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万人因疫情死去，我们却在“哀伤海啸”中感动麻木

窗外是一个寒冷、犹犹豫豫的春天，雪已经都化了。伴着面前的咖啡，我看着手机上的疫情数据：美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我不住在美国，也不是美国人。事实上，在我生活的比利时，疫情数据要比美国更糟；可打开《纽约时报》的应用程序看一眼美国的数据，还是成了习惯。在每天开始的时候看一眼疫情的统计数据——就像体育比分那样，就像跟踪美国大选一样——带来一种诡异的满足感。

依据目前的数据，COVID-19已经感染了1.29亿人。大约1800万人是重症患者，已有282万人死亡。许多幸存者的身体垮掉了，心肺有永久损伤，长期的健康影响未知。咖啡渐渐凉掉。我知道，数据背后都是真实的痛苦，可我发现，好像我无法与这个事实联系起来。我应该感到同情，与生病或垂死的人们一样难过吗？我为什么没有在难过呢？当我在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应该”带有怎样的情绪呢？

数据都是抽象的，我对自己说，看着数以百万计的人生病死去而毫无感觉，这也许是可以被原谅的。数字难以产生具象，所以它们既是邪恶的工具，亦是安慰的来源。

我生活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经历了连续的、前所未有的限制后，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已经停滞很久。我居住的社区叫做Saint Antoine，这里的街道上挤满了低收入家庭的小公寓，遭到疫情的严重打击。“我不知道百分比，但已经有一百个人死了，大部分是老人。”我家对面青年中心的社工伊斯梅尔（Ismael）对我说，“真的很极端，光是在我们这条街上，每周就有十个人死去！”我对伊斯梅尔点点头。可当我一个小时后，沿着街道走回家时，我意识到，就算近在咫尺，我依然无法感觉到附近的痛苦和死亡。

我似乎有些麻木。这意味着什么呢？

何为哀伤？

我们并不是因为失去了某人或者某事而哀伤，而是失去了对他们的依附才哀伤。

悲伤是人们应对重大损失的过程，尤其是亲近之人的死亡。被愤怒、绝望或怪异的麻木所震撼，你可能无法起床、穿衣、洗澡、吃饭、工作或与他人互动。

配偶、父母或孩子去世时，我们会哀悼，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似乎无需解释。但真正地理解它很重要。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亚里士多德、孔子、庄子、尼采、弗洛伊德——还有很多现代的社会学和医疗科学家们都试图去精确把握它究竟是什么。

每个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哀伤、悲痛，那通常是一种全然的、毁灭性的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是真的“迷失”、然后又“找回”了自己。

很多人相信自己是独特、完整的个体，独立于其他人。现实、社会、或是其他人可能很重要，但都是次要的——我们自己的角度、兴趣和能动性支撑并凌驾于一切之上。西蒙顿（Simondon）等当代哲学家挑战这种自我中心的世界观，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辨析称，我们一直在通过“个体化”的这个过程，来一再制造自己的个体性。

相似的，哀伤理论家也认为，我们是透过和人、物、事、信仰构成的依附关系，来分析并定义自己的：这些关系都是“建材”。我们有一个复合的社会身分，不是既定的、也永远不会“完成”。我们是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多种群体的固有部分，没有了这些，自我就失去了逻辑或凝聚力；环境不断变化，我们也必须去适应。

举个例子。当你意识到，你的伴侣关系和在其中的你，已经不是你相信的那样时，爱情就失去了它的位置。悲伤和愤怒会动摇你，帮助你接受这一现实并重新梳理：也许你会独自或与伴侣一起去接受心理咨询，也许你会爱上别人，也许你会对爱永远失去信任。你爱过的人还在，但对你的意义却不同了。

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是因为失去了某人或者某事而哀伤，而是失去了对他们的依附才哀伤。

专业的悲伤咨询师总是说，导致哀伤的“损失”是没有等级之分的。他们说，你可以因母亲的死亡感到哀伤，也可以为你黄色斑点鹦鹉的死亡感到哀伤。事实上，不非得是死亡，在任何有意义的“损失”发生后，比如失去健康或者工作，你都可以哀伤。人们挣扎着因失去健康而无法与孙儿在公园散步后、因失去童贞、或因喜爱的球队在决赛败北受到巨大的打击之后让自己振作起来。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漫不经心，其实仅仅意味着我们对不同的事物存在深深的依恋，并相应地对损失作出反应。

