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塌区议会：我们或许错失了，苦候30多年的黄金年代

“就在我考虑辞职前的一星期，我还在和同事讨论，经过这一年多，我们下一年的方向会是怎样。”今年7月，宣布辞职的前荃湾区议员陈剑琴，坐在一箱箱自资购买的消毒酒精前，托著腮。“然后突然就没有了。”

2021年7月，香港建制媒体引述消息指，涉及4类“负面行为”的区议员，将会被取消议员资格，并会追讨上任至今约100万港元薪津。消息一出，近200多名区议员陆续辞职。惟截至目前，香港政府未有任何实际行动，仅停留于“吹风”阶段。

辞职潮不单代表著200多人离开了他们的岗位，大部分社区失去代理人，更甚的是，一个等待了30多年的机会，一朝消失殆尽。

2019年11月，民意海啸之下，非建制派大获全胜，取得全港86%的直选议席。最直观的收获，是非建制派有可能以区议员身份，获得香港特首选委的席位，从而影响未来特首人选。然而，在很多人眼中，非建制派在区议会的绝对主导权，或许是一个公民社会升华的黄金机会。

对于任职区议员30多年，前南山、大坑东及大坑西区议员谭国侨来说，这实践了三十多年前，参选第一届区议会选举的初衷的机遇。

“无办法，落空了。”今年7月，谭国侨宣布辞职。前年年末那份大胜的兴奋，早已消逝殆尽，而那千载难逢的机会，公民社会的连系，以至区议会的整个制度，或许已从此断绝消失。

政治花瓶区议会

未参政之前，陈剑琴对区议员的印象，来自一次母亲的抱怨。母亲对她说，以后不再去当区区议员的议员办事处了，因为她发现，“如果和她们friend，就对你好，不然就很冷淡。”

陈剑琴也觉得，不论于她个人生活，抑或社区参与，区议员都没有甚么存在感：“甚至是选举时，区议员的存在感都不大，最大（存在感）是她的助选团，会不断派发物资。”

缺乏存在感，源于在香港政制中，区议会近乎没有实权。始创于1982年的香港区议会，最初的定位，是英治政府对地区实行建设的咨询机关。当时的功能，主要是协调政府在地区层面的服务和工作，亦需鼓励市民参与地区事务，从而协助政府掌握民意，将施政贯彻至基层。

自英治时代开始，至九七回归之后，香港政府曾多次表示会定期检讨区议会的权力。然而，截至目前，区议会除有权处理地区上的小型工程及文娱活动的拨款以外，权力未见增加。因此，区议会一度被称为政治花瓶。

历年来，政党仅视区议会为培育人才以及设立政治桩脚的工具。通过直接的社区服务，例如处理街坊需求、社区事务，以及免费派发物资，亦即俗称的“蛇斋饼糭”等，以换取选票。

然而，区议员本身是最接近民意根源的位置。加上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不少因运动而参选的新科区议员都认为，区议员和区议会，其实可以做到更多。

2019年之前，港人常常被认为是政治冷感的族群，组织性亦不高。流行一时的“港猪”一词，正是形容对政治及社会不闻不问的香港人。于是，不少参选人不约而同在政纲提出“社区自主”、“参与式民主”等理念；辞职之时，亦不忘提醒居民要“社区自救”，陈剑琴亦是是其中之一。

“我不要做议员的权，我议员的权给你们市民，因为是你们投我的。”本身为社工，曾于民间组织向市民推广女性参政理念的陈剑琴，注定与传统区议员的作法相违背。2019年，民主派支持者在网上号召参选“填白区”，阻止建制派在没有竞争的选区自动当选，此前从未参政的陈剑琴决定参选。

