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活法就快不一樣了：迎接後瘟疫時代6大建築空間動向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十四篇，歡迎點擊訂閲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去年初到今天，瘟疫令全球人類生活遭受重創，同時卻也改變不少我們的生活方式，甚至增強創新和改變的可能。其中一個改變，該是「社交距離」於今已成為佔據日常生活的新詞，我們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軌跡都因之改變；而這個體與他人及外在世界的距離更變，也促進了關於未來「空間」的再思考。

世界各地的建築師由此展開了對空間和距離的新構思：建築作為長遠規劃範疇，是一種提前建造的未來，無論瘟疫最終如何結束，後瘟疫時代建築的實驗已經展開，有些更已進行實踐。

方向一：家，動物的穴

瘟疫讓我們重新發現，家作為掩蔽處、庇護所的感受和功能，在現代主義的去個人風格化潮流中如何被剝奪。

今日四處林立、自二十世紀起統領世界的現代主義建築，正源於人類對上一次席捲世界的傳染病——肺結核——的恐懼。結核桿菌被發現前，19世紀的西方醫學界把肺結核的傳播根源，歸納為潮濕骯髒、幽暗的地面和環境（儘管這說法其後被推翻），十九世紀的歐洲迂迴多房、鋪滿地氈的傳統住屋，及城市骯髒水漬處處的街道被認為是元兇。

現代主義建築大師勒·柯比意（Le Corbusier）在1935年著作的《光輝城市》（Radiant City）中，把肺結核病和現代建築作為救治者的角色直接連結起來，把巴黎老區和過去的巴黎說成是「肺结核的巴黎」，病菌傳播的媒介則是地面（natural ground）。

回應肺結核恐慌，现代主義建筑师提出了理想圖像：光線、空氣、乾燥、絶對的潔淨。柯比意構思架空，讓空氣流通和陽光照遍每一個角落的開揚建築。曝露在外來空氣之餘（天台花園），他同時提出「精確呼吸」（exact respiration），信奉室內空氣自我循環和潔淨，以達致無塵和無毒的空氣。

現代建築師還把當時的西方療養院設計移植到家居住宅中來。療養院的大露台設計、素淨的牆身和極簡家居配置代替個人化的裝飾或家具，設有健體設施、日光浴區域、網球場，療養院的「統一潔淨觀」、「醫治身體觀」，都被引入家居住宅中來，更進一步延伸到辦公室等各種大樓。

然而，過去一年新型冠狀病毒疫症引發的隔離生活，令人們看到現代主義風格住宅未能滿足的需要，它甚至為人們帶來了恐慌和壓力。有人認為家中工作終於令人擁有較人性的生活，有人卻認為是災難的降臨——因為無處可去，只能全天望向窗外一小片天。

無論在精神還是在物質空間上，世界的痕跡糅合個人的世界落在這一個穴居處，家是累積個人或社會歷史的地方，而不是一道道無感情、無質感、與世界割裂的白牆。

一家人或同屋分租戶（這在大城市很常見）長時間宅在家工作、在家網上工作、開會、學習，大家發現開揚的居所無法維持令人安然工作和生活的私隱，聲音未能隔阻，也未能避免同屋者彼此之間的傳播。時興的 loft 或 studio因屬全開放式工作室型居所，尤其難以使多於一人的同住者全天候安全共處。

疫情爆發後，西方建築界不約而同指出，現代無間隔設計令個人私隱角落喪失，共居者長期對他人屋內行動的「監視」因而滋長很多不滿。為惠及精神健康，不少建築師認為可參考日本塌塌米住宅多用途房間，而靈活建立間隔和私人空間的趟門設計，對未來有可能長期窩在家的日子有正面作用。

據《New Yorker》去年六月報導，紐約的建築師Koray Duman就在瘟疫期間和伴侶及16個月大的孩子共居家中，久而久之，這樣的日子令人極為疲累，「有種完全失去自由之感」。隔離期間，來自紐約的建築事務所 SO-IL正在布魯克林設計一幢12層共30單位的房子，以回應病毒焦慮。他們的設計裡，廚房、廁所、客廳皆分隔開，增加牆身隔音功能，劃有書桌區；另外有30%為戶外空間，從不同門口可達，是家居的延伸和透氣處。而美國建築師Michelle Ogundehin也說，那意味了家或許從此要有幽暗、自我省思的隱秘角落。

