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活法就快不一样了：迎接后瘟疫时代6大建筑空间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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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到今天，瘟疫令全球人类生活遭受重创，同时却也改变不少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增强创新和改变的可能。其中一个改变，该是“社交距离”于今已成为占据日常生活的新词，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轨迹都因之改变；而这个体与他人及外在世界的距离更变，也促进了关于未来“空间”的再思考。

世界各地的建筑师由此展开了对空间和距离的新构思：建筑作为长远规划范畴，是一种提前建造的未来，无论瘟疫最终如何结束，后瘟疫时代建筑的实验已经展开，有些更已进行实践。

方向一：家，动物的穴

瘟疫让我们重新发现，家作为掩蔽处、庇护所的感受和功能，在现代主义的去个人风格化潮流中如何被剥夺。

今日四处林立、自二十世纪起统领世界的现代主义建筑，正源于人类对上一次席卷世界的传染病——肺结核——的恐惧。结核杆菌被发现前，19世纪的西方医学界把肺结核的传播根源，归纳为潮湿肮脏、幽暗的地面和环境（尽管这说法其后被推翻），十九世纪的欧洲迂回多房、铺满地毡的传统住屋，及城市肮脏水渍处处的街道被认为是元凶。

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比意（Le Corbusier）在1935年著作的《光辉城市》（Radiant City）中，把肺结核病和现代建筑作为救治者的角色直接连结起来，把巴黎老区和过去的巴黎说成是“肺结核的巴黎”，病菌传播的媒介则是地面（natural ground）。

回应肺结核恐慌，现代主义建筑师提出了理想图像：光线、空气、干燥、绝对的洁净。柯比意构思架空，让空气流通和阳光照遍每一个角落的开扬建筑。曝露在外来空气之余（天台花园），他同时提出“精确呼吸”（exact respiration），信奉室内空气自我循环和洁净，以达致无尘和无毒的空气。

现代建筑师还把当时的西方疗养院设计移植到家居住宅中来。疗养院的大露台设计、素净的墙身和极简家居配置代替个人化的装饰或家具，设有健体设施、日光浴区域、网球场，疗养院的“统一洁净观”、“医治身体观”，都被引入家居住宅中来，更进一步延伸到办公室等各种大楼。

然而，过去一年新型冠状病毒疫症引发的隔离生活，令人们看到现代主义风格住宅未能满足的需要，它甚至为人们带来了恐慌和压力。有人认为家中工作终于令人拥有较人性的生活，有人却认为是灾难的降临——因为无处可去，只能全天望向窗外一小片天。

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空间上，世界的痕迹糅合个人的世界落在这一个穴居处，家是累积个人或社会历史的地方，而不是一道道无感情、无质感、与世界割裂的白墙。

一家人或同屋分租户（这在大城市很常见）长时间宅在家工作、在家网上工作、开会、学习，大家发现开扬的居所无法维持令人安然工作和生活的私隐，声音未能隔阻，也未能避免同屋者彼此之间的传播。时兴的 loft 或 studio因属全开放式工作室型居所，尤其难以使多于一人的同住者全天候安全共处。

疫情爆发后，西方建筑界不约而同指出，现代无间隔设计令个人私隐角落丧失，共居者长期对他人屋内行动的“监视”因而滋长很多不满。为惠及精神健康，不少建筑师认为可参考日本塌塌米住宅多用途房间，而灵活建立间隔和私人空间的趟门设计，对未来有可能长期窝在家的日子有正面作用。

