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有线中国组：三代记者，十九载悲喜，一种失落的情怀

2021年初春，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的历代记者把摄影棚闹得像个派对。众人在镜头前迅速就位，时而双手绕于胸前，时而开怀地勾肩搭背，拍下许多大合照。画面教人一时忘记，去年年底有线电视大裁员，拥有19年历史的有线中国组被突然中断了。

“三代同堂，”拍摄完毕，总采访主任司徒元低声说。在他身后，是18名不同年代的前中国组记者。有创组时期，见证2005年神舟六号升空的蔡淑仪、2006年因《冰点》停刊而采访主编李大同的邓美玲、走访2008年西藏拉萨骚乱的胡力汉；也有曾采访乌坎村事件、八九工运领袖李旺阳的林建诚、深入四川地震灾区的吕秉权；还有最后一批成员：带队采访两会的黄丽萍，报导改革开放40年的黄慧茹，直击武汉疫情的翁维恺……

这些记者跑遍中国各地，走入无力回天的天灾人祸，在职业前路上，也撞上未能预料的骤变。2020年12月1日，有线新闻突然公布裁员40人，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任黄丽萍是其中之一，不久，中国组其余10人宣布集体辞职，多个部门的记者也陆续辞职抗议裁员决定，王牌节目《有线中国组》全体离职、《新闻刺针》全员被裁，消息震撼香港。

听到老团队地震的消息，林建诚很沉重。长年的采访经历烙下创伤，近年他暂避新闻，搬到香港离岛上一座神学院进修。此刻回看自己走过的新闻路，他特别感慨。“香港有这样的传媒空间，让我们记者能够在前线跑，”他感觉，无论如何，香港媒体都记录中国社会自2000年以来大量重要的历史影像，“走过的路，还是值得的。”

被同事们称为“小元”的司徒元一如既往的沉稳、话不多。他今年58岁，已近退休之年，但面对团队解散，最终决定和中国组最后一批成员，一起加入网媒平台。“是时代要这样，选择要这样，我们只能找一条新的路。”他感叹。

这天在摄影棚里，年青记者黄慧茹拿着电话，到处采访不同组员，准备剪一条短片，送给他们在北京合作多年的司机小姚。过去26年，几乎每一代中国组记者都坐过小姚的车。这天他们对着手机，回忆起自己跟小姚一起闯大漠、在寒风中烤羊肉串，平日收到小姚送的住家好菜；不那么忙的时候，记者在小姚车上安稳补眠，紧急突发时，小姚在北京路上左穿右插，以最快的车速把新闻片段送回驻站。

1995年，香港有线电视刚刚启播两年，司徒元去北京聘请了小姚，2002年，有线中国组正式设立，他们那时想着，以后的路还很远。

感通

2008年5月12日，吕秉权在香港出席一个丧礼时，突然收到司徒元指示——赶赴重庆机场，觅路进入四川地震灾区。他和摄影师、工程师通宵赶往北川，遇上公安封锁重要路段。吕秉权请司机埋伏一边，看准几十辆解放军军车进城的时机，踩尽油门，插入军车之间，闯过路障。

“公安指着要我们停，我们说不要理！冲过去，一定要冲。”吕秉权回忆。这一冲，让有线成为第一间进入四川灾区的香港电视台，比中央电视台更早到场。

吕秉权在现场采访的信条是，“陆路不行，我们坐船去。正路不通，我们坐电单车，在阡陌中过去，绕过山过去。”

这名现职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的高级讲师，1998年入行当记者。最初，他在TVB工作，几乎每天过关，跑华南新闻。广东各地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像“周星驰的电影”，光怪陆离：“港人北上娱乐、消费、工作，亦有人被骗，各种包二奶、老人被勒索、问题食物、旅行社车祸、过关水货客…… ”他一口气数着跑过的新闻。当时，他跟前TVB记者、现职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警司的刘肇邦被合称为“华南二虎”。

后来他干脆接下驻京工作，成为TVB第一位驻京记者，心里想着要在北京帮香港人“睇档”（看档口）。2005年吕秉权转战有线电视，同样驻扎北京，“档口的哨站就是北京，我要把最新风向、国家发展和民生遭遇恰如其分地，报给香港观众。”