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文化評論家、多年研究極簡主義的作者Kyle Chayka。她也在文章中講到，包浩斯設計師Hannes Meyer曾在20世紀初提倡理想的家居應該是一個居住機器：它不應延續傳統，或盛載、體驗情感情緒，而是應該服務於功能主義和效率主義。Meyer 設計了一個居所原型，一個給現代工人居住的單人「理想房間」（Ideal Room），一個最小的住房（minimum dwelling）概念。理想房間不是給一個人的，是給整個文明的一個居所範本。理想房間內是一個近乎牢房（cell）的陳設空間，裡面有張床板，一張放了一座留聲機的槢椅，另有一張空椅和兩個入牆的小架。就這麼多。把城市中人的存在縮至最小。

然而我們知道的21世紀的現實卻是，人們在回應高密度高樓價生活方式的時候，更多奉行以最小空間安置最多個人物品的方法，例如在與人擠乘地鐵時用耳筒聽音樂或廣播節目——由最小的存在達至「極繁」的佔有，來建造更廣大的形而上空間。儘管如此，這些年來，建築潮流還是一直被簡約現代主義統領，Kyle Chayka卻指出，瘟疫告訴我們，如今極簡或極繁主義都未必能夠最恰切地回應當下。

瘟疫讓我們重新發現，家作為掩蔽處、庇護所的感受和功能，在現代主義的去個人風格化潮流中如何被剝奪。Kyle Chayka認為，我們或許需要一個像動物的「窩」那樣的空間：無論在精神還是在物質空間上，世界的痕跡糅合個人的世界落在這一個穴居處，家是累積個人或社會歷史的地方，而不是一道道無感情、無質感、與世界割裂的白牆；家作為一個「窩」，應當專屬於個人，令自己能長期居住的甚至足不出戶地冬眠，並且依然能和世界保持連結。

同樣在疫情衝擊下對「家」進行思考的，還有烏克蘭建築師Sergey Makhno，他說，瘟疫流行，或許「家」需重新加入庇護（shelter) 的用途，以及各種生活機能的儲藏，需要能夠包含各式活動空間。「我們應該開始思考『堡壘式生活』的概念。」Makhno這樣說，他在疫情中建造了一處概念建築 Plan B，看起來就正是滿足這些功能的一所地下堡壘。

方向二：垂直社區，自給自足

隔離生活引發了對自給自足生活的需要和想像，為社區設計帶來革新思維。近年社區農場、同區經濟圈流行，全球化橫向、大型的跨地域移動得以反思，而今次疫情更進一步令人們發現：病毒正是隨人類跨區跨地域的頻繁流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散播，各國隔離措施因此規模空前及嚴格：在地球許多角落，基本上你只能在家，外出只能因為購買食物、雜貨、藥物，交通工具的使用也被減至最低。

意大利建築團隊Piero Lissoni & Partners就因此為紐約一個投標項目設計了一棟名為天際線（Skylines）的摩天樓，作為一個巨型的縱向社區來回應這個後疫時代。

他們的設計中，大樓已超越大樓，而是把一整個社區、幾條街道展示的生活機能商店設施都包含在內。大樓同時還建造食物生產鏈、天然資源和能源再生循環的生態系統。生活機能、處理身心健康的各種配套齊全，形成自給自足的垂直社區。

大樓分為核心樓和包圍核心樓的大型農圃，目標是生產樓中的人所需的果菜，以及形成有樹木和灌木林的森林。大樓設收集雨水自我灌溉的功能，落地玻璃和引入外間空氣通風設計，同有吸收外間太陽和風的再生能源設備。底層是公共空間和文化設施，上面是體育設施和無土種植場。中層是醫院；然後是學校、商業辦公室、co-working space （共用工作空間），最高層則為住宅。

它容許住客的生活大部分時間就留在大樓裡——聽上去有點荒謬扭曲，也未必是良性的生活模式，但到疫情災禍的非常時期，這種模式便提供了一種可能。

近年社區農場、同區經濟圈流行，全球化橫向、大型的跨地域移動得以反思，而今次疫情更令人發現：病毒正是隨人類跨區跨地域的頻繁流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散播。