据《New Yorker》去年六月报导，纽约的建筑师Koray Duman就在瘟疫期间和伴侣及16个月大的孩子共居家中，久而久之，这样的日子令人极为疲累，“有种完全失去自由之感”。隔离期间，来自纽约的建筑事务所 SO-IL正在布鲁克林设计一幢12层共30单位的房子，以回应病毒焦虑。他们的设计里，厨房、厕所、客厅皆分隔开，增加墙身隔音功能，划有书桌区；另外有30%为户外空间，从不同门口可达，是家居的延伸和透气处。而美国建筑师Michelle Ogundehin也说，那意味了家或许从此要有幽暗、自我省思的隐秘角落。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文化评论家、多年研究极简主义的作者Kyle Chayka。她也在文章中讲到，包浩斯设计师Hannes Meyer曾在20世纪初提倡理想的家居应该是一个居住机器：它不应延续传统，或盛载、体验情感情绪，而是应该服务于功能主义和效率主义。Meyer 设计了一个居所原型，一个给现代工人居住的单人“理想房间”（Ideal Room），一个最小的住房（minimum dwelling）概念。理想房间不是给一个人的，是给整个文明的一个居所范本。理想房间内是一个近乎牢房（cell）的陈设空间，里面有张床板，一张放了一座留声机的槢椅，另有一张空椅和两个入墙的小架。就这么多。把城市中人的存在缩至最小。

然而我们知道的21世纪的现实却是，人们在回应高密度高楼价生活方式的时候，更多奉行以最小空间安置最多个人物品的方法，例如在与人挤乘地铁时用耳筒听音乐或广播节目——由最小的存在达至“极繁”的占有，来建造更广大的形而上空间。尽管如此，这些年来，建筑潮流还是一直被简约现代主义统领，Kyle Chayka却指出，瘟疫告诉我们，如今极简或极繁主义都未必能够最恰切地回应当下。

瘟疫让我们重新发现，家作为掩蔽处、庇护所的感受和功能，在现代主义的去个人风格化潮流中如何被剥夺。Kyle Chayka认为，我们或许需要一个像动物的“窝”那样的空间：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空间上，世界的痕迹糅合个人的世界落在这一个穴居处，家是累积个人或社会历史的地方，而不是一道道无感情、无质感、与世界割裂的白墙；家作为一个“窝”，应当专属于个人，令自己能长期居住的甚至足不出户地冬眠，并且依然能和世界保持连结。

同样在疫情冲击下对“家”进行思考的，还有乌克兰建筑师Sergey Makhno，他说，瘟疫流行，或许“家”需重新加入庇护（shelter) 的用途，以及各种生活机能的储藏，需要能够包含各式活动空间。“我们应该开始思考‘堡垒式生活’的概念。”Makhno这样说，他在疫情中建造了一处概念建筑 Plan B，看起来就正是满足这些功能的一所地下堡垒。

方向二：垂直社区，自给自足

隔离生活引发了对自给自足生活的需要和想像，为社区设计带来革新思维。近年社区农场、同区经济圈流行，全球化横向、大型的跨地域移动得以反思，而今次疫情更进一步令人们发现：病毒正是随人类跨区跨地域的频繁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散播，各国隔离措施因此规模空前及严格：在地球许多角落，基本上你只能在家，外出只能因为购买食物、杂货、药物，交通工具的使用也被减至最低。

意大利建筑团队Piero Lissoni & Partners就因此为纽约一个投标项目设计了一栋名为天际线（Skylines）的摩天楼，作为一个巨型的纵向社区来回应这个后疫时代。

他们的设计中，大楼已超越大楼，而是把一整个社区、几条街道展示的生活机能商店设施都包含在内。大楼同时还建造食物生产链、天然资源和能源再生循环的生态系统。生活机能、处理身心健康的各种配套齐全，形成自给自足的垂直社区。

大楼分为核心楼和包围核心楼的大型农圃，目标是生产楼中的人所需的果菜，以及形成有树木和灌木林的森林。大楼设收集雨水自我灌溉的功能，落地玻璃和引入外间空气通风设计，同有吸收外间太阳和风的再生能源设备。底层是公共空间和文化设施，上面是体育设施和无土种植场。中层是医院；然后是学校、商业办公室、co-working space （共用工作空间），最高层则为住宅。

它容许住客的生活大部分时间就留在大楼里——听上去有点荒谬扭曲，也未必是良性的生活模式，但到疫情灾祸的非常时期，这种模式便提供了一种可能。

近年社区农场、同区经济圈流行，全球化横向、大型的跨地域移动得以反思，而今次疫情更令人发现：病毒正是随人类跨区跨地域的频繁流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散播。

