年輕新移民而言，除了在上學的時候需要去接受英語教育之外，在其餘時間，在衣食住行乃至教育、工作和移民的方方面面，他們都可以過上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比起他們被迫居住和生活在唐人街中的前輩，年輕一代的新華人選擇生活在華人網絡中，更多是一種個人選擇。

而在大温哥華由這些年輕新移民所塑造的獨有風貌也在持續蔓延：在列治文和鐵道鎮，更多的高層公寓火熱開盤；年輕華人也紛紛湧向適合拍照打卡的網紅餐館和奶茶店；在夜晚，滿身潮牌的年輕人聚集在網吧門口一起抽煙，跑車的轟鳴不絕於耳——風花雪月、燈紅酒綠，在無形之中已經成為了年輕華人生活的主旋律。而在温哥華東區像域多利街（Victoria Drive）這樣更悠久的華人聚集地，則可以看到老一輩的華人依然在酒樓裏享用早茶，在街坊的雜貨店裏購物，說着台山話或是廣東話，踐行和傳承着老派的文化。

温哥華華人走出族群飛地了嗎？

即使在最困頓的時期，早期的温哥華華人也沒有放棄積極參與加拿大社會的努力。鄭天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面對華人被加拿大社會排斥的窘境，鄭天華選擇加入加拿大軍隊並遠赴二戰戰場。戰場歸來並從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畢業，後來他選擇從政發聲，並於1957年獲得温哥華中選區的議席，成為華人當選國會議員的第一人，也讓温哥華這座城市見證了華人參政的先聲。

一直到今天都能看到華人參政的身影，在2019年加拿大大選中，有8位華人議員成功當選。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華人的參政議政也一直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在温哥華所在的卑詩省，華人聚集區的投票率總是比其他地方要低；同時，在參政方面，華人二代比華人一代積極；香港裔、台灣裔也比中國大陸移民的熱情更高。不過，與印度裔的族群相比，華人整體上還是更加政治冷感，參與度偏低。

比起被迫要融入的加拿大社會的先輩，其實當代的加拿大華人擁有更為寬鬆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但這並不必然導向華人群體政治社會參與的提高。華人群體也可能被困在屬於自己族群的文化温柔鄉里——雖然唐人街在地理的意義上開始消散，但在文化和認同上的邊界卻更難走出，認同的交織和困局，在大温哥華地區的年輕華人身上格外明顯。

一方面，大温哥華地區的年輕華人擁有獨特的「加拿大」和「温哥華」認同。在近期的 「吳亦凡」的相關事件中，大温哥華的華人群體紛紛拿他的加拿大身份和温哥華經歷調侃。在社交網絡經常可以看到「温哥華炮王」、「加拿大的錢，加拿大花，加拿大的男人不回家」，以及「不好意思，我們加拿大出去的牙籤不接受退貨」之類的內容。「加拿大」、「温哥華」不僅代表着這些華人的居住地，更成為劃分群體邊界、確認群體身份的一種文化符號。

同時，年輕的華人群體也保留着自己的「中國認同」。他們依然使用微信和抖音等中國的社交網絡、說中文，也自然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每逢國慶節，也經常能夠在社交網絡上看到他們讚揚中國的內容。在2019-2020年香港人在大温哥華地區的抗議中，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年輕人自發組織和參與了反對香港抗議者的活動。在他們眼裏，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攻擊和對自主權力的尋求是一種對祖國的「背叛」，是「漢奸」行為。年輕華人的「中國認同」趨於強勢的語境，在一定程度上壓制了來自香港和台灣的華人的政治表達，消弭了跨族群政治對話的可能性。

比起他們因為生存背井離鄉，或者逃離強權而遠赴海外的華人移民前輩，新一代的華人移民的「加拿大」和「温哥華」認同更多來自於他們的消費和日常生活，而缺少歷史積澱和思想支撐。在他們身上很難看到對加拿大社會的嚴肅討論和深入思考，而長期生活在單一的華人網絡之中， 也限制了他們更積極地參與加拿大的政治和社會事務的可能性。他們認為自己是「加拿大人」或「温哥華人」僅僅只是因為他們生活在這裏，而華人前輩為了獲得社會認同的那一段波瀾壯闊、充滿坎坷的歷史則被他們忽視。