她表示，参选之初已决定不想做单方向的服务提供者，而是作为社区的组织者和教育者，令市民及社区重夺自主权，从而建构一个公民社会的网络，在社区中推广民主的理念。

街坊能被赋予权力吗？

然而，上述所有，都是抽象而离地的理念。以说教形式灌输，难以取得成效。此时，社工训练的第一课：赋权，则派上用场。所谓赋权，即指社工于服务对象之时，不单只为其解决问题，而是借由学习与参与，令对方知晓，自己原来有权力、亦有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亦更愿意去参与解决。

“街坊要想办法解决，就是要参与其中。当他参与其中......他就会开始问，一定会问的，为何他（政府）不听我说呢？如何令他（政府）听我说？这就是政治的第一步。”民主党中委、东区区议员苏逸桓认为，当你找到方法推动街坊站出来解决问题，他们自然更愿意去了解政治：“他不一定会走去民主派，不过他一定愿意走向觉得社会要多元、要有不同的声音。”

是以，陈剑琴任内，处处找机会赋权予街坊。例如，帮助市民填写各种复杂表格，申请政府福利等，可说是区议员的指定动作。通常区议员或其助理会直接为市民填写，久而久之，市民亦期望每届区议员会做到这件事。不过，陈剑琴却宁愿花时间教导他们自己填写。

又例如，疫情期间，陈剑琴于派发物资，例如漂白水时，都会象征式要求2元的收费。期望这2元可令街坊明白，这些物资并非毫无成本，而是透过社区共享的方式而得来。她会连络该商户及相关的民间机构，联同有心的街坊义工一起派送物资，从而令街坊与这些机构互相认识。日后，若街坊有意组织任何活动，则不需再经由陈剑琴，可直接联络有关组织：“要让他们认识到，我在活动中不只是一个帮手搬箱的义工，而是参与在公民社会中。”

赋权令居民更容易解决自身需要，不用被动依赖外力协助。苏逸桓表示，本来想在社区推动更多陪伴老人看诊的服务，奈何资源有限。凑巧，数名有此需要的街坊通过苏的议办认识，“互相认识了之后，就索性不如‘我过去找他帮帮忙’......甚至不知道为何，可以演变到帮对方凑仔（照顾小孩）。”

同时，赋权亦令社区的新规划可以更贴近民众的真正需要。苏逸桓及陈剑琴均表示，不少改善地区的建议，出自居民之口。当区议员收集这些意见，再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最终转化为实际改善，亦可令居民以后更愿意发声：“以往大家是很有无力感的，在香港的发展结构中，大家会觉得no say to（没有发言权）区内的所有事物，但原来不是的，开路这样简单的东西是有say的。”

事实上，湾仔、西贡、深水埗等多区区议会，都有区议员建议引入由下而上的体制。例如，在构思社区不同的拨款以及工程建设前，举行定期的工作坊、大型线上线下的民调、居民论坛等，令居民可以直接参与拨款及规划过程。

陈剑琴以及新科区议员的做法看似颠覆了传统，事实上，三十多年前一班人已经走在这路上，只是路一直没能走通。

80年代社工们的地区民主实验

80年代的区议会选举投票日是这样的：一条大横额绑在半空，数条由街坊手写的口号标语，从徙置区的7层大厦天台，展开至地下。贴满单张的四周，某些候选人搭起大型棚架，对面则是一个个摊位，扩音机背后放著两张小圆折椅，上面放著一部小电视，播放候选人受访片段。前来投票的人龙，与其说走进投票站，更像是走入花墟闹市。

“就像开嘉年华会。”63岁的谭国侨，出身于香港浸会学院（现浸会大学）社工系，回答问题时，不时跳出几句英文。1985年，他于深水埗白田区当选区议员。此后，除了2011年，谭国侨在区选战无不胜，做了30多年议员，直至今年辞职。

80年代，香港普遍居住环境恶劣，尤其是基层的徙置区、笼屋等，治安与卫生问题频生。这些问题造就了压力团体及社区组织的出现，港英政府亦推出政策，例如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等，资助社区组织协会，基督教工业委员会等组织进入社区。