更有建筑师把这种自给自足的构思扩展至整体城市规划，而且回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健康和观念，甚至是强化版本。马来西亚O2设计工作室的“The Post-Pandemic City of Tomorrow”方案里充满了一幢幢架空的高塔，城市再无街道，高塔里面各种生活工作空间设施齐全，资源分享和社区网络以塔楼为单位。关键是，建筑师把大楼和生活的核心放回“健康”——塔楼的核心部分是医疗中心、隔离空间和检测站。这座城市里，人们以彻底消毒的飞行胶囊作为主要代步工具，还有现代城市皆有的高速桥梁为城际交通网络。

方向三：教育，帐篷课室

很多公共大楼常见的粉饰建筑物的形象工程将大大减少之余，新趋势将会集中改善内部空间的功能性，例如大量增加多用途室、可移动的桌椅用具、流动分隔墙同样可叠起变身为书架等等。

英国伦敦东边塔村区（Tower Hamlets）万纳菲小学（Manorfield Primary School）和北伦敦一间小学正在试行帐篷课室授课。建筑师受丹麦户外教学的模式启发，将户外教学概念放到疫情期间搭建的临时学校（pop-up school）的设计中来。这些临时课室也提示了未来教学空间新的可能。

万纳菲小学建起20多座大大小小的帐篷，包围原有的教学大楼。这方案借用佛塔的概念引导人们顺时针流动，而使各人不会相交。方案重用节庆用的旧帐幕和流动厕所，另外设有吸收太阳能装置以制造热水。那些帐篷通风力很强，各具不同功能，学生午膳也是在营帐内。

教学行为和学校生活本都发生在密集空间里，孩童好动好奇，会产生大量难以抑制的肢体触碰，因而加速病毒传播。年初疫情高峰时期学校正是被最早关闭的空间之一，及至欧洲地区第二、第三波疫情封锁措施，学校却又获豁免——无论政府还是社会，都看到回复学校运作的需要和急切性。

万纳菲小学校长指学生离开学校太久了，我们需要创造更多集体而安全的空间，令他们回归。“在长期家中和zoom教育下，大家发现原来学校的物理空间对教学实践和个人滋养起到如此关键而无法替代的作用。”印度建筑师Pallavi Dean指灵活有弹性、有效率的空间变换，将成为未来学校建筑的主要概念。

丹麦在疫情期间把教室和课堂转到户外，除了使用帐篷，更大量走入森林、阳光下，在土地和林木间滚动，以接近大自然的方式学习知识。丹麦学校重开后的成效甚佳，而有些国家如德国在幼稚园和学前教育早有户外教学的传统，美国也在开展。未来将有更多国家试验更年长班级户外教育的可能性。

在欧洲，多数学校将会在2021年回复疫情前原有的空间距离和密度。但建筑界表示校舍设计概念却从此不一样，有著长远而深远的影响。很多公共大楼常见的粉饰建筑物的形象工程将大大减少之余，新趋势将会集中改善内部空间的功能性，例如大量增加多用途室、可移动的桌椅用具、流动分隔墙同样可叠起变身为书架等等。

方向四： 办公室，混合型模式

ThirdWay计划的新颖之处，在于把家中工作新发现的工作成效放到办公室的空间想像当中，恍如在办公室Home Office。

家中工作（Home Office) 模式为公司员工、管理者和建筑师带来新的领悟：一直以来到办公室工作、跟家庭生活分家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设置；另一方面，办公和文娱社交生活被认为应该近乎完全分隔割裂。但疫情令人思考，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英国建筑团队ThirdWay，就著对疫情居家工作形态的观察，刚在不久前交出了混合式工作型态 （hybrid working mode）的方案。

