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国家、四场奥运：第一位参与奥运的“台湾人”张星贤

2021年7月23日，在病毒的持续环伺下，延宕了整整一年的“2020东京奥运”即將开幕。

对于台湾而言，除了依例派出精锐青年选手参赛之外，还有一位特别的“老将”，也以另类的方式进场：首位参与奥运的台湾选手张星贤特展，自今年初开始，即于日本千叶县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展出，接着来到位于东京市中心的驻日台湾文化中心；在奥运结束后，于8月12日回到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展示。

张星贤，台中人，生于1910年，不但是台湾参与奥运第一人，也是日本殖民时期，唯一一位以台湾人身份参与奥运的选手。而自1935年开始，他的身分不仅仅是“台湾人”，也是满州铁路员工，一度被视为“满州国”出征世界赛事的希望。战后，张星贤返台，仍在体育界发展，却未能再参与任何一次的奥运赛事。

张星贤的一生流转、承载过三个“国家”的期望与掌声，可说是台湾百年命运缩影，也是二十世纪东亚历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切片。如今命运辗转，作为外交单位的台湾驻日代表处与两地的历史研究人员，决定在东京奥运前夕，再次将这段历史推送到台、日两地的观众面前。

“日据时代后期武力抵抗已无望，只有艺术，运动方面与日人计量长短，譬如艺术方面有雕刻家黄土水，奥林匹克级的运动家有张星贤等甚有成就。”

一个“台湾人”的奥运之路

这场“台湾第一次”的奥运赛事，是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1932年5月28日，洛杉矶奥运预选会于日本东京神宫竞技场展开，张星贤在400公尺短跑项目创下佳绩，成为当年36位入选日本奥运代表队的田径选手里唯一的台湾人。《台湾日日新报》以大大的字样写着，22岁的张星贤，是“第一位参加奥运的台湾人”。

张星贤是谁？一位出身殖民地的普通家庭之子，如何成为代表帝国的选手？1910年，张星贤出生于日治台湾台中厅（今台中市龙井区）。张星贤出生的前一年，有“日本体育之父”之称的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加入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成为该会首位亚洲成员。

1912年5月5日，在嘉纳治五郎的带领下，日本代表队首度踏上奥运的殿堂，参加斯德哥尔摩奥运。同年，在美属菲律宾的积极协商下，菲律宾、日本以及刚刚诞生的中华民国，三国按照国际奥委会的模式组成了“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于菲律宾马尼拉登场。

为什么“运动 / 体育”概念，会在当时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长年关注台湾体育史的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谢仕渊解释：“近代运动”有几个基本功能，一是促进身体健康，提升整个殖民地的生产力，另外一个意义，则是不断训练人在发挥自己能力的同时，也要“守法”、“遵守比赛规则”。

“一边守法、一边发挥自己的能力，那其实就是近代社会的缩影。所以运动其实是在训练你成为一个健康劳动力，进入到文明社会成为现代人。”谢仕渊分析，这种鼓励“守法又竞争”的精神，正好与古典经济学的理念不谋而合。近代欧洲于工业革命后、前往海外开拓殖民地的同时，亦积极推广运动观念、举办体育竞赛，日本亦是如此。

在这日本帝国推广“现代运动”、讲求强身强国的风气之下，张星贤成为最早一批接触到“近代体育”的台湾人之一。1920年代，张星贤小学四年级时，曾随父亲前往汕头地区，就读给台湾人及日本人开设的东瀛学校。

张星贤回忆，当时的汕头地区盛行足球，一位名为片濑弘的教师，最重视体育与美术，不但让他产生对美术的兴趣，最重要的，还是老师“每日早晚做体操”、重视球类游戏与赛跑，且对张星贤的体育技能进行“积极训练”的教育方针，激发了他对体育的兴趣。可以说，张星贤在“现代体育”的天赋得以被发现，本身就是日本体育教育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台湾人，是以日本国籍在中国活动的，而汕头一带亦是日本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之一。

根据张星贤的回忆录，自汕头返台之后，1928年于高雄和基隆间举办的“驿传竞走”（长程接力赛跑），对于他由兴趣走上选手之路，至为关键。台湾版的驿传竞走，是以当时台湾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和高雄）对抗的方式进行，张星贤所在的台中州，路线是今日彰化与台中之间。张星贤所在就读的台中师范学校，是一所鼓励学生参与马拉松的学校，张星贤也找了同学一起参与，顺利通过选拔，成为台中州队代表选手。

