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人说话了?”
“有人吗?”
等待了十几分钟,依然没有动静。阿峰知道,微信群里再没人能看到他的发言——这个群聊,又被封禁了。
阿峰将情况私信通知了群主。没过多久,新群的邀请链接发来,老朋友们陆续加入,你一句我一句讨论著,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也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自己仿佛变成幽灵,说的话没有人看见,同时也看不见其他人的发言,他习惯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炸群”——群聊中某些敏感内容,触发了微信审查,导致微信永久切断此群的交流权限,“现在有点炸群PTSD,几个小时没人说话就会担心,是不是又炸了。”
作为一个时事政治交流群的群主,陈亮对此也深有体会。第一次炸群时他手足无措,相同情况经历多了,他发现新建群聊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需按照设定好的标签勾选旧群友名单,就能轻松将所有人重新组织起来。十几次“经验”之后,他越来越驾轻就熟——约莫十分钟,就能将新群聊变回二三百人的状态,“炸习惯了,全套操作信手拈来”。
这套“自我收容、自我遣送”的流程,在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微信讨论群中不断上演。从身边琐事谈到世界格局,从规章制度聊到国家宪法,阿峰所在的这个微信群,短短两年间,已经“转世”20次,他也由最开始的害怕、愤怒变得从容,甚至学会幽默地苦中作乐:“炸群证明我们的不满被微信注意到了,我们的讨论还算有价值。”
阿峰从不愿花时间思考炸群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对言论的自我审查,“讨论无罪。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自我怀疑?”
而陈亮就尝试摸清神秘莫测的微信审查机制——在他为群聊所记录的日志中,可能的炸群原因伴随著一个个具体时间点,被详细记录在案:“之前一直讨论欧洲疫情,怀疑重复使用‘封城’一词”、“有人分享 Youtube 上的新闻链接”、“有可能是关于共产党的发言”……回想起来,每一位群友的发言似乎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
炸群的时间规律也同样难以捉摸,“通常在六四、国庆前后,”陈亮说,“但思考这些挺没意义,敏感事件太多,前年有反修例事件,去年是新冠肺炎,今年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哪一天哪一月不敏感吗?”他后来索性放弃记录,一个个被炸的旧群就像一片片坟地,但甚至没有人愿意揭晓墓志铭。
每个经历炸群的人,有自我审查的意识是无可避免,但陈亮觉得,正是这种无常的审查机制,才导致人心惶惶。“不告诉你红线在哪里,当局其实是希望每个人自我猜疑,其后变得安分守己。”
也不是没有人想过逃离。
目睹过审查给群聊带来的种种不便,小泽曾经尝试说服所在群成员,集体迁移到安全的聊天软件中,甚至自己搭建服务器,给群友提供免费的翻墙技术支援。计划实施得算是顺利,不少人通过他成功“逃生”,但没过多久,大家又渐渐回到微信,而他也暂时搁置了转移计划。“作为国民软件,微信的用户粘性实在太大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全部在微信中发生,它的垄断地位毋庸置疑。”小泽说。
群主陈亮也尝试过在Telegram中建立群聊,但收效甚微,每天成百上千条讨论,几乎还是全部在微信中发生。他并不灰心,认为大家宁愿回到微信继续“求生”的自觉,不无好处——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已然是一种提醒:“意识到自己时刻与这个体制共存,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微信,理解它如何作恶,进而去理解整个系统、以及资本与权力的重量。这也是微信存在的价值——我们要用工具本身去寻找裂隙,再试图去反抗。”
直播者的手机被没收了