同時，這些華人新移民的中國認同也往往流於單薄和膚淺。他們身上的「中華民族主義」更多來自一種樸素的自豪感，而非對中國社會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因而他們往往只以敵意，而非理解的態度去面對香港族群的抗議行為，以及其他異議性的政治觀點。

於是一個奇異的景象開始出現，雖然有機會出國留學移民並能夠接受另一個視角的教育，大部分華人新移民顯然沒能以一個更加客觀的眼光去看待中國。他們讚歎中國一線城市的先進發達，但看不到那些因為戶口被排斥的「低端人口」以及艱難生存的勞工群體；他們歌頌中國優秀的抗疫政策，但也時常自相矛盾地為中國邊境管控的嚴苛、隔離酒店糟糕的環境感到憤怒；他們反對美國的霸權、日本的不思悔改、韓國的文化剽竊，但依舊在洛杉磯的環球影城、日本的東京的商場以及韓國的美粧店裏玩的不亦樂乎；最重要的，他們熱愛祖國，但並不打算真正去那裏生活。

年輕華人群體在大温哥華地區的生存狀態，背後折射出的是中國社會的巨大不平等。當無法留學和移民的中國年輕人在「內卷」的環境中艱難求生的時候，另一群既得利益者卻能夠在海外過上充滿中國元素的輕鬆愜意的生活，構築屬於自身的獨特網絡，並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形塑了大温哥華這個海外都市區的文化和經濟面貌。

當然，加拿大政府的態度也十分耐人尋味。在疫情加劇，世界各國的移民和邊境政策紛紛縮緊的時候，加拿大政府卻宣布給加拿大的國際留學畢業生直接獲得加拿大永久居民權的機會，並認為寬鬆的移民政策有利於加拿大的經濟重啟。在這樣的政策利好的推動下，大温哥華地區的許多中國留學生都選擇申請加拿大永久居民權，留在加拿大生活，進一步擴充年輕華人的群體。或許寬鬆的移民政策會給年輕的華人移民積極參與社會，形成更堅實的認同的契機。但從百年前被視為經濟上的威脅，到如今又被看作是經濟重啟的動力，華人群體經歷的態度變化，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諷刺。

一百年多年踏入温哥華這片土地上的華人先輩一定不會想到，之後一代代的華人的到來，會將温哥華變成北美最具有亞洲和中國風情的城市。但如果他們看到如今温哥華唐人街落寞的樣子，或許也會五味雜陳。唐人街的落寞和大温哥華其他地方的興起，展現出的是大温哥華地區華人發展史中的更迭和斷層。「華人」的概念似乎過於單薄，無法揭示出來自台山、香港、台灣、中國大陸的移民各自所擁有的多樣性和獨特體驗。

在生活和文化層面，我們也看到了不同華人群體和諧共存的可能。正是前赴後繼的華人群體所帶來和創造的多樣的文化元素，讓當代華人在這裏無需再忍受思鄉之苦，過上得以品嚐正宗早茶、火鍋和奶茶，以及能夠在許多場景下講母語的生活。但只有走出唐人街這樣的族群飛地，華人族群才能在更廣闊的空間中去塑造充滿自身色彩的文化風貌，並將其融合在城市的發展之中。

從2020年起温哥華種族歧視的加劇，給華人群體造成了新的挑戰。這意味着曾經在某些議題上尖鋭對立的華人次族群要學會團結起來，彌合差異，也意味着華人群體在日常生活之外，需要從更加深入的角度去思考和重塑屬於自身的認同。能夠抵達並生活在大温哥華地區僅僅只是最初一步，如何能夠向先輩一樣直面挑戰，積極參與到加拿大的社會之中，將是華人群體真正需要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