根据他自己回忆，因为第一次参与赛事“过度紧张，成绩并不理想”，但“这是我选手生活的第一步。”

隔年，日本知名短跑、跳远奥运代表南部忠平，来到台湾担任教练，也与张星贤在内的台湾选手分享他参与奥运的心得。

“我看到他身上穿的早稲田大学队服和日本代表制服很光鲜亮丽，开始抱持憧憬，心想：『既然要当选手，就非当一流选手不可』”，而这也是张星贤“首次知道世界上有奥运比赛”，为了踏进这心目中的体育圣殿，张星贤开始加倍努力练习。

1929年9月22日，张星贤参加第五届“明治神宫竞技大会”的预选赛。比赛中，张星贤创下全日本中等学校（含台湾、日本内地以及其他殖民地）最高纪录，顺利成为赴日参加“明治神宫竞技大会”的台湾代表。

师大体育系教授林玫君分析，1930年前后，日本政府积极透过体育运动，推行文明现代化及国家神道的意识形态，而“明治神宫竞技大会”就是相当典型的体现──“明治神宫竞技大会”是战前日本帝国唯一的综合体育大会，寓有致敬明治天皇、展现国民精神的政治意义。

除了政治意义之外，“体育”在台湾，又有另一层丰富的含义。台湾历史博物馆助理研究员刘维瑛分析，1920年代，大正时期兴起一股体育热潮，“专业化跟制度化的竞技都在各地热起来，台湾人也逐渐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想要跟日本人一较高下，或者是实现他的自我价值”，同一时期，运动带来的趣味性跟现代性，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买球衣、球具啊、看比赛，已经衍生成某种程度的时尚和新文化的一部分。”

张星贤的奥运之路，便是从这样的大正时期出发，体育活动揉合了政治动员与大众新文化的元素。而他将以“台湾第一人”的身分，开跑一段先后代表日本、满州、中华民国出赛的传奇、困惑与挣扎之路。

1931年1月，在台湾知名仕绅、台湾民族运动家杨肇嘉的经费支持下，家境并不宽裕的张星贤，得以负笈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在学校竞走部接受专业田径训练，成为传奇选手织田干雄、南部忠平的母校学弟。张星贤也十分擅长跳远，不过当时日本国内的“跳部”选手实力非常坚强，他遂改攻赛跑项目，目标成为日本代表队，跑进奥运殿堂。

对于像杨肇嘉这样当时已经无力武装抗日的台湾人来说，出身台湾的体育选手不啻是持续抵抗日本统治的象征之一。知名的台湾民主运动者吴三连便曾这样说道，“日据时代后期武力抵抗已无望，只有艺术，运动方面与日人计量长短，譬如艺术方面有雕刻家黄土水，奥林匹克级的运动家有张星贤等甚有成就。”

然而，自“武力抵抗”到“计量长短”之间，并非一条从武斗到文斗的单行道。原本也欲以“打败日本人”为目标的张星贤，在为了集体荣耀而奔跑的过程中，逐渐跑出了一章阡陌复杂、岔路横生的台湾故事。

“我要打败在台湾的所有日本人，成为日本代表选手参加奥运！”

1932年，洛杉矶奥运

“在通过幽暗的隧道，进到会场的瞬间的心情，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种无法形容的心情，深深地刻画在我心底。当然，那是一股炽热燃烧的爱国心，我只要抬眼看到在四处挥舞的日之丸旗，就不禁热泪盈眶。”

这是1932年7月30日的张星贤日记，详尽记录了他踏入洛杉矶奥运会场的那一刻，心中的激动。

但事实上，张星贤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如此百分百地认同这面“日之丸旗”。在踏上洛杉矶会场之前，驱动他苦练的动力之一，其实是“我要打败在台湾的所有日本人。”

虽然在日殖时期出生，但因日本在台湾实施的差别待遇、在台日人对台湾的歧视，使得张星贤受了不少气。在自传中，他曾回忆道，自己在小学时期以为所有日本人都很伟大，但在上了中学后，却开始思索“日本人中明明有很多不伟大的人，为何他们都那么嚣张而轻蔑台湾人？”

此后，只要在运动赛事里，遇上台日对决，张星贤总是帮台湾人队伍加油，“表面上带着顺从的面具，但内心却痛恨日本人，暗自骂其为『臭狗』”，且在经历过多次他心目中的“差别待遇”之后，下定决心“我要打败在台湾的所有日本人，成为日本代表选手参加奥运！”