身在香港,陈亮每次出发参与政治活动,都会在微信群里与群友直播,分享见闻。这天他走上铜锣湾街头参与反国安法游行,与群友分享现场视频、图片,还不忘加上描述——“估计现场有五六千人了”、“警察完全没有踪影,但人们还没有走到马路上”、“放催泪弹了”……
“现场穿蓝色衣服的警察在做什么?”“路边的政党宣传旗上写了什么?”他会耐心回答每一位群友的提问,也帮忙翻译现场的广东话。这个群聊中,群友来自天南海北、立场迥异,对他的直播行为也反应不一:群内三百多人,有人担心他的安全、有人嘲讽、更多的人只是默默注视著陈亮在“新闻现场”的一举一动。
陈亮游走于警方和示威者之间,像公民记者般记录著眼前发生的一切。两个小时间,他在群内分享了16个短视频,26张现场图片——“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现场的愤怒”,群友小阳说。小阳热衷于政治议题的讨论,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内地没有可靠的消息信源,群里的消息分享成为他了解运动的重要途径。虽然只是隔著屏幕,但和陈亮的互动、与其他群友的讨论,让他获得了真切的参与感。
陈亮在群内分享的最后一段影片,是警察驱赶著人群进入封锁线的场景。他一边拍摄,一边顺从警察所指方向,意欲离开。但没过多久,群内就有人传来港媒即时新闻的报道——“在新闻上看见群主了!”画面中的陈亮此刻正被截查,他与许多人并排站成一列,等待警方的搜身。
群成员数量立刻减少了两个。
在通往警署的巴士上,陈亮也不忘分享见闻,还拍摄车内环境分享到群内,但其后就销声匿迹。“陈亮怎么样了?”“他还好吗?”“会不会被警察栽赃陷害?”群友们你一句我一句,群内像炸开了锅。
“快要急死了”,小阳说,自己当晚心情激动,却又无能为力。这个群聊伴她“亲历”了很多重大事件:台湾大选、理大冲突、百万人反修例游行,总有有心人不断传送即时消息或直播片段供大家讨论,这让也她长了不少见识——“比如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时,有群友直播自己去投票的过程。虽然只能远远望著,但还是很兴奋,毕竟自己没经历过嘛。”
陈亮在香港为群友直播的当天,共有193人被拘捕,陈亮则被落案控告非法集结罪。有身在香港的群友开始帮助陈亮联络律师,群内也转而讨论起香港的法律常识。这时,分享到群内的视频,救了他一命,律师表示,这个四十余秒的片段可以证明,陈亮没有做出任何违法举动。
逃过一劫,陈亮事后翻阅自己的社交账号,来自群友的担忧与问候挤满了屏幕。能够让群友们更接近真实,陈亮说:“经常直播这件事对我来说,还挺值得骄傲的。”
他的手机被警察没收,虽然已经将所有记录删除、通讯应用登出,由于担心群聊内容被监视,他们需要“搬一次家”——“大家担心被追查的就退群,第二天群主会拉大家进新群”。
这对群成员来说再熟悉不过,大家说声再见后,又即将在新的群聊中,再次遇见。
民主试验田
“现在进行陪审团仲裁,请大家报名。”
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陪审团”一词首次出现在了这个微信群里。群主陈亮因成员的申诉而开启“仲裁机制”,召集“陪审团”介入矛盾。他的初衷是,希望让渡部分管理权,防止自己作出的决定带有偏见,同时希望在民主制度的保证下,群聊能够向自治组织发展。
这次的矛盾,经过“陪审团”五人同意、一人弃权的投票结果,达成共识——判定群内的一句挑衅为“不符合群宗旨”的发言、决定将发言者移出群聊24小时,并根据这次裁定,将“恶意提及对方家人”加入群规“恶意挑衅”之中。“陪审团”将结果公示在群聊中,群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机制。如何改变规则,怎样建立其他规则,群友也对裁定提出了很多意见。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跟其他人产生的交流,甚至荣誉感,还有由此建立的责任心,这些东西都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元素,至少是最初开始时,最需要的东西。”陈亮认为,小范围的民主是通往公民社会的必经之路,不仅可以解决眼前问题,也能促进良好社会气氛的产生。他信奉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话,“城邦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美德,而这与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两个月内,“陪审团”会议紧锣密鼓地召开了六次会议,为群内的大小事情作出了不少决定,但效率并不如群主预期:“有时说好晚上七点一起举手投票,等到九点有人还没出现,一问,原来去吃饭了。”在松散随意的聊天室内,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陪审团”这样的制度——小到对陪审团成员个人的不满,大到裁决程序是否正义,一个案例又牵扯出千千万万个问题和争吵。
