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國家、四場奧運：第一位參與奧運的「台灣人」張星賢

2021年7月23日，在病毒的持續環伺下，延宕了整整一年的「2020東京奧運」即將開幕。

對於台灣而言，除了依例派出精銳青年選手參賽之外，還有一位特別的「老將」，也以另類的方式進場：首位參與奧運的台灣選手張星賢特展，自今年初開始，即於日本千葉縣的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展出，接著來到位於東京市中心的駐日台灣文化中心；在奧運結束後，於8月12日回到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展示。

張星賢，台中人，生於1910年，不但是台灣參與奧運第一人，也是日本殖民時期，唯一一位以台灣人身份參與奧運的選手。而自1935年開始，他的身分不僅僅是「台灣人」，也是滿州鐵路員工，一度被視為「滿州國」出征世界賽事的希望。戰後，張星賢返台，仍在體育界發展，卻未能再參與任何一次的奧運賽事。

張星賢的一生流轉、承載過三個「國家」的期望與掌聲，可說是台灣百年命運縮影，也是二十世紀東亞歷史不可忽略的重要切片。如今命運輾轉，作為外交單位的台灣駐日代表處與兩地的歷史研究人員，決定在東京奧運前夕，再次將這段歷史推送到台、日兩地的觀眾面前。

「日據時代後期武力抵抗已無望，祇有藝術，運動方面與日人計量長短，譬如藝術方面有雕刻家黃土水，奧林匹克級的運動家有張星賢等甚有成就。」

一個「台灣人」的奧運之路

這場「台灣第一次」的奧運賽事，是1932年的洛杉磯奧運。1932年5月28日，洛杉磯奧運預選會於日本東京神宮競技場展開，張星賢在400公尺短跑項目創下佳績，成為當年36位入選日本奧運代表隊的田徑選手裡唯一的台灣人。《台灣日日新報》以大大的字樣寫著，22歲的張星賢，是「第一位參加奧運的台灣人」。

張星賢是誰？一位出身殖民地的普通家庭之子，如何成為代表帝國的選手？1910年，張星賢出生於日治台灣台中廳（今台中市龍井區）。張星賢出生的前一年，有「日本體育之父」之稱的柔道創始人嘉納治五郎，加入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成為該會首位亞洲成員。

1912年5月5日，在嘉納治五郎的帶領下，日本代表隊首度踏上奧運的殿堂，參加斯德哥爾摩奧運。同年，在美屬菲律賓的積極協商下，菲律賓、日本以及剛剛誕生的中華民國，三國按照國際奧委會的模式組成了「遠東奧林匹克委員會」（Far Eastern Championship Games）。1913年，第一屆「遠東運動會」於菲律賓馬尼拉登場。

為什麼「運動 / 體育」概念，會在當時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長年關注台灣體育史的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謝仕淵解釋：「近代運動」有幾個基本功能，一是促進身體健康，提升整個殖民地的生產力，另外一個意義，則是不斷訓練人在發揮自己能力的同時，也要「守法」、「遵守比賽規則」。

「一邊守法、一邊發揮自己的能力，那其實就是近代社會的縮影。所以運動其實是在訓練你成為一個健康勞動力，進入到文明社會成為現代人。」謝仕淵分析，這種鼓勵「守法又競爭」的精神，正好與古典經濟學的理念不謀而合。近代歐洲於工業革命後、前往海外開拓殖民地的同時，亦積極推廣運動觀念、舉辦體育競賽，日本亦是如此。

在這日本帝國推廣「現代運動」、講求強身強國的風氣之下，張星賢成為最早一批接觸到「近代體育」的台灣人之一。1920年代，張星賢小學四年級時，曾隨父親前往汕頭地區，就讀給台灣人及日本人開設的東瀛學校。

張星賢回憶，當時的汕頭地區盛行足球，一位名為片瀨弘的教師，最重視體育與美術，不但讓他產生對美術的興趣，最重要的，還是老師「每日早晚做體操」、重視球類遊戲與賽跑，且對張星賢的體育技能進行「積極訓練」的教育方針，激發了他對體育的興趣。可以說，張星賢在「現代體育」的天賦得以被發現，本身就是日本體育教育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台灣人，是以日本國籍在中國活動的，而汕頭一帶亦是日本在中國的勢力範圍之一。