既想打败日本人、又想成为日本代表选手参加奥运，看似矛盾的的两种想法，正是日殖时期台湾人的精神处境。

“运动场上的认同，其实是非常情境性的，”谢仕渊说，“我们要用张星贤这样的角度、而不是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张星贤的身分认同），从他的角度来说，有时候会沉浸在『我们台湾人很棒』的情绪；可是同时，可能在生活中跟日本的关系又都很好，”谢仕渊认为，这些都是并不矛盾、并存在同一人身上的。

谢仕渊分析，这对于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选手来说，身分认同确实是相当微妙的议题，“同样身为殖民地的台湾人、韩国人，同在日本代表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相当微妙，他们看到彼此时，自身的殖民地身分被提醒，可能就会产生对抗日本的情绪；当韩国人不在的时候，也许是他们坐船回国的时候，看到上万人每个都在挥舞日本国旗，他又会因为身为这支代表队的一员感到很光荣。”

谢仕渊的观察，其实有一个相当醒目的小故事为例。在张星贤的日记与回忆录中，都曾反覆提及一个他在洛杉矶遭遇：“因为我的名字叫张星贤，日侨似乎以为我是朝鲜人。日侨的报纸介绍我是朝鲜选手。可能万万没有想到有来自台湾的选手吧。我认为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有台湾出身的选手，因此每天尽量接受粉丝签名的要求，签名时一定附上『台湾』两字。”

这三地的张力，是台湾总督府、各殖民地官员统治的重要主线。1920年代之后，日本政府于台湾实施“同化”（内地延长政策），在建制语言上，宣称对台湾、朝鲜也一视同仁，“三族合一”，“张星贤的胜利会不会有危害殖民统治的可能？其实未必，他可以说张星贤的成功，就代表政府一视同仁的同化政策有多成功。”

根据谢仕渊的研究，在当时的世界各地，即便都存在殖民母国与殖民地的运动对决，“却从来没有因为一场运动会扩延开成为反抗殖民的行动，因为有太多社会安全机制去让这个事情保护在一个状态之下。在运动竞赛机制下，台湾人可以开心一下、在一定的框架下，表达他其他社会领域没办法表达的（反抗）情绪，却又有安全瓣，其实是一个满厉害的文化政治的机制。”

无论张星贤在场上奔驰的瞬间，想起的究竟是那面一度让他泫然欲泣的“日之丸旗”、抑或心中那个想要“打败日本人”的台湾魂，张星贤最后的表现，可说不如预期。在洛杉矶奥运，张星贤报名参加的项目有400公尺、400公尺中栏和1600公尺接力，不过前两者都在预赛止步，未能进入决赛；1600公尺接力则是自始便位列候补，最终没有机会上场。

“我身为满洲队成员和朝鲜、台湾对抗，因此不太提得起劲来，但却抱着某种亲切感参赛。”

1936年，柏林奥运

1936年的柏林奥运，是张星贤满怀期待、希望再造佳绩的机会。不过，随着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渐紧张，张星贤这单纯的“（以殖民地国民身分）打败日本人”以及“对得起杨肇嘉先生（栽培）”个人心愿，也越来越难实现。

1931年9月，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以清逊帝溥仪为“执政”，同年日本关东军部与满州国签订《日满议定书》，载明满洲国领土由日本和满洲共同防卫，从此满州国成为日本军事占领范围。

满洲国成立之初，为使政权受到承认，试图推派出身中国东北的刘长春、于希渭代表满洲国参加1932洛杉矶奥运。不过，刘长春于《大公报》发表声明，拒绝代表“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反而代表中国参赛。而在同一届赛事中，虽然与刘长春分属不同队伍，张星贤在运动场上的命运与所代表的荣誉，也越来越深刻地受到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1934年，张星贤参加第10届“远东运动会”预选赛，并获选为日本代表之一。不过，该届的远东运动会，却因“满洲国”问题而争议不断──当年，日本坚持让满洲国参赛，引起中国抵制退出；赛前，日本境内右翼团体如“爱国学生联盟”等，则是极力反对日本在满洲国缺席的状况下出赛，抗议团体甚至意图袭击国家代表队成员，险些波及张星贤。