陈亮终于感觉有些累了,“很多时候制度反而加强了对抗性,在现阶段,这个群没有办法维持这么多人的兴趣和参与感,后来我觉得还是算了。”好景不长,他废除了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仲裁、警告和立法会架构,正式宣布群聊进入紧急状态,独裁时期正式开始。
而在另一边,在一次争议中受到启发,陈亮也开始在所在群聊里招募仲裁团,在发生无法调和的矛盾时及时介入,维护社群秩序及公义。他自称这参照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编制,是一个不错的司法雏形——15候选人构成仲裁员池,从中随机挑选7人组成仲裁团,控辩双方要无条件接受仲裁结果。经过一番规则探讨,候选人报名启动,两天勉强招募到15个参与者,其后就再没有下文。
“关于仲裁团的意见还没表述完,就已经被后边各种各样的信息给淹没了。”陈亮有些无奈地表示,许多人肯定仲裁团存在的合理性,但真正愿意付出时间参与的人寥寥。他想,这或许与群成员的成长环境有些关联,“我们从小就在这样的文化中成长起来,公民参与感比较少。大多数人觉得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不愿意去承担所谓公民责任。”陈亮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技术,需要相当多的投入、耐心去处理琐碎的事情,在建立民主制度的共识前,一切想像都为时尚早。
他所在的群内,此前还进行过不少民主实践:协商群主产生方式、共议投票规则、推举“人大代表”起草群规并公示审核、成立调解委员会……许多人藉著群聊,才得以一窥公民社会的模样,和社会中人与人的相处之道:理性、宽容、关心他人福祉、平等相处。
“像模拟联合国一样,”当回顾这些尝试,有群成员表示,这些浪漫的想象略显多余——也许一个松散的原子社会,并不需要如此繁冗的机制,“但大家一起努力实践过,就已经有很大的收获。”
想象的共同体
目睹群友因为讨论性别平权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王婷没好气地关掉聊天页面。一句句针锋相对的逼问令她心烦意乱。紧接著吵架的群友集体退群以示抗议,一气之下,作为旁观者的她也忍不住点击“退出群聊”。
为何有问题不能好好解决?王婷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争论会时常出现?而大家的尖锐与戾气,又从何而来?
在这类时事政治讨论群中,每天有许多人分享时事、提供不同讨论角度,但正因为群聊大多提倡畅所欲言,社群内部在许多议题上难免产生分化和撕裂,讨论时常以骂战收场。如何接纳不同甚至对立的意见,改进公共表达的方式,是每个成员面对的共同难题。
王婷所在的微信群,整体政治倾向曾偏向自由主义,为了避免群聊陷入信息茧房的困境,曾经尝试吸纳一些“异见人士”,但在此之后,互相围攻、辱骂的情况就多了起来,沟通效率变得极低,最终又不可避免地回到最开始的样子——彼此的政治立场大致相若,讨论中有一些碰撞和交锋,但更多时候,“是零零散散的辩论和偶尔蹦出来的金句,甚至还经常跑题”。
王婷对现状很满意,“虽然要隔著各种敏感词和缩写所组成的奇怪组合,但至少能有些人让你坦然、肆无忌惮地对话,挺不容易的。”她表示自己获取信息的渠道多元,并不担心会因同质化的讨论变得封闭偏激,“现在中国的言论环境太艰难了,拥有一群想法相似的朋友是挺不容易的事,群聊就是一个大家能尽情讨论的地方”。
和王婷身处同一个微信群的青青也表示,能够在这样一个审查严苛的软件中,维持好这块小小的自留地,已经很不容易。尽管面对著不少人“抱团取暖、固步自封”的批评,但这个群体依然给予他难忘的交流体验:群内有著基本的尊重和共情,成员之间彼此的情感支持,消解了愤怒、无力感,“否则很难度过那一段段因为政治现状而抑郁消沈的日子”。