根據張星賢的回憶錄，自汕頭返台之後，1928年於高雄和基隆間舉辦的「驛傳競走」（長程接力賽跑），對於他由興趣走上選手之路，至為關鍵。台灣版的驛傳競走，是以當時台灣五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和高雄）對抗的方式進行，張星賢所在的臺中州，路線是今日彰化與台中之間。張星賢所在就讀的台中師範學校，是一所鼓勵學生參與馬拉松的學校，張星賢也找了同學一起參與，順利通過選拔，成為臺中州隊代表選手。

根據他自己回憶，因為第一次參與賽事「過度緊張，成績並不理想」，但「這是我選手生活的第一步。」

隔年，日本知名短跑、跳遠奧運代表南部忠平，來到台灣擔任教練，也與張星賢在內的台灣選手分享他參與奧運的心得。

「我看到他身上穿的早稲田大學隊服和日本代表制服很光鮮亮麗，開始抱持憧憬，心想：『既然要當選手，就非當一流選手不可』」，而這也是張星賢「首次知道世界上有奧運比賽」，為了踏進這心目中的體育聖殿，張星賢開始加倍努力練習。

1929年9月22日，張星賢參加第五屆「明治神宮競技大會」的預選賽。比賽中，張星賢創下全日本中等學校（含台灣、日本內地以及其他殖民地）最高紀錄，順利成為赴日參加「明治神宮競技大會」的台灣代表。

師大體育系教授林玫君分析，1930年前後，日本政府積極透過體育運動，推行文明現代化及國家神道的意識形態，而「明治神宮競技大會」就是相當典型的體現──「明治神宮競技大會」是戰前日本帝國唯一的綜合體育大會，寓有致敬明治天皇、展現國民精神的政治意義。

除了政治意義之外，「體育」在台灣，又有另一層豐富的含義。台灣歷史博物館助理研究員劉維瑛分析，1920年代，大正時期興起一股體育熱潮，「專業化跟制度化的競技都在各地熱起來，台灣人也逐漸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裡，想要跟日本人一較高下，或者是實現他的自我價值」，同一時期，運動帶來的趣味性跟現代性，也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買球衣、球具啊、看比賽，已經衍生成某種程度的時尚和新文化的一部分。」

張星賢的奧運之路，便是從這樣的大正時期出發，體育活動揉合了政治動員與大眾新文化的元素。而他將以「台灣第一人」的身分，開跑一段先後代表日本、滿州、中華民國出賽的傳奇、困惑與掙扎之路。

1931年1月，在台灣知名仕紳、台灣民族運動家楊肇嘉的經費支持下，家境並不寬裕的張星賢，得以負笈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在學校競走部接受專業田徑訓練，成為傳奇選手織田幹雄、南部忠平的母校學弟。張星賢也十分擅長跳遠，不過當時日本國內的「跳部」選手實力非常堅強，他遂改攻賽跑項目，目標成為日本代表隊，跑進奧運殿堂。

對於像楊肇嘉這樣當時已經無力武裝抗日的台灣人來說，出身台灣的體育選手不啻是持續抵抗日本統治的象徵之一。知名的台灣民主運動者吳三連便曾這樣說道，「日據時代後期武力抵抗已無望，祇有藝術，運動方面與日人計量長短，譬如藝術方面有雕刻家黃土水，奧林匹克級的運動家有張星賢等甚有成就。」

然而，自「武力抵抗」到「計量長短」之間，並非一條從武鬥到文鬥的單行道。原本也欲以「打敗日本人」為目標的張星賢，在為了集體榮耀而奔跑的過程中，逐漸跑出了一章阡陌複雜、岔路橫生的台灣故事。