作为港人，在北京走访，只要不怎么吭声，便可以融入当地，即使讲起港式普通话，搞笑的口音还能让民众觉得好玩。吕秉权习惯在当地发廊剪一个平头，穿一身灰土色衣服去工作，“他们（大陆民众）看到我们的说话、肤色、样貌有亲切感，我们在他们眼中是中国人，只不过香港人较自由。”他也发现，面对香港记者，许多大陆百姓都有话想说，像2006年隆胸物料奥美定PAAG遗害事件，当时一行约30个中港女性，向吕秉权坦白自己身体受创的经历。

吕秉权加入有线的前一年，2004年，林建诚也入职有线。林建诚在澳门出生长大，身型高大，入行前闯荡社会江湖多年，在小学教过中文，做过船务，也进过银行。1985年，他第一次揹着背囊游历新疆，自此跑遍云南、四川、东北三省和西藏等地。

他的菲林相机拍过80年代的新疆哈萨克族牧民，也拍过90年代西藏布达拉宫重修工程的工人面貌。1990年又一趟的中国旅程，他来到天安门广场，留宿在一名三轮车夫家中，听着胡同居民诉说六四凌晨的记忆。对于大陆百姓，林建诚当时有一种未确切成形的情感。

1991年入行做新闻后，林建诚先后在澳门电视台、亚洲电视工作。转职有线后，他起初驻澳门、跑珠三角新闻，至2006年转入有线中国组，随后十年驻守广州。

这些年间，亦是大陆媒体迸发，调查报导如雨后春笋出现的年代。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北京亦敲定取得奥运举办权，一切似乎正走向透明和开放。2008年，中国接连爆发大事，先是年初雪灾，3月西藏拉萨发生骚乱，再是5月四川地震，8月北京奥运，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撞击中国大地，也冲击香港人心。地震期间，《南方周末》迅速推出名为“大地震现场报告”、“大地震现场再报告”两期专题报导，合共52版面，细致记录灾难现场，也直笔拷问学校大楼的倒塌原因。

林建诚和吕秉权，一个驻粤，一个驻京，恰好赶上了这中国报导的黄金时期。“中国的天堂与地狱很密集地一次过出现，碰巧我们这群人在这里。”吕秉权说。

四川地震，在倒塌的绵竹富新第二小学里，死难学生家属抱住孩子遗照，站满了路两旁，大家逐个对记者诉说，孩子生前喜欢跳舞、爱打乒乓……马上要开始直播了，吕秉权正准备播报，近200名家属突然间一同下跪，哭声震耳，吕秉权一时哽咽，无法说话。司徒元和剪片师在香港后台收到现场画面，也无法自控，指示押后直播。

吕秉权今天还记得，有婆婆大力握住他的手，两眼哭至血红，“她们猛叫我们为娃娃讨公道，豆腐渣工程很冤。”他走开，大哭一场。看着表，喝一口水，5分钟后，回到原来位置完成直播。

“虽然我没有家人罹难，但是很感同身受，”他回忆说，“之后，我一直抱着为中国老百姓反映民情的心态做新闻。”

“我们做新闻就是看真相——到底有没有豆腐渣工程，就要验楼，找专家、找承建商拿图则。”家属们见他们认真跟进，护送记者和材料离开豆腐渣遗址。后来，那瓦砾堆被当地列为国家机密，灾区学校涉嫌豆腐渣工程事件遭宣传部门下禁令，大陆媒体难以报导。随后多年，跟踪调查、重访家属成了港媒的年度工作。

驻京多年，吕秉权知道上访者之间，流传及贩卖着一张境外传媒名单，这张写满记者名字、机构和联络的名单有价有市。“有些事情大陆记者不方便做，他们是知道的。”在吕秉权眼中，香港记者相对地不像大陆记者般受官方制肘，也不像外国记者般会更大幅度地激怒官方，对大陆民众来说是较为合宜的发声渠道。

2011年底，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爆发土地维权事件，促成村委会选举，林建诚从广州赶去乌坎。为了避开武警，他坐在村民的电单车后座，穿越延绵的田野进入乌坎。

在村里，境外传媒有人会休息等候，有人会到处打听，林建诚是后者。日子久了，村民让他们信任的记者寄宿家中。一天，有村民怒气冲冲提到他们收到官员发的一只光碟，里头是一场演讲，里面载有时任汕尾市委书记、现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有关“境外的媒体信得过，母猪都会上树”的发言。林建诚一听就问光碟在哪，他看后迅速储起影片，传回香港作报导，讲话在中港两地网络迅速传开，炸开了舆论。

