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绕开的劳动法：外卖平台的发展与骑手劳动关系的变迁

【導語】「做騎手的大學生朋友」一語出自韓國的勞動者和抗爭者全泰壹，1970年11月13日在漢城東大門市場抱着《勞動基準法》自焚而死。他曾說：「我多麼希望有一個大學生朋友！」這樣就可以有人教他讀字學法律了。泰州外賣員討薪自焚事件發生後，學術志願團體結繩志與社會學會社聯合策劃，邀請外送江湖騎士聯盟盟主、北京義聯社會工作事務所研究員小法師，以及外賣騎手的田野調查員一碗飯，一起進行了一場線上討論。希望從騎手的勞動經驗出發，一起理解外賣騎手的勞動環境和勞動關係，再從勞動法等系統的褶皺裏找到改善現狀的可能性。結繩志和社會學會社整理編輯了本次線上討論的文字稿，分三期發出，本文系討論實錄的第二期。端傳媒獲授權全文轉載，分三篇發出。

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以下简称“义联”）连续几年发布了对外卖骑手职业伤害的调查报告，小法师作为义联的工作人员，从近两年的调查数据入手，介绍了外卖骑手的一些基本情况。此外，她还回顾了从外卖行业在国内兴起到现在，平台用工模式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外卖骑手劳动境况的改变，从劳动关系的角度，为我们理解骑手的孤注一掷之举提供了一种角度。

主持人：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关注一下义联，这也是我知道的国内非常少的主打劳动法、劳权的一个律所。阅读材料中的一个知乎问答就是小法师自己写的。上面有一些我觉得可以比较快地破解现在新的灵活用工底下的劳动关系的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到底什么是“劳动关系”，什么是“劳务关系”，什么是“承揽关系”，“外包劳务派遣”又是什么。

确实，在外卖这个行业，很多时候这种关系的不同会不断地分化出不同的劳动者。像程序员就是正儿八经跟他们签劳动合同的，但专送骑手其实是外包劳务派遣给这些站点的，这些站点跟骑手之间有合同，但骑手跟平台之间仍然不存在这种直接的关系。所以像泰州这位骑手，他最后的悲剧其实是完全发生在他跟站点之间，尤其像前面一碗饭提到，一方面，专送骑手能得到管理人员和站点提供的帮助，甚至是一些小窍门。但另一方面，如果他真要对付你，你又是非常孤立的。如果用Lei Ya-Wen的话来说，这种管理有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抱怨给消下去，但有的时候它如果要迎着你这个抱怨来的话，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会非常绝望。

待会儿小法师可以进一步跟我们说明，为什么他（泰州骑手）走劳动法的成本可能会非常大。

小法师：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法师，因为我一边做研究工作，同时也是北京一家律所的实习律师。因为是做劳动法方向的，所以我从2018年就开始关注外卖员，做了义联的志愿者，做普法活动、做调研，参与他们的活动。2019年毕业之后，我在他们机构做实习律师和研究员，一个人打两份工。其实我是一个可怜的打工人。所以之前主持人约我来做这个讲座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是周六日，作为一个打工人来讲，不喜欢周六日这种可能有变相加班性质的活动（笑）。但其实我自己关注外卖员也很久了，以前做志愿也都是在周六日，而且主办方他们非常有诚意，我觉得不能老是鸽了他们。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能给大家分享。我小时候家附近有一个粮库，粮库有两条大大的标语叫做“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现在在疫情中心的北京，我每天希望“平平安安上班去，高高兴兴回家来”，每天都抱着对工作的怨念，不想去上班。同时作为实习律师和事务所研究员，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工作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律师行业内卷非常严重的地方。很难得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机构关于外卖员的报告已经做了两年，明年还会持续性地提供一些基础性的服务。

一、2019年外卖骑手生存状况调查

我首先介绍一下我们2019年报告的一些基本情况。当然主要是针对北京地区的。一线城市应该差不多，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差别，比如深圳一些地方可能兼职外卖员会比全职的多一些，但北京、上海这种以服务性为主的地方的话，可能全职的外卖员会更多一些。稍有差别，还需要各地（再去）调研。