这些组织的社工深入社区，并不只是直接提供服务，而是通过向街坊赋权，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促进他们集体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年，这些社工联同社区街坊组成了大大小小的组织，例如公屋评议会、木屋区政策评议会等等。

1983年，港英政府举行第一次有普及选举权的市政局选举，李植悦和冯检基决定以压力团体的身份参选，最后当选市政局议员。李植悦本身是社工出身，他的成功经验带动了一大批具社工背景的人士，参与1985年的第一次区议会选举。

谭国侨当年有份协助冯检基参选。他指出，当年他们参选的动机，自然与仰慕民主制度有关，但不是主要原因。毕竟，那还只是民主的启蒙年代，“当时大家对民主概念和代议制政制的讨论都不多。”

出选，更多是源自一种社工做法的现实与理想，期望达到里应外合：“当时有一个术语是位置之争......是抢这个位置，去得到资源，取得身份，加强这个制度以外，社会民间的力量。透过这个增长力量empowerment（赋权）， 影响殖民地政府去改善贫困基层的环境。”

谭国侨形容，当年打选战，与社工平日做群众运动无异。“做宣传要派单张，我们平时动员（群众）都要派单张啦。家访，你平时都要探访街坊啦，办论坛，不就等于举办居民大会。”

那个年代，甚或是现在，居民挑选区议员的准则，更多是视乎与候选人的个人交情和关系。“讲就是看政纲决定，但都是空头支票，有谁会信你，好现实的。”谭国侨认为，每一次选举，就是一次候选人关系网络的动员。

9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严格执行选举规范，嘉年华会式选举逐渐消失。然而，谭国侨指出，收紧是因为1985年中英联合声明出炉，香港前途已定，英国人希望在港建立一套正式的民主制度，“可能想将选举过程严肃少少，神圣化。”

当时，港英政府对异见者的态度相对开放。谭国侨回忆，1979年，台风“荷贝”袭港，仍是学生的他，曾与社工及一众因台风痛失家园、却又无权上楼的艇户，先是前往路德会沙仑学校居住，“因为是暑假，可以这样做，之后开学，你不能影响学校......我记得开了几晚大会， 最后决定找个机会蹿进去漆咸（道军）营， 然后占领。”占领第二天，警察围营，断水断粮，僵持近十天后，谭等人撤退，警方却没有作出拘捕与控诉。

1983年，为争取临屋区单身人士的住屋权利，谭与一众居民，连同其他社工等，在布政司署外露宿26天请愿。那时，港英政府本可动用现今耳熟能详的《公安条例》作出拘捕：“但这个是她（英治政府）的政策，她很注重社会的观感......政府都要讲公义。”

最终，时任市政局议员冯检基致电当时的房屋署署长霍德（David Ford），霍德承诺会处理此问题，谭等人和平散去。1985年，单身人士获准申请公屋。

“当时，相对上是黄金时代。”谭国侨感叹。既可于体制外推动社区自主，又可于体制内影响实际施政，“真的做到互相配合、里应外合的发挥。”

然而，情况开始产生变化。

“龟兔赛跑”中的大乌龟

1990年，第一个全港性政党，同为民主党前身的香港民主同盟正式成立。此后，不同政党纷纷冒起，连带区议会的选举亦越来越专业。由当年社工兼职议员，到出现全职议员；以推动社区自主为基础的选举策略，开始不合时宜。

“改变的关键是选举逻辑。选举越来越激烈，政治和政党的因素越来越重要，传统那种做法就开始未必会赢。”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岳指出，既然在区议会选举本身就是候选人关系的动员，直接提供巨细无遗的社区服务，会是最具效率的选举策略。加上，建制阵营开始祭出蛇斋饼糭策略：“最初形式的蛇斋饼粽，你可能不屑去做，但你发觉赢不了。”