「我要打敗在臺灣的所有日本人，成為日本代表選手參加奧運！」

1932年，洛杉磯奧運

「在通過幽暗的隧道，進到會場的瞬間的心情，是我一輩子都無法忘記的，一種無法形容的心情，深深地刻劃在我心底。當然，那是一股熾熱燃燒的愛國心，我只要抬眼看到在四處揮舞的日之丸旗，就不禁熱淚盈眶。」

這是1932年7月30日的張星賢日記，詳盡記錄了他踏入洛杉磯奧運會場的那一刻，心中的激動。

但事實上，張星賢並不是自始至終都如此百分百地認同這面「日之丸旗」。在踏上洛杉磯會場之前，驅動他苦練的動力之一，其實是「我要打敗在台灣的所有日本人。」

雖然在日殖時期出生，但因日本在台灣實施的差別待遇、在台日人對台灣的歧視，使得張星賢受了不少氣。在自傳中，他曾回憶道，自己在小學時期以為所有日本人都很偉大，但在上了中學後，卻開始思索「日本人中明明有很多不偉大的人，為何他們都那麼囂張而輕蔑台灣人？」

此後，只要在運動賽事裡，遇上台日對決，張星賢總是幫台灣人隊伍加油，「表面上帶著順從的面具，但內心卻痛恨日本人，暗自罵其為『臭狗』」，且在經歷過多次他心目中的「差別待遇」之後，下定決心「我要打敗在臺灣的所有日本人，成為日本代表選手參加奧運！」

既想打敗日本人、又想成為日本代表選手參加奧運，看似矛盾的的兩種想法，正是日殖時期台灣人的精神處境。

「運動場上的認同，其實是非常情境性的，」謝仕淵說，「我們要用張星賢這樣的角度、而不是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張星賢的身分認同），從他的角度來說，有時候會沉浸在『我們台灣人很棒』的情緒；可是同時，可能在生活中跟日本的關係又都很好，」謝仕淵認為，這些都是並不矛盾、並存在同一人身上的。

謝仕淵分析，這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選手來說，身分認同確實是相當微妙的議題，「同樣身為殖民地的台灣人、韓國人，同在日本代表隊，他們之間的關係就相當微妙，他們看到彼此時，自身的殖民地身分被提醒，可能就會產生對抗日本的情緒；當韓國人不在的時候，也許是他們坐船回國的時候，看到上萬人每個都在揮舞日本國旗，他又會因為身為這支代表隊的一員感到很光榮。」

謝仕淵的觀察，其實有一個相當醒目的小故事為例。在張星賢的日記與回憶錄中，都曾反覆提及一個他在洛杉磯遭遇：「因為我的名字叫張星賢，日僑似乎以為我是朝鮮人。日僑的報紙介紹我是朝鮮選手。可能萬萬沒有想到有來自臺灣的選手吧。我認為有必要讓大家知道有臺灣出身的選手，因此每天盡量接受粉絲簽名的要求，簽名時一定附上『臺灣』兩字。」

這三地的張力，是台灣總督府、各殖民地官員統治的重要主線。1920年代之後，日本政府於台灣實施「同化」（內地延長政策），在建制語言上，宣稱對台灣、朝鮮也一視同仁，「三族合一」，「張星賢的勝利會不會有危害殖民統治的可能？其實未必，他可以說張星賢的成功，就代表政府一視同仁的同化政策有多成功。」

根據謝仕淵的研究，在當時的世界各地，即便都存在殖民母國與殖民地的運動對決，「卻從來沒有因為一場運動會擴延開成為反抗殖民的行動，因為有太多社會安全機制去讓這個事情保護在一個狀態之下。在運動競賽機制下，台灣人可以開心一下、在一定的框架下，表達他其他社會領域沒辦法表達的（反抗）情緒，卻又有安全瓣，其實是一個滿厲害的文化政治的機制。」

無論張星賢在場上奔馳的瞬間，想起的究竟是那面一度讓他泫然欲泣的「日之丸旗」、抑或心中那個想要「打敗日本人」的台灣魂，張星賢最後的表現，可說不如預期。在洛杉磯奧運，張星賢報名參加的項目有400公尺、400公尺中欄和1600公尺接力，不過前兩者都在預賽止步，未能進入決賽；1600公尺接力則是自始便位列候補，最終沒有機會上場。