更有建築師把這種自給自足的構思擴展至整體城市規劃，而且回復到現代主義建築的健康和觀念，甚至是強化版本。馬來西亞O2設計工作室的「The Post-Pandemic City of Tomorrow」方案裡充滿了一幢幢架空的高塔，城市再無街道，高塔裡面各種生活工作空間設施齊全，資源分享和社區網絡以塔樓為單位。關鍵是，建築師把大樓和生活的核心放回「健康」——塔樓的核心部分是醫療中心、隔離空間和檢測站。這座城市裡，人們以徹底消毒的飛行膠囊作為主要代步工具，還有現代城市皆有的高速橋樑為城際交通網絡。

方向三：教育，帳篷課室

很多公共大樓常見的粉飾建築物的形象工程將大大減少之餘，新趨勢將會集中改善內部空間的功能性，例如大量增加多用途室、可移動的桌椅用具、流動分隔牆同樣可疊起變身為書架等等。

英國倫敦東邊塔村區（Tower Hamlets）萬納菲小學（Manorfield Primary School）和北倫敦一間小學正在試行帳篷課室授課。建築師受丹麥戶外教學的模式啟發，將戶外教學概念放到疫情期間搭建的臨時學校（pop-up school）的設計中來。這些臨時課室也提示了未來教學空間新的可能。

萬納菲小學建起20多座大大小小的帳篷，包圍原有的教學大樓。這方案借用佛塔的概念引導人們順時針流動，而使各人不會相交。方案重用節慶用的舊帳幕和流動廁所，另外設有吸收太陽能裝置以製造熱水。那些帳篷通風力很強，各具不同功能，學生午膳也是在營帳內。

教學行為和學校生活本都發生在密集空間裡，孩童好動好奇，會產生大量難以抑制的肢體觸碰，因而加速病毒傳播。年初疫情高峰時期學校正是被最早關閉的空間之一，及至歐洲地區第二、第三波疫情封鎖措施，學校卻又獲豁免——無論政府還是社會，都看到回復學校運作的需要和急切性。

萬納菲小學校長指學生離開學校太久了，我們需要創造更多集體而安全的空間，令他們回歸。「在長期家中和zoom教育下，大家發現原來學校的物理空間對教學實踐和個人滋養起到如此關鍵而無法替代的作用。」印度建築師Pallavi Dean指靈活有彈性、有效率的空間變換，將成為未來學校建築的主要概念。

丹麥在疫情期間把教室和課堂轉到戶外，除了使用帳篷，更大量走入森林、陽光下，在土地和林木間滾動，以接近大自然的方式學習知識。丹麥學校重開後的成效甚佳，而有些國家如德國在幼稚園和學前教育早有戶外教學的傳統，美國也在開展。未來將有更多國家試驗更年長班級戶外教育的可能性。

在歐洲，多數學校將會在2021年回復疫情前原有的空間距離和密度。但建築界表示校舍設計概念卻從此不一樣，有著長遠而深遠的影響。很多公共大樓常見的粉飾建築物的形象工程將大大減少之餘，新趨勢將會集中改善內部空間的功能性，例如大量增加多用途室、可移動的桌椅用具、流動分隔牆同樣可疊起變身為書架等等。

方向四： 辦公室，混合型模式

ThirdWay計劃的新穎之處，在於把家中工作新發現的工作成效放到辦公室的空間想像當中，恍如在辦公室Home Office。

家中工作（Home Office) 模式為公司員工、管理者和建築師帶來新的領悟：一直以來到辦公室工作、跟家庭生活分家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設置；另一方面，辦公和文娛社交生活被認為應該近乎完全分隔割裂。但疫情令人思考，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英國建築團隊ThirdWay，就著對疫情居家工作形態的觀察，剛在不久前交出了混合式工作型態 （hybrid working mode）的方案。