2007年区议会选举，泛民主派大败。有学者于报章撰文，指倡议社区自主、公民起动的参选人是“高层次的理念派”、“低估当区议员的难度”，是“龟兔赛跑”中的大乌龟。

谭国侨承认，选举与培育社区自主，“可能是有一个结构上的矛盾。”同时，时代背景的更替，亦是格局改变的关键。

当年的基层社区，例如临时房屋、徙置区等，开始逐渐消失。自然，政府亦开始削减社区支援的资源。1995年，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的工作队数目，由52支大幅削减至17支。社工难以如以往一般，频繁于社区推动自主理念。

“当这些社会服务慢慢被政府削减，那边厢政党化的出现，政党也要建立自己的群众力量，就会有结构上的脱钩，甚至是现在群众依赖（区议员）的关系。”谭国侨道。

基层社区大幅减少，亦削弱了居民自己站出来的动机。马岳指出，当年基层的治安、居住、环境卫生问题比现在严重，变相令居民更有动力、甚或是必需站出来行动，改善迫切的生活需要。

加上九七以后，香港政府行行政主导方针，本无实权的区议会以及社区组织，再难于施政上推动实际改变。马岳表示，当居民发觉上述事实，对社区及区议员的期望，亦会有所改变：“你帮我找到资源去解决问题，可能会是最实际。”

自此，社区自主或是政治理念，开始与区议会割裂。2011年的区议会选举，泛民再次大败给拥有充足资源的建制阵营；民选区议员区议员和居民的关系，亦由平等的组织者，逐渐变为纯粹的服务与被服务者。

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伞落以后，坊间可以关注区议会，期望通过区议员，以“深耕细作、伞落社区”形式，在社区推行自主及民主理念。

期望再度落空。2015区议会选举，建制阵营仍囊括近七成议席，泛民仅增加约20席。“雨伞运动”后参与选举，被称为“伞兵”的政治素人，仅获8席。

那年推动社区民主的初衷，似乎难有回天之日。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

社区梦不好理解

对于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马岳评价为：“政见压倒一切”。

反修例运动之下，压抑的民意在选举中倾泻而出。如是，香港非建制阵营首次在区议会中夺得绝对的主导权。18区区议会中，非建制派于17个区拥有绝大多数。

除了议席，更重要的是，在全民参与、所谓“和勇不分”的反修例运动中，香港似乎真正做到全民政治觉醒。陈剑琴记得，之前为民间组织摆街站，在人群之中彷如透明，“没有人过来的，连闹你的人都没有......现在，香港人会欣赏摆街站的人。”

即使压迫与冲突依旧每天发生，陈剑琴仍甚为乐观。她期望通过各种行动，令街坊重拾社区自主的理念。“当选之后，我们有很多社区梦。例如二手物品共享，又例如陪诊，找义工帮忙陪老人家，还有社区放映会啦，公民论坛啦。”

然而，现实从来充满挫折。真正落户选区后，“好老实，落到区，我感受到的是大部分都不明白。”陈剑琴苦笑，“都有无力感的。”

首当其冲的，是街坊的不理解。的确，有部分街坊在陈剑琴鼓励之下，的确乐于尝试自己填表.然而，亦有近一半的街坊，对此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亦因如此，她的一位年轻同事，曾一度对社区事务失去了热情：“（市民）入到来不会理解我们在做甚么，只是说帮我填表，帮我申请，我们辞职后，还进来问‘那5000蚊（消费券）怎么办’。”

小赋权已难，教育理念更难。陈剑琴希望以收费的漂白水带出社区意义，“有些老街坊会说，两蚊不如不要收吧，我就是要收，让你知道这些漂白水不是你伸手就有，而是街坊们两蚊两蚊，才一齐有。”然而，陈剑琴坦承，至今仍有很多街坊不明白共享概念，反而将关注放在“别人为什么拿到这么多（漂白水）”。