那一日的日记里，张星贤记下了当日的情景：

名为“爱国学生联盟”的日本暴力团体，有大批成员拿着日本刀、棍棒等包围日本选手的聚会会场，要求满州国如果不能参加远东运动会，日本就应拒绝参加，并威胁选手：“如果满州国不能参加而你们仍然参加了，就一个一个把你们的手脚折断！”选手们个个战战兢兢。甚至有一些著名选手被叫到会场外，被迫表态，我自己也一度感到犹豫。幸好代表部采取明确的方针，公布日本代表队如期远征。纵使如此，出发前在气候较缓和的大坂甲子园进行集训练习时，晚间有一群暴徒带着日本刀闯进“运动员饭店（Sportsman Hotel）”，当下我完全无法预测后果会如何。选手们都从窗户跳出去，从二楼跳下去的选手甚至有人脚部扭伤。

最后，张星贤并未受伤、也没有遭到攻击，在警察镇压后，代表团总算顺利启程。但自此而后，由菲律宾、中国、日本组成的“远东体育协会”宣告解散，远东运动会也随之消亡。

然而，巧合的是，远东运动会解体的同年年底，张星贤考上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并于1935年4月赴大连就职。从一位“差点被满州国支持者攻击”的运动员，成为满州国进军奥运的盼望。

在日本扶植、建设满洲国的过程中，人力需求倍增，而如张星贤一样的台湾人才，同时具备日本帝国臣民身分、又与中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相通，不少人选择赴满州国工作，张星贤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按照现行记录看来，满州国并不是张星贤的就职首选，起码不是唯一的选择。张星贤在参与（行前险些被袭击的）远东运动会前，曾经一度希望可以到“位于九州、日本最大的八幡制铁所”工作，八幡制铁所的田径队部长山冈主动邀约他加入、张星贤也前往应试，一切看来似乎很顺利。

不过，他却在马尼拉回程的船上收到“不合格”的通知，“听说我不合格的理由是，虽然我考试成绩良好，但会议的结果，公司认为八幡制铁所是日本国策会社，不适合聘用殖民地的人”。受到挫败之后，张星贤花了一段时间平赴心情、在各地教学比赛，方才于1935年考取满铁。

张星贤在满铁工作一年后，很快地，1936年柏林奥运又将到来。1936年，张星贤先在“南满铁道”的全社比赛中赢得代表权，再参加该年4月的满洲大会兼选拔赛；接着，张星贤在东京的全日本选拔赛里，以1600公尺接力项目入选奥运代表团，以南满铁道职员、日本代表队的身分出赛出征柏林奥运。

在昭和11年（1936年）6月11日的《满洲日报》上，刊登了满洲国诸人欢送张星贤出赛以及他本人在车站发表谈话的纪录：

〈燃烧称霸的意志 张选手，踏上征途—我国代表势必夺冠 英姿飒爽〉

我国代表张星贤选手搭乘十日下午四时五十分的列车，在山冈南满陆协会长及田径赛会相关人士、体坛相关人士、前辈好友等多人的万岁欢呼声中启程。出发前张选手乙比胜的决心发表谈话，内容如下：

此次在奥运的预选会中，满洲选出八名代表选手出场，很幸运的，我也是其中之一，一切都归功于平日诸位前辈与同事给我的指导，十分感谢。…我已经有先前洛杉矶奥运的参赛经验，将会做好充分准备，应付赛程。请贵社转达我对满州诸位的问候。

事实上，张星贤在回忆录中自言，作为“满洲代表选手”的时光里，因为“生活独立，精神方面也逐渐有余裕”，他认为在自己初到职满铁的前三年，“是我的全盛时期也不为过”，此外，满铁鼓励社员从事体育活动，各体育队实力坚强、运动风气良好，距离正规的运动场也距离很近，让张星贤的生活稳定了下来。

不过，这也不代表他完全忘怀了那个身为台湾人的自己、全然融入了日本与满洲的世界中。例如，1935年，他参加首届“三外地对抗赛”，“我身为满洲队成员和朝鲜、台湾对抗，因此不太提得起劲来，但却抱着某种亲切感参赛。”

这次自满洲出发、二次代表日本参赛柏林奥运，张星贤表现还是不如预期。虽然终于有机会在1600公尺接力的项目上场，担任第二棒跑者，但最终日本在该项目还是以预赛第4名的成绩落败，未能晋级决赛。整体而言，日本在此届奥运的表现相当亮眼，尤其是田径项目的跳部，均收获不错的成绩，不过，作为张星贤的“最后一次奥运”，未能拿到更好的成绩，是他往后的人生都引以为憾的结局。

不过，连当时的他也没有想到，是他自此以后与奥运赛场无缘—无论是以选手、教练或随行人员的身分，他再也没有机会“代表国家”站上奥林匹克的舞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两天后，溥仪宣布退位，满洲国灭亡。1946年5月，张星贤也自大陆返回台湾，此时的台湾，已经成为“中华民国台湾省”，不再是总督府治下的殖民地。