這個方案裡，辦公室有文娛社交的空間，甚至令員工工作的同時也能育兒、照料孩子。近年不少機構的辦公室設有餐廳、健身房、甚至籃球場、泳池等飲食康體設施，這其中工作和餘暇分家的法則不僅沒有改變，甚至還強化了「保持身心康健以能更有效率工作」的勞動為本的社會規律。ThirdWay計劃的新穎之處，在於把家中工作新發現的工作成效放到辦公室的空間想像當中，恍如在辦公室Home Office。在社交、育兒中工作、居家生活、休憇和工作相間：例如可在泳池邊的太陽椅上回覆電郵，在客廳裝潢的梳化區和同事開會，在用餐區域打稿做平面設計工作等。而這些設施鄰近較傳統或正式的辦公室空間，以助員工頻繁交叉往返。辦公室甚至有搖控工作的相應設施，以及ZOOM區域，讓在公司和家中工作的人能順暢互動。

另一個因著疫情加快推動的方向是以科技減低細菌傳播。這個方向在近年辦公室開始流行，但進程較慢且不徹底。辦公室本身因商業機密、或規訓員工的投入度而起用封閉式設計，且辦公室內通常職員間互動甚勤，人口密度甚高。商業機構和建築師在想的是，辦公室如何能在未來的病疫中繼續成為可用而安全的空間？

紐約建築團隊FXCollaborative在疫症期間剛好在設計紐約布魯克林區一座商廈。他們因應疫情而立時調節內部設計，無觸環境是重點之一。這個設計裡，自動門、無觸水龍頭等基本設施齊備，還將有大量戶外空間及可供借用的代步單車；還有就是建造最先進的通風設施。

土耳其建築工作室Salon Alper Derinbogaz 設計的伊斯坦堡伊迪兹科技大學（Yıldız Technical University）辦公大樓，也是半開放式的浮台建築。辦公樓摒棄空調，直接引入室外空氣，以及起用高效能散熱物料和恆溫技術來保持室內不會過熱。辦公室不同區域之間的走廊是室外有蓋走道，甚而一些供開會、會客的區域也設在戶外座位區。

方向五：室內無菌環境，材質的變革

銅製品兩小時內可殺滅99%的細菌，「這是古希臘人用了數千年的器具，是前人的智慧。」至今，病菌仍未能對銅演化出抵抗性（resistance)。

新冠病疫啟發的不止是防止某種病毒散播的設計，而是整體對生活環境細菌和病毒感染度的徹底檢視。不少家居、辦公室和餐廳都會定期清潔室內空間，但原來看上去窗明几淨、像跟外來車塵污染隔絕的室內空氣可以比室外更髒。跟據英國專業醫護組織倫敦皇家內科醫師學會（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報告顯示，家居的室內空氣比戶外空氣的污染度高逾十倍。牆身油漆、家具和地氈藏納的細菌、霉、清潔劑的化學物質等等，全是釋放有害氣體和病毒的來源。和科比意的現代主義提倡的相反，世界衞生防護組織表示，室內內部循環的空氣(re-circulated air)流動設施，如空調，是病菌傳播的加速器。

建築師提出種植大量植物可製造效力強大且天然的空氣清新器。美國建築師米雪安特然則建議參考日式建築的玄關設計，把衣物鞋履放在玄關，把外來細菌留駐在家居最外頭。而更多建築師們皆不斷研究和精進空氣真正流通的環境，例如前文提到的Skylines摩天樓和伊斯坦堡伊迪兹科技大學辦公大樓。

在室內用具的物料上，建築師和設計師們也展開了仔細的研究和改革。例如曾經常見的合金銅製廚具家品不易清潔、易生銹，昂貴（醫療用品尤其摒棄之），而為塑膠和不銹鋼製品大規模取代——但現在，設計師重新起用銅製品，因為它比塑膠和不銹鋼、甚至比銀器更有效抗菌（新型冠狀病毒可停留在前兩者表面達三天，有些病毒則停留達數月）。據倫敦帝國學院傳染病研究員Larrouy-Maumus表示，銅製品兩小時內可殺滅99%的細菌，「這是古希臘人用了數千年的器具，是前人的智慧。」至今，病菌仍未能對銅演化出抵抗性（resistance)。