在社区之内，陈剑琴举步维艰。在理应全是“同路人”的议会之中，她亦感到寸步难行。

“当选后，一腔热诚，我的口号亦有‘光复议会’，都是觉得是可以有改变的。尤其这么多民主派，这么多议席，大家都是同路人。”陈剑琴道。

区议会其中一项最显著的权力，是建议并审批地区上的小型工程拨款。2019年以后，非建制派总算将拨款权力从建制手上夺回，不少人都期待，可以做到革新议政，引进全新的制度，更好地利用这几近唯一的实权。

“我有过这些美好的愿望，两个月左右吧，（之后）就没有了。”打破愿望的，不是政府，而是“同路人”：“就算大家都是同路人，但不代表大家的想法会接近。”

陈剑琴等人抱持的社区自主理念，与90年代以降的区议会选举逻辑，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我观察传统那种区议员，他们是会去掌握权力，建立权力，帮街坊去权......要依赖我，所以我才会有个存在价值。”

乘著反修例运动的浪潮，包括陈剑琴在内的几名素人提议，在构思小型工程之前，可以进行公众咨询及民调以收集民意，以期得到更全面的建议，亦可推动社区的自主权。结果，多位具政党背景、资历较久的区议员表示反对。“他们会说，一向不是这样做的、操作好难。”

考虑到难得的时势，陈剑琴不认同要死守旧有的做法：“当然，大家可以继续用旧有方式去做，但只是原地踏步。19年大家hur hur声（不断）推出来，那种社区的力量，或者公民力量，其实可以做到（社区自主）的。”

事实上，非建制派区议员之间不和的传闻，时有传出。曾任数名区议员及立法会议员的助理、于2019年协助不同候选人参选的梁俊彦向端传媒表示，除了性格，区议员之间的分歧，亦牵涉到关乎争夺政绩的问题。他举例，在湾仔区议会的行人专用区规划问题上，“你会发现有些区议员是很有趣的，他永远都只是想自己做......他觉得我们想抢他的区务来做。”

梁俊彦表示，由于小型工程几近是区议员的唯一实权，部分区议员考虑此事时，较为倾向以成功争取的政绩方向思考，而非站在整个社区角度考量。陈剑琴表示，会议期间令她最不开心的一个说法，“是有人觉得（小型工程）是成绩表。”

还能与政府合作吗？

自政府DQ的风声传出后，非建制之间的分歧，更波及到应否辞职。2019年之后，负责管理区议会的民政事务处，以至各政府官员及部门，与各区区议会发生不少冲突。拒绝提供会议场地、阻截区议会通过的拨款、以“超越区议会职能”为由，阻止区议会讨论议题、官员带队离场等事，时有闻之。有部分区议员辞职的理由，亦与他们认为区议会已逐渐失能有关。

苏逸恒则持反对意见。他同意，政府官员不应擅自离场，其态度亦有改善空间。但是，“公平一点去看，他们（区议员）有时候提出的讲法，真的很无稽，譬如警察下来（开会），和你说超速、抄牌那些的问题，你就去骂他黑警。”

又例如，有议员询问食环署，运动期间执拾了多少个催泪弹，会否有什么环境污染等，苏逸恒认为，食环署其实难以回答：“我会形容那些不是太理想的问题。”

他表示，双方都应尽量维持良好沟通，而他亦感受到，大部分前线部门，例如康文署、水务署、渠务署等，其实一直与区议会关系良好，亦愿意听取意见。例如，他选区附近有一片闲置土地，本来全部用来兴建游泳池。经过与区议员商讨后，政府同意改动原有规划，新建一些长者及社福设施。

随著反修例运动淡化，苏逸恒认为双方都调整了自己的态度：“觉得大家都很合理、很正路，完全没有大问题、大冲突，大家还可以很平心静气地坐在这里倾了很久，我觉得是好开始。”