“村民有什么也会即时和我说，有怨气也会找我，我经常听他们说话。你发现村民很简单，他们并不是想推翻什么。”林建诚回忆，当年有村民高举“反对独裁”的旗帜，“很多外媒把它提升到（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独裁政府”，但林建诚认为那由始至终都是剑指乌坎村政府，村民只希望为宗族乡亲的土地利益挺身而出。

跑中国新闻的日子，林建诚长年把三个电话放在床边。为了让自己保持警惕，他把电话铃声设成警察的警笛声，半夜收到SMS短讯、电话，马上出发去采访，常常没能睡上好觉。找上他的，有时是牵涉个人利益的维权问题，也有涉贪腐的制度问题，好些求助，是经由大陆记者转介联络他的。

几年过去，吕秉权觉得自己跟老百姓有“一种感通”，越做越起劲。2008年9月，是他和女朋友定下的婚期，他把婚照拍摄期一拖再拖，直至婚纱公司说再推就不能拍了，最终司徒元找人手轮替，吕秉权才从灾区回港。

拍摄婚照当天，他完全笑不出来，“一直想着四川现场尸体腐化的药水味道，还有呼叫声。”

蜜月

司徒元记得，2008年间，中国组记者只聚首过两次。一次是5月，前线记者从四川回港休整，聚餐中弥漫抑郁气氛。一次是9月，吕秉权婚宴，有记者上午刚采访过毒奶粉的受害家庭，赶回香港赴宴。

“中国组记者的采访生涯，就是在这种漂泊无定，悲喜交加中度过。”司徒元当时在一本中国组出版的书中，这样写道。

司徒元的童年、少年时代，亦是悲喜交加。他的父亲司徒强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事部副部长，主责外交新闻，访问过尼克逊访华，其三伯为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当时，香港左派机构鼓励员工把子女送回大陆，1969年，6岁的司徒元被父母从香港送往广州。

司徒元和其他少年一同成长于集体宿舍，时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宿舍里的生活却无忧无虑，“你有没有看过姜文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我们不是大院子弟，但也算是干部子弟，香港送回去的。那电影给我小时候的感觉。”

1971年的一天，课室的喇叭依中央文件宣读林彪叛变、逃亡及失事的消息。当时还是个小学生的司徒元不懂政治，心里只觉得过瘾——明明林彪昨天还是副统帅。五年之后，毛泽东离世，少年看到举国哀恸；同年四人帮倒台，少年看到举国欢腾。

“其实那时候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多年之后，司徒元回想，“那次他们真的开心。他们感觉文革终于要结束了。”

一两年后，中国短暂的“北京之春”来临。司徒元就读的广州暨南大学，许多经历上山下乡的学生开始入学，也有人争取学生会选举，他挤入水泄不通的礼堂，第一次听着其他同龄青年辩论着民主与普选。那些年间，中国确立改革开放路线，开始平反冤假错案，陆续解禁电影和书。

“你发现世界已经不是（以前）那样子。”司徒元说。自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回到香港。因着大陆受教育的背景，不容易在香港找工作，1983年，适逢当时大公报旗下《新晚报》招记者，他于是入行。

香港媒体报导中国的自由度，随政局而起起伏伏。中共建政之初，未获官方特别安排的香港记者不能入境采访，媒体大多依赖通讯社及民间消息报导，或是派记者在中港火车上，访问传教士、逃难或回港探亲的人——这些记者常在火车上行动，被称为“火车怪客”。

进入改革开放，气氛相对宽松，1979年港穗直通火车恢复通车，香港媒体正式获大陆当局邀请集体入境采访；三年后，造成52名港人罹难的桂林空难，是香港记者走入大陆报导突发新闻的起始点。迈入80年代，香港媒体陆续派记者跟进中英谈判，香港时事评论员、前《文汇报》记者刘锐绍于1986年被派驻北京，报导《基本法》起草，刘形容，跑主权移交的记者可说是日后香港媒体中国组、中国版的雏型。

在纸媒工作，从改革开放初期到见证八九民运，司徒元打滚12年，于1995年跳入有线新闻台，担任政治组采访主任，是开荒一代。当时有线刚启播两年，不太被人看得起。“连一个市政局议员都拒绝你访问，说你没有人看。看电视要给钱？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开台之后，政治组包办中国报导，最先要准备邓小平死讯和香港主权移交的大新闻。从1995年开始，有线和许多香港媒体都持续派记者驻扎北京一间酒店，准备报导中共元老邓小平的死讯，行内戏称为“等死团”。邓小平去世后，眼见中国新闻需求将持续增大，加上2002年左右，大陆开始容许香港媒体在北京设办事处，当时有线记者蔡淑仪开始在北京开荒，设立驻站。

