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的基层性工作者，是否永远不被击溃？

2020年4月9日，台北市一名酒店女公关确诊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台湾的防疫机关、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该日起全台湾的酒店、舞厅、三温暖等八大行业无限期停止营业，酒店公关、经纪人与性工作者首当其冲，连带影响周边需求的妆发美容和载客运输业者。

不同于八大基层哀鸿遍野，舆情对疫情指挥中心一声令下就“成功扫黄”拍手叫好，揶揄这一天是“国定上岸日”，网路社群上流传着一则笑话：“这个小姐完成了历任警政署长没完成的任务，抄掉了全国的酒店和舞厅。”

即使台湾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合法划设“性专区”，让八大行业可在专区内合法营业，但没有一位县市首长敢赌上政治生命“败坏辖区内的善良风俗”，在地方政府的刻意不作为之下，台湾的性专区数目依旧是零，导致性交易不合法。撇开地下经营的私娼，可以合法立案的酒店、舞厅、理容院、spa养生馆常“默许”客人与陪侍公关进行情欲互动，店家对外坚称这现象是“双方合意”和“个人行为”，来规避警政稽查。

一名酒店小姐“凉圆”接受采访时指出，公司的职前训练不见得会教新人如何待客、按摩或是帮客人手淫，但一定会耳提面命遇到警察临检时的说词：“『今天来的是熟客，我就多给他一些杀比死（编按：台语，意指服务）……』就算警察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开单，反正是行政罚锾不会留前科，公司会帮忙付钱，但千万不要说整家店的同事都在做这个（性交易），人口贩运是刑事重罪，真的要去蹲苦窑的（编按：指坐牢）。”

凉圆今年三十二岁，她曾担任过酒店小姐、按摩小姐共八年，因为在年纪与尺度上竞争不过新人，现在转职为情色按摩“手枪店”的揽客干部。像凉圆一样、平日就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她 / 他们，在一场疫情之下，开始发现，自己或许需要一个工会。

平日闷声发大财、疫情出来喊劳权？

因为生存于制度边缘，八大行业的职业日常，时常必须以上述这种暧昧的“说词”与灵巧的“规避”来存活，这也导致社会上对八大行业“卖笑卖身、财源滚滚”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质疑他们平常赚钱时默不吭声，因疫情停业才跑出来叫贫哭穷。

但深入基层，则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公关、陪侍与按摩师并无底薪保障，要客人点选坐台才有收入，没店可以上工时就直接放无薪假。客人到酒店消费，那昂贵的台费，并不是让第一线工作者全部收进口袋里，必须与店家和趴客干部、经纪人分润，以台式酒店小姐每十到十五分钟的“节薪”350元为例，常见的配比是酒店与趴客干部150元、小姐150元、经纪人50元，这个配比会依照小姐的外在条件、与经纪人和经纪公司的协议、是否有债务和借贷关系而有所调整。

酒店会将薪资转给小姐所属的经纪公司，并且按日从中扣除营业税，依照业绩高低，扣除400元到1000元不等。此外还要减去店家订定的各种规费和罚款，例如发型、化妆、指甲、项链、耳环、手环一样不合格扣500元，店家举办节庆活动时，会要求小姐们向公司采购质料粗劣的应景服饰，动辄收费市价十倍，每星期收上千元的送洗费，到了尾牙春酒时节，公司规定每一名小姐都要向客人推销一定数额的摸彩券，每张以500元计价，做不到业绩则要自掏腰包买下。

八大世界自有一套内规，社会法治的逻辑行不通，给予劳工最基本保障的《劳动基准法》也形同无物，一张贴在酒店公关休息室的公告道尽一切：“上台时，发生任何事情（客人太色、灌酒等事项）都及时跟现场行政反映，由行政人员处理，未经由行政人员处理，自行卡台者，客人反应、造成干部买单困扰，单买不出来，查证属实重罚三千，轻者全场，重者整张单自行吸收。”

这张对外人有如天书的告示，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酒店公关被客人点台后，若受到性骚扰、灌酒、被蒙骗服用派对药物或轻毒品等不当对待时，必须通报店家处理，不可以自行离开包厢。如果公关陪侍自行离场惹怒客人，必须承担新台币3000元的罚单外，还要自己买下自己的全场共计十个小时、六十节的费用，以节薪350元换算共要21000元，而客人进酒店消费的“整张单”，还要算上包厢、酒水、点心以及其他公关的台费，这张24000元起跳的罚单最后究竟要算多少钱，恐怕比普通工薪阶级的月收入还高。

由此可见，公关、陪侍乃至于性工作者要在现行体制内不被剥削赚到钱，没有点手腕真难。他们必须负担业绩责任，并且对各种状况随机应变，他们不是店家的直属员工，而是在经纪人的带领下，前往与经纪公司合作的地点上班，比起雇佣（编按：直接被店家聘雇、受店家指挥也受相关法规保障）更贴近承揽（编按：以一定金额完成店家指定的工作内容，执行方式不论，但也不受保障），无论店家还是经纪公司都不会帮忙投保劳健保。