梁俊彦则表示，难以理解苏的说法。他同意，前线公务员对非建制派区议员，普遍都是友善的；然而，当区议员提出并非政治挂帅的议题及拨款时，民政事务处依然以不同理由拒绝讨论或审批，明显抱持“对著干”的思维。

例如，湾仔区议会曾有区议员提出反对冻结最低工资，以及向政府争取新冠肺炎疫苗的动议，民政事务处以上述动议是“全港性议题，与区议员无关”为由，阻截讨论。

又例如，大埔区议会讨论有关“明日大屿”议题，民政事务处指“明日大屿”议题涉及非大埔地区层面事宜，并不符合区议会职能。然而，翻查资料，于2018年11月1日的区议会大会中，时任大埔区议员任启邦曾就“明日大屿”、“人工岛”等相关议题提出质问，惟当时民政事务处并未阻挠，亦没有指出此质问不符合区议会职能。

另外，各区区议会曾提出不少无关政治性质的拨款，亦遭到阻截。谭国侨所属的棚仔及时装基地工作小组，曾通过拨款，就深水埗的旧市集可如何开发，以至配合香港的布业及时装业等进行研究调查。但是，连同上述拨款，多个深水埗区议会的工作小组，民政总署迟迟未发出批准拨款通知书。

地区施政也要“全面管治”

1998年，谭国侨协助居民成立大坑西邨居民权益关注组，本来只是关注一般居民权益。经过16年的深耕细作，去到2014年，私人公司香港平民屋宇公司打算重建大坑西邨，建成青年居屋单位并出售。当时，与建制派关系密切的8个大坑西邨内的互委会，均同意上述方案。

那年，关注组以行动实践了社区自主。这些街坊出身的社区领袖，用了4、5年时间，将8个互委会的领导权，通过投票抢了回来，迫使政府及平民屋宇公司更改原有重建计划。乃至现今，关注组仍积极与政府交涉。今年3月，香港市区重建局公布，预计年中将与居民交代新的重建方案。

“在重建问题上，他们可以讲清楚他们的需要......他们明白政府施政的思维，理解地产商的利益，就会懂得如何回应，这就是empowerment。”谭国侨道。

事实上，不少素人于2019年参选时早已强调，推动社区自主以及参与式民主，将会是他们未来的要务。多区区议会，例如湾仔、西贡、深水埗等区，都有区议员建议引入由下而上的体制，令居民可以直接参与拨款及规划过程。

然而，政府官员以及民政总署的态度，令上述计划一一夭折。谭国侨甚至表示，早于2014年，他已认为，整个区议会制度已经告终。

此前，纵使并无实权，政府和区议会仍能保持合作关系。谭国侨回忆，90年代，大坑东邨面临重建，区内四座徙置大厦将全面拆卸。当时，港英政府打算安排受影响的居民，搬迁至别区的富昌邨。然而，当区街坊多为老人，生活网络早已定型，自然不想搬往别区。其时为市政局议员的谭国侨，以及民协党友出手动员游说，港英政府一度接纳意见，重新考虑决定。

即使是回归初期，区议会和政府仍可构成真正的合作关系。2003年，政府重提大坑东邨问题，街坊依旧拒绝迁到别区，重建一度陷入僵局。及后，时任区议员王桂云、梁锦滔及谭国侨等，协助游说街坊搬迁，并建议利用邨内原有硬地足球场位置兴建了新楼宇，以争取街坊可原区安置。

“当时大家都是只看事（不看人）。”谭国侨道。

直到2014年，中国国务院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白皮书，指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谭国侨指出，这种全面管治，不会仅限于政治层面，更波及至地区施政。“政治的需要，主导了整个特区政府的施政，”而区议会，则永远站在被动的位置，“政府有需要，就放权给你。”

2012年，为争取泛民支持政改方案，时任特首曾荫权设立超级区议会制度。2013年，梁振英参选特首，为争取各选委支持，提出了“地区问题地区解决，地区机遇地区掌握”，向各区提供一亿元拨款的措施。然而，种种措施，均未从本质上改变，区议会由民政事务专员主导的模式。