就北京来讲，2019年的调研报告显示，首先从年龄上，外卖员以中青年男性为主，主要是80后和90后。就城市/农村的比例来讲，2019年我们没有做这个选项，但美团外卖他们自己统计了一个比例，77%的来自农村，57%的来自外地。所以很多外卖员就是新工人里面的农民工。包括我们援助的很多案例中，很多外卖员都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因为他们都是农民工的身份，所以基本上可以给他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援助。

外卖员的工作年限不高，流动性很高。很多人在外卖行业干不到三年，其中一年的38%，一年到三年的就有47%。

另外，我们大概调查了一下外卖员的书面合同签订率，虽然选项上是劳动合同，但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包括一些案例研究——签了所谓的（劳务合同）。刚刚一碗饭也分享到，外卖员主要分两大类型，一种是众包，一种是专送，专送外卖员基本上都会签合同，但他们的合同五花八门，这43%专送外卖员群体也跟我们调查的结果基本相同。专送和众包现在在外卖行业里面基本是各占一半，但是签了书面合同的签的不一定是劳动合同。我们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数据显示，他们的合同五花八门，承揽合同、合作合同、劳务合同，甚至还有承包合同，名字形形色色。外卖员往往会以为签了合同的就是劳动合同，因为很多外卖员学历不是特别高，但其实签劳动合同的现象非常少，即使是签了合同，它也有很多方法来规避法律义务。现在又出现了一种灵活用工的新模式，专门针对专送外卖员，让代理商规避劳动法的义务，待会儿我们会讲。

另外，超时劳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虽然一些平台会宣称，这些外卖员是自由灵活的自雇者，但其实上所有的外卖员工作时间都会在10小时以上。

它的总体收入较一些制造业要高，尤其是沿海地区制造业需要加班，一般制造业的工人加班的话能拿到5000、6000，不加班的话2000到3000很普遍。但是像外卖员的话，他们基本上都能达到6000元以上，绝大部分都达到5000到6000元的收入区间，这是北京的情况，但月收入过万的其实非常少。

外卖员罚款的现象非常普遍。请假超过规定的休息日、暴雨天不出勤、客户投诉及差评、工作中不穿制服等都是规定中的罚款项目。而快递员罚款更严重，严重在哪里？因为快递员丢一件快递要赔很多钱。虽然罚款频率没有外卖高，但它一旦罚款，数额是非常巨大的。

百度贴吧里面有快递员的一些留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快递员在2018年双十一的罚款有15000多块钱：

“在XX公司干了快两年了。给我第一的感受，就是如何接受总公司的罚款。对于总公司对你的罚款是无条件接受，没有任何回搏的余地。辛辛苦苦为公司服务，换来的只是无奈的忍耐。公司不考虑员工的付出，不考虑快递员的辛苦。双十一没白没黑的劳动，一个月下来，换来的竟然是更多的罚款。一个双十一付出的比平常多几倍甚至更多的努力，结果总公司给出的是更多的罚款，让快递员接受。2018的双十一我们总共的罚款竟然是一万五千多块，一万五千块相当于四五辆的大货车的快递白送。一万五千多件，一个快递员一天送500件也要送一个多月，一天送500件，一个月下来快递员就可以长期休息了。对于总公司一万五是九牛一毛，可对于我们快递员就是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养家糊口的钱，XX公司的冷血是在是令人发指。”

这是一张网上的资料——一个快递员11月份的工资单，最后计算下来，公司还要倒扣他1582块钱，这还是挺严重的。

在2019年的调查中，我们涉及了工伤职业伤害的部分，可以看到，工伤事故类型中主要是交通事故，还有来自第三人的意外伤害，跟商家或者跟消费者/客户关系紧张的时候发生的情况。

另外，由于送外卖、送快递，导致他们的作息规律跟平常人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在外卖员中经常见的身体疾病，这些虽然没有被列入职业病目录里面，但是在他们群体中非常常见，包括胃病（由于饮食不规律）、颈椎病、腰椎疾病、关节炎等。这都是因为不管风吹雨打、冬天夏天，他们都会骑着自己的小车车，给大家送外卖，导致腰椎、颈椎、关节炎这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另外，很多外卖员的劳动保护用品，包括头盔、护膝、口罩、电动车的定期维修、高温和低温的时候必备的物品，都是外卖员自己来准备的。众包骑手的话，很少有代理商企业或者是平台主动给他们购买这些东西的。