而另一边,群主陈亮则仍然没有放弃对于群聊公共性的探索。他认为多元化是群聊中的重要因素,不同立场间迂回的讨论,能将人的思维延展得更深更广,像苏格拉底无穷无尽的诘问,于质问中辩证——“你面对的是不同人的感情、意志,在针锋相对的交流中,这里的确可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理解和共情,虽然无法与真正的集体的相比,但至少在网络生活中,群聊提供了最接近‘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有曾经的群聊成员表示,陈亮是他见过的最耐心的群主,对不同政治派别的成员都有包容,也会维持秩序,可惜群聊效率并不高——大家都在自说自话、宣泄立场,而且彼此之间情绪对立非常严重,“几句话开始就已经开始阴阳怪气、互不相让,甚至连认真讨论的意愿都没有。”微信零散、线性的信息呈现形态,更降低了他发言的兴致,甚至选择退群,“在微信群里,想要跨越立场去讨论问题确实挺难的。”
“本群相信只有无限制的自由交流讨论才可能养育现代世界的核心:公民,而真正的社会只能由公民构成。本群希望并且努力提供这样的土壤。”——陈亮在群规中这样写道。他将群聊当作一种能够被无限发掘的可能性,每天花费大量精力于此的他,倒是不介意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群聊只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最重要的事情永远在线下发生;但只有迈出网上这一步,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才能够真正开始。”
(文中出现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在微信或者QQ上建政呢?这就好比你明明可以在笼子外面安全的对老虎平头论足,而你非要呆在笼子里面,又不是出不去,只不过是要你自己解锁通往外界的大门。不愿意迁移到TG,Discord或其他非中国国内平台的完全可以视为没有主观能动性。文中的群主甚至都把vpn弄好了,就差喂到嘴里了,依然无动于衷。你们想要的民主和自由,是要你们自己争取来的,没有谁能施舍给你。怕麻烦永远不是一个借口,炸群了重建一个群并且损失以前的聊天记录这是方便?不用说微信聊天功能的局限性和单一性,更不要提某天要是网警真的找上门,对你的生活会有多大影响。而在文末也明确的指出了群员虽向往民主的制度,但实际上向往的仅仅是民主的权利而绝口不谈自己的义务。至此可以基本说明这些人不过是所谓的“键盘侠”。
想知道怎么才能加入群….
群主陳亮不容易,想要在國內的網絡平台上實踐公民社會、民主體制,雖是異想天開,但通過真正的嘗試也可一窺而知構建這種社會需要多少年文明的積累、多少代傳承的鋪墊。否則,永遠可望不可即。
炸群不會影響到個人帳號嗎?
当人们发现可以用公权力堵住对方的嘴时就没有交流的耐性了,毕竟有什么比这个更快捷呢?
關於群組訊息聊天,一個常見的問題是:
會有幾個人同時發言,導致每人一句“洗版”,旁觀者想了解事情亦要“爬牆”。
相反現實面談或網上會議,
至少每次只有1個人發言,大家可以完整聽完他/她的論述,比起99+ 個訊息的視覺衝擊,有秩序(不會同時間有多個人發言)、完整的(其他人不會打斷發言)群組聊天更激勵眾人發言(參與度)。
這種ineffective communication直接損害民主協商,令不同立場的人都無法“完整”表達意見,變成「街市叫價」一樣:誰打字速度較快就勝出辯論。
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法是,限制群組發言的速度(e.g 每人2分鐘內只可發言一次,減低濫發和罵戰,提高每次發言的質素,亦令爭吵雙方有時間冷靜,不會以氣用事/不經思考地“問候別人母親”。
我加的闲聊吹水群已经炸了五六次了
交流的前提是平等,平等的前提是双方都兼具随时掀桌子的能力和不掀桌子的修养。民主小清新可能和张献忠或者勤王志士交流吗?张献忠把民小当期货死人,勤王志士把民小当行走的五十万。还交流?先保证自己不会吃牢饭或者变成烤人排再说吧……
逃過一劫,陳亮事後翻閱自己的社交賬號。應為「帳」號
你面對的是不同人的感情、意誌,在針鋒相對的交流中。應為「意志」
更多的人只是默默註視著陳亮在「新聞現場」的一舉一動。應為「注」
覺得這期內容不好
是否只有价值观相近的人才有交流空间?
我同意@Wessy所说在戾气如此重的环境下,要让人愿意理解对方的思考脉络是困难的,大家可能只是把讨论当作是单向通道。但是妨碍交流的点,真的是价值观的差异吗?