这一年，胡力汉厌倦了主打社会新闻的TVB，转战有线电视。2002年，有线正式成立中国组，他举手自荐。胡力汉记得，这段时期，上至中央政府领导人、中层官员，下至执法人员，似乎都跟香港记者保持友好。

1999年，他作为有线记者，随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外访泰国布吉，他和一众记者站在海滩，待江泽民上水后，胡力汉用不咸不淡的普通话向他大喊：“主席，你有用吗？”其实他想问的是，“你游泳吗？”胡力汉说，江泽民没生气，也没搭理他，便离开了。

胡力汉说，当时记者可以会场外等待，在领导人上洗手间的路上发问，“朱镕基最好朋友，真的问什么都可以…… 现在大堂都不让等。”

那时，自然也有诸如西藏、新疆、台湾、香港治权等不能触碰的报导红线，但一般而言，香港记者都能在激怒当局后，做些正面新闻稍作平衡，等风声过后再申请驻京证。

2003至07年间，胡力汉记得，当时的中宣部官员会跟他说，他们欢迎香港传媒报导负面新闻，“因为这样才建立到你的权威，当你报导大陆的正面新闻才有人信。”他回忆道，“当时很多港澳办官员跟我说：我们对香港的思路是什么？对香港人就不能像扭毛巾那样扭，越扭榨水越多——不能硬碰硬，一定要用软功，和你慢慢谈。”

香港是特例的氛围，也体现于执勤公安。每年六四前夕，一些香港记者都会去木樨地观察戒备的情况，老一辈公安总是问有线中国组记者：“六四你做不做？”记者答，“我说不去也是骗你的。”老公安不进逼，也不让步，“去归去，不要下车，下车我就一定拘捕你。”

2005年前某个周末的下午，一个外国媒体的本地记者在北京外交公寓中举行了一个小型音乐聚会。20多人穿过武警哨岗，在聚会中喝咖啡、喝红酒，有的人在弹钢琴、拉小提琴。当天吕秉权帮忙筹备，看见刘晓波、刘霞都在那里。

“这是很惬意的一个下午，有种阳光明媚，”吕秉权若有所思的回忆着，“这个政治蜜月期，是可一不可再的。”

在这段相对开放的日子里，司徒元坦言，中国组属“草创”阶段，没什么具体的编采方向。时任有线电视执行董事赵应春当时只抛出一个要求：做“高级”的中国新闻。

初初，他们每周六播出“神州穿梭”这个杂志式节目，总结一周大事，有时借用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片。后来团队探索创新，减少跟随领导人外访，司徒元亦请同事专注发掘基层民众的故事，主打一个个专题报导。

这一支人数长期维持十人左右的团队，有人常驻大陆，有人留守香港候命，只要香港办公室落下指示，就能迅速行动。在记者眼中，司徒元就像篮球比赛里的控球后卫，把每一球准确的传去前锋，尽量发挥每个记者的特点。

要准确报导中国，司徒元感觉，就是在一个日夜翻腾的大海中游泳，永远要记住，社会充满人们不知道的复杂性。就像他如此审视自己表面阳光灿烂的少年时光，“你真正感觉到少时好像很乌托邦、很蒙眬的背后，文革一结束、伤痕文学一开始——咦，原来开心的背后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想像不到的，是当社会开放后，才知道原来社会还有抑压的一面。”

在他带领下，有线中国组每年追踪川震受害家属、六四亲历者和遇难者家属，大陆维权律师的变动，也关注中国教育及医疗问题，例如曾采访一间广西民办学校、探讨贫困的少数民族女生就学困难的专题“伤心女中”。司徒元当时判定，上一代记者见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阵痛，经历了八九的剧变，而这批接续的年青记者则记录着中国崛起的历史。

“我们的出发点，是希望国家在走进世界强国之林的道路上，能够无愧于现代化的称号。”在2009年中国组出版的书中，他如此形容自己朴素的愿望。

变调

“内地受欺压的一群、或者维权的人，往往只能诉诸于香港媒体或外国媒体，为他们发声。”林建诚说，“这样就显得特殊了。除客观报导之外，记者还带着一种——现在的人可能觉得肉酸、老土——带着一种情怀。”