此外，受伤之后，有67%的外卖员都会选择啥都不干，自己忍着。一是怕麻烦，二是怕一旦去主张自己的权益的话，就会被站长开除，丢了工作。就企业而言，外卖员受伤之后，32%置之不理，22%敷衍了事，这是外卖员反映的一些情况。当然因为调查过程中，受伤的外卖员也比较少，所以样本量可能会小一点。受伤之后77%的受访者都没有拿到任何赔偿。

最后2019年调研也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下外卖员的诉求，看看能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70%以上的外卖员主要希望有更多的法律援助和工伤保险，其余还有加强普法培训等等。

二、2020年，外卖骑手劳动境况的新变化

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年的报告。先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两年之间的报告的区别。我们在2020年主要是针对外卖员群体，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再进行涉及快递员的调查。另外，相较于2019年，新增了对于外卖员普遍的劳动权益，以及职业伤害情况的调查，主要是想调查对外卖员造成直接伤害的原因。调研方式除了问卷之外，还包括一系列的访谈。

还有，今年的调研，其实要非常感谢盟主，因为2019年我们招募了很多大学生志愿者帮我们来发问卷来做，我就是大学生志愿者之一。但是到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我们调研进行得非常艰难。最后依靠盟主的帮助，完成了我们大部分数据的搜集。

另外，2019年报告主要焦点是造成外卖员所面临的现状的原因，同时我们也有一些跟2019年报告不同的一些结论。我们报告的方法主要包括访谈和问卷，调研的地点都是在北京，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地区一共搜集了300多份问卷。就我而言，我理解的这些所谓的“互联网+”的行业，很大程度上是钻了一些劳动法的空子，创造出来这样一种新的用工模型。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外卖里面有一对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专送骑手和众包骑手。在外卖行业、外卖平台和外卖员中，都把它们清晰地界定为两个群体。包括我们所接触到的法律实践而言，这两类骑手在法律意义上，不管是仲裁的判定，还是法律专家的解读，都把他们看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非常有必要把他们两者区分开来。

专送骑手

众包骑手

普遍来讲，专送外卖员他们是有劳动关系的，但他们的劳动关系不是跟外卖平台，而是跟平台下面的代理商。平台会把自己的业务外包，往往一个商区会有三四家站点，把这里的业务承包给某一个，比如说叫北京小红帽货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在这里设一个站点，这个站点的骑手跟代理商（北京小红帽）应该是有劳动关系的，但现实我们往往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而众包骑手的话，一般不认为他们有劳动关系。众包注册的时候，外卖平台就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区间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另外，他们也没有直属的代理商。这就是众包骑手跟专送骑手在法律上的区别。

相比于去年，今年的工作时长明显是要稍微高一些。每天工作11个小时的外卖员的占比增加达到了64.8%。另外，让我们很意外的是，外卖员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比如疫情期间，有一位在西城区工作的外卖员的流调轨迹公布，我们会看到他每天接30多单，一个月不休息的话就要接900单以上。绝大多数外卖员每月送单量都在700单以上。而且有的单很难送，我们在调查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顶级”——在外卖员眼里是顶级难度，而且最不愿送——的单，在那种非常密集的、可能有几十层的写字楼，一个电梯都要等半个小时，外卖员说还不如自己跑上去。在那种写字楼，中午高峰的时候，外卖员都是跑着送餐跑着下来的，非常辛苦，他们都不愿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专送和众包、全职与非全职工作的比例，这是对他们的劳动关系研究的重点。专送跟众包这样这两大群体在外卖员中的比例基本上各占50%。另外，有一些平台，比如美团还推出了“乐跑骑手”，蜂鸟最近推了一个叫“优选骑手”，这些都是在众包骑手里面又进一步加强管制，让众包骑手接受专送骑手的管理，同时又维持作为众包骑手的法律关系。

与外卖平台所宣称的“众包骑手都是兼职工作”不同，我们可以看到专送和众包的比例大约是各一半，但是在骑手总体里面有将近90%的骑手都把送外卖作为他自己的唯一工作，当作自己的谋生手段。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其实众包骑手的工作强度、工作压力以及受平台的管控的程度，是不亚于专送骑手的。但从法律关系上来讲，他们是不一样的，很多骑手都是计件工资，大家都是了解的。