同時，設計師也正研究使用低密度材質物料製作家具——即是自然物料如木材、昆蟲翅膀，會減低病菌的留駐時間和傳播。昆蟲，尤其是大體型的蟬的翅膀，其超疏水的表面具天然潔淨除菌功能：污染物會隨水珠滾走。而翅膀表面超微小的刺也令細菌難以逗留繁殖。澳洲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受此翅膀物料和小刺表面啟發研發器具的製作的新物料和方式。

物品的製作方法和形狀也在進行革新，如鈦合金超薄片，石墨烯（Graphene）薄膜，其超細微和尖銳的邊緣，能把細菌的細胞膜刺破。其他殺菌殺病毒的天然物料也正在被試驗用作物品器具的塗層，如精油、松木、啤酒花提萃物等。

不過以上這些材質、製作方法和保養涉及較高成本和潔淨水源，低收入和衛生情況欠佳的地方或許難以生產和使用保持。

方向六：公共空間，新城市體驗

隔離生活令人們只能到公園和超市，如今可以在之前未能行走的地方留駐，開啟嶄新的「以人為本」的體驗。

疫症把都市人長期在城市流動的生活模式喊停了，但同時，他們又以另一種方式被喚回，以新的方式感受戶外的城市空間，成為疫情時期社會的主要療癒。

不少國家出於疏導長期受困於家的市民的需要，把以行車為主的、商業行為主導的公共空間回歸於人。那可能是暫時、又或是未來長遠的規劃方向。

很多城市開放因封城而關閉了的行車街道，例如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和倫敦開放馬路和行人路予餐廳和咖啡店設立戶外座位。紐約市政府在市中心闢出了四十英里長的馬路，再無車輛、只供路人和單車使用者踏足。隔離生活令人們只能到公園和超市，如今可以在之前未能行走的地方留駐，開啟嶄新的「以人為本」的體驗。例如有市民搬了椅子，在曼克頓馬路中央優悠品茶。此外，不少城市開闢更多單車行車網絡，以回應因為疫情而生的龐大單車群體。

而使用大量車路改建成餐廳露天茶座，也是疫情爆發以來全球最常見的空間轉型。英國建築師Ben Masterton-Smith 認為，露天用餐（Alfresco dining) 有可能在後疫時代繼續流行，「還能因此解決交通造成的空氣污染問題。或者現在是時候培養出一個批判的目光，詢問為何餐廳外泊車會成為優先、成為城市規劃的常態。」

社交距離為不少公共、共用空間的使用帶來難題，但同時因新的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創造了新的美學和互動的想像。例如很多室內表演空間和餐廳要保持社交距離而封掉座位，自然有種荒涼的衰頹感。柏林劇院 Berliner Ensemble 卻在今年9月重開劇院之時把700個座位的500個暫時拆掉，如今劇場場地看上去掉了牙的老人或小孩，有種喜感。「我們想令這件事變成創意：如今座位如裝置藝術，不像是被廢置的空椅群。」劇團藝術總監Oliver Reese說。而對觀眾來說，在集體的場所中能處於自己的小泡圈（BUBBLE）中觀賞演出，也是私密和公共的交錯糅合的有趣體驗。

把在隔離生活佈滿城市的警告——你不能做的事情，不能逾越的界線——化成一種遊戲，一種正面的生活體驗。

而柏林設計師Martin Binder和心理學家Claudio Rimmele也合作設計了無感染遊樂場（Infection-free Playground），其構想是讓孩子在湖上的一些睡蓮平台上遊玩。浮萍葉子之間區隔至少數米，讓他們能保持社交距離之餘，也令他們感受和想像跟他人似遠還近、互相照見的詩意。而且，如此也會激發他們在新的距離下積極發展與他人溝通的模式，繼續發展其社交技能。

相近的化疏離為遊戲的概念也可見於一些設計師的新意念中，例如是圓型如衛星圖的野餐墊，各人有其以顏色圓布顯示的「座位」，之間相隔兩米。這種清晰的設計反而教人安心地共處，不用時時檢測自己有沒有跟他人保持足夠的距離。這正是設計師希望能消弭的病疫帶來的焦慮，把兩米的警惕化為輕鬆戲謔的、如坐音樂椅般的感受；也把在隔離生活佈滿城市的警告——你不能做的事情，不能逾越的界線——化成一種遊戲，一種正面的生活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