在政府劳动统计上，这群八大第一线等于是失业人口，也长期被屏除在《劳基法》、社会保险与信用制度之外，导致他们各自服膺黑道势力或地方派系，在社会的背光面活动。

这些日常脆弱的平衡，在4月9日的这位酒店小姐确诊后，快速崩解。从4月9日停业到6月7日娱乐场所解禁的两个月间，被公权力剥夺工作权的一群八大行业、性产业基层劳动者，意识到传统体系导致他们与政府祭出的数波纾困无缘，开始倡议组织工会，踏出在公领域争取权力的一步。

这看似理所当然的劳动诉求，却有重重难关必须克服。

第一个问题是，许多八大人碍于社会观感，或对于和政府、公权力交涉有很深的恐惧，不愿意站出来当可能被枪打的出头鸟。

担任男体口交、肛交、挑逗等性爱课程讲师的徐豪谦，拥有国立清华大学社会所硕士学位，研究主题即是他十八岁成年以来从事多年的工作－－在Gay Spa中服务男同志的按摩师（以下简称男师）。

探讨男师的情欲劳动时，徐豪谦发现同业们最大的内在矛盾，是多数人以“专业按摩师”自居，非常抗拒被归类为性工作者，当性工作者呼吁政府给予合法地位时，他们反而避之唯恐不及。这一派人主张在90到120分钟的服务时段里，必须先以货真价实的按摩功夫铺陈，替客人手淫到射精的“Happy Ending”只是最后一小部分，不能“以偏概全”。

“有一次同我在休息室读性工作相关的文献，被一位同事看到了，他就很不屑地吐槽我说：『你走错地方啰。』（编按：这位同事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性工作”）”徐豪谦说，而吊诡的是，男师在服务客人时必须勃起、以各种撩拨展现对客人有“性趣”，营造出“这是真实的情欲”而非单纯的生意，客人才会满意，不然还会抱怨男师服务不佳。

为了上场表现良好，许多男师会服用威而钢、犀利士等药物，“就算那些（撩拨）服务都不算数，但没人能否认帮客人『清弹匣』是一种性行为，男师拿钱办事，却要拼命否认这是性交易－－说穿了，就是自己心里那关过不去。”

“做这一行的啊，很多都抱着『我只是暂时来这边赚钱，赚饱就走』的心态，不把这份工作当工作。”凉圆指出，自己向各家养生馆要小姐们的照片建档，以便向客人推荐妹仔，店家常提供她夸张的假照片或是盗用网路上小模的清凉照，凉圆向店家抗议，直说客人又不是瞎了眼，怎么会看不出来这些是照“骗”？店家的说词则让她绝倒，“『阿姐别逼这么紧，妹妹以后还要嫁人呢！』（编按：意指不能让外界太清楚辨认小姐真面貌）”

“我一听想说对吼，又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和家里八百年没联络，母胎单身到今天，一人饱就全家饱的……所以我也懂那些妹妹，为什么她们连张照片都不肯拍，这事给爸妈朋友老公婆家知道了，怎么可能心里没疙瘩？”凉圆回忆起小时候家里破产家人离散，成长过程中遭受不少冷脸，连带不相信体制，更难信任公权力能按照她的期望处理好问题。对于参加性工作者组织的工会，她抱持怀疑的态度，“加入不就是昭告天下『我在做鸡』吗？那还不如什么纪录都不要留呢。”

各自为政的八大派系，彼此角力

当疫情来势汹汹，八大基层在“没染病，先饿死”的处境下，得知劳动部推出“自营作业者或无一定雇主之劳工生活补贴”方案，凡透过职业工会参加劳工保险、投保月薪在新台币24000元以下、2018年未达综合所得税课税标准的劳工，都可以请领3万元纾困金，倏地有诱因加入工会，但却发现能参加的工会少之又少，而且经常不得其门而入。

目前在台北市，工会名称与八大行业比较近似的，有“特种饮食业从业人员职业工会”以及无党籍市议员林瑞图为首的“特殊娱乐业从业人员职业工会”。推广性产业去污名化行动的“酒与妹仔的日常”脸书粉丝专页团队领袖、有鑫经纪公司经纪人胡筠筠指出，她屡次联系前者却苦无音讯，后者在5月15日由工会理事长林瑞图为首，率领三百多名酒店、舞厅从业人员，前往台北市政府陈情，呼吁尽快解封，让第一线恢复生计，胡筠筠到台北市劳工局谘询，却发现特殊娱乐业从业人员职业工会的组织章程不允许酒店公关加入。