2016年6月，林建诚收到乌坎村抗争领袖、一度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林祖恋（又名林祖銮）突然要和妻子离婚的消息。他心里一沉，随即动身去乌坎，专访林祖恋。3天后，林祖恋被捕，后来在电视上认罪，被指涉嫌数额巨大的贿赂。同年9月，公安驱赶香港记者，一行人衡量过做不到什么，最终在泪目下跟村民道别。当时，村内有9名村民被捕，其中有年轻人，也有被判处最高10年牢狱的年迈村民，抗争黯然落幕。

两年后，2018年，林建诚脱离随时候命的记者生活，与妻子搬往距离中环35分钟船程的长洲岛，在一座神学院中读书、生活。早于1995年，身为基督徒的他就立志带职宣教，只是因记者工作而一拖再拖。

“危机意识，好的使你对新闻更着紧，不好的使你时刻不安，很容易扭曲自己。”他说。况且，香港记者尚且能够回家，但受访者仍在原地，饱受煎熬。

2012年5月，林建诚采访八九工运领袖李旺阳，李揭露自己多年遭当局以酷刑对待。报导在六四23周年前夕播出之后，身体有严重残障的李旺阳被发现站在窗边离奇吊死，当局判定为自杀，迅速火化遗体。事发后三个月，李的好友尹正安、妹妹李旺玲等全无音信。这一度触发林建诚患上创伤后遗症。

半夜惊醒，他错觉以为电话响起，又以为网上有新消息。他烦躁、寡言、失眠，不断重看李旺阳的访问片段，在屏幕前不断流泪，直至累极入睡。

翌年春天，林建诚得知二人无恙。李旺玲面对面跟他说，开初确有责怪林，但后来想通，错在当局，也会原谅他。因为跟李旺阳同月同日生，林建诚此后再没有庆祝生日。

“当你采访人祸新闻，很多死人，很多底层老百姓受欺压，被拆烂的房子。当你访问谭作人，他为四川地震的人提出诉求，换来牢狱和监控。当你经常想起在十多年里，你的朋友、维权律师突然被捕，被监禁几年……”

“你觉得很难接受，然后很无奈地，你每天都在这里生活，然后很无奈地，你每天都要面对这些新闻。然后你很无奈地见他们、采访他们，无奈地回应他们短讯的诉求。”他一连说了四个“无奈”。

走过最初的蜜月和后来的黄金时期，中国政局的发展，并没有沿着原本的设想而展开。

2011年温州动车追尾堕桥事故，据官方公布，事故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伤。吕秉权赶赴现场，发现身边的大陆记者每天收到上司来电被要求撤离，有人关上电话，也有人请假到场采访。吕秉权记得，当时香港记者碰到没有公费的行家，都会跟对方拼车，也有大陆记者把家属联络交托给吕秉权，去接力报导。

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被广东省宣传部要求修改，有指是时任部长、现《人民日报》社长及总编辑庹震亲改并签发付梓，事件被视为大陆自由派媒体走下坡的标志事件。

“这是很大的警号，”在广州工作的林建诚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言论自由将会产生超出他过往10年所见的巨大变化。后来，“落手落脚做事的（有份参与《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的）官员不断地升迁，一些传媒人离开南方报系，传媒越来越噤声。”另一边，记者与领导人的距离，自胡锦涛执政期亦开始拉来愈远，并在习近平上台后进一步变远；大陆NGO、知识分子和律师群体逐一被打压限制，记者从他们身上获得的线索愈来愈少。

“（当局）管制NGO之后，中间的那个连结就没有了。整群人失踪了。”胡力汉说，以往累积的人脉后来有被拘捕的，也有退休的，民间组织由新人负责，很少再跟香港记者联络。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当时是《南方周末》记者，后于2013年离职。他表示，大陆编辑、记者早在2012年就深切地受压于许多诸如“毙稿”的官方干预，这种高压气氛，又跟2012年换届年、官场紧张不安相关。

方可成提出，除了政治空间逐步收窄，不能忽视的是当时大众媒体的广告收入断崖式下跌——当媒体不赚钱、记者薪金保持低下，报业人才不断流失到互联网产业，变相减弱了拓宽报导边界的动力，也失去与宣传部门周旋的底气。

“这个时候，正好政府这边又上来一个更强力的领导人，当然一下子就推了过去。”方可成说，习近平上台蕴酿的紧张氛围，虽未必会直接干预媒体，却会使宣传部门在管理新闻操作上的判断更趋保守。

九成时间都驻扎北京的胡力汉也发现，寒冬正在逼近。2017年，他强烈意识到，中央对港媒的政策也发生明显改变。

当时胡力汉在北京采访十九大，一个宣传部门官员在闲聊时突然问他，知道十九大是什么意思吗？对方指着他继续说，“党管一切，香港没有例外。”