关于超时投诉和罚款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对外卖员来说，最难办的就是客户差评投诉，以及禁止电动车进小区、学校。我还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外卖员来我们学校送外卖，不顾保安的阻拦，冲过层层障碍来到了我们宿舍楼下。但是保安随后就追来了，追来之后就要收缴他的车，那个外卖员当时就给他跪下了，其实是很让人心酸的场景。但这样的场景其实也很常见，不单是保安收车的时候他们会跪下。深圳最近在严厉打击无牌照的电动车，这种外卖员下跪的视频和图片就出现了很多。在外卖员的圈子里面，大家对此都是深恶痛绝的，盟主可能也看到过，这些事在骑手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传得很厉害。（收车）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关于罚款跟罚款的频率，就罚款的主体而言，专送外卖相对于众包来讲会更加严格，而且罚得更多。先是平台罚站点、罚代理商，然后代理商再来罚外卖员。通过这样的一层关系，专送的外卖员罚款往往会比众包的更加严重，因为众包直接由平台在 App上向他们罚款，比如说你超时或者产品损坏，系统中就显示对应种类的罚款。而专送外卖员，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被罚了很多款，比如我今年下半年援助的一个美团买菜的专送外卖员，工作6个月，站长罚了他4540块钱。他非常生气。后来我们都帮他要回来了。

但这种现象太普遍了，对众包外卖员来说，可能一单超时就扣几块钱，但是对专送外卖员来讲，一单超时可能就要扣他一天两天或者是几天的工资，罚得很厉害，而且毫无理由。

超时这个现象在外卖员中很普遍。在造成超时的原因中，有三个原因非常突出：一是商家出餐慢，二是平台设定的配送时间短，三是平台设计的路线不合理。这些都是造成商家跟外卖员矛盾的主要的原因。工作满意度我们就不分析了，普遍都不高。

下面分析一下数据。我先给大家呈现一款众包APP的奖惩规则。最左边的是点进去后最先出现的一个页面，大家会发现，平台规则就一项，骑士管理规则有二十二项。但实际上你点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平台规则有很多，二十二项每一项点开后都可以再进行延展。所以，骑手的奖惩规则是非常严格和精细的，这导致骑手的劳动过程完全处在这个APP和垄断平台的精准的控制之下，动辄得咎，不得不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规则之下。

其次我想跟大家比较一下制造业流水线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给大家一些直观的体会和感受。

恩格斯他曾经在《英国工人阶级经济状况》里面讲到，“雇佣劳动下的工人，他的活动被局限在琐碎的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一分钟固定不变的，重复着年年都是如此。”

还有这首诗，是在富士康自杀跳楼的许立志所写的，我觉得其实可以代表绝大多数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状态:

车间，流水线，机台，上岗证，加班，薪水
我被它们治得服服贴贴
我不会呐喊，不会反抗
不会控诉，不会埋怨
只默默地承受着疲惫
驻足时光之初
我只盼望每月十号那张灰色的薪资单
赐我以迟到的安慰
为此我必须磨去棱角，磨去语言
拒绝旷工，拒绝病假，拒绝事假
拒绝迟到，拒绝早退
流水线旁我站立如铁，双手如飞
多少白天，多少黑夜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许立志 《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大家可以体会得到，他的思想和思考，与他的身体是完全脱离的。身体在流水线上就像一台机器一样，随着流水线的进行，一个一个地进行操作。就像去年很火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篇文章所写：

“系统要求骑手越跑越快，而骑手们在超时的惩戒面前，也会尽力去满足系统的要求，外卖员的劳动越来越快，也变相帮助系统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短时长数据’，数据是算法的基础，它会去训练算法，当算法发现原来大家都越来越快，它也会再次加速”

“在爆单时送餐，送到最后，整个人都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了人类的情绪反应”。

高峰时期爆单的时候，他们会提到“自己整个人都是麻木了，全凭本能在跑，没有人类的情绪反应”。不管是资本主义刚开始的时代里的工人，还是后来的流水线上的制造业工人，还是现在的骑手，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机器里。人在机器、在算法系统面前都是被控制的，这篇报道最后提出来程序员要有人道主义精神，但我并不认为这是程序员的问题，他们其实都是雇佣劳动制下的劳动者。