这两个工会都有定期向政府缴交文书资料，证明它们仍在运作，但两者辖下的会员人数各为九十几与一百多人，一间普通规模的酒店平日就有上百名公关在服务客人，可见没有参与职业工会的第一线占绝大多数。

台湾社会越趋多元开放，男、女、跨性别的公关、陪侍与性工作者以非传统形式贩卖情欲服务，他们需要的不只是能上班赚钱和投保劳健保而已，胡筠筠期待一个“有功能”的职业工会，建立起互助管道，协助基层争取权益、申请纾困、处理劳资纠纷，并且让产业资讯透明化，才能够逐步洗刷社会对性产业劳动者的污名。

拥有远大的理想，执行上总会遇到不少碰撞，八大行业的派系分立，基层团结大不易－－虽然酒店、舞厅、包厢KTV或Spa养生馆都在八大行业的范畴中，但彼此的客群不同、服务内容不同、收费基准不同，多数基层彼此不认识也不了解对方，又怀抱着竞争意识，当一群欠缺互信的台式酒店、日式酒吧陪侍、按摩店与服务LGBTQ族群的性工作者聚在一起，在谈合作之前要先吵一大架。

胡筠筠回忆，募资平台FlyingV与日式酒吧NINE Bar妈妈桑、条通复兴计划发起人席耶娜曾共同主办“去条通”活动，主打宣扬条通文化，列席讲座的有日式酒吧、男公关、跨性别公关代表，由同志谘询热线的“肉弹甜心”执主持棒，但独漏了台式酒店。

坐在听众席的胡筠筠，听着日式酒吧主张自己贩售的是“朋友感”、店内环境比台式酒店单纯高尚，揶揄台式酒店的公关是“卖肉的”，男公关对于是否提供性服务等关键问题撇得一干二净，跨性别公关则是处处藏私，对各种提问都以“不知道、这个不能讲耶”打马虎眼，让她气得在讲座QA时间立刻跳出来，公开表态“我是台式酒店的经纪人，以前也做过台式酒店”，质问为什么主打为酒家文化辟谣的讲座，竟然处处贴同行标签？

“我喊着不能切割台式酒店和性工作者，在现场大吵特吵，吵到主办单位出面道歉。”

胡筠筠描述，因为她跳出来抢麦克风，让后来“去条通”活动纳入了台式酒店的观点，一挂人不打不相识，在以她为联络人召开的职业工会成立大会上，一名叫“陈香君”的代表上台自我介绍：“各位好，大家都叫我席耶娜，但是很少听过我的本名，我也是条通商圈发展协会理事……”

参与成立大会的，还有由LGBTQ性工作者组成的台湾性工作权益推动小组，议程中讨论到成立推动性产业劳动者权益的非营利组织，也剑及履及地处理申请文件和发起人连署。各派系从吵得火爆到串联合作，除了接触后解开误会、建立不互贴标签的默契，也是有共识在疫情之前不该弱弱相残。

疫情的意外产物：夹缝中求生的新工会

当各派系终于克服歧见，愿意团结一致时，胡筠筠说筹备小组遇到最荒谬的困难：“竟然是没有几个适合我们用的工会名称！”

台北市劳工局的承办窗口告诉胡筠筠，职业工会必须明确定义招募成员的性质，名称要一目了然但又有可操作空间，当然不能与现有工会重复。要用哪几个关键字将男、女、跨性别的公关、陪侍与性工作者都涵盖进来，又不会与已经立案的“特种饮食业从业人员”与“特殊娱乐业从业人员”职业工会撞名，胡筠筠与筹备小组成员简直抓破脑袋。

但时间并不等人，在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政府补助的推波助澜下，条通发展协会的成员中，有建商和前里长候选人也放出风声想组工会，另有其他经纪公司想自己当领袖。眼看各路有关或无关的人马都要跳进来分一杯羹，胡筠筠的团队认为兵贵神速，连忙在5月16、17日召开成立大会，先把最“名正言顺”的关键字抢下来，连续两日会议后，新工会最后定名为“特定休闲娱乐业劳动者职业工会”，至于“特定休闲娱乐”的定义能否说服审查文件的公务员，必须等候一个月的审阅期才会揭晓答案。

等待新工会成立的同时，“酒与妹仔的日常”团队成员在粉丝团上贴出陪侍产业急难纾困申请方案的懒人包，一边替同业们处理文书作业，至今已经协助了六、七十名陪侍公关送交申请书。跑在前面抢社会声量的麦克风，就必须面对各方的检视和压力，原本有意参加成立工会战局的建商与前里长候选人得知被人抢先，不免有些微词，“还好在同一个协会的席耶娜去和他们沟通，现在算是没事了。”胡筠筠说。

在2020年底，工会已经顺利成立。肺炎疫情让原本性质各异、很难有团结契机的八大基层走在一起，筚路蓝缕的工会征途后，团结争取权益、共同洗刷污名的能量是否能持续集结？仍是未知且巨大的考验。