「我身為滿洲隊成員和朝鮮、臺灣對抗，因此不太提得起勁來，但卻抱著某種親切感參賽。」

1936年，柏林奧運

1936年的柏林奧運，是張星賢滿懷期待、希望再造佳績的機會。不過，隨著日本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日漸緊張，張星賢這單純的「（以殖民地國民身分）打敗日本人」以及「對得起楊肇嘉先生（栽培）」個人心願，也越來越難實現。

1931年9月，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1932年3月，滿洲國成立，以清遜帝溥儀為「執政」，同年日本關東軍部與滿州國簽訂《日滿議定書》，載明滿洲國領土由日本和滿洲共同防衛，從此滿州國成為日本軍事佔領範圍。

滿洲國成立之初，為使政權受到承認，試圖推派出身中國東北的劉長春、于希渭代表滿洲國參加1932洛杉磯奧運。不過，劉長春於《大公報》發表聲明，拒絕代表「滿洲國」參加洛杉磯奧運，反而代表中國參賽。而在同一屆賽事中，雖然與劉長春分屬不同隊伍，張星賢在運動場上的命運與所代表的榮譽，也越來越深刻地受到國際局勢和地緣政治的影響。

1934年，張星賢參加第10屆「遠東運動會」預選賽，並獲選為日本代表之一。不過，該屆的遠東運動會，卻因「滿洲國」問題而爭議不斷──當年，日本堅持讓滿洲國參賽，引起中國抵制退出；賽前，日本境內右翼團體如「愛國學生聯盟」等，則是極力反對日本在滿洲國缺席的狀況下出賽，抗議團體甚至意圖襲擊國家代表隊成員，險些波及張星賢。

那一日的日記裡，張星賢記下了當日的情景：

名為「愛國學生聯盟」的日本暴力團體，有大批成員拿著日本刀、棍棒等包圍日本選手的聚會會場，要求滿州國如果不能參加遠東運動會，日本就應拒絕參加，並威脅選手：「如果滿州國不能參加而你們仍然參加了，就一個一個把你們的手腳折斷！」選手們個個戰戰兢兢。甚至有一些著名選手被叫到會場外，被迫表態，我自己也一度感到猶豫。幸好代表部採取明確的方針，公布日本代表隊如期遠征。縱使如此，出發前在氣候較緩和的大阪甲子園進行集訓練習時，晚間有一群暴徒帶著日本刀闖進「運動員飯店（Sportsman Hotel）」，當下我完全無法預測後果會如何。選手們都從窗戶跳出去，從二樓跳下去的選手甚至有人腳部扭傷。

最後，張星賢並未受傷、也沒有遭到攻擊，在警察鎮壓後，代表團總算順利啟程。但自此而後，由菲律賓、中國、日本組成的「遠東體育協會」宣告解散，遠東運動會也隨之消亡。

然而，巧合的是，遠東運動會解體的同年年底，張星賢考上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並於1935年4月赴大連就職。從一位「差點被滿州國支持者攻擊」的運動員，成為滿州國進軍奧運的盼望。

在日本扶植、建設滿洲國的過程中，人力需求倍增，而如張星賢一樣的台灣人才，同時具備日本帝國臣民身分、又與中國在語言和文化上相通，不少人選擇赴滿州國工作，張星賢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按照現行記錄看來，滿州國並不是張星賢的就職首選，起碼不是唯一的選擇。張星賢在參與（行前險些被襲擊的）遠東運動會前，曾經一度希望可以到「位於九州、日本最大的八幡製鐵所」工作，八幡製鐵所的田徑隊部長山岡主動邀約他加入、張星賢也前往應試，一切看來似乎很順利。

不過，他卻在馬尼拉回程的船上收到「不合格」的通知，「聽說我不合格的理由是，雖然我考試成績良好，但會議的結果，公司認為八幡製鐵所是日本國策會社，不適合聘用殖民地的人」。受到挫敗之後，張星賢花了一段時間平赴心情、在各地教學比賽，方才於1935年考取滿鐵。