不过，专业人士在骗我们。哀伤绝对是有层级的。事实上，一大堆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规定了你该为谁哀伤、你被允许为谁哀伤、在什么时候、如何哀伤、哀伤多久。

你绝对不应该像哀悼你母亲那样哀悼你的宠物。

某种程度的悲伤被认为对你有好处，但它同时也是有破坏性的。悲伤太多，沈迷痛苦并被痛苦吞噬，失能并与世隔绝太久会被认为“不健康”。参考医学文献和政府的各种规定，这个界线常常在6到12个月之间。在那之后，哀伤不再是“正常的”，而成为了“拖延的”、“复杂的”，或是“创伤”，一种你需要为它寻求治疗、抗抑郁药和保险的疾病。保险公司大力游说悲伤的“医疗化”，因为这让他们可以卖产品。

这些所谓“健康”或者“正常”的哀伤界线一直遭到批评，因为这本质上服务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矮化为有生产力的个体：不该闲置太久，要由医生判定你是“病了”，而不是懒惰。公司通常允许雇员在直系亲属过世后休少得可怜的三天带薪假期。

根据一种流行的看法，悲伤可以被一系列的情绪阶段划分，譬如从“否认”、“愤怒”到“恳求”、“沮丧”和“接受”，与垂死之人的经历很类似。不过，这个所谓的“哀伤的五个阶段”并没有科学依据，甚至并不准确描述人们哀痛的经历。比起这几个清晰的阶段，真实的悲伤要更混乱，它的结构也未被真正理解。

能被经验所证实的是，当你所爱之人去世时，了解、目睹其他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会有所帮助。“哀伤一旦被分享出来，就会开始消失，其他人、整个社会都参与到你的哀悼中。”比利时心理学专家基尔斯（Manu Keirse）在视频电话的另一头告诉我。

痛苦和悲伤看似私人，可哀悼却是一件集体发生的过程，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需要与亲友一起，在濒死之人的塌下，交谈、注视、哭泣并牵手说再见，见证死亡，参加葬礼。分享哀伤是必须的，也是高度仪式化的。一样的，这里头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中发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会认为，对于“善终”而言，在家里、医疗机构和殡仪馆的一些重要时刻，并以一种被认可的方式发生是至关重要的。

失去亲人的人们需要一个“善终”，一个遵守这些规则的、“正常的”哀悼。这些时刻都需要身体接触，在疫情下，这些不被允许。遏制病毒传播的措施，迫使数百万病人和所爱之人隔离开。人们独自痛苦，独自死亡，独自哀伤。

社工伊斯梅尔告诉我：“穆斯林从不会让一个人独自死去。通常你会听到许多哭泣的女人，家里挤满了亲朋好友，在逝者家里坐好几天。我们都会去清真寺祈祷并送去关爱。当他死了，我们都出席，葬礼一定人山人海。”

“现在，葬礼上一个人也没有。”他叹道。无法参与最后的仪式会制止、扰乱哀伤，从而导致创伤，让丧亲者很难从中恢复。

很难恢复的，不止是丧亲者。

疫情带来的“哀伤海啸”

我们很可能已经集体进入了一种“极度混乱和不确定的创伤状态”。

“想像一下，几个月内持续有一千架客机坠毁；每隔几小时就有新的飞机残骸从头顶掉落，日复一日，持续数周。”2020年4月，心理专家凯斯勒（David Kessler）这样向美国的观众们解释关于2019冠状病毒的集体性哀悼。

波音Max737型飞机在2019年发生了两次坠毁事故，造成346人死亡后，客户、投资者和政府才对波音失去信任——直到坠机事故不久前，波音还被描述为“全球经济的中坚力量和美国最大的出口商”。如今，波音元气大伤，仍在收拾残局。

按这个逻辑，如果COVID-19疫情是“一千架飞机接连不断、日复一日地失事”，疫情一定也在伤害更广泛和更深层次的期望和信任。我们很可能已经集体进入了一种“极度混乱和不确定的创伤状态，”哲学家艾丁（Ciano Aydin）如是说。

的确，专家警示，疫情下个人和集体性的哀伤组合在一起，会让我们不堪重负，“哀伤海啸”将会来袭——“这场大流行已经把精神疾病的个人、社会和经济代价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2019冠状病毒带来的精神健康后果，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十年内全球最紧迫的公共卫生挑战，影响数十亿人的福祉。”