这个方案里，办公室有文娱社交的空间，甚至令员工工作的同时也能育儿、照料孩子。近年不少机构的办公室设有餐厅、健身房、甚至篮球场、泳池等饮食康体设施，这其中工作和余暇分家的法则不仅没有改变，甚至还强化了“保持身心康健以能更有效率工作”的劳动为本的社会规律。ThirdWay计划的新颖之处，在于把家中工作新发现的工作成效放到办公室的空间想像当中，恍如在办公室Home Office。在社交、育儿中工作、居家生活、休憇和工作相间：例如可在泳池边的太阳椅上回复电邮，在客厅装潢的梳化区和同事开会，在用餐区域打稿做平面设计工作等。而这些设施邻近较传统或正式的办公室空间，以助员工频繁交叉往返。办公室甚至有摇控工作的相应设施，以及ZOOM区域，让在公司和家中工作的人能顺畅互动。

另一个因著疫情加快推动的方向是以科技减低细菌传播。这个方向在近年办公室开始流行，但进程较慢且不彻底。办公室本身因商业机密、或规训员工的投入度而起用封闭式设计，且办公室内通常职员间互动甚勤，人口密度甚高。商业机构和建筑师在想的是，办公室如何能在未来的病疫中继续成为可用而安全的空间？

纽约建筑团队FXCollaborative在疫症期间刚好在设计纽约布鲁克林区一座商厦。他们因应疫情而立时调节内部设计，无触环境是重点之一。这个设计里，自动门、无触水龙头等基本设施齐备，还将有大量户外空间及可供借用的代步单车；还有就是建造最先进的通风设施。

土耳其建筑工作室Salon Alper Derinbogaz 设计的伊斯坦布尔伊迪兹科技大学（Yıldız Technical University）办公大楼，也是半开放式的浮台建筑。办公楼摒弃空调，直接引入室外空气，以及起用高效能散热物料和恒温技术来保持室内不会过热。办公室不同区域之间的走廊是室外有盖走道，甚而一些供开会、会客的区域也设在户外座位区。

方向五：室内无菌环境，材质的变革

铜制品两小时内可杀灭99%的细菌，“这是古希腊人用了数千年的器具，是前人的智慧。”至今，病菌仍未能对铜演化出抵抗性（resistance)。

新冠病疫启发的不止是防止某种病毒散播的设计，而是整体对生活环境细菌和病毒感染度的彻底检视。不少家居、办公室和餐厅都会定期清洁室内空间，但原来看上去窗明几净、像跟外来车尘污染隔绝的室内空气可以比室外更脏。跟据英国专业医护组织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报告显示，家居的室内空气比户外空气的污染度高逾十倍。墙身油漆、家具和地毡藏纳的细菌、霉、清洁剂的化学物质等等，全是释放有害气体和病毒的来源。和科比意的现代主义提倡的相反，世界卫生防护组织表示，室内内部循环的空气(re-circulated air)流动设施，如空调，是病菌传播的加速器。

建筑师提出种植大量植物可制造效力强大且天然的空气清新器。美国建筑师米雪安特然则建议参考日式建筑的玄关设计，把衣物鞋履放在玄关，把外来细菌留驻在家居最外头。而更多建筑师们皆不断研究和精进空气真正流通的环境，例如前文提到的Skylines摩天楼和伊斯坦布尔伊迪兹科技大学办公大楼。

在室内用具的物料上，建筑师和设计师们也展开了仔细的研究和改革。例如曾经常见的合金铜制厨具家品不易清洁、易生锈，昂贵（医疗用品尤其摒弃之），而为塑胶和不锈钢制品大规模取代——但现在，设计师重新起用铜制品，因为它比塑胶和不锈钢、甚至比银器更有效抗菌（新型冠状病毒可停留在前两者表面达三天，有些病毒则停留达数月）。据伦敦帝国学院传染病研究员Larrouy-Maumus表示，铜制品两小时内可杀灭99%的细菌，“这是古希腊人用了数千年的器具，是前人的智慧。”至今，病菌仍未能对铜演化出抵抗性（resistance)。