張星賢在滿鐵工作一年後，很快地，1936年柏林奧運又將到來。1936年，張星賢先在「南滿鐵道」的全社比賽中贏得代表權，再參加該年4月的滿洲大會兼選拔賽；接著，張星賢在東京的全日本選拔賽裡，以1600公尺接力項目入選奧運代表團，以南滿鐵道職員、日本代表隊的身分出賽出征柏林奧運。

在昭和11年（1936年）6月11日的《滿洲日報》上，刊登了滿洲國諸人歡送張星賢出賽以及他本人在車站發表談話的紀錄：

〈燃燒稱霸的意志 張選手，踏上征途—我國代表勢必奪冠 英姿颯爽〉

我國代表張星賢選手搭乘十日下午四時五十分的列車，在山岡南滿陸協會長及田徑賽會相關人士、體壇相關人士、前輩好友等多人的萬歲歡呼聲中啟程。出發前張選手乙比勝的決心發表談話，內容如下：

此次在奧運的預選會中，滿洲選出八名代表選手出場，很幸運的，我也是其中之一，一切都歸功於平日諸位前輩與同事給我的指導，十分感謝。…我已經有先前洛杉磯奧運的參賽經驗，將會做好充分準備，應付賽程。請貴社轉達我對滿州諸位的問候。

事實上，張星賢在回憶錄中自言，作為「滿洲代表選手」的時光裡，因為「生活獨立，精神方面也逐漸有餘裕」，他認為在自己初到職滿鐵的前三年，「是我的全盛時期也不為過」，此外，滿鐵鼓勵社員從事體育活動，各體育隊實力堅強、運動風氣良好，距離正規的運動場也距離很近，讓張星賢的生活穩定了下來。

不過，這也不代表他完全忘懷了那個身為台灣人的自己、全然融入了日本與滿洲的世界中。例如，1935年，他參加首屆「三外地對抗賽」，「我身為滿洲隊成員和朝鮮、臺灣對抗，因此不太提得起勁來，但卻抱著某種親切感參賽。」

這次自滿洲出發、二次代表日本參賽柏林奧運，張星賢表現還是不如預期。雖然終於有機會在1600公尺接力的項目上場，擔任第二棒跑者，但最終日本在該項目還是以預賽第4名的成績落敗，未能晉級決賽。整體而言，日本在此屆奧運的表現相當亮眼，尤其是田徑項目的跳部，均收獲不錯的成績，不過，作為張星賢的「最後一次奧運」，未能拿到更好的成績，是他往後的人生都引以為憾的結局。

不過，連當時的他也沒有想到，是他自此以後與奧運賽場無緣—無論是以選手、教練或隨行人員的身分，他再也沒有機會「代表國家」站上奧林匹克的舞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兩天後，溥儀宣布退位，滿洲國滅亡。1946年5月，張星賢也自大陸返回台灣，此時的台灣，已經成為「中華民國台灣省」，不再是總督府治下的殖民地。

張星賢在回憶錄中說，自己想，「既然已經恢復和平，必須好好鼓勵體育，然後和年輕人一起提昇體育風氣…因此我不顧自己的勝負，再度開始參加田徑競賽和其他活動。」

一心想復興體育活動的張星賢，首先在故鄉的台中師範學校擔任訓導主任，積極推動學校體育之外，並參加了1947年在台中市舉辦的「台灣省運動會」。張星賢原本考慮將此役當做「競技生活的最後一項比賽」，不過，當時正好遇上睽違12年首度復辦的「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張星賢想，這是「回歸祖國的臺灣首度參加」，「我打算在大陸上海向全國國民宣示：回歸祖國的臺灣隊『活力充沛、精神良好，也很遵守規則』」因此再披戰袍，順利入選全國運動會「台灣省代表隊」。

1948年5月5日，他以田徑隊長兼總隊長身分，帶領一群「愛慕祖國的台灣代表」（當時的媒體報導）選手，赴上海江灣體育場參賽。在中華民國仍擁有大陸、「兩岸統一」的短短四年內，張星賢以台灣省代表的身分，擁有當時中華民國跳遠、四百公尺、中欄和十項全能的最高紀錄，各大媒體競相採訪，轟動全國。