美国一个“丧亲规模”调查得出结论，每1个COVID-19的死亡病例，就会让9个人经历哀伤。在2021年3月，这意味着几乎500万美国居民在哀伤——如果用这个等式，全球的数字是超过2500万人。这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因疫情而失去了健康、工作、安全感和信任的人。

导致哀伤的“损失”不尽相同。不同年龄、社群、性别、肤色、职业和阶层人群受疫情影响明显不同。

老人的生理健康风险最大，大约是20多岁的人的90至630倍。在美国，80%的死者年龄在65岁以上。很多老人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被遗弃，尽管他们需要照顾。人们在西班牙和美国发现了被遗弃的老人的尸体。在比利时，养老院的老人死亡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无国界医生组织将其称作人道主义危机并要介入。此外，还有很多人把限制出行的措施，归咎于老年人的患病率。如果幸存下来的老人们再也不相信他们会得到妥善的照顾，也是情有可原。

相反的光谱则是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他们不容易受到病毒感染，但一样要付出代价。心理健康专家警告，大流行的宵禁和封锁让他们的个人和社交发展停滞，无法见到朋友、不能约会、无法上学、上大学或是得到第一份工作。他们失去了至关重要的人生时刻。美国疾病控制中心2020年6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18岁至24岁青少年中，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曾认真考虑过自杀。

女性的世界是最糟糕的。面临严重感染风险的医疗工作者中，70%是女性。而且，女性受疫情影响比男性按比失去更多工作，被迫回归家中扮演传统的照顾角色（比如教育孩子），失去了在经济和职业平等方面来之不易的成果。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由于封锁，一些国家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激增。

医护人员的悲痛更为复杂。

2020年1月，继武汉居民们在公寓的窗口大喊“加油”、“继续战斗”，世界各地的人们的都开始为医务工作者们鼓掌，医生护士们被巧克力、绘画和横幅淹没。那之后，医务工作者们英勇的工作还在继续，大众对他们的崇拜却消退了。最糟糕的时候，他们甚至面临攻击。在印度，医生们被认为是危险的而被赶出家门，外勤医务工作者成为暴力的受害者，一名因公殉职的医务人员甚至被剥夺了墓地；在荷兰，也有暴徒袭击医院。

况且，鼓掌和糖果不能保护医务工作者。仅在美国，就有数十万医护人员被感染，数千人死亡。没有做好准备的医院和疗养院被一波波的感染者、病人和垂死的重症患者淹没。即使在有足够物质资源——拥有床，病房，呼吸泵，呼吸机和防护装备——的机构，医生、护士、清洁人员和其他护理人士不停转地工作，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也承受者极大的压力。

在不少国家，医务人员被叫作“前线”工作人员——这是疫情时期众多战争用语中的其中一个。来自印度、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研究都显示，医务人员中存在着前所未有的焦虑、抑郁、药物使用和创伤后压力。

对医务人员来说，其中一个应激源是“精神伤害”（moral injury），也是一个源自军队的词，通常在一个人做了违背其坚定信念的事后产生，会导致精神失常。创立了医护人员精神伤害（Moral Injury of Healthcare）非营利机构的精神病学家迪恩（Wendy Dean）解释道，这些人想要为病人们提供像样的护理。这是他们学习并且受训多年的目的，是他们的职业誓言，但他们却无法做到——他们也在失去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信心。

没有人知道这场集体性的心理创伤害会如何发展，又会给医护人员或者我们的医疗系统带来怎样的影响。“真正的清算会在这结束了之后到来，”迪恩写道。

“接受”

病毒在加深现有的社会断层，种族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心理学家凯斯勒认为，悲伤的不同阶段的理论，对于理解我们当下对病毒的反应是有用的。“比如‘否认’，我们在早期看到很多：这个病毒不会影响我们；‘愤怒’：你逼着我待在家里然后夺走我的活动；‘悲伤’：我不知道者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然后最终是‘接受’：这已经发生了，我得想办法如何继续下去。力量存在于接受之中，只有接受了，我们才能找回控制。”凯斯勒说。

只是，凯斯勒所说的“接受”是什么呢？是接受疫情的事实吗——是新闻里的数据？还是接受这场危机带来的更为深刻的隔阂？

从英国、美国到香港，病毒不成比例地让更多的黑人、东南亚裔公民感染和死去。在这些社会，少数族裔通常是下层阶级，贫穷、无归属感，生活和工作条件更糟。在伤口上撒盐的又一层现实是，这些社群常常被指责在传播病毒。