乃至现时，全面管治的收紧，更是一丝的反对声音亦容不下。

等了三十多年，难得的新思潮，难得的新时代。谭国侨本想藉著一众新同事的加入，再次推动由下而上的社区自主。“就是回应社会和社区的转变，特别年青一代都会思考这些......市民也多了对价值性的认同，愿意走在一起。”

如果有时间，香港本来可以期待，各区将会出现更多的参与式民主改革，将会有更多元的规划与保育，深水埗或会出现另一个大南街，各区的规划甚将不再限于一般实务，18个区，将出现18种社区自主。

如今，上述一切沦为空白的口号。短短1年半的时间，加上上述种种阻碍，实在难以留下新的实绩。

“没办法，落空了。”谭国侨道。

结局？

辞职前，房屋署的职员对谭国侨说：“喂侨哥，我们那天拍摄不到你做（初选）票站。”言下之意，不欲谭辞职。

然而，在风声的威胁之下，民协众人决定退场。本来已有退休之意的谭国侨表示理解，亦跟随大家的决定。而且，“我最担心是，他们不DQ我，我就好尴尬。”

回首数十年，他自觉是有东西留下了，例如大坑西关注组。留不下的，是那个历史悠久，曾是许鞍华电影《千言万语》片场的议员办事处。怱怱搬走，海报与家私都留在那里，唯独三十多年的千言万语，将不见于这个时空。

“最受影响的是社区里的老友记（老年人）......以往地方办事处（地办）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让这些老友记有一个聚会的地方，他们未必是索取服务，有一群人来聚集，那种安全感、心理状况，我认为是比较健康的。”

对于现时的香港，谭国侨表示，可以很悲观。 “当年华叔（司徒华）说，民主派要在野20年，现在你的心理准备，可能要double（双倍）。”然而，他亦认为，社区自主的土壤仍在。“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们唯有这样想。”

宣布辞职之后，陈剑琴在街头举办任内最后一个街站。她左手拿著花束，右手拿著单张，在街坊的祝福下，留下眼泪。

泪水有著愤怒。愤怒在于，一众选民的选票竟可瞬间摧毁；愤怒在于，她于议办外贴上的辞职字句，被房屋署以草纸覆盖。

泪水亦有著不甘。她记得，上任初期，一位阿伯致电议办，说连侬墙好污糟（肮脏），要求陈剑琴尽快处理。她花费大量时间说服阿伯：“若果不污糟，有个地方每人都可以发表自己意见，你喜不喜欢？最后他说‘这又可以呀’。”

她知道，只要有时间，社区将产生更多不同的梦。

一如其他区议员，开patreon，或者开设小生意，尝试寻找制度外的资源，继续推行社区计划，陈剑琴亦在区内租下了一个小单位，“对社区有梦想的人，有钱无钱都过来一起做。”民众剧场、社区导赏、工作坊、二手物社区共享地摊、月饼团购，她脑海仍有无数大计。

只是，资源仍是最大难题。“做区真的要付出好多钱，这年半来，我自资了不少出来，例如民政处不让我们claim（报销）的banner（横额）钱、防疫物资等。我知道有些区议员派给街坊的面，都是自资的。”

她自承不懂做生意，身后那一箱箱滞销的消毒酒精正是例子。二来，实在太多香港人移民，离去的的，又大多是有经济能力的人，亦是立场亲非建制的人。“少了人support黄圈，在（社区）自救之前，我可能先要学懂自救，个人自救。”

然而，一如当时参选区议员，她总在寻找新出路。“最容易直接，可能是我去打工吧，业余去做区务。”在悲观的大环境下，她从一些社运前辈身上获得了勇气。

“自89开始，中国的公民社会都未消失呀，公民社会是不会死的……你三个人一起都是公民社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