“然后我觉得，好了，香港媒体以前玩的那套（方法），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之后一年，在林建诚请辞之后，他也辞职，转战新媒体。

吕秉权更早前已经请辞。2010年，他离港三星期采访上海世界博览会，回家后看到几个月大的儿子会笑了，样子有点不一样，而妻子倦容甚深。“这个场景好像定格了。记者之外，我还是爸爸、还是老公。”两年后，2012年，小女儿出生，他向司徒元请辞，走入学院教书。

对司徒元来说，就算新闻做得美中不足，也要转身向前走。使他频频回望的，是许多受访者最终没有得到一个较好的结局。12年前，司徒元在香港指挥四川地震报导时，中国领导人亲临现场鼓励救灾的迅速，以及政权对传媒相对开放的态度，使他印象很不错。

这个好印象，“直至豆腐渣（工程）那刻（消失）”。司徒元一直不能忘记豆腐渣工程家属下跪的镜头，他觉得这是受访者托付给记者的一份责任，不可辜负。

后来，四川地震九周年、十周年，重访灾区的路上，新一代中国组记者接力顶上，但至今换不到一个说法。“新闻没有大团圆结局，我自己心目中过于理想化，希望有圆满一点的结果，但始终是没有。”

割裂

翁维恺于2016年到有线中国组应征实习记者，面试官胡力汉问大家：现在中港关系那么差，你们怎样看大陆人？你们怎样跟司机合作，怎样看大陆线人和学者？他记得，一个同学毫不讳言，看不过眼就会“妈叉”（斥责）。这名同学最终落选。翁维恺获得了实习机会，并于2017年正式加入有线中国组。

“坦白说，初初入行跑，真的（对中国）没太大感情。”他今年26岁，成长于社会不断辩论香港人身份的时期，见证保育皇后码头、菜园村等等抗争。但有机会报导中国，他感觉很有兴趣，“新闻在哪里、你就去哪里，比较是挑战、成功感多过关怀？”

初入行，他就发现香港社会对他所做的中国新闻，似乎需求不大。经历雨伞运动、旺角骚乱等政局转折点，香港本土派高度活跃，对中国的好奇、同理都减弱了。“当年说蝗虫都已经过时了，”翁维恺说，2018、19年，他参与了刘晓波逝世一周年、六四30周年等大专题，但获得的关注不多。

比翁维恺早几年加入有线的黄慧茹也感觉，这几年香港记者跑中国新闻，内外受困。她今年35岁，自言在香港出生、受港英教育，对大陆了解很肤浅，“在香港很理所当然的是非黑白，原来同样的东西搬到大陆，你根本就套用不了。”她很享受跑中国新闻时，价值观不断受到碰撞，知识面不断更新的过程。

“不懂的范畴，我最喜欢做。”她说。

2012年加入有线后，她出差山西，很快完成窑洞专题。其中一则新闻，报导当地煤矿工程把一个老人的窑洞震裂，他迟迟未收到官方赔偿，要睡在棺材似的木箱保命。“一个窑洞里面一个人，这些是很小很小的新闻，却比起那些高大上的国家政策更能反映社会现状。”

但后来，就算做这些社会新闻，也不再顺利，“有的听到境外传媒直接断线。”

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翁维恺在广州街上，想采访市民对“光盘行动”的看法，因为被认出是香港电视台而被拒。同时，因为前年两次被人举报非法采访，中国组开始在广州办公室外装上闭路电视。

在新闻现场，年轻公安也一扫老一辈的周旋作风。“新的一批觉得你是来破坏国家声誉的，觉得你不要以为自己是香港记者就很厉害。”黄慧茹说。大陆学者也愈来愈不愿意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翁维恺找上中国社科院学者，收到的回复往往是“学校说不许”。

采访不易，受众也在发生变化。胡力汉记得，2014、2015年以前，很多观众还是喜欢收看关于中国百姓个体奋斗的故事，例如农村学生奋斗史，后来，观众逐渐倾向看大陆的丑陋人事。2019年之后，中港断裂进一步加深，北京以及港府的高压回应，进一步刺激部分香港民众的反中情绪。

“这些事根本与我无关，（大陆）这么多人是要死一些。”黄慧茹记得，有人在新闻下方留言。看着留言，她心里还是颇笃定，新闻并非为了简单满足读者情绪而做，中国组既要讲人话，也不纯粹猎奇。