为什么我会讲到这里？下面我试图给大家分析一下，中国的外卖行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三、中国外卖行业发展史

从2012年到2013年初，外卖第三方订餐平台刚起步。在更早期，很多餐馆开始订餐是因为他们生意比较好，除了堂食之外还能外送。尤其随着写字楼增多，白领增多，慢慢产生了这样的需求。一般是一些生意比较好的餐馆，会给一些白领留下自己的电话，让他们通过打电话来订餐。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出现过网页订餐。

盟主曾经跟我讲过，他自己在北京闯荡的这么些年，他所在的餐饮跟外卖行业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待会儿如果有时间可以让他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个契机是，随着移动互联网跟智能手机的普及、技术的发展，第三方的订餐平台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在2013、2014年的时候，像美团跟饿了么，开始以APP的形式普及开来。

扩张期是在2014到2015年，我依稀记得当时补贴大战的盛况。2014年，美团跟饿了么的大战首先在校园开始：“饿了么每单减5元你知道吗？”“美团外卖低调减单你知道吗？”这大概就是当年补贴大战时抢占市场的情况。不管对外卖员、对商家、对消费者这三方来讲，都是一个利好时期。因为平台投入了很多补贴，但这样的补贴期往往是非常短的。

已经过了将近7年之久，我们很难找到这些平台2014年的那些资料，但我们可以看到2015年当时的新闻报道里的截图：一位姓陈的骑手每个月有500单的任务量，早上10点下班，晚上6点下班，8小时工作制，每个月能拿到4000多元的月工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轻松的。

2014年是学生市场，2015年百度外卖率先进入了白领市场。我觉得这个投资眼光还是很好的，因为就订餐市场来讲，白领绝对是订餐、吃外卖的主力。

2014年、2015年差不多形成了美团、饿了么和百度三足鼎立的局面。2015年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变化——很多早期进入这个市场的外卖员就有经历——美团当时招外卖员是签劳动合同的，不缴纳公积金，但是缴纳五险，包括像工伤保险这种强制性社会保险都是缴纳的。但随着众包模式的上线，美团就不再直接雇佣了。

现在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比如新疆，平台想要开拓市场，可能找不到这样的一级代理商、二级代理商，就会考虑直接雇佣一些人来开拓市场。但是在东中部、东部这样一些发达城市里，平台直接雇佣的情况几乎已经绝迹了，绝大多数都是众包和专送的外卖员，也就是劳务外包或者所谓灵活用工的模式。

接下来是第三阶段，也就是2016到2017年的垄断形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融资并购事件。直至现在，美团和饿了么平分秋色，一些规则也越来越不合理。我们不光能看到外卖员的情况，还可以看到垄断平台形成之后，一些入驻平台的商家也被迫在饿了么、美团之间做选择。这对消费者、商家也好，外卖员也好，都是很不利的。完全垄断意味着平台拥有这样的话语权。

2016到2017年，情况发生很明显的变化。报道中这位陈姓外卖员说：“8小时工作制成为历史。”中午11:30到下午2:30必须在岗，晚上5:30到8:30也得在路上，而且随之而来的规则和罚款越来越多。这个案例只是给大家大概参考一下，因为很古早的这种2014、2015年的资料都很难找到了。

在2018年的时候，一家网约车公司滴滴曾经试图跟美团、饿了么竞争，当然前提是因为美团自己想要开拓网约车业务，滴滴随后进行商战，要来推外卖的业务。于是它们在无锡相遇了，开始补贴大战。在这个时期，外卖小哥郭俊一天就接单了1000块钱。之所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给大家复原一下，平台最开始扩张期间的这种不理智的野蛮扩张的行为。他接了7天的单，但两三天后就草草结束了，因为当地的反垄断机构约谈了他们，后来就停止竞争了。