同时，设计师也正研究使用低密度材质物料制作家具——即是自然物料如木材、昆虫翅膀，会减低病菌的留驻时间和传播。昆虫，尤其是大体型的蝉的翅膀，其超疏水的表面具天然洁净除菌功能：污染物会随水珠滚走。而翅膀表面超微小的刺也令细菌难以逗留繁殖。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受此翅膀物料和小刺表面启发研发器具的制作的新物料和方式。

物品的制作方法和形状也在进行革新，如钛合金超薄片，石墨烯（Graphene）薄膜，其超细微和尖锐的边缘，能把细菌的细胞膜刺破。其他杀菌杀病毒的天然物料也正在被试验用作物品器具的涂层，如精油、松木、啤酒花提萃物等。

不过以上这些材质、制作方法和保养涉及较高成本和洁净水源，低收入和卫生情况欠佳的地方或许难以生产和使用保持。

方向六：公共空间，新城市体验

隔离生活令人们只能到公园和超市，如今可以在之前未能行走的地方留驻，开启崭新的“以人为本”的体验。

疫症把都市人长期在城市流动的生活模式喊停了，但同时，他们又以另一种方式被唤回，以新的方式感受户外的城市空间，成为疫情时期社会的主要疗愈。

不少国家出于疏导长期受困于家的市民的需要，把以行车为主的、商业行为主导的公共空间回归于人。那可能是暂时、又或是未来长远的规划方向。

很多城市开放因封城而关闭了的行车街道，例如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伦敦开放马路和行人路予餐厅和咖啡店设立户外座位。纽约市政府在市中心辟出了四十英里长的马路，再无车辆、只供路人和单车使用者踏足。隔离生活令人们只能到公园和超市，如今可以在之前未能行走的地方留驻，开启崭新的“以人为本”的体验。例如有市民搬了椅子，在曼克顿马路中央优悠品茶。此外，不少城市开辟更多单车行车网络，以回应因为疫情而生的庞大单车群体。

而使用大量车路改建成餐厅露天茶座，也是疫情爆发以来全球最常见的空间转型。英国建筑师Ben Masterton-Smith 认为，露天用餐（Alfresco dining) 有可能在后疫时代继续流行，“还能因此解决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问题。或者现在是时候培养出一个批判的目光，询问为何餐厅外泊车会成为优先、成为城市规划的常态。”

社交距离为不少公共、共用空间的使用带来难题，但同时因新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创造了新的美学和互动的想像。例如很多室内表演空间和餐厅要保持社交距离而封掉座位，自然有种荒凉的衰颓感。柏林剧院 Berliner Ensemble 却在今年9月重开剧院之时把700个座位的500个暂时拆掉，如今剧场场地看上去掉了牙的老人或小孩，有种喜感。“我们想令这件事变成创意：如今座位如装置艺术，不像是被废置的空椅群。”剧团艺术总监Oliver Reese说。而对观众来说，在集体的场所中能处于自己的小泡圈（BUBBLE）中观赏演出，也是私密和公共的交错糅合的有趣体验。

把在隔离生活布满城市的警告——你不能做的事情，不能逾越的界线——化成一种游戏，一种正面的生活体验。

而柏林设计师Martin Binder和心理学家Claudio Rimmele也合作设计了无感染游乐场（Infection-free Playground），其构想是让孩子在湖上的一些睡莲平台上游玩。浮萍叶子之间区隔至少数米，让他们能保持社交距离之余，也令他们感受和想像跟他人似远还近、互相照见的诗意。而且，如此也会激发他们在新的距离下积极发展与他人沟通的模式，继续发展其社交技能。

相近的化疏离为游戏的概念也可见于一些设计师的新意念中，例如是圆型如卫星图的野餐垫，各人有其以颜色圆布显示的“座位”，之间相隔两米。这种清晰的设计反而教人安心地共处，不用时时检测自己有没有跟他人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正是设计师希望能消弭的病疫带来的焦虑，把两米的警惕化为轻松戏谑的、如坐音乐椅般的感受；也把在隔离生活布满城市的警告——你不能做的事情，不能逾越的界线——化成一种游戏，一种正面的生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