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一個寒冷、猶猶豫豫的春天,雪已經都化了。伴著面前的咖啡,我看著手機上的疫情數據:美國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我不住在美國,也不是美國人。事實上,在我生活的比利時,疫情數據要比美國更糟;可打開《紐約時報》的應用程序看一眼美國的數據,還是成了習慣。在每天開始的時候看一眼疫情的統計數據——就像體育比分那樣,就像跟蹤美國大選一樣——帶来一種詭異的滿足感。
依據目前的數據,COVID-19已經感染了1.29億人。大約1800萬人是重症患者,已有282萬人死亡。許多倖存者的身體垮掉了,心肺有永久損傷,長期的健康影響未知。咖啡漸漸涼掉。我知道,數據背後都是真實的痛苦,可我發現,好像我無法與這個事實聯繫起來。我應該感到同情,與生病或垂死的人們一樣難過嗎?我為什麼沒有在難過呢?當我在看這些數據的時候,我「應該」帶有怎樣的情緒呢?
數據都是抽象的,我對自己說,看著數以百萬計的人生病死去而毫無感覺,這也許是可以被原諒的。數字難以產生具象,所以它們既是邪惡的工具,亦是安慰的來源。
我生活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在經歷了連續的、前所未有的限制後,這座城市的公共生活已經停滯很久。我居住的社區叫做Saint Antoine,這裏的街道上擠滿了低收入家庭的小公寓,遭到疫情的嚴重打擊。「我不知道百分比,但已經有一百個人死了,大部分是老人。」我家對面青年中心的社工伊斯梅爾(Ismael)對我說,「真的很極端,光是在我們這條街上,每週就有十個人死去!」我對伊斯梅爾點點頭。可當我一個小時後,沿着街道走回家時,我意識到,就算近在咫尺,我依然無法感覺到附近的痛苦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