我认为有两种不同情形的交换意见,一种是在同一价值观下对不同事件“观察”的交流,即使同一价值价值观下,由于经历和了解的差异而导致的信息差异,交流即积累不同的“观察”。一种是不同价值观对同一事件的“观察”的交流。
前者的交流如你所言的“一丝可能”,但也如@Kerry_01,除非有特别的积累观察的需要(行动),否则这种“观察”的积累和八卦新闻一般似乎意义不大,因为你积累观察并不会对你自身价值带来任何改变,只是多了谈资。
后者交流则除了观察的积累,更可能让我们通过交流增进自身。这种讨论似乎充满戾气,但似乎并不是在所有领域皆如此,就好像这篇文章的讨论区便不如此有戾气(也许以后可能接下去会有?),学术讨论也并不会如此。
跨价值观交流真的难以进行吗?对任何一个文化,都对特定事件存在特定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触碰偏见下容易诞生戾气。我认为这种戾气是阻碍交流的主要原因,而并非价值观的差异本身。在“特定事件”外的讨论,对价值观交流是更有促进作用的。但由于充满戾气的讨论热度更高,更容易在流量时代下获得关注,因此这类讨论容易充斥舆论场,让大家的专注在这些戾气话题上。
如同你所说的,在管制社会下你依然能看见努力之人。但是在回音壁效应下,似乎大家认为跨价值观交流是不可能的。可见有形的“管制”并不会使价值观消失,相反无形的算法、从众效应,才是使人放弃思考的主要原因。
而@Wessy所提到的”友军打气认同“效应的能鼓舞他人,但我认为这种效应并不一定要来自于友军,如果社会上并没有这么多戾气,每个人的”不合群“都有可能被”敌军“所接纳,而这种来自异见的认可,才是更有利于跨价值观交流的。
作为一个早对微群上的交流、说理、辩论丧失希望然后全面退出的人,尽管我退出时最终的判断是:就算不说种种外部因素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微群的发言形式就注定严肃深入的交流难以持续维持(特别是在参与人数较多——这里说的“较多”可能也就10来个人吧),但这些朋友的留守与尝试仍然让我欣赏和敬佩。
我加的QQ键政群炸了快20次了
是否吹水聊天,個人倒是有不同想法。
現實緊縮的網路空間裡,先不談行動與否,就思想的自由而言,至少靈魂內在是可以藉由這樣的虛擬空間裡,透透氣喘喘息,「不合群」的自己,原來還是有不知真名的友軍打氣認同,在社會表象氛圍的疏離感下解放片刻,這樣的群聊,本身就有一種價值存在。
遠方的新疆、香港,或者圍繞在自身的裁員議題,那都是生活話題,對於自由的我們,早上談著BBC再教育營報導,晚上跟朋友思考加班勞權,這都是普通平凡的一日風景,連說話的空間都沒有,談何行動呢(笑)。
至於意見交流,其實我們都清楚,極左極右是沒有交流空間的,只有相近價值觀的人們,才有那麼一絲點交換不同意見的可能,而交換意見的前提是願意理解對方思考脈絡,在戾氣如此之重的大眾網路人格下,維持理性已不容易,又談何理解?所以變成說說自己內心話的單向疏通,似乎也是可以預見。
其實每每看到管制社會下,還有如陳亮之流願意努力之人,我就會再次增強信念,珍貴的友軍,需要被看見,社群老話: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一率蔑視左岸的台人言論錯誤無誤。
我比较同意kerry-1的说法,微信实际上是很封闭的,微信群缺乏telegram群组向外扩招的功能,微信群甚至无法搜索到,只能通过邀请或者面对面加入,这本身就是促成其封闭特性。
还是蛮奇妙的。很多事情算经历过… 对微信群作为“公共空间”本身就很怀疑: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导向,那所谓的“公共讨论”不过是吹水聊天。既然是吹水聊天,搞那么多花的有什么用…?
总觉得大家对所谓关注社会有一种畸形的偏见。关注远处的社会(香港、新疆,它们当然值得关注)犹过于身边的社会,因此讨论的内容就离地、复读、容易寻求共鸣而非交流。
并不是说对国人来说,新疆香港不值得讨论,而是说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讨论的目的仍然属于世界观层面,而不会导向现实行动。因此一拍两散总是没多大成本,与不同观点交谈总是心力交瘁——毕竟遥远的新疆对一个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营救维吾尔族的汉人来讲,和吴亦凡或者张艺兴孰高孰低也没什么区别。但你试试换成大家讨论一下阻止裁员的集体运动?当这个不能达成讨论会带来具体的后果的时候,人们自然会从天上回到人间。而这才是政治本身的含义。
事实上,只有行动才能赋予言论意义,面对这个事实:围观不能改变中国,只能养活中国达人秀。
文章內容令我這些不熟內地國情的讀者得益不少,對未來的不安釋懷了一點。
行文让人读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