在大陸走访多年，黄慧茹结识了许多具体的人。2012年，十八大后不久，微博疯传一封由年青研究生郭大军写的信《我的妈妈是劳改犯》。郭大军父母在兰州为土地争议所困，母亲赵梅福有上访纪录，有一次往北京探望郭时被公安发现，以为她再次上访，被处以劳教一年。习近平当时刚上场，传媒关注此事如何反映新一届领导人的维稳手法。

黄慧茹于是联络上郭大军，只请他每两天传短讯给她报平安，计划着要是没收到对方信息，才高调报导。受访者因为黄慧茹的真切关心，逐渐信任她，两人也成为朋友。最终，他们家的问题算有点改善，不过事情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赵梅福因为孙儿出生，没再上访。

“即使你很有使命感、很努力，在内地很多事情，你是无法改变的。”黄慧茹说。

这种无力感，近年也快速移换到香港。这批中国记者的大本营有线电视，面临剧烈的资本变动。2017年，原大股东九龙仓宣布停止向有线宽频注资，有指有线连续9年合共亏损16.53亿港元。后来，亚视前老板邱德根儿子、远东发展主席邱达昌创办的“永升亚洲”入股有线。由于永升亚洲的股东不少是中港地产商，引发公众质疑有线新闻部的空间将被逐步收窄。

“十九大之后，吴光正走人，九仓卖盘，我就知道什么事了。”一名不愿透露身份的中国组记者对端传媒提及，以前港澳办、宣传部门等人员不满报导，都会跟他们拍拍膊头、以友善语气提出意见，也有时向他的上司施压。他曾闻说以前九仓主席吴光正，在政协会上被批评有线电视常播负面新闻。而以他理解，其时有线执行董事赵应春也承受不少压力，只是赵当时会敷衍过去，使压力消散，不过十九大之后，当局的语气变得“像下命令”一样。

易主之后，有线不时传出裁员消息，也曾削减花红、要求员工放无薪假，前线记者感觉到公司资源正逐步紧缩。直至2020年，有线新闻部空降4名高层，同年12月初突然宣布裁员40人。这次裁员，引发中国组全员及港闻组等部门主管辞职，是新闻业界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体辞职潮。

总辞当天，中国组记者拿起司徒元的辞职信照着抄写，一起去吃了顿饭。“很理性，很实际，我们的风格。”黄慧茹说。

事发前一个月，有线盛传会裁员或减薪三成，当时司徒元对组员说，只要组内有一人被裁、被减1%薪金，他都会辞职。翁维恺算过，假若减薪三成，那薪金比他初入行时更低。记者们早就决定要一起走。

“这是大家的默契吧，小元走，大家都会走。”在翁维恺眼中，司徒元不仅指引他们读懂新闻背后的历史，也很信任新人；更重要的是，司徒元作为有线的开台元老，在团队内外受压的时候，像保护伞一样支撑着，使记者们可以放心去采访，他一旦离开，这种安心也可能会消失。

开端

在报导中国的路上，司徒元不打算止步。仔细权衡之下，他未来将加入香港网媒“众新闻”，继续带领原先团队的9名记者。司徒元觉得，尽管香港过去几年陷入严重对立分化，但中国组的新闻仍有不少观众。做了半辈子传统大众媒体，现在走入新媒体，他感觉有点兴奋。

2020年除夕夜，是有线中国组旧班底播报新闻的最后一晚，播出的是武汉一周年专题，这天也是大部分中国组组员正式离职的日子。

那晚的香港寒风凛冽。不少历代效力中国组的记者都回到荃湾的有线电视大楼外等候——吕秉权拍片纪录，林建诚帮他托着脚架，胡力汉用手机做直播。晚上9时半，电视大楼外，黄丽萍打开手机，20几个人同时收看“武汉一周年”专题。专题讲述大陆疫情中的吹哨者，新闻片段中传来现场尖锐的哨声，在海盛路尖细地响起。不远处，一辆警车停泊戒备。

主理这期专题的是翁维恺，为此他出差重访武汉。“做武汉一周年的专题，真的很有一个calling（感召）。对于我来说，对于这地方、人的感情可能是不停驻站（大陆）、到处跑才建立出来的。”离开有线后，他加入了众新闻中国组，未来还是想帮香港人去理解中国大陆。