不過，對張星賢來說，想在他人面前表現「優秀的臺灣」形象，依然是他不變的願望。他在回憶錄中總結這場比賽，認為雖然自己個人的表現不如預期，但卻換來許多高層人士讚賞「我們要好好向臺灣隊學習」，他也欣然認為，「雖然我個人的賽事輸了，但整體而言卻贏了。」

張星賢在全運會上戰功彪炳、拼戰著讓「臺灣要贏」的同時，國軍在國共內戰中卻節節敗退，以全中華民國為單位的體育賽事，亦如覆巢之卵，無以為繼。隨著1949年底中華民國政府全面退守台灣，這場1948年首度復辦的全運會，亦成為最後一屆涵蓋全中國三十幾省的「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其後，全運會便和（台灣）省運會合併。

在1948年全國運動會風雲一時後，張星賢結束長達21年的田徑比賽生涯，正式退居幕後。其後，張星賢仍活躍於各級運動組織，並擔任教練，指導過陳英郎、楊傳廣、紀政等優異的運動員。1950、1960年代中期，張星賢也曾多次帶領田徑選手前往菲律賓、日本進行友誼賽。不過，除了短暫當過兩、三屆亞運教練之外，他始終無緣代表中華民國參與奧運。

光復後回歸中華民國，我當初抱著希望回歸中國人，但不知為何，光復後至今三十年，我的命運，宛如被迫必須承受當養子的心情一樣。

1964年，東京奧運

這對於當時許多關心體育運動的台、日人士，乃至於今日的觀眾來說，都是一件費解的事情，甚至有媒體認為，張星賢是因為曾在滿洲國任職的經歷，而不受蔣介石父子政權信任，但卻沒有任何直接證據可以支持這樣的論點。

對此，張星賢的心中，自然是有無限的困惑與委屈。在晚年的回憶中，他如此說道：「我有兩次參加奧運的經驗，能帶給隊伍安心感。有老前輩同行，對外聯絡，交涉等也方便，為何我一次也沒有被派往奧運呢？」「與我特別有淵源的東京奧運，我也未被派遣…東京奧運時，所有人都以為，張星賢是唯一曾經三度成為日本代表選手的中國人，理當被派往日本。」

尤其是在1964年東京奧運的隊伍中，有張星賢的重要門生、「亞洲鐵人」楊傳廣出賽，原先被看好實力必可奪牌的楊傳廣，最後成績卻遠不如預期，張星賢認為，這跟身為教練的自己未能隨隊，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對於張星賢未能再次以中華民國代表身分參與奧運的原因，深入研究這段歷史的謝仕淵認為，中華民國政權確實「對於所有有戰前經驗的人、甚至有中國經驗的人，都抱持著某種謹慎，」但滿洲國的經歷和張星賢戰後所遭受的待遇，兩者之間究竟有無關係，「目前無法釐清。」

在張星賢許多自述中，可以窺見他推敲自身遭遇的思緒。例如，他曾在〈自己的宿命〉一文中寫道：「大戰前日本軍閥以各種藉口侵略我國領土，凌虐我國國民。儘管如此，我國蔣總統抱著寬容的心原諒日本國及國民。但實際被凌虐的國民及知道此事的國民都恨之入骨。我是日治時代唯一在體育界三度代表日本出賽的臺灣人，我和日本的關係密切，或許有人抱著類似忌妒的心情看著我吧。」

「像之前我帶陳英郎前往日本，被無理牽扯到奄美大島的事情（日本與中華民國因沖繩起領土爭議）；我時常用日語訓練楊傳廣，有人也對此意見。我出生在日本殖民地的臺灣，接受日本教育，當過三次日本代表選手，想法較接近日本人，許多朋友都是日本人。從曾經被日本人凌虐的中國人來看，我可能是個可恨的中國人。」

為何他指導楊傳廣時，要特地使用日語呢？這是因為楊傳廣本身亦是生於日殖時期，乃是阿美族原住民，與許多部落族人一樣，從小精通日語，但對普通話未必熟悉，「用日語指導，他比較容易聽進去，這就是外省人不滿的原因。」張星賢在回憶錄的另外一章節中如此回憶。