在我生活的街道也是这样。这里是上世纪60年代从摩洛哥来的“外来劳工”后代聚集的社区。第一代劳工，如今已经年老体弱。媒体的头条新闻会说，正是这些初代劳工充斥着重症监护室；又有报导说，这一点“个别医生、护士都知道，但没有人将其纪录下来，害怕这是污名化。”——就好像这样的说法，便能显得中立。

针对摩洛哥裔比利时人的种族主义歧视普遍存在，并被主流媒体和政客滋养。媒体会报导说，正是摩洛哥裔人不遵守隔离规则，他们“在公园里吃瓜子”的习惯，造成了又一轮传播。“人们在商店里看到某些群体，身子会往后缩，”研究疫情与种族歧视的费尔哈格（Pieter-Paul Verhaeghe）教授告诉我，“病毒激活了原有的种族主义，还减少了摩洛哥裔比利时人找工作或租房的机会。”

离我家不远的街口的茶馆，因疫情关门已久。但还是有很多男人站在外头聊天。强制要求配戴的口罩在他们的脖子上晃荡，或者包着他们的下巴。口罩不遮挡口鼻，但可以逃脱罚款。

根据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布鲁塞尔的疫情规则执行是种族主义的。在我们这样的居民区，警察不成比例地拦截、罚款和处理了更多摩洛哥裔比利时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负责这个区的警察局长最近承认，警察在疫情期间的行为扩大了公民之间的差距。

尤其是那些年轻男子，他们不戴口罩的行为似乎就是为了标志什么、挑衅什么——即便这里所有因为2019冠状病毒去世的人，他们可能都叫得上名字。就好像口罩那一小块布料被用来证实了比利时社会对他们是不安全的偏见，像一块荣耀勋章。

这让其他人感到害怕。七十五岁的皮亚（Pia Makengo）在这里住了55年，就在我们隔壁，她是这一大片区域的第一位黑人住户。她感到弱小，她说“这些年轻的摩洛哥裔，不戴口罩。成群结队的，他们看着你，就好像他们……他妈的不在乎。”Pia和她坐在一旁沙发上的孙女，都因为她大胆的粗口笑了，“但我不敢说什么。他们可能会打我。”

疫情的遏制政策夺去了这些年轻人在公共街头以及广场上的生活。许多人丢了工作，好几个月无处可去，只能和家人挤在狭小的公寓里。但是，这个社会不在乎他们的损失，只会责怪并歧视他们。对他们来说，疫情并非问题所在，而是一个多余的提醒。他们的愤怒，正是在公开展露悲哀。

社工伊斯梅尔告诉我：“每当有可怕的事情发生时，恐怖主义、毒品、犯罪——它们就会与我们联系在一起。COVID也是如此。”病毒在加深现有的社会断层，种族主义就是一个例子。

“可我们不是威胁，我们也是受害者，我们也会哭泣。”伊斯梅尔提高了声音。

后记

当我开始思考哀伤、开始质问自己应该感到哀伤的时候，还是寒冬，春天来的很快，却也在提醒着我，被疫情阴影笼罩已经一年多了。我想起伊斯梅尔说他能在街上“感受”到疫情的存在，“你看不见它，但是它在压抑着整个街区，我在这里长大，我能感受到！”

如今，疫情被广泛地和战争或是诸如美国911的大规模暴力事件相提并论。政府和媒体经常使用战斗用语，这听起来总有些奇怪，因为并没有敌人，而是在试图描述我们感受到的损失的重量。除了战争之外，我们没有其他可以用来比较的对象了。

其实，2019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和其他所有的死亡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吗？我们不是一早就知道自己会死，别人也会死吗？为什么我们不总是在悲伤呢？答案也许很简单，因为我们想要生存，我们必须就要对痛苦免疫，除了最切身的。

前几天，街角卖啤酒的杂货店老板希尔万（Sylvain）在我伸手推门离开时，突然说：“我正在失去一些东西：日子，事件，生命，而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回来它们了。很病态，我弄不懂⋯⋯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死亡却在渐渐渗入。”

真的会有哀伤海啸吗？由哀伤组成的海啸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会是眼睁睁地看着它的到来，却什么也做不了吗？像是站在沙滩上，看着悲痛的浪潮滚滚而来，见证着站在边上的别人被卷走；好像明明身在局中，却又奇怪地感觉被移出局外；像有一个巨大的虚无的麻木感，我们像是被麻醉了。

别担心，我对自己说，“you’re griev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