张星贤在回忆录中说，自己想，“既然已经恢复和平，必须好好鼓励体育，然后和年轻人一起提升体育风气…因此我不顾自己的胜负，再度开始参加田径竞赛和其他活动。”

一心想复兴体育活动的张星贤，首先在故乡的台中师范学校担任训导主任，积极推动学校体育之外，并参加了1947年在台中市举办的“台湾省运动会”。张星贤原本考虑将此役当做“竞技生活的最后一项比赛”，不过，当时正好遇上睽违12年首度复办的“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张星贤想，这是“回归祖国的台湾首度参加”，“我打算在大陆上海向全国国民宣示：回归祖国的台湾队『活力充沛、精神良好，也很遵守规则』”因此再披战袍，顺利入选全国运动会“台湾省代表队”。

1948年5月5日，他以田径队长兼总队长身分，带领一群“爱慕祖国的台湾代表”（当时的媒体报导）选手，赴上海江湾体育场参赛。在中华民国仍拥有大陆、“两岸统一”的短短四年内，张星贤以台湾省代表的身分，拥有当时中华民国跳远、四百公尺、中栏和十项全能的最高纪录，各大媒体竞相采访，轰动全国。

不过，对张星贤来说，想在他人面前表现“优秀的台湾”形象，依然是他不变的愿望。他在回忆录中总结这场比赛，认为虽然自己个人的表现不如预期，但却换来许多高层人士赞赏“我们要好好向台湾队学习”，他也欣然认为，“虽然我个人的赛事输了，但整体而言却赢了。”

张星贤在全运会上战功彪炳、拼战着让“台湾要赢”的同时，国军在国共内战中却节节败退，以全中华民国为单位的体育赛事，亦如覆巢之卵，无以为继。随着1949年底中华民国政府全面退守台湾，这场1948年首度复办的全运会，亦成为最后一届涵盖全中国三十几省的“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其后，全运会便和（台湾）省运会合并。

在1948年全国运动会风云一时后，张星贤结束长达21年的田径比赛生涯，正式退居幕后。其后，张星贤仍活跃于各级运动组织，并担任教练，指导过陈英郎、杨传广、纪政等优异的运动员。1950、1960年代中期，张星贤也曾多次带领田径选手前往菲律宾、日本进行友谊赛。不过，除了短暂当过两、三届亚运教练之外，他始终无缘代表中华民国参与奥运。

光复后回归中华民国，我当初抱着希望回归中国人，但不知为何，光复后至今三十年，我的命运，宛如被迫必须承受当养子的心情一样。

1964年，东京奥运

这对于当时许多关心体育运动的台、日人士，乃至于今日的观众来说，都是一件费解的事情，甚至有媒体认为，张星贤是因为曾在满洲国任职的经历，而不受蒋介石父子政权信任，但却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论点。

对此，张星贤的心中，自然是有无限的困惑与委屈。在晚年的回忆中，他如此说道：“我有两次参加奥运的经验，能带给队伍安心感。有老前辈同行，对外联络，交涉等也方便，为何我一次也没有被派往奥运呢？”“与我特别有渊源的东京奥运，我也未被派遣…东京奥运时，所有人都以为，张星贤是唯一曾经三度成为日本代表选手的中国人，理当被派往日本。”

尤其是在1964年东京奥运的队伍中，有张星贤的重要门生、“亚洲铁人”杨传广出赛，原先被看好实力必可夺牌的杨传广，最后成绩却远不如预期，张星贤认为，这跟身为教练的自己未能随队，有相当程度的关联。

对于张星贤未能再次以中华民国代表身分参与奥运的原因，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的谢仕渊认为，中华民国政权确实“对于所有有战前经验的人、甚至有中国经验的人，都抱持着某种谨慎，”但满洲国的经历和张星贤战后所遭受的待遇，两者之间究竟有无关系，“目前无法厘清。”

在张星贤许多自述中，可以窥见他推敲自身遭遇的思绪。例如，他曾在〈自己的宿命〉一文中写道：“大战前日本军阀以各种借口侵略我国领土，凌虐我国国民。尽管如此，我国蒋总统抱着宽容的心原谅日本国及国民。但实际被凌虐的国民及知道此事的国民都恨之入骨。我是日治时代唯一在体育界三度代表日本出赛的台湾人，我和日本的关系密切，或许有人抱着类似忌妒的心情看着我吧。”