在這篇65歲寫下的〈自己的宿命〉裡，張星賢另外回憶道，「故蔣總統（指蔣介石）、蔣經國院長，時常強調無論過去或現在，擁有哪一國國籍，中華民族仍是中國人，因此擁護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華僑。曾經被割讓給日本，受到殖民統治的臺灣，光復後回歸中華民國，我當初抱著希望回歸中國人，但不知為何，光復後至今三十年，我的命運，宛如被迫必須承受當養子的心情一樣。」

張星賢自剖，雖然他從小在日本環境中長大，「我年輕時一直都在只有日本同事的環境生活，卻沒有娶日本太太，也沒有改姓名，連偏名也無，到七十歲的今天為止，就只有張星賢這一個名字。我自認是無愧國家的中國人。」

雖然並未直接對政府發出怨懟之詞，而僅僅以「宿命」歸納之，吐出自己無法為國效力的遺憾：「若有必要的話，我隨時會為國家奉獻。我口才不好，也不擅長處理公共關係。而且和政治無緣，因為我認為即使沒有黨籍，也能在體育方面貢獻國家，因此始終保持無黨籍。」

不過，當張星賢細思，也曾說出自己「沒參加東京奧運可能是好的」，又是何故？竟與一樁當年發生在東京奧運的「投共」案有關。

在1964年東京奧運，代表中華民國出征奧運的射擊選手馬晴山，在抵達東京後，竟與奧運考察員一同投奔中共，使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大為震驚、警惕。

馬晴山出身大陸東北、精通日語，由於曾練過長跑，因此偶爾會到合作金庫向張星賢請教田徑問題，或請他從日本郵寄相關資料。東京奧運時，與馬晴山交情要好的東北老鄉、800公尺項目代表選手郭景林，當時正好在日本體育大學深造，便就近到奧運選手村拜訪好友馬晴山。豈料，賽事接近尾聲、代表團即將返國之時，馬晴山再也沒有返回選手村，直接投奔中共。

馬晴山投共案爆發後，郭景林亦被列為可疑對象，導致郭景林自日本體育大學畢業後不敢返台，一位風華正茂的奧運選手，只能先在日本的中華料理店工作、打雜，最後輾轉移民美國。張星賢既與投共的馬晴山有些許交情，又曾利用自身人脈提攜郭景林入讀日本體育大學，若前往東京奧運，或許難免受到輾轉牽連。

為此，張星賢在〈自己的宿命〉中如此自我安慰道：「萬一我以我國代表團一員身分前往東京，馬晴山一定會時常來找我討論事情。他在奧運結束後投奔中共，我一定得承擔責任。我並未被派遣參加應當被派去的東奥大會，可說是命運，我也只能自我安慰：沒有參加對我是好的。」

2021年，第二次東京奧運

2021年4月15日，是《奔向世界的台灣選手──張星賢》展覽在駐日台灣文化中心開展之日，介紹這位「兩度代表日本出征奧運、同時也是史上第一個參加奧運的台灣人」。

開幕典禮時，作為台灣駐日代表的謝長廷特地出席致詞，以台灣政府的身分，肯定張星賢在台、日歷史上的重要意義。

時隔一世紀，政局幾番變幻，張星賢終究以另外一種方式，踏上了他心心念的東京奧運舞台。

而那些曾讓他激動的旗幟、一言難盡的國族認同，與此身是否仍為「養子」的困惑，百年來依然以不同形式轉生在東亞上空，不曾遠離。

參考資料：

張星賢著，鳳氣至純平、杉森藍、王淑容譯，2020，《我的體育生活：張星賢回憶錄+張星賢日記及書信（全2冊）》。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張星賢，年代不詳，《私の一生と体育生活 終戦後から現在まで》，作者自印。）

林玫君，2009，〈身體的競逐與身分的游移—臺灣首位奧運選手張星賢的身分認同之形塑與其糾葛〉。《 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7(1):127-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