2016到2017年，我们从扩张讲到垄断形成，形成垄断之后，外卖员的境遇其实落差很大，也出现了很多众包、灵活用工的模式。另外就是2018年至今，即时配送行业出现了更加恶性的竞争。原来只送外卖，现在城市里的短途配送，比如买菜等模式出现。美团上线美团买菜，顺丰上线了顺丰同城，很多原来做物流的企业都纷纷上线一些这种模式，直接导致配送行业有更多的资本涌入，带来更加恶性的竞争。这个时候，平台对外卖员就不再是用劳动关系来吸引了，而是直接通过灵活用工的模式来缩减自己的成本。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讲这个历史，因为我觉得研究历史最能帮助我们了解外卖员的地位是怎么产生变化的。现在各大垄断公司都有自己的研究院，它们想通过自己的研究院来发声、影响政策。美团点评研究院上线后，2018年跟中国物流协会做了这样一个报告，把整个行业里面从扩张到垄断实现的过程完整地呈现出来了。2009年是饿了么上线，2010年是这样的一些平台上线。最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节点，是2015年，各种众包模式上线，京东众包、美团众包、蜂鸟众包，把这种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全给偷换成了这样的众包关系，缩减了很大一笔用工成本。

另外，在2018年，也就是恶性竞争发生的这几年当中，像阿里、滴滴这样一些互联网的巨头都开始送外卖，叫即时配送。它们不只送外卖，还会送商超、便利、文件等等。“闪送”就是同城送文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

当然，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用工模式的变化，2018年的报告里面讲，它们主要有三种用工模式。第一种叫自营，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运营方式，对应的是平台还直接招募外卖员，跟他们具有劳动关系，这种目前非常很少了。另外有加盟制，就是刚刚给大家讲的专送外卖员。专送外卖员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所谓的加盟制组织下的。另外就是众包模式，当然就是平台之间来定。

除了自营、加盟、众包，2018年之后还出现了一种模式——当然可能不止2018年，更早的时候也有，但2018年之后大规模的很多——我们在做法律援助和在调研过程中问到了一种情况。大家可以看这个平台，叫“订个活”。我记得2020年国家网络研究中心出了一份共享经济年度报告，推了一个企业叫“好活”，这些平台都叫灵活用工平台。

它们的逻辑是什么？求职者，比如外卖员，注册一下“订个活”的APP，就可以一键创建个体户，他就有了营业执照，成为了个体工商户。作为个体工商户，跟代理商企业合作的话，其实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而是会被认定为合作关系。很多劳动法义务，比如说最低工资、加班费、工作时长、法定节假日不许加班、强制性地缴纳五险一金等等，这些义务，企业都可以不用负担。

如果打官司，单从法律诉讼的角度来讲，众包外卖员是很难推翻他注册时签的协议的，基本上都会被认为不具有劳动关系。但就专送外卖员来讲的话，一般只要证据充分的话，还是能认定成劳动关系的。我自己今年下半年以来就援助了好几个专送外卖员，大概有一半能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另外一半证据不充分的就输了官司。

但是“订个活”会更“可恶”。比如说，众包公司招了一个专送外卖员，它会告诉外卖员：你要下载这个APP，注册一下我才能给你发工资。以这样的一个名头让外卖员下载“订个活”。有的甚至都不是APP，让外卖员注册个小程序，之后通过APP/小程序发工资。等到上了法庭，就会看到外卖员跟某个安徽的公司签订了一个承揽协议，安徽公司又跟把他北京的公司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所以当庭他们就会主张专送外卖员跟代理商平台是合作关系或承揽关系。其实我从法律分析上来讲的话，专送外卖员应当是一种劳动关系，而且如果证据充分是毫无疑问的劳动关系，但经过这样的操作后，专送外卖员的法律地位其实变得跟众包差不多，都成了承揽或者合作的关系。

主持人：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初级小法师”的知乎她应该是刚开始写配送平台的历史，有个栏目叫“畅游史海”。配送平台的历史不仅是她所说的商战史，同时也能呈现出骑手的劳动权益、劳动关系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尤其是她最后讲的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做骑手的大学生朋友，我觉得第一步要把中间的这些“骗局”——可能骑手朋友不一定真的会去读的这些条例，像站点或者是平台叫你注册的这些软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给厘清。另一步就是互相之间建立联系，就像有过外卖骑手经验的盟主已经在做的一样。在第三篇的文章中会有盟主给我们分享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