“像之前我带陈英郎前往日本，被无理牵扯到奄美大岛的事情（日本与中华民国因冲绳起领土争议）；我时常用日语训练杨传广，有人也对此意见。我出生在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接受日本教育，当过三次日本代表选手，想法较接近日本人，许多朋友都是日本人。从曾经被日本人凌虐的中国人来看，我可能是个可恨的中国人。”

为何他指导杨传广时，要特地使用日语呢？这是因为杨传广本身亦是生于日殖时期，乃是阿美族原住民，与许多部落族人一样，从小精通日语，但对普通话未必熟悉，“用日语指导，他比较容易听进去，这就是外省人不满的原因。”张星贤在回忆录的另外一章节中如此回忆。

在这篇65岁写下的〈自己的宿命〉里，张星贤另外回忆道，“故蒋总统（指蒋介石）、蒋经国院长，时常强调无论过去或现在，拥有哪一国国籍，中华民族仍是中国人，因此拥护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曾经被割让给日本，受到殖民统治的台湾，光复后回归中华民国，我当初抱着希望回归中国人，但不知为何，光复后至今三十年，我的命运，宛如被迫必须承受当养子的心情一样。”

张星贤自剖，虽然他从小在日本环境中长大，“我年轻时一直都在只有日本同事的环境生活，却没有娶日本太太，也没有改姓名，连偏名也无，到七十岁的今天为止，就只有张星贤这一个名字。我自认是无愧国家的中国人。”

虽然并未直接对政府发出怨怼之词，而仅仅以“宿命”归纳之，吐出自己无法为国效力的遗憾：“若有必要的话，我随时会为国家奉献。我口才不好，也不擅长处理公共关系。而且和政治无缘，因为我认为即使没有党籍，也能在体育方面贡献国家，因此始终保持无党籍。”

不过，当张星贤细思，也曾说出自己“没参加东京奥运可能是好的”，又是何故？竟与一桩当年发生在东京奥运的“投共”案有关。

在1964年东京奥运，代表中华民国出征奥运的射击选手马晴山，在抵达东京后，竟与奥运考察员一同投奔中共，使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大为震惊、警惕。

马晴山出身大陆东北、精通日语，由于曾练过长跑，因此偶尔会到合作金库向张星贤请教田径问题，或请他从日本邮寄相关资料。东京奥运时，与马晴山交情要好的东北老乡、800公尺项目代表选手郭景林，当时正好在日本体育大学深造，便就近到奥运选手村拜访好友马晴山。岂料，赛事接近尾声、代表团即将返国之时，马晴山再也没有返回选手村，直接投奔中共。

马晴山投共案爆发后，郭景林亦被列为可疑对象，导致郭景林自日本体育大学毕业后不敢返台，一位风华正茂的奥运选手，只能先在日本的中华料理店工作、打杂，最后辗转移民美国。张星贤既与投共的马晴山有些许交情，又曾利用自身人脉提携郭景林入读日本体育大学，若前往东京奥运，或许难免受到辗转牵连。

为此，张星贤在〈自己的宿命〉中如此自我安慰道：“万一我以我国代表团一员身分前往东京，马晴山一定会时常来找我讨论事情。他在奥运结束后投奔中共，我一定得承担责任。我并未被派遣参加应当被派去的东奥大会，可说是命运，我也只能自我安慰：没有参加对我是好的。”

2021年，第二次东京奥运

2021年4月15日，是《奔向世界的台湾选手──张星贤》展览在驻日台湾文化中心开展之日，介绍这位“两度代表日本出征奥运、同时也是史上第一个参加奥运的台湾人”。

开幕典礼时，作为台湾驻日代表的谢长廷特地出席致词，以台湾政府的身分，肯定张星贤在台、日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时隔一世纪，政局几番变幻，张星贤终究以另外一种方式，踏上了他心心念的东京奥运舞台。

而那些曾让他激动的旗帜、一言难尽的国族认同，与此身是否仍为“养子”的困惑，百年来依然以不同形式转生在东亚上空，不曾远离。

参考资料：

张星贤着，凤气至纯平、杉森蓝、王淑容译，2020，《我的体育生活：张星贤回忆录+张星贤日记及书信（全2册）》。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张星贤，年代不详，《私の一生と体育生活 终戦后から现在まで》，作者自印。）

林玫君，2009，〈身体的竞逐与身分的游移—台湾首位奥运选手张星贤的身分认同之形塑与其纠葛〉。《 思与言：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47(1):127-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