看着司徒元和年青记者离开有线，林建诚既伤心，也庆幸自己曾为其中一员，在中国新闻路上跑过，跌过。他说，他们那一代人心底拥抱一种大中华情怀——以香港记者特殊的身位，为大陆受欺压的、弱势的人发声，然而到了近年，他的内心也在转变当中。

反修例运动给林建诚带来巨大冲击。“到2019年，这种所谓的大中华情怀，似乎我们已经很难再适合现在的社会。即使还有很多记者依然心系中华，但也不愿意提起，第一没有市场，第二内心也在转变当中。”他甚至开始反思：中港两地的价值观是否就是南辕北辙、无法调和？

“大中华思想是不是还能够为这个地方做些事情呢？能够改善底层老百姓的民生、生活和（回应）政治诉求呢？”他不断反问自己，但转念又想，自己说太多了，许多事情，应该交棒给年轻人去回答，去探索。

“我当然想大家关怀大陆老百姓，不要‘你死你事’，但我明白为何香港年轻人这样反感，因为中国政治自己倒米（帮倒忙）——2008年，很多人还是对中国有归属感，为什么（往后）的认同感会完全不同？”吕秉权说，自己不时想起，大陆维权律师浦志强，以往他们常常碰面，但近年政治气氛紧张，彼此已经很少联系，他只知对方生活惨淡，“尽量韬光养晦，一点也不好过”。

在2021年的当下，香港之于中国，似乎不再是一个例外。香港记者还有多大空间去报导中国？司徒元没有回避风险。“如果我报导豆腐渣工程，是不是国家机密呢？报导一个上访妈妈，是不是颠覆国家政权呢？”此刻他没有答案，“可能我天真，最后真的会判我（有罪）。但是，不要让这干扰你的判断。”

无论如何，未来真正进入中国新闻现场，都比以前困难。作为有线电视记者，以前他们可以获得中国当局批出的驻留许可，但作为网媒，获得官方记者证几乎不再可能，派驻记者的安全风险，亦越来越高。司徒元认同，新平台暂时未有驻站的确是一个遗憾，但他觉得现今记者的眼光和灵活度也相当重要——即便人无法身处现场，也可以凭借其敏锐度，判断亮眼的切入点，依仗网络通讯工具找出事件的受害人或组织。

未来，他准备带着自己一贯的新闻价值观走进新平台——当受众接收信息的习惯趋向两极化，他觉得，媒体仍然不应故意讨好观众，也不应为公权力粉饰。他说。“做新闻的基本点不变。不要忘记一件事：尊重事实、（帮助）弱势社群，维持公义之心。”

“只要心中那条线把持得住就算了，不会管它什么正面负面。新闻就是新闻。”司徒元说，“试试吧。对我来说，我都快要退休了。就像做专题，做到就做啰。”

“如果观众的选择仍然是这样的（两极），或者是我们不对，时代抛弃我们了。”黄慧茹这样想。不过，她感觉受众在2019年后反而改变了。2020年6月下旬，中国当局宣布，制定港区国安法是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一个从不关心大陆新闻的朋友突然问她，“那个什么几中全会是什么来的？”黄慧茹当时很惊讶，“你终于明白我这朋友的重要了吧？”

“中国在过去30、40年来的变化，影响到香港整个社会，无论是恐慌、繁荣、乐观、悲观的情绪。”司徒元觉得，不管未来如何，他还是想记录中国，也记录它对香港的影响。他判断，此刻是一个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对内的一统声音——这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八九之后，一个‘中国何处去’的关键时刻。”

前有线执行董事赵应春离职后一直婉拒媒体专访，仅向端传媒表示：“一直庆幸能与小元及一众中国组历年的记者共事，创造了电视新闻的一个篇章。”

回看在11年前写下的愿望，司徒元相信，中国新闻的出发点仍然是见证中国发展，期望它无愧于现代化的称号。“无愧于现代化，指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生活改善，还有对人的尊重、人权的保障、人的平等和自由。”他说，“走开是很容易的决定，但对于内地的人和发生的事，我始终有个感情。毕竟，我人生有段时间在那里度过。”

离开有线之后，一个晚上，黄丽萍独自看了许多中国组的报导，其中有她参与的北京香堂文化村遭强拆报导，也有网友约会走数的民生故事。“有维权，有搞笑。”她说，“脱离一段时间再看，咦，我们做的故事都挺有趣的。”

“我们还是很想做中国新闻，于是又聚在一起。”黄丽萍说。

（端传媒实习记者朱雪盈、林咏褀、汤伟圆、叶洁明、张晓澄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